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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新加坡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大论战。
1908年9月，改良派的《南洋总汇报》发表了“平实”的《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小子听之》等9篇文章，连篇累牍，锋芒直逼革命派，把领袖孙中山骂为“广州湾的海盗”。
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同盟会主办的《中兴日报》上，发表《平实开口便错》《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平实尚不肯认错》等3篇文章，针锋相对，批判改良派“革命必召（招）瓜分”等言论，指斥平实为“汉奸”。革命派其他成员黄兴、居正、汪精卫、胡汉民等也纷纷撰文，为孙中山助威。
两大阵营的笔战，尽管不少用的化名，但作者的真实身份大多是清楚的，“南洋小学生”的文章，都在《孙中山全集》可以读到。唯有改良派主将“平实”，长期不现庐山真面目。
近年来，由于《邵阳文库》对唐璆（qiú）和唐大圆著作的深入挖掘，从二唐的文章里，笔战孙中山的“平实”，其真实身份慢慢浮上水面。
这位“平实”，真名唐璆，别名鉴、金山、炼心，是一位连现在邵阳人都遗忘了的邵阳人，1873年生于一个叫“硖石”的小山村。在新版的湖南地图上，“硖石”就在邵阳市洞口县竹市镇黑石村那个位置。唐璆7岁开蒙，12岁时，叔父唐俊卿以当地人钟雷溪的上联“溪号钟雷，雷从地起”，要他对出下联。唐璆不假思索，以族居硖石村对道：“村名硖石，石破天惊。”此联一出，令整个唐氏家族为之惊喜。
弱冠之年，唐璆与学友刘正蒙、许俊人、徐清泉等人，在相邻的江夹洲（今洞口县石江镇江洲村）结社，切磋宋儒理学。
1895年，唐璆与“神童”蔡锷同榜考中秀才。虽然他比蔡锷大9岁，但两人志同道合，结为好友。蔡锷后来进时务学堂，留学日本，成为梁启超的高足，唐璆则去武昌两湖书院，随邵阳隆回人邹代钧学习舆地，与辛亥革命元勋黄兴有同学之谊。在他的笔下，黄兴的形象明显好于其他革命党人，或许就是这个缘故。
尽管唐璆与革命党人笔战火药味十足，但他身上也有明显的“革命者”烙印。他的一生，都在为真理而战斗。
1902年，年将而立的他刚从两湖书院肄业，就去拜访反清灭洋领袖贺金声，向他讨教带兵打仗之法。贺是邵阳東乡（今属邵阳市邵东县）一个秀才出身、热心公益的民间领袖。这年9月，贺金声组建的“大汉灭洋军”被清廷勾结洋人剿灭，他本人在押往长沙途中，被清兵杀害。面对师友的淋漓鲜血，唐璆“举家痛哭，如丧考妣”。唐璆痛定思痛之后，反清情绪更加高涨，他与同乡青年岳森等人，缔结“北塔之盟”，又前往南京将备学堂，研修军事指挥知识，谋划反清大计。
孙中山
1906年，黄兴赴桂林，策动广西巡防营郭人漳起义。唐璆也来这里找新军总教习蔡锷，被荐往郭人漳营，奉命回武冈招兵买马。唐璆把招到的160名新兵带到桂林，因湘桂矛盾，他不愿交给郭人漳，改交同乡好友岳森管带。
这段时间，唐璆奔走于湘桂之间，寻求革命志士与革命根据地。最后决定在好友刘德佩的家乡，今邵阳市隆回县麻塘山建立根据地。有了地盘，唐璆散尽家财，招募义勇200余人，筹划反清起义。由于事机不密，遭到清兵的围剿，他和刘德佩逃到广西。经蔡锷举荐，刘德佩出任湖南通道知县兼零陵招讨使，唐璆被李宗仁的父亲留做家庭教师。由于清兵追捕甚急，唐璆翻墙逃跑，往返于阳朔、梧州、广州、香港、龙州各地。
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今友谊关），他赋诗曰：“嵯峨对峙两重山，巨镇天南第一关。沧海横流三古变，英雄热血几时寒。法夷楼阁烟云绕，汉将旌旗日月翻。壮士登临长太息，天朝何日复安南。”诗中饱含山河破碎之痛、赤子爱国之情。
