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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流砥柱； 团结抗战； 国共两党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15-0013-03
60年前在中华民族热土上胜利结束的抗击日本侵略者、捍卫民族独立主权与世界和平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抗外国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8页)在这场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殊死较量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和领导
从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战略方针的制定与坚持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和领导。
抗日战争一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我们又指出：战争将是长期的”，“最后胜利必归于人民”。(《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8页)
8月上旬，中共中央制定了全国抗战的战略计划及作战方案。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就中共中央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就有关问题作了补充说明：应迅速部署全国军民的动员，立即派出力量组织敌后民众，注意发动回蒙等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抗战。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采取持久战的基本方针等相当一部分重要建议，实际上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采纳。
为了制定全面抗战的纲领和政策，中共中央于8月22至25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了抗日战争的路线和纲领等重大问题，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立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25日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着重强调了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抗日的民族团结等。
抗日战争不仅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即全面抗战的路线，同时，也需要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早在全国抗战开始之前,中共中央就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号召全党“准备着长时间同敌人奋斗”,“为着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艰苦工作”。(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此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又多次强调要进行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清晰地预测和描绘了抗日战争的进程，阐明了持久抗战战略方针。由于国共两党实行了不同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指导，因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实行全面抗战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因而，在8年抗战中，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越战越强，不仅在夺取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为抗战胜利后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奠定了胜利基础。而国民党正面战场，由于其最高当局推行片面抗战的抗战路线，因而愈战愈弱，由主要战场变为次要战场，在8年抗战中，使国家民族遭受惨重损失。
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帜和脊梁
从日本侵略者侵华策略的改变和国共两党的不同应对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帜和脊梁。
在占领武汉以后，日本侵华政策策略方针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打击目标由国民党正面战场，改变为共产党敌后解放区战场；对国民党的策略由以军事进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把进攻矛头仅限于“反共”一点。
面对日本侵华方针的改变，国共两党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加以回应。
国民党方面，在抗战问题上，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但却表现出不彻底的倾向：一是蒋介石将抗战到底的“底”，限定在“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二是蒋介石虽然抨击了第二次近卫声明，反对以此为“讲和”的条件，但并没有断然排除与日本谈判的可能性。
共产党方面，还在武汉会战进行之中，中共中央已经预见到战争形势将发生变化，开始制定即将到来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并作了会议总结。他估计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日本在被迫停止战略进攻后,将转入军事上保守占领区，而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向我进攻。对中国军民来说，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兵力更大地分散，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
根据这种科学的分析和估计,全会制定了抗战新阶段的各项战略任务。全会确定，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是：使战争转入相持新阶段，敌后战场要准备敌人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全会要求：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及其敌后解放区战场，承担起了抗击日军主要军事压力的重担，成为抗击日寇侵华的旗帜和脊梁。
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先锋和模范
从对国民党妥协投降和三次反共高潮的扼制与击溃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先锋和模范。
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日益壮大，在日本侵略者新方针的诱引下，从1939年1月起，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开始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秘密制订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一系列的反共文件，设立“防共委员会”，妄图限制、削弱、取消、吞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各抗日力量，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反共妥协投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为此，国民党指使党徒进行反动分工：“党部挑起摩擦，军队执行攻击，政府装做调解”，(转引自王维礼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5页)并先后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1940年10月至1941年1月，1943年3月至6月，发动了以限制共产党活动、解散新四军、解散共产党为主要内容的三次大规模反共高潮，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团结抗战面临严重危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限共活动，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及时采取措施，反击反共顽固派的进攻。首先，中国共产党要求党员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警惕性。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中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反共运动是国民党投降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全党应做好各方面准备，以巩固国共合作，继续抗日。6月10日，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进一步指出，全党要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全党要明确，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不能有任何的动摇。中共中央这些指示，使全党能在坚持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同国民党顽固派及投降派开展坚决的斗争。第二，制订“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方针，开展反投降、反分裂运动，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制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军事方针，对欺人太甚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坚决回击。八路军的坚决回击，从军事上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总之，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斗争方针，在政治上、军事上彻底击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坚决地粉碎了以解散新四军、解散共产党、宣扬妥协投降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动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3页)
国民党三次大规模反共妥协投降高潮的扼制与击溃，使中国共产党有效地维护、捍卫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纯洁性、坚定性和稳定性，捍卫了抗日战争的基础和生命线，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先锋和模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主张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5页)
四、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主力和中坚
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解放区战场的战略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上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主力和中坚。
早在八路军出师前线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就确定了八路军的军事战略方针，即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又从理论和实践上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他指出：一般说来，游击战争对正规战争只起配合作用，只有战术问题，而无战略问题，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却具有战略意义。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线，强调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发展游击战争作为党的军事战略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总结中再一次从多方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指出，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1页)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民军队适时地实行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敌后解放区战场是在抗日根据地基础上形成的。而抗日根据地又是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和作用的提升，并成为抗战主要形式，敌后解放区战场的战略地位也必然与其俱升，并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在8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由出师时5万人发展到120万人，民兵达260万人，共产党员由抗战开始的4万人，发展到121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敌后解放区战场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0多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全民御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建立起19块根据地遍布19个省，抗击侵华日军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2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4强）；而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对敌作战仅4万余次，消灭日伪军34万人，(吴志渊著：《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311页)丢失国土达279万平方公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砥柱中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不仅如此，从共产党员和根据地军民抗战牺牲的数量上看，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忘我牺牲者和英勇奋斗者。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考验，中国共产党的参与、组织和领导，从根本上决定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在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很大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0页)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7页)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核心和领导、旗帜和脊梁、先锋和模范、主力和中坚、最大的忘我牺牲者和英勇奋斗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流砥柱； 团结抗战； 国共两党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15-0013-03
