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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基于不同的观察角度,你可以表达认可或厌恶,更可以表示赞赏或愤恨,大体与爱国与否无甚干系。但我们需要从内心深处理解并接受一个常识:国运沉浮,从来都是并且只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到2010年为止,中日之间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官方交往史长达1953年,发生实际接触的历史更为久远。期间两国共发生过五次国家间战争,总时间不逾百年。从战争发生的频率和时间来看,要低于欧洲大国。由日本点燃的“十五年战争”(1931～1945年)硝烟也已散去60多年,欧洲原对抗国家的和解早已实现,并一路向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全方位合作迈进。然而,素有“一衣带水”之称的中日两国至今仍遭受百般纠结。这种纠结由诸多因素导致,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方对侵略事实、日军暴行的暧昧(主流意识)甚至抵赖态度(日本右翼)在挑战中国人的尊严底线;同时也有大国的居间挑唆、各自政府的内政外交需要、两国之间历史性的误解等因素。这些因素在很多情形下又相互杂糅,难以理清。这就为中日之间达成“法德式”和解增加了难度。当然,要实现真正和解,对于中方来说,不可能因退让而实现,失去原则的宽宏大量在很多时候会起到事与愿违的负作用,不管这种“无原则”是无奈选择还是善意之举,都将给国家利益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即便如此,我们仍愿意怀抱最大程度的善意和宽容。但我们还必须从内心深处理解并接受一个常识:国运沉浮,从来都是并且只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中日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就昭示出此后1000多年两国博弈的基本格局。
从公元57年日本接受中国东汉政权授予的“汉倭奴国王印”,到607年遣隋使带到长安的那份写有“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国书,历经整整550年:日本一方面看多了大陆政权的兴衰更迭,另一方面因为逐渐强化的民族意识进一步激发出成熟的国家观念,它从此正式淡出古代中国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华夷秩序。
唐取代隋之后,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顺利建立册封关系,三国在朝鲜半岛长时间相互攻伐。北端新罗与唐中央政府关系最为紧密,而南端百济则与日本渐行渐近。新罗向中央政府发出百济来攻的求救信号之后,唐朝正忙于处理西北事务,所以只是先向百济发出严斥诏书。随着新罗陷入劣势,唐朝出兵,战局遂发生逆转。虽然日本出兵半岛一度让新罗军陷入被动,但白江口中日一战,确定了此后900年东北亚的基本局势。《新唐书》记载:“遇倭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船四百艘,烟焰灼天,海水皆赤。”时间为公元663年。
虽然这场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是一场举国动员的大战,但唐军战绩展示出来的综合实力使其进一步认识到与唐朝的巨大差距,在此之前,日本模拟唐朝进行了“大化改新”。两国正式交往直到701年才有所缓和,至唐玄宗时代断绝30多年的“遣唐使”以更大规模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到894年,日本单方面停派遣唐使,结束了这段影响深远的学习期。当年一名在唐学问僧在向天皇的报告文书中写到这样四个字:“大唐凋敝”。
日本北条泰时执政之后,奠定了北条氏掌权100多年的历史。在这20年中,一位蒙古豪杰出现,是为成吉思汗。忽必烈成为大汗之后曾再三遣使招谕日本来贡,日本则斩杀来使。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都以失败告终,虽并非败于战场,而是台风,但战争从来都不是在某一种单纯环境中进行的。元朝方面部队由蒙古人、高丽人、汉人组成。其后,元改用怀柔政策,与日本贸易,但终元一世,中日之间都没有建立正式官方关系。
中日之间发生的第三次战争则是一场准现代国际战争,规模空前,长达7年(1592～1598年),战场在朝鲜半岛及其附近海域。此前明朝方面的张居正改革已经被人为废止,万历朝廷的不谐和和颓废成为常态。而此时的日本则进入“近世”时代,“战国大名”与中国战国诸侯相比更具军事扩张欲望,丰臣秀吉最终制服了这些桀骜不驯的地方军阀。在内战时期,他就表达过侵朝鲜、占大明、图天竺、窥南洋的意志,还曾委托欧洲传教士购买欧洲战舰,准备加以仿造,并高度重视火器发展,长年从葡萄牙手中购买火器,其轻武器的先进程度已经超过明朝。综合评估,日军势力屈居明军之下,应为当时世界第二军事强国。这场战争最终以日本退出半岛告终。一直保存实力的德川家康在战后力挫对手,登上将军宝座,开启“江户时代”,军人掌控全国军政大权,江户幕府体制已具备明显军国主义特征。明朝在46年后覆亡。
甲午一战,北洋海軍这支可排名世界第六的舰队全军覆没,当时不少人把历史责任推到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当然不是无辜的,但10年之后,当日本人在陆地上把俄国陆军、在海上把俄国波罗的海越洋舰队击溃之后,每一个清醒的中国人都不再做那种简单推断。1904年日俄战后,清政府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模拟明治政府开启立宪改革,慈禧太后重启当年被她亲手扼杀的改革模式,甚至走出更远,一时风生水起,但帝国危机四伏,积重难返。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此后发生的“十五年战争”(1931～1945年)其实是甲午战争的继续,早在甲午年中国败后,光绪帝老师翁同龢曾咨询英国人赫德:我们是否还有机会?赫德说了这样一番话:“一切取决于你们将来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你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地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推动改革,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
日本则由于没能从明治体制中蜕变而出,在国外战场上的接连成功使其国内军国主义体制更加稳固,它真正的“现代化改革”并不是由自己主动选择,而是由盟国(实为美国)强制推行的。军国主义沉渣在日本改头换面,几经沉浮,其载体为“右翼”势力(战后“右翼”的概念范畴要远远超出军国主义,实为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中的鹰派),至今对日本新一代政治家具有不可轻视的影响力和牵制力。
