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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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学术研究可以有多种路径,宏观或微观、整体或个案、纵寻脉络与横做切片,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但在我看到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葫芦文化丛书》之前,还不曾想到对一个小小的研究对象———葫芦,可以编出九大卷,洋洋二百多万言的丛书。而且,只要一翻就可以看出,九卷所构成的仍然是一个开放结构,尚有很大的增补空间。这种研究引起了我的兴趣,不仅因为它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也不仅因为许多具体内容吸引了我,而且因为它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对于许多领域的研究都不乏启示意义。


  不就是葫芦嘛!千百年来,人们种葫芦、吃葫芦、用葫芦、玩葫芦、画葫芦、刻葫芦……把它做成摆件置于几上,做成挂件挂在墙上,或者做成酒葫芦、药葫芦背在身上,文人墨客则为它写诗作画,总之,不少人都喜爱葫芦,甚至因此而有了关于“宝葫芦”“葫芦娃”的种种神话和传说。然而,却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研究,尤其是从各个层面对它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深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扈鲁主编、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葫芦文化丛书》的确是填补了一项空白,而且带来了一条新路径:面对一个不大的文化符号,纵横展开,古往今来与四面八方尽收眼底,揭示出它丰富的文化内涵。
  就其自然属性而言,葫芦只是一种植物果实,其价值与石榴、木瓜、莲蓬、菱角之类并无多大差别。然而,无论蔬菜还是水果,无论植物还是动物,一旦文化化,就具有了某种附加值。在各类植物果实中,具有文化附加值的并不少,但葫芦的文化附加值显然是比较多的。它最初的价值也许只是一种蔬菜,成熟后又可以做成饭勺、水瓢、储蓄罐之类的器皿。《诗经》中“本月食瓜,八月断壶”说的正是这两个层面。然而,也许是因为它的形体和构造的确可爱吧,所以又成了供人把玩和观赏的工艺品,可以对它进行各式各样的深加工。又因为它的名字“葫芦”与“福禄”谐音,以及被赋予的种种特别含义,它成了吉祥物,被历代诗人吟咏,被历代画家描绘,被绣娘们绣在枕头顶或荷包上。《葫芦文化研究丛书》的一个大贡献,就是以传世典籍为基础,系统地挖掘和整理了葫芦在种植、食用、药用、器物、文学、书画、工艺等方方面面的历史与文化,并对每一个层面进行专门研究,从而形成了《研究卷》《史料卷》《文学卷》《图像卷》《器物卷》《植物卷》以及《澜沧卷》《葫芦岛卷》《东昌府卷》等九卷著作。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是开创性的,即使主要是资料的整理,也显示了策划者的开阔视野和学术勇气。
  与此同时,我想特别指出的是,这套丛书冲破了学科壁垒,实现了多学科的联合作业。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这对培养专门的研究者或许不无益处,但副作用也是明显的:高学历可能恰恰窄视野。顾名思义,博士应该是博学的,但事实却是博士的优势往往在深而不在博。因为面对大千世界,他所研究的往往只是局部中的小局部,甚至是针尖那么大的一个洞。这种学科发展的状况导致了对许多事物的研究都是割裂的。这套丛书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研究葫芦,既需要植物学、农学、陶器、玉器、刺绣等方面的内行,又需要文学、美术、民俗、文化等不同学科的学者。正是不同学科的分工合作,才为丛书带来了丰富性和完整性。也正是这种多学科的合作,使读者无论熟悉哪个专业,也无论知识结构如何,都能从中获得新知,甚至像我这样感觉眼界大开。
