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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市场结构已经破裂，新秩序尚未萌发，这是一个怎样的组织状态？VISA信用卡创始人和前总裁霍克（Dee Hock）称之为“未央”（Chaordic）。今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处境也是“未央”。以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为标志，对中国企业而言，国际市场旧秩序已经破裂。“国内大循环”的呼吁正是在此背景下发声的。紧接着，国家推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产业政策。它是在当前国际市场秩序“未央”状态下励精图治的产业路线。从加入世贸组织至今，中国企业本来已经建立了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定位。在去全球化声浪中，过去的产业链关系都面临重组。怎样从过去被动适应走向今天主动引领？这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新考题，也是双循环产业政策成败的关键。
生态进化过程中，生物一方面适应变化的环境条件（Adaptation），另一方面善用环境资源（Exaptation）。例如，鸟类的羽毛先是为适应环境温度变化而生。同时，它又被善用到发展飞翔能力上。面对复杂、恶化、失衡中的国际局势，中国企业也同样有两个战略任务，适应环境条件和善用环境资源。在国家层面，中国政府开展一系列新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例如2020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和《中欧投资协议》。它代表国家在善用环境资源方面的积极做为。落实到企业层次，中国企业的善用环境的策略应该是怎样的？本文试图提供一个选择方案：产业俱乐部策略。它是一个在动荡大环境中创造稳定小气候的联盟策略。通过一系列产业俱乐部的案例研究，我们建议中国企业可以利用四种产业俱乐部策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产业俱乐部策略源自“俱乐部产品”的概念。在公共政策和制度经济学中，“俱乐部产品”是介于市场商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一种经济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成员共享，相互无损耗。非成员不能使用。当前，地缘政治经济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爭端扰乱了全球商业秩序。它的直接后果是市场机制失灵，公共产品机制失效。在此激荡环境中，国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希望结盟自保。它为实施产业俱乐部策略创造了环境条件。善用环境，积极作为，这不仅符合双循环产业政策，也有助于中国企业更新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定位。
本文分析结构如下：首先，我们分析双循环产业政策的激荡国际环境背景，强调国际循环的必要性。其次，我们阐述双循环要对冲单一国内循环的内卷风险。最后，我们讨论四种能促进国际循环的产业俱乐部策略。鉴于双循环为现在进行时，我们选择用案例方法和溯因逻辑（Abductive logic），展现其中的直观启发原则（Heuristics）。
激荡环境中，中国企业应该争取与少数国际合作者组建俱乐部性质的联盟。产业俱乐部策略是一种合适的自组织结盟方法。它的泛组织边界清晰，会员的战略目标单一，容易达成共识。同时，因为相对规模小，专业性强，它能规避一些地缘政治风险。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地位的改变，结盟能力也是再全球化中的新核心竞争力。
2018年以来，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正遭遇三重打击：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和代工模式开始失效。未来3-5年，中国企业仍将处于激荡的国际环境之中。历史不重复，但总在回响。今天的全球局势非常类似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后期的情势。彼时，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意识形态为轴心的国际秩序分崩瓦解。现代国家的雏形刚刚显现。三十年战争后，各国聚集在普鲁士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签订和约。它奠定后来400年国际政治秩序的基调：均衡与遏制。各国认识到，军事技术已经强大到可以互相摧毁的地步。为避免灾难性互毁，各国追求国家力量动态平衡。任何一国过于强大而导致失衡时，其它国家就加入对立的阵营，力求恢复均衡。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总结道：均衡是过程，失衡时常发生，但趋势是维护均衡。
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有非常类似的基调。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在经济和技术力量上的全面发展直接挑战以西方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商业秩序。对于来自中国企业的主动权要求，他们还有一段认识和习惯的过程。在此期间，一些国家用政府行政命令直接干预市场。这导致WTO框架下的国际产业链规则失效。国际商业环境落入失衡阶段。以中国、东盟和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和国家联盟正积极寻找从失衡到再均衡的方法。他们的努力是否能够达成国家经济秩序领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这是为何国际经济局势仍旧激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今激荡环境有以下特征：
环境中有多位积极行动者。他们在不满现状方面高度一致。但关于未来共同秩序，尚未达成一致。
这些积极行动者调动经济和政治的强制手段追求统治地位。当游戏规则不符合他们利益时，他们毫不迟疑地改变游戏的性质，宣布新的游戏规则。
少数行动者认为，在价值观冲突的环境中，统治战略优于竞争战略，输出混乱是建立统治秩序的预演。特别是当他们失去原来优势地位时，制造混乱往往是他们的首选策略。
积极行动者之间的争斗达到势均力敌之前，任何明确表达的目标都可能是政治较量的假动作。任何经济竞争都为政治统治优势服务。任何政治较量，在告一段落之前，优势的一方都要求获得经济利益补偿。
除非少数寡头已经掌握了局势，从动荡到稳定，大环境事态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在环境均衡没有达成之前，不同版本的未来世界都有实现的理由。
中国企业要认识到当前激荡环境与过去30年的多次国际经济危机有本质区别。那就是，过去30年，中国企业基本上可以顺应全球产业链的已有秩序，可以基本被动地执行由上游先进西方企业已经制定的全球化生产和营销的蓝图。这个特征已经发生本质改变。未来再平衡后的新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企业需要扮演主动的角色。结盟能力就成为标配了。
