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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莫言获奖后于2017年陆续推出了诗歌、戏曲、歌剧、短篇小说以及笔记小说、诗体小说等不同文体特色的新作品，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批新作虽然全面开花却有明显的试探意味，其中小说新作体现了莫言创作中一直存在的“未完成”现象。小说新作以个人侧写社会、集中放大化的白描、当代心理群像的典型化以及新颖的“点穴”式描写等艺术手法，加强了文学的现实关怀与社会问题反映，以生命直觉的方式展示了文学的、现实的甚至哲学的“不确定性”。而当我们把新作纳入到莫言的全部创作谱系中观察时，就会发现作品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也让文学在不经意间显示出一种奇特的预见功能。
关键词：代文学;未完成性;不确定性;莫言新作
莫言曾写过一篇具有强烈反讽与消解意味的短篇小说《与大师约会》，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一群艺术青年在酒吧等待大师金十两，酒吧里一个长发男子在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指出他们所期待的大师其实不过是个骗子。长发男子在彻底解构了金大师在这些年轻人心目中形象的同时，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可以和普希金媲美的不得志大师。小说结尾时，大师金十两现身，又指出长发男子的种种虚伪行径，再次解构了长发男子自我塑造的大师形象[1]。谁是真正的大师？人们判断大师的依据是什么？这可能是小说直接留给读者的问题。之所以提到这篇小说，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象征性地预言了莫言获得“诺奖”之后国内外的评论反应：一些声音欣赏和赞美他，另一些声音却贬损甚至诋毁他。莫言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所引发的焦点效应，远远大于小说里的“大师”，因此2017年以来莫言发表了小说、诗歌、戏曲、歌剧等一系列新作后，自然又一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甚至争议。
一、莫言创作的“未完成”现象
莫言的创作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未完成”现象：即指莫言后期作品对前期作品里那些看上去孤立、单调、省略、简化却具有“母题”性的元素，通过关联、重复、放大、再生等手法，不断地进行创造性的重复利用和改写[2]。这种改写和利用导致作品之间在人物形象、故事内核、关键的叙述动力来源等方面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联，使其小说表现出一种自我繁殖的生长特征和互文对话的审美效果。这些“母题”性的元素如小说中的铁匠、爷爷、姑姑、茂腔、割麦子比赛、食物和饥饿感、男孩特殊的童年经验等，而最有意思和突出的表现是作家在作品中“植入”很多以自己为模版的“莫言”文学形象，将真实和虚构直接缝合在小说里。虽然其他当代作家比如马原早年的作品也有这种所谓“元小说”式的表现，但管见所及的范围内，莫言可能是把自己写进作品中最多的当代作家。由于莫言的创作时间长且体量大，他创作中的这种“未完成”现象会和前期作品一起重新激活并打开小说新的价值空间，使原本简单的小说世界充满对话性、生长性和更为复杂的审美意味，从整体上增加了其小说体系的审美空间与艺术可能[3]。
二、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艺术不确定性
如果说“当代”正在发生、不断生成的特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代文学的“未完成”表现，那么，它也必然会导致当代文学另一个关键词：“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现代科学和哲学的本质属性之一，现代科学比如1905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27年海森堡发现量子世界的不确定原理，1948年香农的信息论，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理论，这一系列发现已经揭示了真实世界是一个复杂、混沌、动态、相互联系的巨大系统，不确定性是它的常态。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人类社会对“确定性”的本能追求，构成了充满张力和活力的丰富辩证关系，甚至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源动力。
