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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声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中瑰丽的一部分，循着历史的脉络，处于各个时代和地域的架构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有独特的思维形式。不同文化间的本质、特征及差异都由其特定的思维模式所主导，因地域和历史沿革所形成的不同的传统声乐文化，必然包含着不同的情怀和情结。同时，由于中西方的人格精神、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存在巨大差异，因而造就了中西传统声乐文化间彼此迥异的风格。这种中西方传统声乐文化间的特征差异，决定了不同地域声乐文化及声乐艺术间的不同的价值和情感导向。
【关键词】传统声乐 现实情怀 悲剧情结
中式声乐文化的现实情怀
中国传统的民族思维是以儒道互补为特征的，是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和艺术的一种独特的思维形式。在华夏大地上孕育和发展的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在这种思维模式和社会环境影响下，形成了以感悟人生、优化人生和主客观境界为导向的关怀现实人生的声乐文化情怀。
1.感悟和优化人生
老子以有与无的和谐来阐释处世之道，庄子以至乐无乐来明晰人生的苦痛与解脱，因此，可以说，道家哲学本质上讲得是人生。将道家的“有和无”和“至乐无乐”这种精神移嫁到声乐艺术当中，便是借助声乐艺术这一文化载体来感悟和优化人生。
琴歌是我国古代声乐题材的重要载体，非常丰富地体现出了道家的人生哲学。琴作为四艺之首，自古以来，琴歌都是琴家直抒胸臆、淡然怡情的艺术方式。荀子在《乐论篇》中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可见，文人君子以琴瑟来娱心吟唱也是其感悟和优化人生的途径。文化和艺术是传递人的感情和生命表现的最佳渠道，是领取自然、体悟人生较好的表现形式，同时，艺术也是人生张力的扩延。琴歌和散曲是我国传统声乐文化和艺术传递的最佳载体，从其繁盛的历史原因可以窥见，琴歌和散曲正是我国古代文人雅士吟咏创作、感悟和优化人生的最佳方式。可见，中国传统声乐文化和艺术所要传递和表达的，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体悟，而不是脱离现实的宗教崇拜。关注人与艺术间的关系是探究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重要基线，也是正确领悟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中所传达的生命优化这一中国文化中人的终极艺术追求。
2.关注人生的现实情怀
儒家文化极力推崇艺术的美与善，强调美善相生相乐，并将之作为艺术评价的标准，这与道家所推崇的有和无、至乐无乐的精神自由不无相同。儒家文化虽也落脚于个体生命的境界优化和完善，但是通过美与善统一来达到传播教化、塑造人格、独善其身的修养之道才是其追求的目的[1]。儒家文化所积极倡导的入世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歌咏主题。
为了能够“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文艺志），周朝专设采诗官，以收集各地的民歌和民谣，来知晓治国的得失。作为集大成的《诗经》也是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研究的重要史料，其包罗万象，非常丰富，从节气法令、战争徭役，到祭祀风俗、民间爱情等。《诗经》同西方的凭想象而虚构的神话史诗《荷马史诗》完全不同，它是根据现实人生而进行的真实感的描述，而诗经中所传递出的“饥者歌食、劳者歌事”的传统及民歌中关注人生现实的情怀，也是我国传统声乐文化以现实为歌咏基调的源头，这不仅推动了声乐艺术的发展，而且歌咏体裁也始终将现实人生为主要的歌咏对象。与道家文化对琴歌风格的影响不同，儒家文化主要影响了古琴文化精神内核[2]，儒家主要是希望通过琴瑟和诗乐，陶冶君子的道德情操的人身素养，以琴音的敦厚修正人心的不正邪风，从而达到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教化目的。儒家的这种以操守、修身、涵养和性情为歌咏出发点的模式，较为深远地影响了我国后来的声乐艺术。
其在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宗教意识淡薄，重视现世人生，与西方强调来世的信仰不太相同，阻碍了西方以神学为主导的宗教制度在华夏大地上的出现与发展，进而避免陷入宗教悲剧的泥淖。感悟和优化人生及关注人生的现实情怀始终是中国古代传统声乐文化艺术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和发展主线，以道家哲学的优化个体生命和以儒家哲学的美善相生相乐的艺术审美观，始终是中国古代传统声乐文化的艺术发展和演变导向。
