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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山炉，是一种流行于汉、晋时期的熏香器具，历代皆有仿制。其造型独特、质地多样，常有精品传世，也是一种情趣与意境的载体。对于博山炉功能的探讨，是研究博山炉的一项内容，对了解古代社会用香习俗，探求古人的审美追求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博山炉 功能 古代用香习俗
熏香的习俗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便有着人们燃烧香料，以香气弥漫宗教祭祀空间来敬鬼明神的记载。及至汉唐，熏香风气尤其兴盛，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熏香都是一项重要而频繁的活动。正是在这香气氤氲中，孕育出了熏香历史上的一朵奇葩——博山炉。
博山炉的出现始于西汉中期，因炉盖高耸如山而得名，后历代多有仿制。博山炉由早期的豆式香炉发展而来，其出现大抵与燃香的原料和方式的改变有关。西汉之前，所燃香料多为本土的茅香，使用时将香草放置在豆式香炉中直接点燃，其味道不甚芬芳，烟火气大。西汉中期，海上丝绸之路开通，来自东南亚的苏合香、龙脑香等脂类香料输入中国。这类香料在使用时需于其下放置炭火，用炭火的高温将这些香料徐徐燃起，炉身较浅的豆式香炉无法适应此种需要。与此同时，香料的制作工艺也愈发精细，与之配合的新的香炉形式——博山炉出现。
博山炉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的一件西汉中期错金博山炉（图1），炉身类似较深的豆形，炉盖铸出错落有致的山峦，因山峦形势雕镂出烟孔，奇珍异兽奔走山间，猎人持弓狩猎，金丝和金片错出优美舒缓的云纹，制作精美、工艺精湛，代表了西汉时期青铜博山炉的最高水平。与之相似，博山炉一般由炉盖、炉身、炉柄组成。后出于保持清洁的需要，或是象征“海上仙山”中“海”的需要，出现了承盘。从实际出土资料来看，有的带有承盘，有的则无。博山炉质地丰富，两汉时期主要流行青铜和陶制博山炉。随着制瓷工艺的出现和发展，此后瓷制博山炉屡有发现。
从西汉中期出现伊始，随着用香习俗的绵延不绝，博山炉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时至今日仍有仿制。在这两千多年的浩瀚历史中，人们对香料的认识逐渐深入，熏香风俗不断变迁。汉晋时期“闻香入道”正式形成，及至隋唐，用香得到普及和臻善，这种香事在两宋升华为点缀精致生活的重要事项，进入了寻常巷陌，清新自然的芳香融入了市民的生活，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共同习俗。博山炉的文化内涵与功能也在这一时期发生着深刻的改变。
一、日常熏香
西汉是香薰活动的上升时期，随着武帝时期树脂类香料传入中土，香料的使用由“燃”向“熏”变化。西汉中晚期的汉墓中大量出土随葬的各式熏炉，特别是广州地区出土的汉墓中竟半数随葬有各式熏炉[1]，可见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程度。以广州为代表的南方地区，气候潮湿，在博山炉出现之前便有了浓厚的熏香习俗。特别是宋代以前，古人日常生活往往席地而居，燃香可以祛除湿邪、芳香净化空气、减少蚊虫骚扰，这种熏香的习俗，从它的萌生到鼎盛，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从自身的需要出发，体验和品位香的芬芳。
汉代的器物设计观念较之先秦时期有了较大改变。汉代各种类型的器物在造物时更注重其实用功能，与先秦造物时追求礼制教化和敬鬼明神有着很大区别。在器物与使用者关系上也更加和谐，使器物更多地为“人”而服务，为世俗生活而服务。在对于美的追求上，也褪去了先秦时期纹饰的神秘化，对现实美感进行表现。博山炉就是受到这样的设计观念而产生并不断发展的。为了方便人们的使用，根据场合的不同，除了适用于卧室生活摆放在榻上或是帷帐里的矮柄博山炉，还出现了适用于谒见宾客和宴享的长柄博山炉。杨泓先生认为西汉武帝茂陵阳信长公主墓陪葬坑的错金银竹节博山炉（图2）便有此功用。[2]长柄香炉事宜垂放于地，为宴饮增添情趣。
净化室内空气之余，古人对于改善自身体味的追求也体现在了对熏香的使用之上。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M1）及其妻子窦绾墓（M2）为我们了解当时贵族对于沐浴熏香的使用情况提供了材料。满城汉墓为西汉中期墓，根据考古发掘报告[3]，可以将刘胜墓分成六个部分，其中包括四个墓室。如图3所示，各个墓室构成了不同的功能分区：北耳室的随葬品有各类陶器、石磨和推磨的畜生，可能象征厨房、仓库和圈栏。南耳室随葬有车马器（其中一部分堆到了甬道上）。中室放置有大量的铜器、陶器、铁器、金银器、漆器，以及玉石、各类甬和大量的五铢钱，中室为刘胜墓的主体。后室象征着内室，放置着棺椁，象征着主人生活起居的地方。M1中共出有两件博山炉，其中一件博山炉（M1：5182）则出于后室的侧室之中。侧室“从出土器物观察，并参考二号墓的情况，侧室可能是象征的浴室”。[4]