  是的,你也许种过葫芦,但你种出过两米多长的葫芦吗?种出过几个扭结在一起成为特殊造型的葫芦吗?你也许玩过葫芦,但你玩过模制葫芦吗?见过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御制的葫芦文玩吗?你也许用过葫芦,甚至像我一样小时候就用葫芦瓢喝过水,但你见过泅渡时用的葫芦腰舟吗?还有,是谁最先为葫芦写诗?是谁最先让葫芦入画?在这套丛书里,这一切都能看到。


  作为一套多人合作的大型丛书,有不尽完善之处是不奇怪的。不过,说它是葫芦文化的系统总结,或者说是集大成之作,应该不算过分。因为要完成这样一个工程,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仅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就需要研究者有极大的耐心和细心,需要极大的工作量。在某些方面,可能已有前人的成果可供参考,但在更多的层面上,显然是前无古人,是需要开生荒、打硬仗的,需要从古代典籍中一点一滴找材料。比如《史料卷》《文学卷》《研究卷》《器物卷》和《图像卷》,荟萃集成之功就值得充分肯定。
  在这几卷中,无论展开哪一卷,都是一部或几部专著。比如《图像卷》,它不仅包含了一部葫芦绘画史,而且包含了葫芦剪纸史、葫芦刺绣史和葫芦雕刻史。在这一卷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哪个朝代的哪个画家最先画葫芦,也可以看到历代的葫芦名作,比如最早传世的宋代葫芦绘画,近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我知道丛书主编扈鲁也以画葫芦著称,而且在学生时代即受到我的朋友杨象宪先生的赞赏。他的葫蘆有突破、有创意,从构图到笔墨和色彩,都有所创新,但书中并没有看到他的葫芦。因为自己做主编,不收自己的葫芦作品,这让我对画家扈鲁倍增好感。
  《器物卷》是一部葫芦器物史,以图片见长。我读书喜欢看图,而这一卷恰恰是图文并茂,真令我目不暇接,而且大开眼界。这一卷的主编孟昭连教授是我的同事,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同时也是国内知名的鸣虫玩家。他熟悉蟋蟀蝈蝈等鸣虫的每一个品种,对它们有深入研究,甚至常常在深夜录制不同蟋蟀的不同叫声。众所周知,这些鸣虫都离不开葫芦。也许与此相关吧,他本人就亲自种葫芦、制葫芦,而且出版过《中国葫芦器》《中国鸣虫》《蟋蟀文化大典》等专著多种。所以,在他主编的《器物卷》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葫芦的不同品种,也看到了制葫芦的不同工艺,以及不同葫芦的不同用途。就品种而论,从大的、小的、长的、短的,到巨大的葫芦罐和极小的手拈儿,可谓一应俱全。从用途上看,又有养黑虫、白虫、蝈蝈的不同样式的葫芦,又有葫芦瓢、酒葫芦、药葫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葫芦的各种制品,以及雕葫芦、刻葫芦、砑花葫芦、模制葫芦等不同工艺。从皇宫里的葫芦笔筒、水盛和砚盒,到乾隆款的“八不正”葫芦瓶,显示着模制葫芦器的艺术高峰,甚至一直讲到仿葫芦的陶器、瓷器和玉器。也是在这一卷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一直弄不明白的“腰舟”,原来它与舟距离尚远,倒更像原始的救生圈。九卷当中,孟昭连教授主编了两卷,《研究卷》是关于葫芦文化的研究成果选,我是外行,不知道葫芦文化研究的学术前沿之所在,所以说不出什么,但匆匆翻过,却也增长了许多葫芦见识。   《史料卷》的主编高尚榘教授和《文学卷》的主编曹志平教授,都是我二十多年前在曲阜师范大学时的老同事。高尚榘教授多年从事资料工作,并且为学生讲授史料学和工具书,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这套书中,他的优势和特点同时充分显示着。全书分“葫芦释名”“葫芦种植”“葫芦食用”“葫芦药用”“葫芦器皿”“葫芦工艺”“葫芦民俗”“葫芦神话传说”等九章,每一章都从经、子、史、集进行考察,摆开一网打尽的架势。当然,杂书是难以穷尽的,但从经子史集入手,就抓住了最主要的,使我们知道在主要的古代典籍中到底有哪些关于葫芦的记载和说法。打开第一页,我就知道了葫芦在中国历史上的多种称谓,原来有几十种之多。不同时代的不同栽培方法和制作工艺,也都随着高教授的这种考察而尽收眼底。
