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是他的标志,写实是他的味道。他温文敦厚，他洗尽铅华。他的影片纯粹、执着、幽远，观赏的过程如一次朝圣，能感受而不可言传。他是伊朗电影的掌门。他的名字是一个免检标志。许多电影大师惺惺相惜地用他来为电影记年。戈达尔说，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他！黑泽明说，很难找到确切的字眼评论他的影片，只须观看就能理解它们多么了不起。雷伊去世的时候我非常伤心。后来，我看到了他的影片，我认为上帝派这个人就是来接替雷伊的。感谢上帝！
　　他就是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一个从容的思索者，一个轻轻抚摸你的灵魂的人。
　　1940年6月22日，阿巴斯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小他就表现出对艺术的强烈兴趣。童年的阿巴斯性情孤僻，沉默寡言。从开始上小学一直到六年级，他竟然没跟任何同学说过话。参加高考时，阿巴斯报的是美术专业，高考失败后就到交通警察部门谋了份差使。后来再次参加高考被录取。上学期间，他还一直在交通警察部门从事道路管理，或负责监督道路拓展的工作。他晚上工作白天上学。一共花了13年时间才完成学业获得学位。
　　毕业于市立美术学院后，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走美术道路，为了生活，便暂且为交警局设计交通海报，同时给儿童读物画插图，后来开始拍摄广告和短片。对各种工作的尝试为他日后从影积淀了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
　　1969年是伊朗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一年。伊朗新浪潮于这一年诞生了。青少年发展研究院聘请阿巴斯组建电影学系，此后的二十三年，他一直在此拍片。电影系成为了制作伊朗新电影的温床，对阿巴斯本人来说，这同样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从69年开始，作为一名导演、剧作家、制作人以及剪辑师，他如一颗新星在伊朗电影工业浪潮中冉冉升起。
　　对生活的深切感悟，自学成才的经历，对电影观念的精妙思考，所有这些因素都造就了阿巴斯独特的艺术风格。1970年，阿巴斯完成了他的首部抒情短片《面包与小巷》。
　　累了几年拍短片的经验，1974年阿巴斯推出了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旅行者》，该片细腻地描绘了一个叛逆的乡村少年执意要到首都德黑兰去看一场足球比赛的故事。八十年代，他相继拍摄了一些反映伊朗学龄儿童面临的问题的纪录片，如《一年级新生》（1985），《家庭作业》（1989）等等。
　　二十余年的从影生涯使阿巴斯在伊朗成为擎柱式导演，但他真正登上世界影坛、确定了其国际大导演的地位，还是在进入八十年代末期以后。
　　1987年，在某种意义上大气晚成的阿巴斯在他47岁时，长期积累后厚积薄发，推出了朴素的儿童题材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该片第一次让他得到了西方世界和全球影迷的承认，在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拿回了大奖。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故事简单，甚至可说琐碎，小主人公发现朋友的作业本在自己的书包里面，为了避免明天朋友因为没有写作业而被老师惩罚的后果，他知道自己应该把作业本赶快给朋友送去，可是他不知道朋友的家在那里，一次次地询问，也没有结果。他逃避妈妈的约束，不顾大人的不解，沿着曲折的山路，走过迷宫般的村庄。尽管他还是没有找到朋友的家，无奈之下，他回到家里，在寒风中冒着被老师发现的危险替同学写完了作业，让他的朋友蒙混过关。
　　这是阿巴斯在国际电影界初崭头角的成名作。平淡的剧情可能令很多看惯了风起云涌、爱恨情仇的观众嗤之以鼻，不过是一个小家伙跑来跑去只为还个作业本的琐碎小事。这的确无法说是惊世巨片，然而实在是一篇难以忘怀的乡村散文。主人公的形象丰富饱满，浓缩了孩童特有的顽皮、单纯，和成人很难理解的执拗，由此形成了孩子与成人之间强烈的反差，让我们看到了成人世界对孩子心灵的漠视和伤害。同时，这也是一幅生动的伊朗风俗画，土坯的房屋，青翠的山岭，闲坐夕阳里不住唠叨的祖父……对此，摄影机的注视是默默无言甚或看似无心的，但观众们却在那一瞬最直接地看到了伊朗的风情扫描。