在龙州，唐璆出席陈天华烈士追悼会，并发表演说。观察使庄思缄为之赞赏，资助他远走日本。
唐璆在日本学习法政，经杨度引见，拜梁启超为师，加入政闻社，赞成立宪改革。受梁启超的影响，他由激进排满转为信奉“君主立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野蛮革命”过渡到“文明革命”，为日后与革命党的笔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8年，唐璆被梁启超荐往新加坡，任《南洋总汇新报》主笔。自9月5日起，他接连以“平实”为名，与革命党展开“笔战”。俗话说：打架无好手，骂架无好口。唐璆与孙中山等人论争，以“强盗”“汉奸”相攻讦，以“可儿”“孺子”“小子”称对方，不时冷嘲热讽，恶语爆粗。相比之下，唐璆的语言更为尖刻，颇具年轻气盛的勇士风格，而孙中山则显得委婉，更具长者和领袖风范。
从上述论争中也可以看出，唐璆的思想是颇为复杂而矛盾的。他主张君主立宪，赞成和平改革，却强调准备武力，包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反对革命，认为“革命之事，时势不可为，亦不能为”，反对为了革命而造势，却极力主张办报刊、造舆论、办大学、育人才。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矛盾，笔战几个回合后，即悄然回国了。
唐璆生命的后20年，主要是在云南、山西和湖南度过的。
1909年2月，他担任云南招商委员，以此身份在《南洋总汇新报》发表《述云南情状敬告华侨》，劝华侨投资开发云南，下南洋为云南招商引资。在云南，唐璆热心实业，致力于矿务，曾向清廷进《滇蜀铁路改道滇邕议》奏章，出任云南宝华锑矿公司总理，每月由公司发银50两。由于有矿务经验，他支持好友刘德佩变卖山林，在洞口花园一带开采铜矿。在云南期间，他不忘初心，加入蔡锷的统一共和党，参加了重九起义。军都督府成立后，他出任腾越厅（清代行政区划，1913年废厅改腾冲县）厅长及都督府参议，兼《滇南日报》主笔，积极辅佐同乡好友蔡锷。
1913年，主张“军人不党主义”的蔡锷，听任国民党兼并统一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为民国初年的政党，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等联合而成）。唐璆很郁闷，宣布脱离国民党，携家室离滇返湘。在长沙，他重新加入共和党，并与刘人熙组织国事维持会湘支部，遭到国民党以死刑犯通缉。走投无路之时，随蔡锷秘密进京，接受袁世凯任命为衡永郴桂观察使。上任伊始，除奸猾、保良善、课吏治、倡正学、兴实业，唐璆皆不遗余力。可是，由于与湘南镇守使赵春廷合不来，在任仅6个月，他便辞职回乡设馆讲学，兼任湖南都督府咨议等闲职。
1920年，唐璆听说阎锡山在山西搞独立王国，便带着学生尹钟麒、许召民前去投奔，却未受到重用，只得了个督军公署顾问的空头衔。唐璆在山西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平日在“洗心社”讲学，潜心著作《炼心学课》。
在山西熬到1924年夏末，壮志未酬的唐璆，身心俱疲地回到长沙，出任湖南省图书编辑处处长和图书馆馆长。至1926年10月，新组建的省政府任命傅月川为图书馆馆长。是时，李宗仁自九江来函，邀他前往赞襄戎机。唐璆心灰意冷，犹豫不决，坐失“良机”。目睹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动荡政局，唐璆忧心忡忡，惆怅地告别省垣，回到雪峰山下。
步入晚年的唐璆，在其族弟、佛学大师大圆居士的点拨引导下，皈心静土，青灯黄卷，皓首穷经，于潜心学佛中寻求精神寄托。