西式声乐文化的悲剧情结
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不同，理性推理超过感性体验[3]，以致科学理性和宗教情怀始终是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源流，在发展科技文化、推进生产技术的同时，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它们对西方的文化和艺术产生着旷日持久的影响，深刻制约着西方传统声乐文化的演变和发展。
1.日神与酒神精神
日神精神所主导和支配的是“克制与理智”，酒神精神所主导和支配的是“放纵与痴狂”，两者共同构成了西方精神的两面，成为不可分割的精神对立的主题，同时也是西方悲剧情结的源头，制衡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尼采将这两种极端的精神体验写入了《悲剧在音乐精神中诞生》一书，并将阿波罗所展现的日神精神与狄俄尼索斯所展现的酒神精神两者的对立尽力表现和反映到音乐领域当中，成为西方传统声乐文化和艺术发展的主题和导向。
尼采认为任何艺术家不是阿波罗的梦幻艺术家，就是狄俄尼索斯的醉狂艺术家[4]。上古时期，希腊人用史诗《荷马史诗》和用合唱与拟态舞来歌颂日神和酒神的颂歌，就是后来希腊悲喜剧的源头。悲剧和喜剧精神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两者相互对立，凡一方涉足，另一方必遭抛弃和毁灭。这种二元性的相生相克，共同制约和支配着西方声乐文化艺术发展的整体脉络。歌剧产生的初期，一度被认为是“音乐写成的悲剧”，且多以神话作为歌剧创作的题材，通过歌剧和音乐来展现作品的悲喜精神。综合而论，在西方的传统声乐文化艺术当中，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克制与理智”的，属于日神阿波罗精神，而在西方歌剧中所揭示的人类的自然本能和情欲人性，则属于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
2.基督教义存在的自我悖论
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上帝创造万物，而人类罪恶深重，唯有信奉上帝，自赎其罪，才能战胜病痛与魔鬼，使一切的罪恶得以赦免，死后才能进入天堂。然而，在基督教的文化当中存在着自我悖论，即至善的上帝创造出了罪孽深重的人类。在这个悖论和人神、灵肉绝对的对立中，使中世纪的人们陷入到一个黑暗的时期，生命意识跨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是苦难意识，一个献身精神。早期的基督教反对希腊文化和艺术，塑造了耶稣基督这一中年修道者的形象和极具抽象及心理暗示的十字架造型，使西方民众自此背上了忏悔赎罪的漫长道路。
基督教和古希腊所孕育的悲剧情结，均是西方文化和思维定势发展的必然形成，而昭喻基督教精神的完美性和缺陷性，正是这种悲剧情结铸就了基督教教义与整个西方思想文化高度统一的不竭源泉，以及人性的完美与缺陷产生的碰撞冲突，成为了西方传统声乐文化艺术的不变主题。莫扎特的《魔笛》、比才的《卡门》和古诺的《浮士德》就是通过歌剧将这种完美性和缺陷性展现出来的突出代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声乐艺术的不断发展，中世纪时的那种原本为吸引民众来圣坛祈祷忏悔的目的逐渐发生了偏离，人们不再关注歌词本身，反而更注重词乐对人感官的冲击。西方的传统声乐艺术就是在宗教意识和感官体验中相互消长，以致到后来音乐剧的诞生和歌剧的形成与风靡，无不是在理性精神和宗教情怀的消长均衡中探索发展而来。
结语
中国将感性与理性归一，强调和谐贯通，而西方则将两者相互割裂，互不依赖，此消彼长。中国的传统声乐文化，始终围绕和关注着现世的种种，立足于现世实际，追求主客观境界的统一和精神得达观自由。而西方的传统声乐文化，始终难以走出悲剧情结的藩篱，在长期的探索与发展中，也仅是在寻求感性与理性平衡的支点。中西方在传统声乐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呈现出了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传统声乐文化艺术。
参考文献：
[1]李保霞.审美心理维度下的中西方声乐文化审美观之刍议[J].作家杂志， 2011， （9）：123-214.
[2]张晓农.琼林瑶树声 行云流水韵——论中国古代琴歌的演唱特色[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2002， 21（4）：64-68.