　　阿巴斯的电影风格：运用纪录电影手法捕捉生活的原初状态，打破现实与幻象的界限，偏爱表现儿童题材，拒绝使用职业演员，重复表现同一题材，反复挖掘同一主题，仔细推敲人物对话，开放式的结构和结尾，情节发展乃至拍摄过程的不确定性，等等…，在这部成名作《何处是我朋友家》里都已经有所体现，这些风格在阿巴斯以后的创作中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而是不断地得到加强。
　　1990年，阿巴斯把镜头对准了贫苦的大众，运用纪录形式去捕捉生活的原初状态，推可出了广受关注的影片《特写》。一个潦倒的影迷因为冒充著名导演骗取钱财而被送上法庭，阿巴斯就此进行了纪录片式的采访调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鲜而独特的手法，交叠着电影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
　　自《特写》始，导演沿用并发展了这一手法，有意识地模糊纪录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譬如在其后的《生活在继续》，其线索即是寻找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饰演主人公的那个孩子。1994年的《穿越橄榄树林》是关于一个摄制组选演员拍片的故事，而该摄制组正在拍摄的影片就叫《生活在继续》。正是这种实与虚的交织，使观众强烈地感到所观看的影片不只是创作出来的艺术品，也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生活。
　　《生活在继续》背景是发生在1990年伊朗大地震。电影讲的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导演带着儿子，从德黑兰开车，欲前往寇克拉这个小山村寻找片中的小男主角阿汗默德。沿途，地震带来的灾情历历在目，大塞车、山崩、道路毁坏让他们几乎无法到达目的地。沿路导演父子一直问路人，遇见几多拍片时的演员，有小孩、有老人，他们大都失去亲人、家产，却依然坚强乐观地活着…。
　　该片的逼真形态衍生自电影捕捉的生活原貌的真实影像。阿巴斯在地震大灾难的当口，当机立断组织拍摄队伍，开拍这样一部剧情简单、却寓意深刻的电影，再一次说明电影影像媒介作为艺术和记录历史、洗涤人心的实质功用。该片成为阿巴斯首次携与参展纽约电影节之作，更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罗西里尼人道主义精神奖和金摄影机奖。
　　


　　《穿越橄榄树林》讲述的是，一个摄制组来到在地震中受到严重损失的山村拍电影，他们选中一个男孩作主角。男孩没读过书，也不理解电影，坚持按照自己家中的实际情况，对镜头说家里因地震死了25人，而不肯照台词改为60人。他对演电影的兴趣远远不如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他一再地请求与他演对手戏的女孩子嫁给他，并且告诉她，因为地震死了很多人，他们应当完成真主派给他们的生儿育女的义务。还有他是文盲，他的后代不能没有文化，而这位女孩子受过教育……
　　《穿越橄榄树林》延续了《生命在继续》对生命主题的探索，同时奏响了一曲爱情的颂歌。这里所说的爱情不仅是指影片中主人公的爱，也是指影片的所有人对电影的爱。与阿巴斯从前拍摄的影片一样，该片也是一部提出问题的电影，这些问题回荡在地震废墟的上空，回荡在橄榄树林覆盖的山谷，回荡在影院里观众的心头。对侯赛因来说，这个问题是哪里是我未婚妻的家？对塔赫莉来说就是哪里是我未婚夫的家？对阿巴斯来说则是电影大师的价值何在？如同几年前的《特写》和《生命在继续》，阿巴斯在这部影片中继续对电影大师的价值提出了质疑，也如同以前的影片中提出的问题，《橄榄树下》中的问题没有答案，即使有答案也没有得到肯定。
　　从《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活在继续》，到的《穿越橄榄树林》，由于三部影片相互间微妙的联系，有人将它们称作是阿巴斯的三部曲。事实上，这并不是导演本人的属意，但它们的确是阿巴斯众多影片中的精品。在淡得几乎没有故事的叙述中，阿巴斯探讨了普通人的生存意义。