这种不确定性的变革首先表现在“词”与“物”的对应方面。当代中国的发展速度，快到把很多词汇的原义都甩成了不确定的表达。比如“小姐”“公主”“同志”，等等，“大师”也差不多成为语言腐败的又一个牺牲者。老子讲“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对个人或者国家来说，当“词”与“物”无法形成稳定的意义关联时，就会造成表意的含混不清，含意的多义不确定性，阴阳两面的表达系统，词语价值就会贬值，最终掉入“塔西佗陷阱”中，人们自然就不再完全相信那些字面的意思了。广泛意义的“词”与“物”不对应关系也是不确定性的表现[4]。比如舆论宣传和真相事实、阳奉和阴违等，都是一种语言和文化的问题。相似的情境和模式让文字变成了一种自动化的表达，语言丧失了认知能力的直接性，语言抹去了有棱角的表达，熄灭了文字与新环境碰撞出的火花等。
三、文学的预见性及其本质
最好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是指向未来的，具有某种超越写作对象和时代本身局限的能力，从來不会只是回顾历史的所谓史诗性写作，更不是浮浅的反映论层面的当下现实描摹。深刻的文学具有某种预见性[5]。但当历史或者文学情境发生不妙的相似时，人类究竟前进了多少？鲁迅曾多次讨论过“黄金世界”，比如在小说《头发的故事》里，主人公N先生问：“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鲁迅奉劝人们万不可做将来的梦，并认为容易预约给人们的黄金世界难免有些不确实，不大可靠。
四、结语
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偏向现实主义、甚至直接介入生活的《天堂蒜薹之歌》，还是90年代初偏向先锋荒诞性并借助古老祭仪方式来展开批判的《酒国》，都殊途同归地展现了某种直通当下、富有预见性的写作能力。类似的作品还有贾平凹《废都》等对一代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捕捉。之所以能反复出现类似的文学预见性，应该是作家以敏锐的艺术感知力捕捉到了社会现实发展的深刻本质，或者是作家的艺术表现力始终能够紧跟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但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是作家忠实于现实并且进行执著艺术追求的表现。
参考文献
[1]朱一帆.文学批评方法的艺术——刘艳的文学批评素描[J].文学教育（上），2020（10）：4-6.
[2]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马兵.读“文学课”重建我们对“文学与生活”的理解[N].天津日报，2020-10-12（011）.
[3]王本朝.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对象、理念及方法[J].甘肃社会科学，2020（05）：14-21.
[4]黄发有.书信里的文学期刊史迹[J].当代作家评论，2020（05）：72-81.
[5]尹林.文学期刊会议与文学评论发展——对80年代文学一个侧面的考察[J].当代作家评论，2020（05）：92-99.
关键词：代文学;未完成性;不确定性;莫言新作
莫言曾写过一篇具有强烈反讽与消解意味的短篇小说《与大师约会》，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一群艺术青年在酒吧等待大师金十两，酒吧里一个长发男子在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指出他们所期待的大师其实不过是个骗子。长发男子在彻底解构了金大师在这些年轻人心目中形象的同时，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可以和普希金媲美的不得志大师。小说结尾时，大师金十两现身，又指出长发男子的种种虚伪行径，再次解构了长发男子自我塑造的大师形象[1]。谁是真正的大师？人们判断大师的依据是什么？这可能是小说直接留给读者的问题。之所以提到这篇小说，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象征性地预言了莫言获得“诺奖”之后国内外的评论反应：一些声音欣赏和赞美他，另一些声音却贬损甚至诋毁他。莫言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所引发的焦点效应，远远大于小说里的“大师”，因此2017年以来莫言发表了小说、诗歌、戏曲、歌剧等一系列新作后，自然又一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甚至争议。
一、莫言创作的“未完成”现象
莫言的创作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未完成”现象：即指莫言后期作品对前期作品里那些看上去孤立、单调、省略、简化却具有“母题”性的元素，通过关联、重复、放大、再生等手法，不断地进行创造性的重复利用和改写[2]。这种改写和利用导致作品之间在人物形象、故事内核、关键的叙述动力来源等方面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联，使其小说表现出一种自我繁殖的生长特征和互文对话的审美效果。这些“母题”性的元素如小说中的铁匠、爷爷、姑姑、茂腔、割麦子比赛、食物和饥饿感、男孩特殊的童年经验等，而最有意思和突出的表现是作家在作品中“植入”很多以自己为模版的“莫言”文学形象，将真实和虚构直接缝合在小说里。虽然其他当代作家比如马原早年的作品也有这种所谓“元小说”式的表现，但管见所及的范围内，莫言可能是把自己写进作品中最多的当代作家。由于莫言的创作时间长且体量大，他创作中的这种“未完成”现象会和前期作品一起重新激活并打开小说新的价值空间，使原本简单的小说世界充满对话性、生长性和更为复杂的审美意味，从整体上增加了其小说体系的审美空间与艺术可能[3]。