处于从失衡到再均衡的调整期，中国企业如何主动应对？在英国系统学家阿什比（Ross Ashby）认为，系统复杂性的一个原理就是以必要的思维多样性对应复杂环境的多样性。这就是阿什比法则的“必要多样性” 原理（Ashby’s Law of Requisite Variety）。因此，“一招鲜，吃遍天”的思维是危险的。落实到双循环策略上，开辟国内大循环同时，企业要有多种与国际合作者结盟的能力。以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国际会展和教育为例，我们看到善用激荡环境，与外结盟的新机会。 全球商业会展中，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行业中最大的活动。受疫情影响，2020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无法举办，这也是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创立73年来首次轮空。据《经济学人》报道，汉诺威会展公司2020年的收入从预计的3.3亿欧元下跌到1亿欧元。不过，汉诺威在中国设有“成都国际工业博览会”和“华南工业博览会”。当欧洲的会展全面关闭时，汉诺威会展公司依靠中国的会展活动和网上新型客户见面会维持下来。汉诺威的经验也让其它国际企业重新思考中国市场的战略价值。
新形势下，从风险控制和模式创新的角度，全球会展企业都有重组和联盟的愿望。这就为中国的会展企业主动积极作为创造了条件。以吸引人潮流量为重点的会展有相互增益的价值效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会展，如果能够相互导流，它对成员企业都有价值放大的效果。如果上海进博会能够组织全球商业会展联盟，它可以在行业范围内开拓共享的新市场空间。一方面，激荡环境制造了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它鼓励行业中的龙头企业跳出传统思维，寻找新的跨国合作模式。
另一个值得双循环思考的行业是全球教育。新冠疫情对OECD发达国家大学的留学生生源造成直接冲击。无法招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就是其中一个重大损失。同时，2020年90万中国留学生申请人也遭遇无法到校读书的窘境。美国的一些大学临场应变，联合中国大学，为留学生提供当地学习计划，作为紧急情况下的过渡。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疫情激发了许多大学强烈的国际合作动机。它为中国大学善用环境创造了条件。例如，中国教育机构可以借鉴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和欧共体的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Mundus），参与和建设全球大学教育联盟。
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是29个欧洲国家于1999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提出的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该计劃的目标是整合欧盟的高教资源，打通教育体制。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签约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和成绩，都将获得其他签约国家的承认。它实现欧洲高教和科技一体化，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欧共体的伊拉斯谟计划，是欧同体以15世纪著名教育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之名设立的。项目计划包括100多个跨大学的“欧洲硕士专业”点、20多个“欧洲博士专业”和上万个年度奖学金和访问学者。“伊拉斯谟-世界Erasmus Mundus”奖学金已成为欧盟高等教育的一个品牌。
以双循环战略思想，中国大学机构可以引进或借鉴博洛尼亚进程，为中国留学生和外国留学生打通教育系统。如果我们建立中欧联合伊拉斯谟计划，它能提升一带一路国家教育联盟水平。大学历史经历了多次思维和模式的变革。19世纪，德国推广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洪堡高等教育模式（Humboldtian Model）。它为德国科学技术大发展奠定人才基础。20世纪，美国加州大学三级教育模式让高等教育走向低成本、广覆盖的道路。新冠疫情为重新想象全球大学教育系统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机会。全球大学联盟可以包括：相互承认学分，允许跨校修课，能跨学科组合学位课程。想象一下，一带一路国家的大学生可以到中国大学修学分，中国本地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国内国外大学课程，完成大学联盟学位。这是中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一个新模式。
激荡环境中，对外结盟能力不仅是善用环境的表现，也有规避内卷风险的效果。
我们长期研究中国企业的危机决策。其中一个发现是：激荡环境下，大多数企业会选择容易的方法，重复习惯的套路。“危中找机”往往只在有富裕时间和资源的前提下才能顾及到。以当前危机态势，企业极其容易把国内大循环当作躲避恶劣环境的低风险选择。而这正是双循环的产业政策需要避免的内卷风险。
身处激荡环境，从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这是企业普遍的本能反应。在此气氛下，坚韧力（Resilience）超过竞争力，成为企业避险的主要战略任务。但是，以过去时态为特征的坚韧力可能诱发自我萎缩和塌陷的内卷（Involution）。只有认识到潜在的内卷问题，企业才能理解双循环的重点在于提升国内和国际之间协同自组织能力。没有国际开发策略的企业不但不可能双循环，而且可能陷入单向国内循环的内卷危机。
坚韧力（Resilience）是工程学和生态学对系统抗干扰能力的研究。坚韧力有抵抗、消化、忍受、反弹恢复四个方面特征。它描述的是，受到外力冲击时，工程系统依靠坚韧力恢复到原先的结构均衡状态。管理学中，坚韧力先是被借用到“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领域。它代表以积极、正面、建设性的心理解释人们遭遇到的周折、打击和挫败。后来，危机管理延用上述内容，表达商业再续的组织能力。
为商业延续，企业常利用两种设计来提升坚韧力。一是“鲁棒设计”（Redundancy）。它具体表现在增加系统备用资源，例如现金储备，以防不测，俗称备战备荒。二是“向易而行”（The least resistance）。它具体表现在用熟悉方法，重复老套路，选择低风险问题。短期内，这两种设计会提升组织抗干扰能力。但它们容易带来“一切可控”的错觉。遭遇危机时，组织条件反射式地启动记忆中的防御策略。每一次成功都被用于强化既有模式。一旦环境出现新危机，旧模式可能失效。此时，组织已经失去创新应对的能力，因为坚韧力形成自我强化的陷阱。我们研究发现，内卷现象既可能发生在日本福岛核电站这样的商业组织中，也曾经发生在西班牙王朝这样的帝国兴衰过程中。历史学家斯托尔（Christopher Storrs）对西班牙帝国坚韧力有着系统研究。在《西班牙王朝坚韧力》（The Resilience of the Spanish Monarchy 1665-1700）一书中，斯托尔详细描述“西班牙系统”怎样一步步落入坚韧力陷阱。
双循环的辩证力量在于兼顾坚韧力和国际产业链主动权。它的战略重点在国际结盟能力。图1直观标识了双循环将经过的三个阶段：1）当前国际环境恶化，利用国内大循环维护企业自救的坚韧力；2）善用激荡环境，扩大国际影响力；3）在转型后的全球化体系中主动作为。第一个阶段已经开始。第三个阶段尚未到来。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重点在如何用产业俱乐部策略提升结盟能力。坚韧力是适应环境的必要能力。积极作为是善用环境的主动能力，它们构成双循环的两个秩序因子。下面，我们选择两个案例说明如何平衡坚韧力和善用资源的主动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是全球少有的同时拥有17种稀土元素的国家。稀土影响到几乎所有的高科技前沿产业，包括军事和航天产业。完整稀土工业体系是中国的另一个优势。内蒙古包頭、四川凉山轻稀土和江西赣州为代表的南方五省中重稀土三大生产基地掌握完整的采选、冶炼、分离技术，可以生产400个品种、1000个规格的稀土产品。中国和日本也是稀土产品消费大国。中国国内市场的消费占全球56%以上。如果只是国内大循环，稀土企业可以集中在提升现有的国内市场规模上。这是一条低风险的道路。从当前避险自救看，国内大循环将会加强企业的坚韧力。但是，仅仅关注国内大循环，短期看，它会忽略几个不利因素。长期分析，它也可能错过善用环境的机会。