到2010年为止,中日之间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官方交往史长达1953年,发生实际接触的历史更为久远。期间两国共发生过五次国家间战争,总时间不逾百年。从战争发生的频率和时间来看,要低于欧洲大国。由日本点燃的“十五年战争”(1931～1945年)硝烟也已散去60多年,欧洲原对抗国家的和解早已实现,并一路向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全方位合作迈进。然而,素有“一衣带水”之称的中日两国至今仍遭受百般纠结。这种纠结由诸多因素导致,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方对侵略事实、日军暴行的暧昧(主流意识)甚至抵赖态度(日本右翼)在挑战中国人的尊严底线;同时也有大国的居间挑唆、各自政府的内政外交需要、两国之间历史性的误解等因素。这些因素在很多情形下又相互杂糅,难以理清。这就为中日之间达成“法德式”和解增加了难度。当然,要实现真正和解,对于中方来说,不可能因退让而实现,失去原则的宽宏大量在很多时候会起到事与愿违的负作用,不管这种“无原则”是无奈选择还是善意之举,都将给国家利益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即便如此,我们仍愿意怀抱最大程度的善意和宽容。但我们还必须从内心深处理解并接受一个常识:国运沉浮,从来都是并且只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中日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就昭示出此后1000多年两国博弈的基本格局。
从公元57年日本接受中国东汉政权授予的“汉倭奴国王印”,到607年遣隋使带到长安的那份写有“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国书,历经整整550年:日本一方面看多了大陆政权的兴衰更迭,另一方面因为逐渐强化的民族意识进一步激发出成熟的国家观念,它从此正式淡出古代中国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华夷秩序。
唐取代隋之后,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顺利建立册封关系,三国在朝鲜半岛长时间相互攻伐。北端新罗与唐中央政府关系最为紧密,而南端百济则与日本渐行渐近。新罗向中央政府发出百济来攻的求救信号之后,唐朝正忙于处理西北事务,所以只是先向百济发出严斥诏书。随着新罗陷入劣势,唐朝出兵,战局遂发生逆转。虽然日本出兵半岛一度让新罗军陷入被动,但白江口中日一战,确定了此后900年东北亚的基本局势。《新唐书》记载:“遇倭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船四百艘,烟焰灼天,海水皆赤。”时间为公元663年。
虽然这场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是一场举国动员的大战,但唐军战绩展示出来的综合实力使其进一步认识到与唐朝的巨大差距,在此之前,日本模拟唐朝进行了“大化改新”。两国正式交往直到701年才有所缓和,至唐玄宗时代断绝30多年的“遣唐使”以更大规模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到894年,日本单方面停派遣唐使,结束了这段影响深远的学习期。当年一名在唐学问僧在向天皇的报告文书中写到这样四个字:“大唐凋敝”。
日本北条泰时执政之后,奠定了北条氏掌权100多年的历史。在这20年中,一位蒙古豪杰出现,是为成吉思汗。忽必烈成为大汗之后曾再三遣使招谕日本来贡,日本则斩杀来使。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都以失败告终,虽并非败于战场,而是台风,但战争从来都不是在某一种单纯环境中进行的。元朝方面部队由蒙古人、高丽人、汉人组成。其后,元改用怀柔政策,与日本贸易,但终元一世,中日之间都没有建立正式官方关系。
中日之间发生的第三次战争则是一场准现代国际战争,规模空前,长达7年(1592～1598年),战场在朝鲜半岛及其附近海域。此前明朝方面的张居正改革已经被人为废止,万历朝廷的不谐和和颓废成为常态。而此时的日本则进入“近世”时代,“战国大名”与中国战国诸侯相比更具军事扩张欲望,丰臣秀吉最终制服了这些桀骜不驯的地方军阀。在内战时期,他就表达过侵朝鲜、占大明、图天竺、窥南洋的意志,还曾委托欧洲传教士购买欧洲战舰,准备加以仿造,并高度重视火器发展,长年从葡萄牙手中购买火器,其轻武器的先进程度已经超过明朝。综合评估,日军势力屈居明军之下,应为当时世界第二军事强国。这场战争最终以日本退出半岛告终。一直保存实力的德川家康在战后力挫对手,登上将军宝座,开启“江户时代”,军人掌控全国军政大权,江户幕府体制已具备明显军国主义特征。明朝在46年后覆亡。
甲午一战,北洋海軍这支可排名世界第六的舰队全军覆没,当时不少人把历史责任推到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当然不是无辜的,但10年之后,当日本人在陆地上把俄国陆军、在海上把俄国波罗的海越洋舰队击溃之后,每一个清醒的中国人都不再做那种简单推断。1904年日俄战后,清政府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模拟明治政府开启立宪改革,慈禧太后重启当年被她亲手扼杀的改革模式,甚至走出更远,一时风生水起,但帝国危机四伏,积重难返。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此后发生的“十五年战争”(1931～1945年)其实是甲午战争的继续,早在甲午年中国败后,光绪帝老师翁同龢曾咨询英国人赫德:我们是否还有机会?赫德说了这样一番话:“一切取决于你们将来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你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地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推动改革,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
日本则由于没能从明治体制中蜕变而出,在国外战场上的接连成功使其国内军国主义体制更加稳固,它真正的“现代化改革”并不是由自己主动选择,而是由盟国(实为美国)强制推行的。军国主义沉渣在日本改头换面,几经沉浮,其载体为“右翼”势力(战后“右翼”的概念范畴要远远超出军国主义,实为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中的鹰派),至今对日本新一代政治家具有不可轻视的影响力和牵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