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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随着时代的更替，民国服饰除了旗袍仍有流行，其他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黄色的粗布军装、灰色的干部装、蓝色的列宁装、彩色的布拉吉以及蝙蝠衫和喇叭裤一一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列宁装的普及率最高，年龄适应性最广，开始列宁装本是男装上衣，在中国却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这一男性政治领袖的着装，携带着革命的政治意识，悄悄接近并包裹了女性的身体。它的式样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纽扣。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装饰性元素——双排纽扣和大翻领，腰带的作用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现。
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朴素干练、英姿飒爽。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的风尚潮流。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清一色的蓝、灰、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配音演员苏秀年龄尚不满24岁。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她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渴望着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1950年初，她报考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演员，可毕竟是业余演员，心里总觉得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后来她又报考了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演员，就是为了能堂而皇之地穿上列宁装。（苏秀《我的配音生涯》）
旗袍的余晖
当50年代中后期，压厢底的旗袍被重新拾起，中国新女性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从骨子里流淌出东方端庄的情调，雅致的美丽。典雅的旗袍，呈现出性感的元素，柔滑的触感，有一种肌肤之亲的感觉。
此时的旗袍款式简洁，腰身比四十年代宽松，很少用刺绣、镶滚等装饰，色调素雅和谐，体现出“得体大方”的风尚。面料以棉为主，少用丝、毛织物。穿法也多种多样，外罩背心的比较普遍，此外，也可搭配毛衣、列宁装、军便服。
这是旗袍落日的余晖，迸发出最后一抹靓丽，很快旗袍与花衣裳都再次被打倒。
穿蝙蝠衫、喇叭裤的“流氓”
一个时代的躁动，是从一条蝙蝠衫和喇叭裤开始的。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门的打开，各种新思想新潮流涌入中国，蝙蝠衫和喇叭裤正是在这个时期流入中国。在喇叭裤出现的前一年，年轻人走进了高考考场，从公平的人才选拔中，体会到知识的价值。他们的内心已像外面世界那样变得五彩斑斓。
喇叭裤最初是如何映入中国人眼帘的，大致和1978年风靡中国的两部日本电影有些关联。一部是《望乡》，栗原小卷扮演的记者穿的一条白色的喇叭裤让她的身材更显袅娜。另一部是《追捕》中矢村警长的墨镜、鬓角、长发和一条上窄下宽的喇叭裤，更成了当时年轻人眼中的时尚。
而蝙蝠衫的袖幅宽大，跟衣服侧面连在一起，双臂展开，形似蝙蝠。袖幅的宽度有大有小，袖幅夸张的，展开后袖子与衣服下摆几乎连成了直角三角形。
当时还在上中学的马克云是个爱打扮的女孩，一见到蝙蝠衫就喜欢上了。可是想拥有一件也并非易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买服装还需要布票。她在南京的一家商店排了一个下午，快轮到了，蝙蝠衫没有了。后来还是靠家里一个亲戚在商业局，与商店营业员打了招呼，专门为她留下一件，才终于拥有了一件属于自己的蝙蝠衫。
喇叭裤也悄悄闯进了国门，它的出现，颠覆了几十年来中国人对服装的刻板认知。这种裤子低腰短裆，紧裹臀部，裤腿上窄下宽，从膝盖向下逐渐张开，形成喇叭状，有的裤脚宽大到像一把扫街的扫帚。最让保守人士无法忍受的，是它不论男女，拉链全开在正前方。要知道，在此前女装裤从来都是“右侧开口”。
当时邢如君买了一条喇叭裤，自个儿躲在屋子里试穿了几回，不敢出门，怕笑话闹大了，嫁不了人家，好不容易挨到大过年的，她换上喇叭裤。好在有太阳，不太寒冷，往大路上昂首挺胸这么一站，可没把几个姐妹笑死。原来，喇叭裤是中间开口子上拉链的，男女平等，而她的喇叭裤是古典的，侧面开口钉扣子的。几个姐妹坏劲可大了，故意挥动她们的大喇叭，扬眉吐气，她的倒成了“等外品”。（文白《追逐的狂潮》）
作为流行先锋的蝙蝠衫、喇叭裤，开始时却没落个好名声。第一批穿蝙蝠衫、喇叭裤的人，被视为“男流氓”或“女流氓”，严重的还牵扯上道德问题。渐渐学校穿喇叭裤的同学多了起来，同学们兴高采烈，互相比着谁的喇叭口大，老师却犯愁起来，于是，每天清晨上学时，老师们拿着剪刀站在校门口，看到裤脚宽的就留下来量，然后拿剪刀沿裤线一剪，喇叭口就没了，穿喇叭裤的同学还要写检查。同学们上学时不敢穿喇叭裤，可是逛街，走亲访友时，更要穿上蝙蝠衫、喇叭裤，炫耀一番。