中国稀土产业至少有三个不利因素。第一，缺乏可持续性开发战略。50年来的超强度开采导致主要矿区资源枯竭。包头稀土矿资源仅剩三分之一，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储采比已由20年前的50%降至目前的15%。第二，高附加值的核心技术缺乏。在核心专利方面，中国对于稀土的专利申请数量全球第一，但多数是稀土产业上游的开采技术，严重缺乏稀土材料类的专利。比如，中国消费量最大的钕铁硼类稀土永磁材料的核心专利基本都掌握在美国和日本企业那边。第三，环境保护亟需加强。稀土开采、选冶、分离过程严重破坏地表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酸化，使得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例如，重稀土矿过去采用落后工艺，每生产1吨稀土氧化物产生约2000吨尾砂。
如果我们利用原材料资源的优势，组织国际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行业协会，双循环过程中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可以两者兼顾。推动国际结盟，稀土资源企业首先需要思考四个问题：1）怎样善用中国本身具有的储藏量和加工产业优势；2）怎样解决开发和提炼过程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3）怎样用稀土资源与下游高科技产业结成友好战略关系；4）思考如何组织稀土资源的全球“俱乐部”，建立行业圈内的制度规范。如果联盟巴西、俄罗斯、越南，稀土俱乐部能够控制超过80%的稀土产量。虽然非洲刚果地区有潜在的稀土矿产储量，因为后续加工系统要求，全球的稀土产业还是依靠上述四国。如果非洲企业加入，稀土“俱乐部”可以集体帮助非洲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双循环战略设计中，除了重新思考原料优势，中国企业也需要再思考市场规模的优势。以华为和中兴为例，因为受到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企业不得不转向国内市场，华为甚至剥离“荣耀”手机业务。它是企业面对激荡环境的求生之策。但是，如果只是转向国内存量市场，企业过去开放式的创新自然萎缩。这也是华为内部所担心的“内卷”（Involution）。
访谈华为工程师过程中，我们发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机会仍然存在。这要求管理者积极主动思考旧市场中的新机会。以移动通讯的接口标准为例，目前的接口设计是兼容原则，即在封装的手机芯片内设置多种制式接口。这样，欧洲的GSM、美国的CDMA和日本电信标准都能够相互切换。这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路线的设计，是向后接入兼容的设计。事实上，如果各国企业能够共同接受一个接入标准，就能够开放出许多新的资源。各国企业也有意愿，向前统一接口。但是，没有哪一家外国企业目前有足够的影响力来组织一个技术合作的俱乐部产品，推出共同接受的统一接口。比较而言，中国手机销量巨大，中国手机企业有潜在市场份额优势。如果调度各方力量，一个新的技术合作产业俱乐部可以在接口标准上发生。调研中发现，这样的双循环可能性，不是做不到，而是需要主动思考，积极作为。
产业俱乐部成功案例
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发现，在地球南极上空的大气层中，臭氧的含量开始逐渐减少。含氯的氟利昂（CFC）中的氯原子是破坏臭氧层的元凶。氟利昂则是广泛用于冰箱和空调制冷的工业原料。若臭氧层全部遭到破坏，太阳紫外线就会杀死所有陆地生命，人类也遭到“灭顶之灾”，地球将会成为无任何生命的不毛之地。臭氧层空洞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了。1987年，46个国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签署了《蒙特利尔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参与条约的每个成员组织（国家或企业）将冻结并依照缩减时间表来减少5种氟利昂的生产和消耗，冻结并减少3种溴代物的生产的消耗。
经过30年的共同努力，2019年10月21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的科学家称，臭氧空洞缩小到有记录以来的最小尺寸。“产业俱乐部”策略成功拯救了大气臭氧层。
CFC俱乐部策略最值得借鉴的是明确的奖惩规则。它规定，参加企业共同组建技术扶持基金。不发达地区的企业可以获得技术替代的资金支持。违反规定企业被排除在关键技术交易之外。参加企业还对降低使用，寻找替代，直至禁用做出时间承诺。违反企业将失去成员企业的商业关系。议定书的治理结构体现了“产业俱乐部”的两个重要特征，即能够拒绝非会员获利和会员之间不会互损消费。
另外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俱乐部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它是一个国际银行间非盈利性的国际合作组织，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同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和美国纽约分别设立交换中心（Swifting Center），SWIFT运营着世界级的金融电文网络，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它与同业交换电文（message）来完成金融交易。SWIFT还在各个层面将金融业界集合到一起，共同协作来制定市场惯例和定义标准。SWIFT的电文标准格式，已经成为国际银行间数据交换的标准语言。它服务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0多家银行机构、证券机构、市场基础设施和企业客户。简单而言，没有SWIFT交换电文服务，金融业的跨国交易无法运营。 SWIFT的国际影响力不止于它的电文格式是国际金融数据交换的标准语言。从1973年成立至今，它本身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制度的一个部分。SWIFT实施会员制度，由25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决策。它可以中止会员资格，以此拒绝为非会员服务。例如，俄罗斯和伊朗的金融机构目前受到制裁，不能使用SWIFT系统。同时，会员之间使用这个系统不会互相损害另外一方，只会越用价值越高（受益于网络效应）。
“产业俱乐部”策略鼓励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上下游团结一定数量的伙伴，结成产业团结联盟。这个策略有时代的意义，因为当前的国際市场已经从均衡落入失衡。各方国家力量都试图再均衡。但是，对于再均衡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战略意图。产业俱乐部策略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它既可以抱团取暖，也可以设定组织边界，限制成员性质和数量，从而避免“公地悲剧”。另外一个优势是相互之间没有消费抵触和互损关系。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产业俱乐部连带出网络效应。第三个优势在于政治色彩淡，专业成分高。因为专注于一个共同的专业目标，产业俱乐部可以与地缘政治和经济思想冲突保持距离。它容易在专业理念上获得共识，进而促进社会关系上的团结一致。
产业俱乐部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一个是关于俱乐部产品，另外一个是市场商品。下面概要解释俱乐部产品的经济理论。
俱乐部产品概念
讨论俱乐部产品，我们要把它和标准的商业产品与公共产品一起来讨论。为判断产品属于三类中的哪一种，我们看第一个比较维度：是否能够拒绝供给？另外一个维度是：它是否会产生相互竞争和抵消的消费效果？互损消费指的是，如果一方消费多了，另一方的消费效果和价值就降低。