1928年春暖花开时节，贫病缠身的唐璆留下满楼经卷典籍，悄然圆寂于故里。
1908年9月，改良派的《南洋总汇报》发表了“平实”的《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小子听之》等9篇文章，连篇累牍，锋芒直逼革命派，把领袖孙中山骂为“广州湾的海盗”。
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同盟会主办的《中兴日报》上，发表《平实开口便错》《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平实尚不肯认错》等3篇文章，针锋相对，批判改良派“革命必召（招）瓜分”等言论，指斥平实为“汉奸”。革命派其他成员黄兴、居正、汪精卫、胡汉民等也纷纷撰文，为孙中山助威。
两大阵营的笔战，尽管不少用的化名，但作者的真实身份大多是清楚的，“南洋小学生”的文章，都在《孙中山全集》可以读到。唯有改良派主将“平实”，长期不现庐山真面目。
近年来，由于《邵阳文库》对唐璆（qiú）和唐大圆著作的深入挖掘，从二唐的文章里，笔战孙中山的“平实”，其真实身份慢慢浮上水面。
这位“平实”，真名唐璆，别名鉴、金山、炼心，是一位连现在邵阳人都遗忘了的邵阳人，1873年生于一个叫“硖石”的小山村。在新版的湖南地图上，“硖石”就在邵阳市洞口县竹市镇黑石村那个位置。唐璆7岁开蒙，12岁时，叔父唐俊卿以当地人钟雷溪的上联“溪号钟雷，雷从地起”，要他对出下联。唐璆不假思索，以族居硖石村对道：“村名硖石，石破天惊。”此联一出，令整个唐氏家族为之惊喜。
弱冠之年，唐璆与学友刘正蒙、许俊人、徐清泉等人，在相邻的江夹洲（今洞口县石江镇江洲村）结社，切磋宋儒理学。
1895年，唐璆与“神童”蔡锷同榜考中秀才。虽然他比蔡锷大9岁，但两人志同道合，结为好友。蔡锷后来进时务学堂，留学日本，成为梁启超的高足，唐璆则去武昌两湖书院，随邵阳隆回人邹代钧学习舆地，与辛亥革命元勋黄兴有同学之谊。在他的笔下，黄兴的形象明显好于其他革命党人，或许就是这个缘故。
尽管唐璆与革命党人笔战火药味十足，但他身上也有明显的“革命者”烙印。他的一生，都在为真理而战斗。
1902年，年将而立的他刚从两湖书院肄业，就去拜访反清灭洋领袖贺金声，向他讨教带兵打仗之法。贺是邵阳東乡（今属邵阳市邵东县）一个秀才出身、热心公益的民间领袖。这年9月，贺金声组建的“大汉灭洋军”被清廷勾结洋人剿灭，他本人在押往长沙途中，被清兵杀害。面对师友的淋漓鲜血，唐璆“举家痛哭，如丧考妣”。唐璆痛定思痛之后，反清情绪更加高涨，他与同乡青年岳森等人，缔结“北塔之盟”，又前往南京将备学堂，研修军事指挥知识，谋划反清大计。
1906年，黄兴赴桂林，策动广西巡防营郭人漳起义。唐璆也来这里找新军总教习蔡锷，被荐往郭人漳营，奉命回武冈招兵买马。唐璆把招到的160名新兵带到桂林，因湘桂矛盾，他不愿交给郭人漳，改交同乡好友岳森管带。
这段时间，唐璆奔走于湘桂之间，寻求革命志士与革命根据地。最后决定在好友刘德佩的家乡，今邵阳市隆回县麻塘山建立根据地。有了地盘，唐璆散尽家财，招募义勇200余人，筹划反清起义。由于事机不密，遭到清兵的围剿，他和刘德佩逃到广西。经蔡锷举荐，刘德佩出任湖南通道知县兼零陵招讨使，唐璆被李宗仁的父亲留做家庭教师。由于清兵追捕甚急，唐璆翻墙逃跑，往返于阳朔、梧州、广州、香港、龙州各地。
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今友谊关），他赋诗曰：“嵯峨对峙两重山，巨镇天南第一关。沧海横流三古变，英雄热血几时寒。法夷楼阁烟云绕，汉将旌旗日月翻。壮士登临长太息，天朝何日复安南。”诗中饱含山河破碎之痛、赤子爱国之情。
在龙州，唐璆出席陈天华烈士追悼会，并发表演说。观察使庄思缄为之赞赏，资助他远走日本。