[3]尼采（著），赵登荣（译）.悲剧的诞生[M].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0.
[4]杨加力.中西声乐艺术文化内涵新论[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 2006， 25（2）：59-66.
作者单位：西安音乐学院 陕西西安
【关键词】传统声乐 现实情怀 悲剧情结
中式声乐文化的现实情怀
中国传统的民族思维是以儒道互补为特征的，是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和艺术的一种独特的思维形式。在华夏大地上孕育和发展的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在这种思维模式和社会环境影响下，形成了以感悟人生、优化人生和主客观境界为导向的关怀现实人生的声乐文化情怀。
1.感悟和优化人生
老子以有与无的和谐来阐释处世之道，庄子以至乐无乐来明晰人生的苦痛与解脱，因此，可以说，道家哲学本质上讲得是人生。将道家的“有和无”和“至乐无乐”这种精神移嫁到声乐艺术当中，便是借助声乐艺术这一文化载体来感悟和优化人生。
琴歌是我国古代声乐题材的重要载体，非常丰富地体现出了道家的人生哲学。琴作为四艺之首，自古以来，琴歌都是琴家直抒胸臆、淡然怡情的艺术方式。荀子在《乐论篇》中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可见，文人君子以琴瑟来娱心吟唱也是其感悟和优化人生的途径。文化和艺术是传递人的感情和生命表现的最佳渠道，是领取自然、体悟人生较好的表现形式，同时，艺术也是人生张力的扩延。琴歌和散曲是我国传统声乐文化和艺术传递的最佳载体，从其繁盛的历史原因可以窥见，琴歌和散曲正是我国古代文人雅士吟咏创作、感悟和优化人生的最佳方式。可见，中国传统声乐文化和艺术所要传递和表达的，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体悟，而不是脱离现实的宗教崇拜。关注人与艺术间的关系是探究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重要基线，也是正确领悟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中所传达的生命优化这一中国文化中人的终极艺术追求。
2.关注人生的现实情怀
儒家文化极力推崇艺术的美与善，强调美善相生相乐，并将之作为艺术评价的标准，这与道家所推崇的有和无、至乐无乐的精神自由不无相同。儒家文化虽也落脚于个体生命的境界优化和完善，但是通过美与善统一来达到传播教化、塑造人格、独善其身的修养之道才是其追求的目的[1]。儒家文化所积极倡导的入世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歌咏主题。
为了能够“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文艺志），周朝专设采诗官，以收集各地的民歌和民谣，来知晓治国的得失。作为集大成的《诗经》也是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研究的重要史料，其包罗万象，非常丰富，从节气法令、战争徭役，到祭祀风俗、民间爱情等。《诗经》同西方的凭想象而虚构的神话史诗《荷马史诗》完全不同，它是根据现实人生而进行的真实感的描述，而诗经中所传递出的“饥者歌食、劳者歌事”的传统及民歌中关注人生现实的情怀，也是我国传统声乐文化以现实为歌咏基调的源头，这不仅推动了声乐艺术的发展，而且歌咏体裁也始终将现实人生为主要的歌咏对象。与道家文化对琴歌风格的影响不同，儒家文化主要影响了古琴文化精神内核[2]，儒家主要是希望通过琴瑟和诗乐，陶冶君子的道德情操的人身素养，以琴音的敦厚修正人心的不正邪风，从而达到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教化目的。儒家的这种以操守、修身、涵养和性情为歌咏出发点的模式，较为深远地影响了我国后来的声乐艺术。
其在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宗教意识淡薄，重视现世人生，与西方强调来世的信仰不太相同，阻碍了西方以神学为主导的宗教制度在华夏大地上的出现与发展，进而避免陷入宗教悲剧的泥淖。感悟和优化人生及关注人生的现实情怀始终是中国古代传统声乐文化艺术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和发展主线，以道家哲学的优化个体生命和以儒家哲学的美善相生相乐的艺术审美观，始终是中国古代传统声乐文化的艺术发展和演变导向。
西式声乐文化的悲剧情结