如图2，我们以是否有消费中的互损抵消关系（Non- rivalrousness of consumption），是否有能力和权力拒绝供给（Non-excludability）概要划分商业产品、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和公地资源。如果社会不能拒绝的供给，它们可能是纯公共产品，例如新鲜空气、社会文化和公立社区大学。也可能是公地资源，例如国家公园或公共娱乐场所。如果有制度手段拒绝供给，它们可能是纯商业产品，例如价格是划分消费权力的手段。也可能是俱乐部产品，例如负责国际金融交易清算的SWIFT组织。如果不是它的会员，就不能够获得清算服务。纯公共性产品和公地资源经常遇到两个问题：供应不足和维修不够。哈丁（Garrett Hardin）称之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在当前的激荡国际环境中，中国企业至少可以主动组织下面四种“俱乐部产品”（见图3）。
第一种是原料资源俱乐部产品。它可以是依据中国本身有优势的原料资源，例如前面讨论的稀土资源。也可以是围绕中国企业发展需要的外部原料资源，例如制造电动汽车电池需要的锂。
第二种是技术合作俱乐部产品。除了上面提及的移动通讯的接口标准俱乐部之外，全球研究新冠病毒和寻找疫苗的阶段性成果就是另外一个值得推崇的例子。过去，从发现病毒到研发疫苗，至少2年时间。为何这次能在10个月内发明疫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病毒学家和药厂的通力合作。首先，合作包括分享基因组信息。中国分享的第一个基因组信息是在2020年1月11号。有了这个信息的共享，各国科学家才有条件开始病毒研究、药物开发和疫苗研究。在共享数据方面，中国搭建了两个平台：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的“全球冠状病毒组学数据共享与分析系统”和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资源库”。其次，疫苗开放过程中，五条不同的路线上，全球企业和科学家都有通力合作。在DNA疫苗方面，中国企业和美国的Inovio公司合作。mRNA疫苗上，中国企业与德国BioNTech公司合作。在重组蛋白疫苗方面，中国企业与英国GSK公司合作。2020年10月8日，中国宣布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支持低收入国家获得疫苗。这样的技术合作属于产业俱乐部的一种。
上述两种产业俱乐部涉及到的治理结构不复杂。它们属于交易型俱乐部。这两种俱乐部都关系到成员的竞争能力。结成俱乐部，可以提升内部成员的对外竞争力。按照已有竞争力的水平，内部成员的权益比例应该做对应安排。
第三种是共同市场俱乐部。上面提及的全球商业会展和全球教育产业的博洛尼亚进程和伊拉斯谟计划都是值得探索的方向。目前中国去OECD国家的留学生数量和财务支出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试想一下，如果10%的留学生能够在中国本土大学参与增强版本的博洛尼亚进程和伊拉斯谟计划，仅每年经济支出就是再造一个复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预算。如果考虑到从欧洲和其它国家来中国大学修学分的外国留学生，经济和文化社会影响都是几何级数的放大效果。从国内大循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角度看，这可以是经典案例。
第四种是共同价值观的俱乐部产品。在气候、消除贫困、教育等一系列社会责任主题上，中国企业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伙伴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组织双方均有强烈参与愿望的俱乐部产品。因为地缘政治冲突和经济思想的差异，这个领域是比较艰难的范畴。即便如此，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成功的雏形。例如，RE 100 （Renewable Energy 100%）是由气候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CDP（碳信息披露项目）合作进行的一项行动。它旨在促进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使用100%可再生能源电力。通过推动企业使用100%可再生能源而从中获益，帮助可再生电力在全球扩大使用范围。RE100全球行动于2014年9月22日在纽约气候周启动。全世界一共有216家公司加入了这个联盟。亿利资源集团、老板电器、隆基绿能科技、远景科技集团、阳光电源等企业成为来自中国的首批企业。2020年8月，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发起“RE100中国倡议”，呼吁更多中国企业推行100%可再生能源，提早实现企业自主减排的贡献目标，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在这个方面，无论地缘政治和经济思想差距，中外企业比较能够形成共识。 疫情跟踪技术是另外一个能创造全球共识的产业俱乐部。当前的跟踪方法有许多，包括中国的健康码，韩国跟踪系统、新加坡方法、欧洲和北美的方法。快速有效跟踪疫情和隐私保护的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疫情信息跟踪的治理结构和技术有全球一体化的重要理由。如果在这个领域首先获得共识，它也会促进全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共同价值观形成很难。但是，如果我们从单一技术领域开始，从大家有合作的强烈愿望项目开始，它就可以久久为功。
相比而言，共同市场和共同价值的产业俱乐部对治理结构要求比较高。它们适合从简单的规则开始，逐步丰富和完善规则。如果有大量企业在双循环过程中实践这四类产业俱乐部策略，企业在适应当前激荡环境的同时也主动改造出一个友善的新环境。如此，一个改良版的全球化新秩序可以期待。
产业俱乐部策略的成功要素
我们在上文提供了一系列产业俱乐部的案例。它们的目的是启发中国企业寻找自己所在产业的俱乐部形式。产业不同，具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也不一样。尽管如此，通过案例研究，我们总结出产业俱乐部策略的三个成功要素（见图4）。
第一是正确理解产业俱乐部策略的核心诉求。例如，稀土原料产业俱乐部关注永续开发和环境治理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把俱乐部成员绑定在一起。在技术合作俱乐部，集中精力在单一技术领域和有2-3行业龙头企业组织集体行动是成功的关键。在共同市场俱乐部，能否创造出网络效应，是否有成熟的机制来消除不信任因素很关键。在共同价值俱乐部，它要求有超越现状的思想意识，同时还有平衡民族主义和部落政治的固执影响。四类俱乐部，有共性的成功要素，也有依据行业特征的情境要素。两者都需要重视。
第二是展示产业俱乐部代表正外部性经济（Positive externalities）。正外部性是動员全球社会舆论支持的共同价值。在原料资源产业俱乐部，正外部性一般与可持续开发过程、公平贸易提升和明显的环境保护效果有关。在技术合作俱乐部，它体现在共享的平台技术，明显的正面溢出效果和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三者是普遍激励会员的正面社会效益。在共同市场俱乐部，正外部性的经济效果一般关系到降低交易成本，积累良善的社会资本和提升交易中的信任。在共同价值俱乐部，正外部性体现在对会员所处社会情境特殊性的尊重，以及求同存异，重视团结的社会关系方面。
第三是用发展时态观仲裁矛盾和冲突。在第一类产业俱乐部，原料开采往往引发环境问题和原料出口企业与使用企业之间价值与价格分配的问题。发展的时态观主张以改善、渐进的观点看待问题，主张在发展中推动公允价值分配。在第二类产业俱乐部，技术合作的发展时态观对会员有集体承诺、和平竞争和会员互保的期望值。它们有利于把单个问题和具体矛盾放到发展过程中去解决。在第三类产业俱乐部，共同市场肯定涉及到制度规范建设。它的发展时态观具体体现在会员共同规划，采取不同方法和制式试验合适的交易规则，同时允许在试验中犯错误，允许给会员第二次机会。
上述三方面是双循环产业俱乐部策略的成功要素。
