昂贵的中国人力资源

来源 :南风窗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myloft1d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几年因为希望集团规模渐渐增大,员工也多了起来,学习同行的管理经验,是提高自己管理水平的一条有效之路,所以我经常出国去看别的国家的同类企业。最近一次到韩国的一家面粉企业去参观,给我的刺激非常之深,回来后好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
  那是西杰集团下面的一个面粉厂,它每天处理小麦的能力是1500吨,雇佣了66个员工。那里的员工工作效率之高令我惊叹。我是干这一行的,我知道中国同样的企业一般生产能力在几百吨,但是雇佣人手一般水平就要达到100多人。我们希望集团效率要高一些,250吨处理能力的厂一般用70~80人,但也已经是它这个厂的6倍了。
  可是更令人刺激的是后来在与这个工厂的管理层交谈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也在中国办过厂,地址在内蒙的乌兰浩特。250吨的处理能力,他们雇佣了155人,效率与韩国企业比居然有10倍的差距。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觉得效益太差,就把这个厂给关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设备的先进程度不如韩国吗?不是。韩国的这个厂是80年代投入生产的,而内蒙的那个厂是在90年代建起来的,设备全套进口,比老厂还先进。管理者同样是韩国人,我们后来还碰到了在内蒙那个厂的厂长。
  我专门就这事问过那个厂长:为什么同样的设备,同样的管理层,中国那个厂就要雇佣那么多人。那个厂长很含蓄地回答我:“中国人做事不到位。”
  就是这句话,让我回来以后几个晚上睡不好。我知道,当着我们这一群中国人,那个厂长的话肯定已经是十分客气了。他们在内蒙那个厂肯定是大量地碰上了我们中国人不够敬业的事情。
  回过头来看,就我自己所见,我们中国人在企业里做事,确实不如韩国人认真。首先他们是手脚不停,无论是工人还是管理人员,手头的工作做完了,就一定安排有别的事做;另外他们是一专多能,比如说一个厂长,如果他觉得他的岗位比较空闲,他就会做一些其它事,以节省人力。而在我们希望,还存在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差不多就够了的想法,所以我们的效率就低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问题。因为即使是这样,就算他们每个人干了我们1.2个人的事,我们也不会与他们有10倍的人力效率差距。
  琢磨了好几个晚上,我想到的是,這种人力效率上的差距,绝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并不是他们一个人做了我们1.2个人的事,10个人就相当于我们12个人。效率是乘积关系,一个人的效率是我们的1.2倍,10个人的效率是我们的1.2的10倍,所以他们的10个人就相当于我们的100个人。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在企业里他们用那么几个人就能办到我们那么多人才能办到的事。
  所以那个厂长的一句“中国人做事不到位”,确实是把我们的毛病指到了根子上。这样一算,我得出了一个很惊人的结论: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其实是非常之高的。不要光看我们每个人的薪水很低,我们做事情的效率也比人家低,而每个人低那么一点点,体现在一个企业、一个社会,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而且这种差距并不是靠管理就能解决的。管理者可以定出一个人应该怎么怎么干,但是管理者不能说你干完了还应该做点什么事情,这种补位的意识完全要靠自觉。
  这种差距一定要补上。我们每个人都在抱怨自己的薪水太低,我们每个人也都希望中国更加强大,但是否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自己少做那么一点点就会与他们拉开很大的差距呢?我看不是。
  中国的市场竞争已经拼过了好几个阶段,胆量、技术、规模、宣传都拼过了。现在我们这些企业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我们的员工每个月只能拿一两千块钱人民币,而发达国家就能拿几千美元?看起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工作也差不了多少,但是我认为,就是每个人那么一点点的差距,造成了企业之间巨大的落差。
  这种意识上的提高是很难的,关键在于一个也不能拉下,所有人的效率都必须提高到那样一个水平上。这要靠天长日久地造成一个气氛:如果我们每个人不是把事情只做9分,而是做足10分;如果整个企业都这样,我相信我们的员工就能拿10倍于现在的工资。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再改进一点,做足11分,我们不就能赶上欧美了吗?□
  (编辑:郑作时)
其他文献
编者按:  正如腐败到处都有,并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一样,许多社会矛盾也是跨越地区界限,在各地有先有后地上演。高希均教授在台湾以推广新观念的先锋闻名,近年来也频繁到祖国大陆演讲交流。这篇对权钱勾结的社会现象的剖析,虽然是针对台湾社会,但其中的许多观点,对正在大力反腐的我们也不无启迪。    那些高官、民代与巨商是“新”白吃午餐者。  巨商们以政治献金与理念表态做一本万利的投资,  来交换政治人物可
期刊
发展不是稳定唯一的法宝    发展和稳定是我们传统所认同的理念,只有发展才能保持并保证社会的稳定,经济发展才是最大的稳定。两者之间是一种必然的直接联系。几次的社会动荡总是同发展的速度有着直接的关联,这让人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但是,对于改革已经进行到一定程度的中国来讲,如何理性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必须引以深思的问题。  对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比较流行的看法就是,由于通货紧缩,经济发展的速度下降
