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山村的我，到城里打工，但因为喜欢阅读看书，书刊越积越多，因为经常搬家，成了一个累赘。可不，这次要搬家，只好把一些不重要的清理出来，它们本来都是我的难兄难弟，可惜我没有一个固定的“窠”，总不能背着它们到处晃荡；送给那些收破烂的老太太交给废品站，又太不“书道主义”了。
　　正在犹豫，读大学度暑假的徐弟弟对我说，干脆卖几个钱来贴补贴补，他也可以借此写一个社会调查。我们把旧书刊装了一个大麻袋，用自行车驮着上街去。我想，这些本来是我5毛钱一斤在废品站里称来的，看完了，3角钱一本卖出去，够赚的了。
　　我们满怀希望斗志昂扬，在文化馆前面铺开了场子。我的朋友在这里开了一家杂货文具店，不一会买书的人就多起来，一下子就把小店的门给堵了。这一下老朋友的胖妻受不住了，对我说：你这样摆着，我还做不做生意？门口摆书，明摆着就是卖输。假如你不是我老公的朋友，我老早就把你的书摊掀了。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你不要妨碍我，换个地方吧 。老朋友说我是大好人，老实人，老交情了，我们帮一下吧。他妻子说，你帮他，我怎么做生意？是啊，商人讲究利益最大化，讲情义就做不来大生意。老朋友窘得脸孔一阵青一阵白。为了不使朋友难堪，我们只好灰溜溜地卷了摊子。
　　我们把书摊移到北门一家大饭店前面，刚摆好，店里走出一个经理摸样的人，手里挥舞着手机：“谁叫你摆在这里的，大饭店前面摆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准摆书。卖书，卖书，我们就是要卖输！去去！你要是再赖在这里，我就叫保安把你们的书全扔了！”我们像做了贼似的，无地自容。那位经理摸样的人从鼻孔里哼出几句：“臭书！破书！”我对徐弟弟说：“要不是他是个经理，我真想同他干一仗！”
　　我们来到县府招待所前面的一个工地的围墙下，刚摆开了书摊，就来了一个大盖帽，说：摊位费3元！我想既然出来了，总不能灰溜溜地回去吧。摆小摊也是一种生活体验呢。于是交了三块，在一棵大树下摆好了摊。这大树竟成了我的保护伞，四周炎阳如火，而树下一片阴凉。
　　挨到中午，渐渐的起了风。我的肚子也咕咕咕地叫了起来，徐弟弟说，再等等还有生意呢。果然来了一个女青年，专拣那些《当代》《十月》《人民文学》《花城》《萌芽》之类的杂志。我说，你也搞文学写作？“以前搞过，现在嫁到山里去了，山里没书看，所以也不搞了。看你也是搞文学？你是谁？”我说我是蛤蟆居主。“原来是你呀！大名鼎鼎！我读过你的许多文章，怎么卖起书来了？”我说要搬家，搬书太不方便才处理掉。她说这些文学杂志我全要了。我说既然你喜欢文学，我就白送，这些破杂志到你这里也是得其所了。她说，你还是无产阶级，钱是要给的。
　　刚说着话，响了几声雷，豆大的雨滴也噼里啪啦地下来了。我们手忙脚乱地把书塞进麻袋。当我们把书拖到招待所的檐下，劳动路大街早成一条大河波浪宽了。我让她挑出十来本稍微干燥的，送给了她。她还是付钱给我。我说，反正没吃饭，就拿这些钱买饺饼筒吃了吧。老乡遇老乡，两眼水汪汪，我请客吧。于是我们拖着淋湿了的书向小吃摊走去。
　　下了雨，书淋湿了，再也不能卖了，它们最好的归宿还是废品站。一估算，一个上午卖了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