怎样才算达到一流智慧？作家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说：头脑中持有完全对立的两个观点，你却仍然行动自若，便得一流智慧。未来，中国企业既要适应环境，又要善用环境，既要战略模糊，又要有限承诺。这看似对立的要求不应该阻扰企业积极作为。双循环的产业政策本身就包含对立统一思想。产业俱乐部策略可以帮助企业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市场找到确定性的定位。
生态进化过程中，生物一方面适应变化的环境条件（Adaptation），另一方面善用环境资源（Exaptation）。例如，鸟类的羽毛先是为适应环境温度变化而生。同时，它又被善用到发展飞翔能力上。面对复杂、恶化、失衡中的国际局势，中国企业也同样有两个战略任务，适应环境条件和善用环境资源。在国家层面，中国政府开展一系列新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例如2020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和《中欧投资协议》。它代表国家在善用环境资源方面的积极做为。落实到企业层次，中国企业的善用环境的策略应该是怎样的？本文试图提供一个选择方案：产业俱乐部策略。它是一个在动荡大环境中创造稳定小气候的联盟策略。通过一系列产业俱乐部的案例研究，我们建议中国企业可以利用四种产业俱乐部策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产业俱乐部策略源自“俱乐部产品”的概念。在公共政策和制度经济学中，“俱乐部产品”是介于市场商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一种经济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成员共享，相互无损耗。非成员不能使用。当前，地缘政治经济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爭端扰乱了全球商业秩序。它的直接后果是市场机制失灵，公共产品机制失效。在此激荡环境中，国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希望结盟自保。它为实施产业俱乐部策略创造了环境条件。善用环境，积极作为，这不仅符合双循环产业政策，也有助于中国企业更新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定位。
本文分析结构如下：首先，我们分析双循环产业政策的激荡国际环境背景，强调国际循环的必要性。其次，我们阐述双循环要对冲单一国内循环的内卷风险。最后，我们讨论四种能促进国际循环的产业俱乐部策略。鉴于双循环为现在进行时，我们选择用案例方法和溯因逻辑（Abductive logic），展现其中的直观启发原则（Heuristics）。
善用激荡环境，提升国际结盟能力
激荡环境中，中国企业应该争取与少数国际合作者组建俱乐部性质的联盟。产业俱乐部策略是一种合适的自组织结盟方法。它的泛组织边界清晰，会员的战略目标单一，容易达成共识。同时，因为相对规模小，专业性强，它能规避一些地缘政治风险。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地位的改变，结盟能力也是再全球化中的新核心竞争力。
2018年以来，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正遭遇三重打击：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和代工模式开始失效。未来3-5年，中国企业仍将处于激荡的国际环境之中。历史不重复，但总在回响。今天的全球局势非常类似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后期的情势。彼时，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意识形态为轴心的国际秩序分崩瓦解。现代国家的雏形刚刚显现。三十年战争后，各国聚集在普鲁士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签订和约。它奠定后来400年国际政治秩序的基调：均衡与遏制。各国认识到，军事技术已经强大到可以互相摧毁的地步。为避免灾难性互毁，各国追求国家力量动态平衡。任何一国过于强大而导致失衡时，其它国家就加入对立的阵营，力求恢复均衡。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总结道：均衡是过程，失衡时常发生，但趋势是维护均衡。
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有非常类似的基调。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在经济和技术力量上的全面发展直接挑战以西方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商业秩序。对于来自中国企业的主动权要求，他们还有一段认识和习惯的过程。在此期间，一些国家用政府行政命令直接干预市场。这导致WTO框架下的国际产业链规则失效。国际商业环境落入失衡阶段。以中国、东盟和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和国家联盟正积极寻找从失衡到再均衡的方法。他们的努力是否能够达成国家经济秩序领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这是为何国际经济局势仍旧激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今激荡环境有以下特征：
环境中有多位积极行动者。他们在不满现状方面高度一致。但关于未来共同秩序，尚未达成一致。
这些积极行动者调动经济和政治的强制手段追求统治地位。当游戏规则不符合他们利益时，他们毫不迟疑地改变游戏的性质，宣布新的游戏规则。
少数行动者认为，在价值观冲突的环境中，统治战略优于竞争战略，输出混乱是建立统治秩序的预演。特别是当他们失去原来优势地位时，制造混乱往往是他们的首选策略。
积极行动者之间的争斗达到势均力敌之前，任何明确表达的目标都可能是政治较量的假动作。任何经济竞争都为政治统治优势服务。任何政治较量，在告一段落之前，优势的一方都要求获得经济利益补偿。
除非少数寡头已经掌握了局势，从动荡到稳定，大环境事态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在环境均衡没有达成之前，不同版本的未来世界都有实现的理由。
中国企业要认识到当前激荡环境与过去30年的多次国际经济危机有本质区别。那就是，过去30年，中国企业基本上可以顺应全球产业链的已有秩序，可以基本被动地执行由上游先进西方企业已经制定的全球化生产和营销的蓝图。这个特征已经发生本质改变。未来再平衡后的新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企业需要扮演主动的角色。结盟能力就成为标配了。
处于从失衡到再均衡的调整期，中国企业如何主动应对？在英国系统学家阿什比（Ross Ashby）认为，系统复杂性的一个原理就是以必要的思维多样性对应复杂环境的多样性。这就是阿什比法则的“必要多样性” 原理（Ashby’s Law of Requisite Variety）。因此，“一招鲜，吃遍天”的思维是危险的。落实到双循环策略上，开辟国内大循环同时，企业要有多种与国际合作者结盟的能力。以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国际会展和教育为例，我们看到善用激荡环境，与外结盟的新机会。 全球商业会展中，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行业中最大的活动。受疫情影响，2020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无法举办，这也是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创立73年来首次轮空。据《经济学人》报道，汉诺威会展公司2020年的收入从预计的3.3亿欧元下跌到1亿欧元。不过，汉诺威在中国设有“成都国际工业博览会”和“华南工业博览会”。当欧洲的会展全面关闭时，汉诺威会展公司依靠中国的会展活动和网上新型客户见面会维持下来。汉诺威的经验也让其它国际企业重新思考中国市场的战略价值。