在此之后，服饰之禁渐开，当年哼唱“小燕子穿花衣”的王丹凤远走香港，而“花衣裳”也演变成各种艳丽的服装，个性化的款式。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服饰更加绚丽多彩。
列宁装的普及率最高，年龄适应性最广，开始列宁装本是男装上衣，在中国却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这一男性政治领袖的着装，携带着革命的政治意识，悄悄接近并包裹了女性的身体。它的式样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纽扣。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装饰性元素——双排纽扣和大翻领，腰带的作用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现。
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朴素干练、英姿飒爽。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的风尚潮流。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清一色的蓝、灰、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配音演员苏秀年龄尚不满24岁。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她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渴望着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1950年初，她报考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演员，可毕竟是业余演员，心里总觉得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后来她又报考了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演员，就是为了能堂而皇之地穿上列宁装。（苏秀《我的配音生涯》）
旗袍的余晖
当50年代中后期，压厢底的旗袍被重新拾起，中国新女性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从骨子里流淌出东方端庄的情调，雅致的美丽。典雅的旗袍，呈现出性感的元素，柔滑的触感，有一种肌肤之亲的感觉。
此时的旗袍款式简洁，腰身比四十年代宽松，很少用刺绣、镶滚等装饰，色调素雅和谐，体现出“得体大方”的风尚。面料以棉为主，少用丝、毛织物。穿法也多种多样，外罩背心的比较普遍，此外，也可搭配毛衣、列宁装、军便服。
这是旗袍落日的余晖，迸发出最后一抹靓丽，很快旗袍与花衣裳都再次被打倒。
穿蝙蝠衫、喇叭裤的“流氓”
一个时代的躁动，是从一条蝙蝠衫和喇叭裤开始的。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门的打开，各种新思想新潮流涌入中国，蝙蝠衫和喇叭裤正是在这个时期流入中国。在喇叭裤出现的前一年，年轻人走进了高考考场，从公平的人才选拔中，体会到知识的价值。他们的内心已像外面世界那样变得五彩斑斓。
喇叭裤最初是如何映入中国人眼帘的，大致和1978年风靡中国的两部日本电影有些关联。一部是《望乡》，栗原小卷扮演的记者穿的一条白色的喇叭裤让她的身材更显袅娜。另一部是《追捕》中矢村警长的墨镜、鬓角、长发和一条上窄下宽的喇叭裤，更成了当时年轻人眼中的时尚。
而蝙蝠衫的袖幅宽大，跟衣服侧面连在一起，双臂展开，形似蝙蝠。袖幅的宽度有大有小，袖幅夸张的，展开后袖子与衣服下摆几乎连成了直角三角形。
当时还在上中学的马克云是个爱打扮的女孩，一见到蝙蝠衫就喜欢上了。可是想拥有一件也并非易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买服装还需要布票。她在南京的一家商店排了一个下午，快轮到了，蝙蝠衫没有了。后来还是靠家里一个亲戚在商业局，与商店营业员打了招呼，专门为她留下一件，才终于拥有了一件属于自己的蝙蝠衫。
喇叭裤也悄悄闯进了国门，它的出现，颠覆了几十年来中国人对服装的刻板认知。这种裤子低腰短裆，紧裹臀部，裤腿上窄下宽，从膝盖向下逐渐张开，形成喇叭状，有的裤脚宽大到像一把扫街的扫帚。最让保守人士无法忍受的，是它不论男女，拉链全开在正前方。要知道，在此前女装裤从来都是“右侧开口”。
当时邢如君买了一条喇叭裤，自个儿躲在屋子里试穿了几回，不敢出门，怕笑话闹大了，嫁不了人家，好不容易挨到大过年的，她换上喇叭裤。好在有太阳，不太寒冷，往大路上昂首挺胸这么一站，可没把几个姐妹笑死。原来，喇叭裤是中间开口子上拉链的，男女平等，而她的喇叭裤是古典的，侧面开口钉扣子的。几个姐妹坏劲可大了，故意挥动她们的大喇叭，扬眉吐气，她的倒成了“等外品”。（文白《追逐的狂潮》）
作为流行先锋的蝙蝠衫、喇叭裤，开始时却没落个好名声。第一批穿蝙蝠衫、喇叭裤的人，被视为“男流氓”或“女流氓”，严重的还牵扯上道德问题。渐渐学校穿喇叭裤的同学多了起来，同学们兴高采烈，互相比着谁的喇叭口大，老师却犯愁起来，于是，每天清晨上学时，老师们拿着剪刀站在校门口，看到裤脚宽的就留下来量，然后拿剪刀沿裤线一剪，喇叭口就没了，穿喇叭裤的同学还要写检查。同学们上学时不敢穿喇叭裤，可是逛街，走亲访友时，更要穿上蝙蝠衫、喇叭裤，炫耀一番。
在此之后，服饰之禁渐开，当年哼唱“小燕子穿花衣”的王丹凤远走香港，而“花衣裳”也演变成各种艳丽的服装，个性化的款式。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服饰更加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