期刊
从我国社会已有苗头显露的种种迹象看,并由此追溯我国政治经济改革变迁中出现的漏洞,同时分析现有政策与经济制度中的内在缺陷,我们就会有充分的理由作以下结论:黑金政治已经开始袭击中国的社会肌体!  所谓黑金政治,就是指某些社会经济势力与国家政客勾结,共同盗取国家权柄与社会公众财富,有钱人藉着政治权力牟取非法利益,政治人物藉“权”捞钱,黑白合流,利益共生互享。黑金政治表現的一种情况是:社会某些经济集团使用
期刊
《南风窗》今年2月号的《打假,真正的战争》一文,在义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文中大量引用的QBPC(外商品牌保护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关于义乌市场假货问题的描写和分析,令人触目惊心。  作为一个义乌人,我必须承认,义乌的假货现象的确存在,但是绝不像QBPC的报告中所描述的那么严重。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营层次的不断提高,经商人员素质的不断增强,经营环境的不断改善,以及义乌各有关方面对
期刊
今后的5到10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一个时期,长期积蓄的矛盾、危机,都可能在这一时期打断社会的演进和转变过程,把整个中国社会推向所谓的“高风险社会”。    政府行为经济化企业化    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主要表现为如下的几个方面: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个人的经济收入;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层层下达经济增长的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
期刊
附录:张平简历  张平,山西省新绛县人。1954年生于西安,幼年时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遣返祖籍山西晋南的一个山区农村。初中没上完便回乡务农。干过民工,做过代课老师,写过材料,当过文艺宣传员,而后又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荐到师范学校读书。1978年,考上了山西师大中文系。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文学作品4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祭妻》、《姐姐》、《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抉
期刊
焦大,59岁,宁国府勤杂工。今年9月6日傍晚,焦大值班时不听劝阻,喝酒至醉。大总管赖二分配他送人,焦大拒不服从,反而大骂领导赖二做事不公道,欺软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别人,像这样黑更半夜送人的事,为啥偏派给他,真是个没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焦大老爷跷起一只腳来,比你的头还高呢。但赖二做到了骂不还口,只是苦笑。  群众见这焦大太撒野了,便把他揪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此事欠妥,和依法治国不大对路,但
期刊
陈水扁“外交民主之旅”行程14天,横跨南北美洲、非洲、亚洲,环球一周,随行人数和访问国家数目,都创下历年来“元首出访外交”之最。  最让人兴奋的是,这趟万里长征的第一天就出现大大的吉兆,旗开得胜。原来陈“总统”专机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飞机滑向停机坪时,幕僚就喜不自胜地发现,克林顿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刚好就停在旁边。在偌大的停机坪上,只有台湾和美国“元首专机”并肩停靠。  陈“总统”得知,一时五中
期刊
权力污染    一、官场  官场无疑是权力污染的“重灾区”,行政权力的腐败也是导致整体社会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是一切“污染”之根本,后面的种种污染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所在。这是人们谈论最多、垢病最多、意见最大的疑难病症,体制内体制外对此纷纷出谋献策,却久治不愈。  具体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前提是手中握有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行政权力,并且有适当的权力实施对象。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不是积极服务于公共职能,
期刊
小姐和丫鬟    18年前,温州乐清县农民卢毕泽和卢比良兄弟俩在内蒙古包头经营服装亏了本,回家路过北京,看到商贩沿街叫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没卖掉的衣服拿到前门、王府井“练摊”,谁知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包头无人问津的服装,在北京成了抢手货,被北京人抢购一空。哥俩索性在北京南部的丰台区租了间农民房,添置了缝纫机,搭起了裁剪台,这个专门加工时髦服装的作坊让卢氏兄弟赚了不少钱,于是他俩招亲唤友,越来越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