新形势下，从风险控制和模式创新的角度，全球会展企业都有重组和联盟的愿望。这就为中国的会展企业主动积极作为创造了条件。以吸引人潮流量为重点的会展有相互增益的价值效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会展，如果能够相互导流，它对成员企业都有价值放大的效果。如果上海进博会能够组织全球商业会展联盟，它可以在行业范围内开拓共享的新市场空间。一方面，激荡环境制造了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它鼓励行业中的龙头企业跳出传统思维，寻找新的跨国合作模式。
另一个值得双循环思考的行业是全球教育。新冠疫情对OECD发达国家大学的留学生生源造成直接冲击。无法招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就是其中一个重大损失。同时，2020年90万中国留学生申请人也遭遇无法到校读书的窘境。美国的一些大学临场应变，联合中国大学，为留学生提供当地学习计划，作为紧急情况下的过渡。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疫情激发了许多大学强烈的国际合作动机。它为中国大学善用环境创造了条件。例如，中国教育机构可以借鉴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和欧共体的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Mundus），参与和建设全球大学教育联盟。
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是29个欧洲国家于1999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提出的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该计劃的目标是整合欧盟的高教资源，打通教育体制。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签约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和成绩，都将获得其他签约国家的承认。它实现欧洲高教和科技一体化，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欧共体的伊拉斯谟计划，是欧同体以15世纪著名教育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之名设立的。项目计划包括100多个跨大学的“欧洲硕士专业”点、20多个“欧洲博士专业”和上万个年度奖学金和访问学者。“伊拉斯谟-世界Erasmus Mundus”奖学金已成为欧盟高等教育的一个品牌。
以双循环战略思想，中国大学机构可以引进或借鉴博洛尼亚进程，为中国留学生和外国留学生打通教育系统。如果我们建立中欧联合伊拉斯谟计划，它能提升一带一路国家教育联盟水平。大学历史经历了多次思维和模式的变革。19世纪，德国推广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洪堡高等教育模式（Humboldtian Model）。它为德国科学技术大发展奠定人才基础。20世纪，美国加州大学三级教育模式让高等教育走向低成本、广覆盖的道路。新冠疫情为重新想象全球大学教育系统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机会。全球大学联盟可以包括：相互承认学分，允许跨校修课，能跨学科组合学位课程。想象一下，一带一路国家的大学生可以到中国大学修学分，中国本地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国内国外大学课程，完成大学联盟学位。这是中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一个新模式。
激荡环境中，对外结盟能力不仅是善用环境的表现，也有规避内卷风险的效果。
对外结盟，规避内卷风险
我们长期研究中国企业的危机决策。其中一个发现是：激荡环境下，大多数企业会选择容易的方法，重复习惯的套路。“危中找机”往往只在有富裕时间和资源的前提下才能顾及到。以当前危机态势，企业极其容易把国内大循环当作躲避恶劣环境的低风险选择。而这正是双循环的产业政策需要避免的内卷风险。
身处激荡环境，从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这是企业普遍的本能反应。在此气氛下，坚韧力（Resilience）超过竞争力，成为企业避险的主要战略任务。但是，以过去时态为特征的坚韧力可能诱发自我萎缩和塌陷的内卷（Involution）。只有认识到潜在的内卷问题，企业才能理解双循环的重点在于提升国内和国际之间协同自组织能力。没有国际开发策略的企业不但不可能双循环，而且可能陷入单向国内循环的内卷危机。
坚韧力（Resilience）是工程学和生态学对系统抗干扰能力的研究。坚韧力有抵抗、消化、忍受、反弹恢复四个方面特征。它描述的是，受到外力冲击时，工程系统依靠坚韧力恢复到原先的结构均衡状态。管理学中，坚韧力先是被借用到“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领域。它代表以积极、正面、建设性的心理解释人们遭遇到的周折、打击和挫败。后来，危机管理延用上述内容，表达商业再续的组织能力。
为商业延续，企业常利用两种设计来提升坚韧力。一是“鲁棒设计”（Redundancy）。它具体表现在增加系统备用资源，例如现金储备，以防不测，俗称备战备荒。二是“向易而行”（The least resistance）。它具体表现在用熟悉方法，重复老套路，选择低风险问题。短期内，这两种设计会提升组织抗干扰能力。但它们容易带来“一切可控”的错觉。遭遇危机时，组织条件反射式地启动记忆中的防御策略。每一次成功都被用于强化既有模式。一旦环境出现新危机，旧模式可能失效。此时，组织已经失去创新应对的能力，因为坚韧力形成自我强化的陷阱。我们研究发现，内卷现象既可能发生在日本福岛核电站这样的商业组织中，也曾经发生在西班牙王朝这样的帝国兴衰过程中。历史学家斯托尔（Christopher Storrs）对西班牙帝国坚韧力有着系统研究。在《西班牙王朝坚韧力》（The Resilience of the Spanish Monarchy 1665-1700）一书中，斯托尔详细描述“西班牙系统”怎样一步步落入坚韧力陷阱。
图1 双循环重点在国际结盟能力
双循环的辩证力量在于兼顾坚韧力和国际产业链主动权。它的战略重点在国际结盟能力。图1直观标识了双循环将经过的三个阶段：1）当前国际环境恶化，利用国内大循环维护企业自救的坚韧力；2）善用激荡环境，扩大国际影响力；3）在转型后的全球化体系中主动作为。第一个阶段已经开始。第三个阶段尚未到来。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重点在如何用产业俱乐部策略提升结盟能力。坚韧力是适应环境的必要能力。积极作为是善用环境的主动能力，它们构成双循环的两个秩序因子。下面，我们选择两个案例说明如何平衡坚韧力和善用资源的主动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是全球少有的同时拥有17种稀土元素的国家。稀土影响到几乎所有的高科技前沿产业，包括军事和航天产业。完整稀土工业体系是中国的另一个优势。内蒙古包頭、四川凉山轻稀土和江西赣州为代表的南方五省中重稀土三大生产基地掌握完整的采选、冶炼、分离技术，可以生产400个品种、1000个规格的稀土产品。中国和日本也是稀土产品消费大国。中国国内市场的消费占全球56%以上。如果只是国内大循环，稀土企业可以集中在提升现有的国内市场规模上。这是一条低风险的道路。从当前避险自救看，国内大循环将会加强企业的坚韧力。但是，仅仅关注国内大循环，短期看，它会忽略几个不利因素。长期分析，它也可能错过善用环境的机会。
中国稀土产业至少有三个不利因素。第一，缺乏可持续性开发战略。50年来的超强度开采导致主要矿区资源枯竭。包头稀土矿资源仅剩三分之一，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储采比已由20年前的50%降至目前的15%。第二，高附加值的核心技术缺乏。在核心专利方面，中国对于稀土的专利申请数量全球第一，但多数是稀土产业上游的开采技术，严重缺乏稀土材料类的专利。比如，中国消费量最大的钕铁硼类稀土永磁材料的核心专利基本都掌握在美国和日本企业那边。第三，环境保护亟需加强。稀土开采、选冶、分离过程严重破坏地表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酸化，使得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例如，重稀土矿过去采用落后工艺，每生产1吨稀土氧化物产生约2000吨尾砂。