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不同，理性推理超过感性体验[3]，以致科学理性和宗教情怀始终是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源流，在发展科技文化、推进生产技术的同时，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它们对西方的文化和艺术产生着旷日持久的影响，深刻制约着西方传统声乐文化的演变和发展。
1.日神与酒神精神
日神精神所主导和支配的是“克制与理智”，酒神精神所主导和支配的是“放纵与痴狂”，两者共同构成了西方精神的两面，成为不可分割的精神对立的主题，同时也是西方悲剧情结的源头，制衡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尼采将这两种极端的精神体验写入了《悲剧在音乐精神中诞生》一书，并将阿波罗所展现的日神精神与狄俄尼索斯所展现的酒神精神两者的对立尽力表现和反映到音乐领域当中，成为西方传统声乐文化和艺术发展的主题和导向。
尼采认为任何艺术家不是阿波罗的梦幻艺术家，就是狄俄尼索斯的醉狂艺术家[4]。上古时期，希腊人用史诗《荷马史诗》和用合唱与拟态舞来歌颂日神和酒神的颂歌，就是后来希腊悲喜剧的源头。悲剧和喜剧精神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两者相互对立，凡一方涉足，另一方必遭抛弃和毁灭。这种二元性的相生相克，共同制约和支配着西方声乐文化艺术发展的整体脉络。歌剧产生的初期，一度被认为是“音乐写成的悲剧”，且多以神话作为歌剧创作的题材，通过歌剧和音乐来展现作品的悲喜精神。综合而论，在西方的传统声乐文化艺术当中，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克制与理智”的，属于日神阿波罗精神，而在西方歌剧中所揭示的人类的自然本能和情欲人性，则属于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
2.基督教义存在的自我悖论
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上帝创造万物，而人类罪恶深重，唯有信奉上帝，自赎其罪，才能战胜病痛与魔鬼，使一切的罪恶得以赦免，死后才能进入天堂。然而，在基督教的文化当中存在着自我悖论，即至善的上帝创造出了罪孽深重的人类。在这个悖论和人神、灵肉绝对的对立中，使中世纪的人们陷入到一个黑暗的时期，生命意识跨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是苦难意识，一个献身精神。早期的基督教反对希腊文化和艺术，塑造了耶稣基督这一中年修道者的形象和极具抽象及心理暗示的十字架造型，使西方民众自此背上了忏悔赎罪的漫长道路。
基督教和古希腊所孕育的悲剧情结，均是西方文化和思维定势发展的必然形成，而昭喻基督教精神的完美性和缺陷性，正是这种悲剧情结铸就了基督教教义与整个西方思想文化高度统一的不竭源泉，以及人性的完美与缺陷产生的碰撞冲突，成为了西方传统声乐文化艺术的不变主题。莫扎特的《魔笛》、比才的《卡门》和古诺的《浮士德》就是通过歌剧将这种完美性和缺陷性展现出来的突出代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声乐艺术的不断发展，中世纪时的那种原本为吸引民众来圣坛祈祷忏悔的目的逐渐发生了偏离，人们不再关注歌词本身，反而更注重词乐对人感官的冲击。西方的传统声乐艺术就是在宗教意识和感官体验中相互消长，以致到后来音乐剧的诞生和歌剧的形成与风靡，无不是在理性精神和宗教情怀的消长均衡中探索发展而来。
结语
中国将感性与理性归一，强调和谐贯通，而西方则将两者相互割裂，互不依赖，此消彼长。中国的传统声乐文化，始终围绕和关注着现世的种种，立足于现世实际，追求主客观境界的统一和精神得达观自由。而西方的传统声乐文化，始终难以走出悲剧情结的藩篱，在长期的探索与发展中，也仅是在寻求感性与理性平衡的支点。中西方在传统声乐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呈现出了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传统声乐文化艺术。
参考文献：
[1]李保霞.审美心理维度下的中西方声乐文化审美观之刍议[J].作家杂志， 2011， （9）：123-214.
[2]张晓农.琼林瑶树声 行云流水韵——论中国古代琴歌的演唱特色[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2002， 21（4）：64-68.
[3]尼采（著），赵登荣（译）.悲剧的诞生[M].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0.
[4]杨加力.中西声乐艺术文化内涵新论[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 2006， 25（2）：59-66.
作者单位：西安音乐学院 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