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职业剧社的生态演变,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着一个社会的演进
　　
　　中国目前的话剧市场活跃着三支力量:国有剧团、民营剧团和非职业剧团。作为非职业剧社,虽受限于作品质量和影响范围,只占江山一角,但它依靠民间力量,参与到塑造民间话剧生态的行列中,并以春风化雨的力量悄然改变着社会。
　　话剧作为一项在西方发展多年的艺术形式,其最初传入中国也是依靠民间力量。上世纪初赴日、欧、美的留学生,掌握了西方戏剧理论和实践经验,并将这些理论经验引入国内。那时候,没有专业剧社,只有一个个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自觉行为——组建业余剧社,依靠话剧的力量去“开启民智”“救亡图存”。
　　当时有影响力的有天津南开新剧团、上海复旦剧社等。南开新剧团由留美归国的张伯苓校长提出创办,他希望通过校园话剧,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一代大师曹禺就曾是该团成员;而成立于1925年的复旦大学复旦剧社,由洪深担任指导,多次面向社会公演《委曲求全》《雷雨》《日出》等经典剧目,广受社会好评。
　　与非职业剧社相比,中国职业化剧团要晚近20年,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出现。而这也要归功于非职业剧社扩展了群众基础,并为话剧表演积累了理论和实践的经验。也是在这种背景下,造就了早期中国话剧的黄金时期和诸如《雷雨》等经典剧目。
　　从抗战开始到文革结束,话剧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表演程式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中国话剧的发展,也使一度勃兴的非职业剧社全面萎缩。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電视剧、电影冲击,曾为“全民关注”的话剧,变成“曲高和寡”的小众艺术,面临生死存亡的窘境。直到90年代小剧场话剧出现,才让前景黯淡的话剧稍显亮色。
　　而民间非职业剧社的再度兴起则是在2000年之后。不同身份成员组成的“业余剧社”开始陆续出现,合力打造民间话剧的“复兴”。
　　中国目前的非职业话剧社可分为两类:学生社团和社会社团。
　　在学生社团中,尤以高校中的话剧社为主。有代表性的包括从“五四”时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北京大学戏剧研究会,诞生于炮火硝烟、已有70多年历史的浙江大学黑白剧社。
　　据调查,在北京、上海等文化发达城市,约有百分之六七十的高校都设有自己的话剧社,而且这个数量仍在不断增多,这为更广泛地播撒话剧种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大学生由于学业压力、自身视野、理解能力,以及社团组织管理能力等因素限制,许多话剧社的作品质量不高,话剧社的运营难以为继。不过,高校社团也在更开放地寻求社团间或者与社会专业人士的合作,不断扩大社团影响力以及作品的数量和质量。
　　同时,近年来,大陆高校还从香港引入“教育剧场”的教育方式,即老师引导学生参与群体戏剧表演,在表演过程中释放自己的个性,加强人际沟通,主要用于提高学习效率,并促进人格的完善。这种教育理念早在上世纪初,就已经用于欧美的教育体系,最近也被愈来愈多的教育界人士所重视并提倡。
　　再者就是社会社团。他们往往是由话剧爱好者所组建,这些中坚力量,很多都受过高校话剧团的熏陶或者训练。他们可能是企业白领、机关公务员、工程师、高校教师等,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希望通过参与“业余剧社”,为自己常规而略显枯燥的生活增添一丝灵性,添加一份寄托。
　　这些社团往往也有不同诉求:有些只是单纯地享受表演话剧的过程,过过表演瘾;有些则有明确的演出任务,以专业化运作为目标;有些则希望成为大众表达的渠道,希望将更多的人纳入话剧的表演中;有些则承载着相对明确的社会使命,针对某一社会群体,如打工者、孤儿等;有些则针对特定的领域,有明显的宣传教化功能……
　　此类非职业社团在现实中也面临着不少困境,由于社员基本上都有其他工作职务,平常的训练都是抽空安排,时间不容易保障,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再者由于非科班出身,加大了训练和表演的难度。
　　但不论怎样,非职业话剧社的重新复兴带有多重的社会意义,它以较低的门槛,重新吸引社会成员投入到被艺术浸润的生活当中,成为公众可以选择的新的生活方式之一。同时,这些剧社也带有明显的公民社团特色——独立自治,有助于公民性格、责任和能力的锻造,其效用将远远超过对艺术本身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