如果我们利用原材料资源的优势，组织国际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行业协会，双循环过程中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可以两者兼顾。推动国际结盟，稀土资源企业首先需要思考四个问题：1）怎样善用中国本身具有的储藏量和加工产业优势；2）怎样解决开发和提炼过程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3）怎样用稀土资源与下游高科技产业结成友好战略关系；4）思考如何组织稀土资源的全球“俱乐部”，建立行业圈内的制度规范。如果联盟巴西、俄罗斯、越南，稀土俱乐部能够控制超过80%的稀土产量。虽然非洲刚果地区有潜在的稀土矿产储量，因为后续加工系统要求，全球的稀土产业还是依靠上述四国。如果非洲企业加入，稀土“俱乐部”可以集体帮助非洲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双循环战略设计中，除了重新思考原料优势，中国企业也需要再思考市场规模的优势。以华为和中兴为例，因为受到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企业不得不转向国内市场，华为甚至剥离“荣耀”手机业务。它是企业面对激荡环境的求生之策。但是，如果只是转向国内存量市场，企业过去开放式的创新自然萎缩。这也是华为内部所担心的“内卷”（Involution）。
访谈华为工程师过程中，我们发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机会仍然存在。这要求管理者积极主动思考旧市场中的新机会。以移动通讯的接口标准为例，目前的接口设计是兼容原则，即在封装的手机芯片内设置多种制式接口。这样，欧洲的GSM、美国的CDMA和日本电信标准都能够相互切换。这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路线的设计，是向后接入兼容的设计。事实上，如果各国企业能够共同接受一个接入标准，就能够开放出许多新的资源。各国企业也有意愿，向前统一接口。但是，没有哪一家外国企业目前有足够的影响力来组织一个技术合作的俱乐部产品，推出共同接受的统一接口。比较而言，中国手机销量巨大，中国手机企业有潜在市场份额优势。如果调度各方力量，一个新的技术合作产业俱乐部可以在接口标准上发生。调研中发现，这样的双循环可能性，不是做不到，而是需要主动思考，积极作为。
善用资源的“产业俱乐部”策略
产业俱乐部成功案例
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发现，在地球南极上空的大气层中，臭氧的含量开始逐渐减少。含氯的氟利昂（CFC）中的氯原子是破坏臭氧层的元凶。氟利昂则是广泛用于冰箱和空调制冷的工业原料。若臭氧层全部遭到破坏，太阳紫外线就会杀死所有陆地生命，人类也遭到“灭顶之灾”，地球将会成为无任何生命的不毛之地。臭氧层空洞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了。1987年，46个国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签署了《蒙特利尔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参与条约的每个成员组织（国家或企业）将冻结并依照缩减时间表来减少5种氟利昂的生产和消耗，冻结并减少3种溴代物的生产的消耗。
经过30年的共同努力，2019年10月21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的科学家称，臭氧空洞缩小到有记录以来的最小尺寸。“产业俱乐部”策略成功拯救了大气臭氧层。
CFC俱乐部策略最值得借鉴的是明确的奖惩规则。它规定，参加企业共同组建技术扶持基金。不发达地区的企业可以获得技术替代的资金支持。违反规定企业被排除在关键技术交易之外。参加企业还对降低使用，寻找替代，直至禁用做出时间承诺。违反企业将失去成员企业的商业关系。议定书的治理结构体现了“产业俱乐部”的两个重要特征，即能够拒绝非会员获利和会员之间不会互损消费。
另外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俱乐部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它是一个国际银行间非盈利性的国际合作组织，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同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和美国纽约分别设立交换中心（Swifting Center），SWIFT运营着世界级的金融电文网络，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它与同业交换电文（message）来完成金融交易。SWIFT还在各个层面将金融业界集合到一起，共同协作来制定市场惯例和定义标准。SWIFT的电文标准格式，已经成为国际银行间数据交换的标准语言。它服务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0多家银行机构、证券机构、市场基础设施和企业客户。简单而言，没有SWIFT交换电文服务，金融业的跨国交易无法运营。 SWIFT的国际影响力不止于它的电文格式是国际金融数据交换的标准语言。从1973年成立至今，它本身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制度的一个部分。SWIFT实施会员制度，由25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决策。它可以中止会员资格，以此拒绝为非会员服务。例如，俄罗斯和伊朗的金融机构目前受到制裁，不能使用SWIFT系统。同时，会员之间使用这个系统不会互相损害另外一方，只会越用价值越高（受益于网络效应）。
图2 市场商品、俱乐部产品、公共产品分类
“产业俱乐部”策略鼓励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上下游团结一定数量的伙伴，结成产业团结联盟。这个策略有时代的意义，因为当前的国際市场已经从均衡落入失衡。各方国家力量都试图再均衡。但是，对于再均衡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战略意图。产业俱乐部策略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它既可以抱团取暖，也可以设定组织边界，限制成员性质和数量，从而避免“公地悲剧”。另外一个优势是相互之间没有消费抵触和互损关系。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产业俱乐部连带出网络效应。第三个优势在于政治色彩淡，专业成分高。因为专注于一个共同的专业目标，产业俱乐部可以与地缘政治和经济思想冲突保持距离。它容易在专业理念上获得共识，进而促进社会关系上的团结一致。
产业俱乐部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一个是关于俱乐部产品，另外一个是市场商品。下面概要解释俱乐部产品的经济理论。
俱乐部产品概念
讨论俱乐部产品，我们要把它和标准的商业产品与公共产品一起来讨论。为判断产品属于三类中的哪一种，我们看第一个比较维度：是否能够拒绝供给？另外一个维度是：它是否会产生相互竞争和抵消的消费效果？互损消费指的是，如果一方消费多了，另一方的消费效果和价值就降低。
如图2，我们以是否有消费中的互损抵消关系（Non- rivalrousness of consumption），是否有能力和权力拒绝供给（Non-excludability）概要划分商业产品、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和公地资源。如果社会不能拒绝的供给，它们可能是纯公共产品，例如新鲜空气、社会文化和公立社区大学。也可能是公地资源，例如国家公园或公共娱乐场所。如果有制度手段拒绝供给，它们可能是纯商业产品，例如价格是划分消费权力的手段。也可能是俱乐部产品，例如负责国际金融交易清算的SWIFT组织。如果不是它的会员，就不能够获得清算服务。纯公共性产品和公地资源经常遇到两个问题：供应不足和维修不够。哈丁（Garrett Hardin）称之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在当前的激荡国际环境中，中国企业至少可以主动组织下面四种“俱乐部产品”（见图3）。