　　为阿巴斯带来最大声誉的是1997推出的《樱桃的滋味》。思索生死问题的哲理影片《樱桃的滋味》在戛纳为阿巴斯带来了金棕榈大奖。阿巴斯成为伊朗首位获此殊荣的导演。这部影片的主角是一个万念俱灰的中年人，他开着车在德黑兰山区寻找一个能帮助他的合适人选，对方只需等他服用过量安眠药后，把他埋葬掉就可获得一笔报酬。一名士兵听到这个要求几乎夺路而逃，一个神学院学生对之报以喋喋不休的说教。最后，一个动物标本制作者为了给患病的孩子筹钱而答应了他的条件，但老人首先向他讲述了一个有关樱桃的滋味的故事。中年人听完故事后若有所悟…。
　　这部影片确实堪称阿巴斯电影生涯的顶峰之作，洋溢着无与伦比的诗歌情怀和哲学思考。关于生死的寓言、朴素而简洁的艺术风格、对每一个体信仰的尊重、对伤感情调的拒绝，构成了阿巴斯的艺术策略。它虽以自杀为主线，却并不是为了表现厌世，而是以死亡作切口，更深入地体察生命的意义。片中每一个拒绝巴迪的人都代表着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活下去的理由。理查德·科利斯看过此片写到，"让其他的电影世界骑着火箭你争我赶去吧，基亚罗斯塔米会找一处僻静的所在，静静倾听一个人的心房，直到它停止跳动。"
　　在1999年威尼斯电影节，阿巴斯的《风带着我们走》又获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这部影片以寻找为主题。一群德黑兰人来到库尔德斯坦人的村庄，他们走进古老的墓地，当地村民以为他们在寻找宝藏，但他们离开时，却一无所获。因为他们要找寻的是不知名的未来。
　　


　　将某些东西留给观众去想像、填充是该影片，也是阿巴斯的典型风格，阿巴斯主张"电影要靠观众来完成"。因此在《风带着我们走》中，他几乎始终把镜头对着男主人公，而看不到与主人公对话的人。这位电影大师表示，他希望电影不仅仅是导演的想像，他要让观众自己想像镜头之外的世界。他执着地探讨最基本而又最复杂的哲学命题，每一部影片都是他哲学书稿中的一页，但他似乎又并不急于完成它，不惜用好几部影片来阐述同一命题，或许他只是要通过对生与死等问题的存在主义式的探求来讲述生活的内在美。
　　在电影节致词时，阿巴斯表示自己从事电影工作三十年，今年他决定送给自己的三十周年礼物就是再也不要参加影展的竞赛，好将机会让给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这番谈话引起全场观众致敬的掌声。
　　现在，阿巴斯的名字已与黑泽明、文德斯、阿伦.雷奈并列。相比而言，阿巴斯有他自己的特征，他的镜语精致，影片简单而又复杂：在伊朗乡间美丽抑或萧瑟的风景中，简洁的故事如清溪般流淌。一个个固定的机位透出导演的沉着，构成难以察觉的缓慢的节奏，最后定格在观众眼中的是不作结论、沉默到底的长镜头结尾，诗化抒情性的节奏风格，沉思自我反省的情绪充盈其间，柔柔地在观众心间留下一道道痕迹。
　　阿巴斯关注的不仅是事件的真实，更注重挖掘隐藏事件背后的真相，迷恋于事物本质探求。他的影片里头满怀人文，从各角度对生活和心灵提出疑问，它们引发了人们对电影观念的重新思考。
　　阿巴斯的电影还体现出真正的纪录精神，它完全建立在对人平等的尊重和倾听上。剧情与纪录的界限常被夷平，虚拟与真实糅合在一起，虚构被讲述为事实，事实以虚构的形式呈现。稳重而朴素的摄影和表演风格是构成阿巴斯标志的另一面。他对非职业演员情有独钟，常用那些不知道电影为何物的村民来扮演他们自己。（这一点，我们的张艺谋与他殊途同归，两位第三世界著名导演面临的指责，讨好西方、利用西方社会对神秘东方的猎奇心理浪得虚名…也类似）因为他坚信大脑里没有表演一词的人，会使影片更自然。阿巴斯影片最动人之处也许是人本主义的回归。阿巴斯坚持对人性的探导，用纪实写真的手法表现普通民众的情感生活，由此获得真正的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
　　对有质感生活的深切渴望，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生活如流水，最基本的状态是日常。当下的生活稍纵即逝，却蕴含某种永恒。从阿巴斯朴质自然的轻描淡写，长镜头的缓慢凝视，我们听到了电影和生活的轻轻磨擦声，它们来自生命和心灵，同时，与每个人的生命与心灵有关。也许这就是有人将他的影片称为"关于生活的重大问题的人道主义研究宝库"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