60年前在中华民族热土上胜利结束的抗击日本侵略者、捍卫民族独立主权与世界和平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抗外国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8页)在这场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殊死较量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和领导
从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战略方针的制定与坚持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和领导。
抗日战争一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我们又指出：战争将是长期的”，“最后胜利必归于人民”。(《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8页)
8月上旬，中共中央制定了全国抗战的战略计划及作战方案。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就中共中央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就有关问题作了补充说明：应迅速部署全国军民的动员，立即派出力量组织敌后民众，注意发动回蒙等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抗战。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采取持久战的基本方针等相当一部分重要建议，实际上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采纳。
为了制定全面抗战的纲领和政策，中共中央于8月22至25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了抗日战争的路线和纲领等重大问题，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立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25日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着重强调了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抗日的民族团结等。
抗日战争不仅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即全面抗战的路线，同时，也需要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早在全国抗战开始之前,中共中央就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号召全党“准备着长时间同敌人奋斗”,“为着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艰苦工作”。(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此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又多次强调要进行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清晰地预测和描绘了抗日战争的进程，阐明了持久抗战战略方针。由于国共两党实行了不同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指导，因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实行全面抗战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因而，在8年抗战中，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越战越强，不仅在夺取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为抗战胜利后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奠定了胜利基础。而国民党正面战场，由于其最高当局推行片面抗战的抗战路线，因而愈战愈弱，由主要战场变为次要战场，在8年抗战中，使国家民族遭受惨重损失。
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帜和脊梁
从日本侵略者侵华策略的改变和国共两党的不同应对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帜和脊梁。
在占领武汉以后，日本侵华政策策略方针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打击目标由国民党正面战场，改变为共产党敌后解放区战场；对国民党的策略由以军事进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把进攻矛头仅限于“反共”一点。
面对日本侵华方针的改变，国共两党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加以回应。
国民党方面，在抗战问题上，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但却表现出不彻底的倾向：一是蒋介石将抗战到底的“底”，限定在“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二是蒋介石虽然抨击了第二次近卫声明，反对以此为“讲和”的条件，但并没有断然排除与日本谈判的可能性。
共产党方面，还在武汉会战进行之中，中共中央已经预见到战争形势将发生变化，开始制定即将到来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并作了会议总结。他估计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日本在被迫停止战略进攻后,将转入军事上保守占领区，而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向我进攻。对中国军民来说，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兵力更大地分散，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
根据这种科学的分析和估计,全会制定了抗战新阶段的各项战略任务。全会确定，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是：使战争转入相持新阶段，敌后战场要准备敌人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全会要求：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及其敌后解放区战场，承担起了抗击日军主要军事压力的重担，成为抗击日寇侵华的旗帜和脊梁。
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先锋和模范
从对国民党妥协投降和三次反共高潮的扼制与击溃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先锋和模范。
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日益壮大，在日本侵略者新方针的诱引下，从1939年1月起，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开始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秘密制订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一系列的反共文件，设立“防共委员会”，妄图限制、削弱、取消、吞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各抗日力量，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反共妥协投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为此，国民党指使党徒进行反动分工：“党部挑起摩擦，军队执行攻击，政府装做调解”，(转引自王维礼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5页)并先后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1940年10月至1941年1月，1943年3月至6月，发动了以限制共产党活动、解散新四军、解散共产党为主要内容的三次大规模反共高潮，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团结抗战面临严重危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限共活动，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及时采取措施，反击反共顽固派的进攻。首先，中国共产党要求党员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警惕性。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中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反共运动是国民党投降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全党应做好各方面准备，以巩固国共合作，继续抗日。6月10日，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进一步指出，全党要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全党要明确，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不能有任何的动摇。中共中央这些指示，使全党能在坚持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同国民党顽固派及投降派开展坚决的斗争。第二，制订“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方针，开展反投降、反分裂运动，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制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军事方针，对欺人太甚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坚决回击。八路军的坚决回击，从军事上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总之，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斗争方针，在政治上、军事上彻底击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坚决地粉碎了以解散新四军、解散共产党、宣扬妥协投降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动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3页)
国民党三次大规模反共妥协投降高潮的扼制与击溃，使中国共产党有效地维护、捍卫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纯洁性、坚定性和稳定性，捍卫了抗日战争的基础和生命线，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先锋和模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主张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5页)
四、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主力和中坚
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解放区战场的战略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上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主力和中坚。
早在八路军出师前线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就确定了八路军的军事战略方针，即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又从理论和实践上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他指出：一般说来，游击战争对正规战争只起配合作用，只有战术问题，而无战略问题，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却具有战略意义。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线，强调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发展游击战争作为党的军事战略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总结中再一次从多方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指出，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1页)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民军队适时地实行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敌后解放区战场是在抗日根据地基础上形成的。而抗日根据地又是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和作用的提升，并成为抗战主要形式，敌后解放区战场的战略地位也必然与其俱升，并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在8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由出师时5万人发展到120万人，民兵达260万人，共产党员由抗战开始的4万人，发展到121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敌后解放区战场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0多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全民御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建立起19块根据地遍布19个省，抗击侵华日军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2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4强）；而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对敌作战仅4万余次，消灭日伪军34万人，(吴志渊著：《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311页)丢失国土达279万平方公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砥柱中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不仅如此，从共产党员和根据地军民抗战牺牲的数量上看，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忘我牺牲者和英勇奋斗者。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考验，中国共产党的参与、组织和领导，从根本上决定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在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很大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0页)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7页)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核心和领导、旗帜和脊梁、先锋和模范、主力和中坚、最大的忘我牺牲者和英勇奋斗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