唐璆在日本学习法政，经杨度引见，拜梁启超为师，加入政闻社，赞成立宪改革。受梁启超的影响，他由激进排满转为信奉“君主立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野蛮革命”过渡到“文明革命”，为日后与革命党的笔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8年，唐璆被梁启超荐往新加坡，任《南洋总汇新报》主笔。自9月5日起，他接连以“平实”为名，与革命党展开“笔战”。俗话说：打架无好手，骂架无好口。唐璆与孙中山等人论争，以“强盗”“汉奸”相攻讦，以“可儿”“孺子”“小子”称对方，不时冷嘲热讽，恶语爆粗。相比之下，唐璆的语言更为尖刻，颇具年轻气盛的勇士风格，而孙中山则显得委婉，更具长者和领袖风范。
从上述论争中也可以看出，唐璆的思想是颇为复杂而矛盾的。他主张君主立宪，赞成和平改革，却强调准备武力，包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反对革命，认为“革命之事，时势不可为，亦不能为”，反对为了革命而造势，却极力主张办报刊、造舆论、办大学、育人才。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矛盾，笔战几个回合后，即悄然回国了。
唐璆生命的后20年，主要是在云南、山西和湖南度过的。
1909年2月，他担任云南招商委员，以此身份在《南洋总汇新报》发表《述云南情状敬告华侨》，劝华侨投资开发云南，下南洋为云南招商引资。在云南，唐璆热心实业，致力于矿务，曾向清廷进《滇蜀铁路改道滇邕议》奏章，出任云南宝华锑矿公司总理，每月由公司发银50两。由于有矿务经验，他支持好友刘德佩变卖山林，在洞口花园一带开采铜矿。在云南期间，他不忘初心，加入蔡锷的统一共和党，参加了重九起义。军都督府成立后，他出任腾越厅（清代行政区划，1913年废厅改腾冲县）厅长及都督府参议，兼《滇南日报》主笔，积极辅佐同乡好友蔡锷。
1913年，主张“军人不党主义”的蔡锷，听任国民党兼并统一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为民国初年的政党，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等联合而成）。唐璆很郁闷，宣布脱离国民党，携家室离滇返湘。在长沙，他重新加入共和党，并与刘人熙组织国事维持会湘支部，遭到国民党以死刑犯通缉。走投无路之时，随蔡锷秘密进京，接受袁世凯任命为衡永郴桂观察使。上任伊始，除奸猾、保良善、课吏治、倡正学、兴实业，唐璆皆不遗余力。可是，由于与湘南镇守使赵春廷合不来，在任仅6个月，他便辞职回乡设馆讲学，兼任湖南都督府咨议等闲职。
1920年，唐璆听说阎锡山在山西搞独立王国，便带着学生尹钟麒、许召民前去投奔，却未受到重用，只得了个督军公署顾问的空头衔。唐璆在山西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平日在“洗心社”讲学，潜心著作《炼心学课》。
在山西熬到1924年夏末，壮志未酬的唐璆，身心俱疲地回到长沙，出任湖南省图书编辑处处长和图书馆馆长。至1926年10月，新组建的省政府任命傅月川为图书馆馆长。是时，李宗仁自九江来函，邀他前往赞襄戎机。唐璆心灰意冷，犹豫不决，坐失“良机”。目睹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动荡政局，唐璆忧心忡忡，惆怅地告别省垣，回到雪峰山下。
步入晚年的唐璆，在其族弟、佛学大师大圆居士的点拨引导下，皈心静土，青灯黄卷，皓首穷经，于潜心学佛中寻求精神寄托。
1928年春暖花开时节，贫病缠身的唐璆留下满楼经卷典籍，悄然圆寂于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