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去外婆家过年，那些年厨房里干活的主力是我舅妈，来一桌人她做一桌饭。到我十几岁的时候，也知道应该给大人帮忙做家务了，可每当我鼓起勇气想走进厨房问要不要帮忙，却说不出口。外婆家没有暖气，厨房里滴水成冰，虽然有自来水，却没有洗碗池和下水口，洗完的脏水得一盆盆地端出去倒掉。即便我主动请缨，舅妈也不让我洗，她自有一套独特的洗涤方式，速度特别快。但不管怎样，一想到要在油腻腻的水盆里洗碗，还要一盆盆地端出去倒，我就怯了。想来如果家务活儿也有鄙视链的话，做饭洗碗应该是最底层那一链，油腻肮脏，吃力不讨好。
　　婚后，我的一个女友也曾直言她不爱做饭洗碗做家务，她的理由是这些事做了以后，并没有想象中的效果，还不如做个闪闪发亮的美甲吸引人。即便她挥汗如雨地干完那些家务，家里所有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就好像桌子是自己干净了，饭菜是自己把自己炒熟了端上来的，从窗户到马桶都有过滤和自洁功能……尤其是过年时，炸丸子、包饺子、买年货……这些小时候觉得开心的事物，不知何时成为了一种“规矩”，就像要参加考试的必读科目——本来挺喜欢上的课，一听要考试头就大了。于是，本来做家务的初衷是出于对家人的爱，可是一旦成为“不做就会被惩罚”的“规矩”，难免就成了枷锁。于是，按“规矩”不得不做这些事的时候，女人们一点儿也体会不到“劳动的欢乐”——唉，这不是劳动，这是劳动改造好吗？
　　我曾经也希望能远离污水、油腻、灰尘，停留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少女时代。可话说回来，当年我每次看到舅妈在厨房里洗洗涮涮的时候，我的感受其实很复杂，既不好意思，又心生同情，有逃脱劳动的庆幸，又有很多不解：舅妈和小姨她们在厨房，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委屈满腹怨气冲天，反而嘻嘻哈哈叽叽喳喳，就像我们钻进没有大人的房间里，自有她们不为人知的惬意和欢乐。我很好奇，她们咋那么乐意跟那些脏兮兮油乎乎的东西打交道啊？
　　大概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只是或迟或早。
　　五年前我被派到美国做交流学者，初到美国，我险些得抑郁症。先不说工作、学业，仅仅语言就令人抓狂，平时英语考试的听力是一回事，现场又是一回事，也不是听不懂，只是反应总会慢半拍。在交流时，你慢的那半拍就在你和对方之间裂开了巨大的鸿沟。那种气急败坏无处不在——去超市看不懂说明，分不清面粉和玉米粉;回到家里，一橱柜的洗涤液，分不清哪个是用于清理重油污的，哪个是擦玻璃的;不会用烤箱、洗碗机、烘干机，连想关个空调都瞅半天。这些点点滴滴又无处不在的挫败感，都使得我急需找一个点发泄。
　　有天早上，参加了一个隆重的颁奖典礼以后，我忽然情绪低落，特别想吃舅妈做的羊血饸饹，那种麻和辣，用舅舅的话说“就像两颊被鞋底子重重抽了几下”，对食物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就像街边痛苦万分四处寻找想抽两口过过瘾的流浪汉。我找到与饸饹最相近的食材——面粉。
　　于是，中午做饭时的面团成了替罪羊。租的房子没有案板，也没找到擀面杖，只好徒手做，把面粉揉成团，把面团搓成面棍，把面棍扯成面条，我一个人和这坨面搏斗了几个小时。其间，外面下了两场大雨，出了两回大太阳，雨后，两只松鼠追逐打闹着跑过院子，我忧伤地看着松鼠厮打着上了树，它们在树干上继续纠缠，而我，只有和这坨硬得死去活来的面团纠缠。
　　在寂静的午后，这场松鼠的舞蹈表演是给我一个人的奖赏。时间好像停滞了，没有惊慌、焦虑、听不懂、看不明白，仿佛岁月静好
　　多年前的问题骤然有了答案：就像从前我舅妈来到城市，就习惯性一头扎进厨房干活，可能城里的大妈们都会同情她，好可怜，一天到晚只会围着锅台转，连个广场舞都不会跳，好想把她从煎炒煮炖刷锅洗碗里解救出来，可她说，她是真心喜欢城市里的厨房，因为有自来水啊！城市对于那个农村老太来说，就像一头冷漠的怪兽，她唯一能看懂、理解、玩转的地方就是厨房。就像在这个地球另一边陌生的国度，我能玩转的，还好，有这么一个面团。
　　后来，我经常回忆起这一幕：当我参加了一个全程不知道在说什么的隆重典礼之后，我一头钻进厨房，拆开面袋，倒出面粉，哗哗的在水龙头底下接水的时候，那种快意恩仇，比酒桌上豪气干云的江湖侠客还爽意。
　　从美国回来后，我发现我有了一个新的爱好：不管去谁家，我都习惯钻进厨房帮主人干活，饭菜的鮮香扑面而来的瞬间，那种满足不亚于得知自己努力争取的项目入选了。
　　一件件闪闪发光的碗碟从水里捞出来，感觉和论文得奖一样有成就感。尤其是与亲朋好友们在厨房一起剥葱、倒蒜、盛饭、吃饭，洗洗涮涮，分享笑柄，说着只有彼此听得懂的梗，真希望这一切永远不要结束。而那些琐细的餐前准备、繁杂的餐后洗涮，就像音乐的前奏和尾音，使得这场热热闹闹来得更为充分、完整、饱满、生动。
　　也许正如弗朗索瓦丝·萨冈所说：“所有平静的人生都幻想伏特加、乐队和醉生梦死，正如所有漂泊的人生都梦想着平静、童年、杜鹃花。”
　　（黄文达荐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