第一种是原料资源俱乐部产品。它可以是依据中国本身有优势的原料资源，例如前面讨论的稀土资源。也可以是围绕中国企业发展需要的外部原料资源，例如制造电动汽车电池需要的锂。
第二种是技术合作俱乐部产品。除了上面提及的移动通讯的接口标准俱乐部之外，全球研究新冠病毒和寻找疫苗的阶段性成果就是另外一个值得推崇的例子。过去，从发现病毒到研发疫苗，至少2年时间。为何这次能在10个月内发明疫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病毒学家和药厂的通力合作。首先，合作包括分享基因组信息。中国分享的第一个基因组信息是在2020年1月11号。有了这个信息的共享，各国科学家才有条件开始病毒研究、药物开发和疫苗研究。在共享数据方面，中国搭建了两个平台：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的“全球冠状病毒组学数据共享与分析系统”和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资源库”。其次，疫苗开放过程中，五条不同的路线上，全球企业和科学家都有通力合作。在DNA疫苗方面，中国企业和美国的Inovio公司合作。mRNA疫苗上，中国企业与德国BioNTech公司合作。在重组蛋白疫苗方面，中国企业与英国GSK公司合作。2020年10月8日，中国宣布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支持低收入国家获得疫苗。这样的技术合作属于产业俱乐部的一种。
上述两种产业俱乐部涉及到的治理结构不复杂。它们属于交易型俱乐部。这两种俱乐部都关系到成员的竞争能力。结成俱乐部，可以提升内部成员的对外竞争力。按照已有竞争力的水平，内部成员的权益比例应该做对应安排。
图3“产业俱乐部”四种类型
第三种是共同市场俱乐部。上面提及的全球商业会展和全球教育产业的博洛尼亚进程和伊拉斯谟计划都是值得探索的方向。目前中国去OECD国家的留学生数量和财务支出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试想一下，如果10%的留学生能够在中国本土大学参与增强版本的博洛尼亚进程和伊拉斯谟计划，仅每年经济支出就是再造一个复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预算。如果考虑到从欧洲和其它国家来中国大学修学分的外国留学生，经济和文化社会影响都是几何级数的放大效果。从国内大循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角度看，这可以是经典案例。
第四种是共同价值观的俱乐部产品。在气候、消除贫困、教育等一系列社会责任主题上，中国企业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伙伴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组织双方均有强烈参与愿望的俱乐部产品。因为地缘政治冲突和经济思想的差异，这个领域是比较艰难的范畴。即便如此，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成功的雏形。例如，RE 100 （Renewable Energy 100%）是由气候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CDP（碳信息披露项目）合作进行的一项行动。它旨在促进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使用100%可再生能源电力。通过推动企业使用100%可再生能源而从中获益，帮助可再生电力在全球扩大使用范围。RE100全球行动于2014年9月22日在纽约气候周启动。全世界一共有216家公司加入了这个联盟。亿利资源集团、老板电器、隆基绿能科技、远景科技集团、阳光电源等企业成为来自中国的首批企业。2020年8月，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发起“RE100中国倡议”，呼吁更多中国企业推行100%可再生能源，提早实现企业自主减排的贡献目标，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在这个方面，无论地缘政治和经济思想差距，中外企业比较能够形成共识。 疫情跟踪技术是另外一个能创造全球共识的产业俱乐部。当前的跟踪方法有许多，包括中国的健康码，韩国跟踪系统、新加坡方法、欧洲和北美的方法。快速有效跟踪疫情和隐私保护的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疫情信息跟踪的治理结构和技术有全球一体化的重要理由。如果在这个领域首先获得共识，它也会促进全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共同价值观形成很难。但是，如果我们从单一技术领域开始，从大家有合作的强烈愿望项目开始，它就可以久久为功。
相比而言，共同市场和共同价值的产业俱乐部对治理结构要求比较高。它们适合从简单的规则开始，逐步丰富和完善规则。如果有大量企业在双循环过程中实践这四类产业俱乐部策略，企业在适应当前激荡环境的同时也主动改造出一个友善的新环境。如此，一个改良版的全球化新秩序可以期待。
产业俱乐部策略的成功要素
我们在上文提供了一系列产业俱乐部的案例。它们的目的是启发中国企业寻找自己所在产业的俱乐部形式。产业不同，具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也不一样。尽管如此，通过案例研究，我们总结出产业俱乐部策略的三个成功要素（见图4）。
第一是正确理解产业俱乐部策略的核心诉求。例如，稀土原料产业俱乐部关注永续开发和环境治理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把俱乐部成员绑定在一起。在技术合作俱乐部，集中精力在单一技术领域和有2-3行业龙头企业组织集体行动是成功的关键。在共同市场俱乐部，能否创造出网络效应，是否有成熟的机制来消除不信任因素很关键。在共同价值俱乐部，它要求有超越现状的思想意识，同时还有平衡民族主义和部落政治的固执影响。四类俱乐部，有共性的成功要素，也有依据行业特征的情境要素。两者都需要重视。
第二是展示产业俱乐部代表正外部性经济（Positive externalities）。正外部性是動员全球社会舆论支持的共同价值。在原料资源产业俱乐部，正外部性一般与可持续开发过程、公平贸易提升和明显的环境保护效果有关。在技术合作俱乐部，它体现在共享的平台技术，明显的正面溢出效果和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三者是普遍激励会员的正面社会效益。在共同市场俱乐部，正外部性的经济效果一般关系到降低交易成本，积累良善的社会资本和提升交易中的信任。在共同价值俱乐部，正外部性体现在对会员所处社会情境特殊性的尊重，以及求同存异，重视团结的社会关系方面。
“产业俱乐部”成功三要素
第三是用发展时态观仲裁矛盾和冲突。在第一类产业俱乐部，原料开采往往引发环境问题和原料出口企业与使用企业之间价值与价格分配的问题。发展的时态观主张以改善、渐进的观点看待问题，主张在发展中推动公允价值分配。在第二类产业俱乐部，技术合作的发展时态观对会员有集体承诺、和平竞争和会员互保的期望值。它们有利于把单个问题和具体矛盾放到发展过程中去解决。在第三类产业俱乐部，共同市场肯定涉及到制度规范建设。它的发展时态观具体体现在会员共同规划，采取不同方法和制式试验合适的交易规则，同时允许在试验中犯错误，允许给会员第二次机会。
上述三方面是双循环产业俱乐部策略的成功要素。
结语
怎样才算达到一流智慧？作家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说：头脑中持有完全对立的两个观点，你却仍然行动自若，便得一流智慧。未来，中国企业既要适应环境，又要善用环境，既要战略模糊，又要有限承诺。这看似对立的要求不应该阻扰企业积极作为。双循环的产业政策本身就包含对立统一思想。产业俱乐部策略可以帮助企业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市场找到确定性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