二、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艺术不确定性
如果说“当代”正在发生、不断生成的特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代文学的“未完成”表现，那么，它也必然会导致当代文学另一个关键词：“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现代科学和哲学的本质属性之一，现代科学比如1905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27年海森堡发现量子世界的不确定原理，1948年香农的信息论，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理论，这一系列发现已经揭示了真实世界是一个复杂、混沌、动态、相互联系的巨大系统，不确定性是它的常态。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人类社会对“确定性”的本能追求，构成了充满张力和活力的丰富辩证关系，甚至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源动力。
这种不确定性的变革首先表现在“词”与“物”的对应方面。当代中国的发展速度，快到把很多词汇的原义都甩成了不确定的表达。比如“小姐”“公主”“同志”，等等，“大师”也差不多成为语言腐败的又一个牺牲者。老子讲“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对个人或者国家来说，当“词”与“物”无法形成稳定的意义关联时，就会造成表意的含混不清，含意的多义不确定性，阴阳两面的表达系统，词语价值就会贬值，最终掉入“塔西佗陷阱”中，人们自然就不再完全相信那些字面的意思了。广泛意义的“词”与“物”不对应关系也是不确定性的表现[4]。比如舆论宣传和真相事实、阳奉和阴违等，都是一种语言和文化的问题。相似的情境和模式让文字变成了一种自动化的表达，语言丧失了认知能力的直接性，语言抹去了有棱角的表达，熄灭了文字与新环境碰撞出的火花等。
三、文学的预见性及其本质
最好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是指向未来的，具有某种超越写作对象和时代本身局限的能力，从來不会只是回顾历史的所谓史诗性写作，更不是浮浅的反映论层面的当下现实描摹。深刻的文学具有某种预见性[5]。但当历史或者文学情境发生不妙的相似时，人类究竟前进了多少？鲁迅曾多次讨论过“黄金世界”，比如在小说《头发的故事》里，主人公N先生问：“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鲁迅奉劝人们万不可做将来的梦，并认为容易预约给人们的黄金世界难免有些不确实，不大可靠。
四、结语
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偏向现实主义、甚至直接介入生活的《天堂蒜薹之歌》，还是90年代初偏向先锋荒诞性并借助古老祭仪方式来展开批判的《酒国》，都殊途同归地展现了某种直通当下、富有预见性的写作能力。类似的作品还有贾平凹《废都》等对一代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捕捉。之所以能反复出现类似的文学预见性，应该是作家以敏锐的艺术感知力捕捉到了社会现实发展的深刻本质，或者是作家的艺术表现力始终能够紧跟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但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是作家忠实于现实并且进行执著艺术追求的表现。
参考文献
[1]朱一帆.文学批评方法的艺术——刘艳的文学批评素描[J].文学教育（上），2020（10）：4-6.
[2]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马兵.读“文学课”重建我们对“文学与生活”的理解[N].天津日报，2020-10-12（011）.
[3]王本朝.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对象、理念及方法[J].甘肃社会科学，2020（05）：14-21.
[4]黄发有.书信里的文学期刊史迹[J].当代作家评论，2020（05）：72-81.
[5]尹林.文学期刊会议与文学评论发展——对80年代文学一个侧面的考察[J].当代作家评论，2020（05）：9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