  《文学卷》是全书中字数最多的一卷。就我目力所及,大概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全部歌咏葫芦的作品和有关葫芦的描写全都收罗而来。与《史料卷》一样,全书显示着良好的专业训练和严谨的学风。考察从《诗经》开始,首先使我们看到了先秦魏晋时期诗歌中对葫芦的描写。然后告诉我们,葫芦作为独立的审美意象出现于诗中,是从唐代开始的,然后让我们看到了唐人吟咏葫芦的许多篇章。更为可贵的是,编者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全唐诗》57592首诗和《全宋诗》254240首诗进行了检索,对宋词和明清诗歌也进行了同样的检索,这就真把涉及葫芦的诗歌一网打尽了。沿着历史的线索,逐个朝代考察下来,自然对葫芦在不同时代诗歌中的不同存在情况了如指掌。比如,该卷指出,在宋代诗词中,葫芦意象的出现率远远不能与梅、兰、菊、竹相比。这看似与葫芦无关,却帮我们看清了葫芦的位置。作为已经化为文化符号的植物,梅、兰、菊、竹,应该还有松,其实也可以如是研究。它的文化内蕴肯定也是丰富的。


  关于这套丛书,我还想说的是它所具有的文化抢救意义。
  众所周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在被大力弘扬,另一方面却正在遭遇毁灭性的冲击。城市文化的迅猛扩张,正在冲击和消灭着古老的村镇,使得与村镇结合在一起的乡土文化失掉了依托。因为新农村建设和请农民上楼等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种种措施,与传统村镇一起消失的,不仅是古院落、大槐树、葫芦架下金鱼盆,还有老奶奶摇着扇子给孙子们讲的故事,以及葫芦、蝙蝠、金鱼、如意等种种吉祥物和它所承载的文化。在今日中国,年青一代已经大多不知道怎么过年,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不同节日的不同文化,因而使所有的节日都成了无聊的吃喝休闲和娱乐。在这种情况下,从古老的文化中选取某个文化符号,进行发掘和整理,意义无疑是多重的。我的想法也许比较悲观:在某种传统文化消失之后,未来的子孙们到哪里去寻找?只要有文字在,有图像在,它就不会彻底消失。即使只是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也毕竟可以供人凭吊和再发现。
  就此而言,我觉得有理由赞赏丛书的后三卷。我觉得这套丛书更多的是在做历史总结,却也与葫芦文化的现实密切相关。对澜沧县、葫芦岛、东昌府三地的葫芦文化现状的展示,包括对葫芦烙画、葫芦针雕、葫芦民俗旅游村等不同形式的葫芦文化产业的介绍,对葫芦画室、葫芦艺人、葫芦收藏的各种介绍,就都显示着现实意义。然而,它同时也在保存历史。比如《澜沧卷》中关于葫芦文化传统的整理,附录中的几首史诗,本身就是在整理和保存文化。
  最后我想说的是,该丛书分为九卷,前六卷分别是《研究卷》《史料卷》《文学卷》《图像卷》《器物卷》和《植物卷》,后三卷是《瀾沧卷》《葫芦岛卷》和《东昌府卷》。从中不难看出,九卷又分为两个板块,后三卷与前六卷不属于同一个逻辑结构。丛书选择了澜沧、葫芦岛和东昌府这三个葫芦文化发达的点,对其葫芦文化、葫芦产业进行了深入调研,系统地发掘和梳理资料,采集和整理神话传说,多角度地展示葫芦文化,工作做得非常好。然而,也正是对这三个地区的研究,使我看到了这个板块的开放性。原因众所周知,仅是国内,东南的葫芦文化和西北的葫芦文化也各有特色,如果补全了,葫芦文化的结构会更加完整。
  与此同时,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过的:葫芦文化不限于中华民族圈子内,它是国际的。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葫芦文化。比如,日本的葫芦文化,韩国的葫芦文化,非洲、欧洲和美洲的葫芦文化,与中国的葫芦文化相比,肯定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帮助人们认识各民族相通之处,也帮助人们认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是学者应该承担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扈鲁教授所领衔的团队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也不该结束。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从葫芦这一各民族共同喜爱的事物入手,探讨文化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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