无独有偶，湖南长沙汤家岭西汉墓的两件博山炉的摆放位置与满城汉墓十分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西汉中晚期的夫妻合葬墓往往出有位于主室的博山炉，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博山炉的使用似乎与女性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其伴生的器物也表明其与沐浴等活动有关。西汉时期的女性在婚姻上有比较大的自主权，也可以参加一系列社会活动，特别是贵族女性大多受到较为良好的文化教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情操，对于美有着理解和追求。当时女性对于香料的使用更是趋之如骛，日常的熏香被认为是保养仪容、增强风度的有效方法。嫔妃们更是为了吸引帝王的注意，增强自身的魅力，追求香气馥郁持久，自体出香。沐浴熏香来获得肌肤中自然散发的香气成为上层社会妇女的一种风尚。
用香来熏衣熏被也是熏香的主要目的之一。古人的服装质地与今人不同，丝质、麻质等较多，易遭虫蛀，因此熏衣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生香使自身清爽，亦是防虫的实际需要。熏衣的习俗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熏笼[5]可以肯定至迟在西汉时期，人们已经有意识地进行熏衣、熏被，其熏衣器具也发展地非常成熟。熏笼一般是用竹篾编成形状为敞口的网罩，其造型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而略有差异。在南北朝时，常被称作“竹火笼”。对于使用熏笼进行熏衣的方法，不见于汉代的文献。不过我们可以从宋人洪刍的《香谱》[6]中窥见一斑。《香谱》中记载了一种“熏香法”，其实就是熏衣的方法：“凡熏衣，以沸汤一大瓯置熏笼下，以所熏衣服覆之，令润气通彻，贵香入衣难散也。然后于汤炉中，燃香饼子一枚，以灰盖……常令烟得所。熏讫，叠衣，隔宿衣之，数日不散。”[7]可以看出熏衣一事，对宋人而言是一种讲究的雅事。熏衣的第一步，是用热水慢慢蒸濡衣物，使其微微潮湿，这样做不仅使衣服更容易沾染香气，还可以减少烟火的焦味。宋人陈敬的《陈氏香谱》[8]中记载的熏衣法与之略有不同：“凡欲熏衣，置热汤于笼下，衣覆其上，使之沾润，取去，别以炉爇香，熏毕……”依据陈氏的方法，熏衣时先置一盆热水于笼下，待衣物润湿之后将热水撤去，再将熏炉置于笼下，进行熏烤。两种方法虽有细微差异，但其原理却基本相同。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通过博山炉和熏笼的组合都是可以实现的。满城汉墓出土的另一件博山炉M2：3004由炉盖、炉身、炉柄和承盘组成，从线图（图4）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博山炉的承盘是可以取下的，在制作时并不强调与整体的相连，博山炉在使用时也可以脱离承盘而进行熏香活动。出土的带承盘博山炉中大部分承盘都可与与炉体分离，更有甚者，其承盘的发展已经趋近于“盆”的造型，可以盛放更多的热水。不过对于熏衣而言，过大的承盘似乎并不是必要的。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明代画家陈洪绶所绘《斜依熏笼图》（图5）展示了一位云鬓高髻的贵妇人斜依熏笼于卧榻的场景。图中所绘熏笼乃是唐代常见的鸭型熏炉。其下的承盘较小，也为博山炉的承盘可以起到润湿衣服之用提供了一点佐证。博山炉出烟飘渺，烟火气较小，适合于慢火长时间的熏蒸。除了获得嗅觉的美好体验，熏被也可以作为冬日里烘干被褥的一种方法。 熏衣风俗自其兴起，便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历久不衰。《红楼梦》第八回中描写了一段宝玉和宝钗之间就宝钗香气来源的问答，宝钗答道：“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撩火气的。”可见及至清代，熏衣之风仍未消减。只是到了近代，樟脑、香水等事物普及起来，使用方便、利于储存，熏衣也就不再流行了。
二、医疗保健
在满足嗅觉的快感之余，博山炉也运用于医疗保健，许多香料同时也是一味中药。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功效，苏合香、冰片、麝香可以“开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9]中记载了汉代名医淳于意用熏疗法为济北王的侍女韩女治疗月经不调的事情：“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要背痛，寒热，众医皆以为寒热也。臣意诊脉，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窜以药，旋下，病已。”“窜以药”便是用药熏疗。熏香可以治疗化解闷结在心中的郁气，达到保健的作用。民间也常用香薰法救治昏睡不醒、酒醉不醒、癫狂昏迷之病人，往往具有独特的效果。[10]
熏香不仅可以开窍醒神，还可以化腐生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了不少用熏香治疗痔疮的方法。如“牝痔有空而栾，取女子布，燔，置器中，以熏痔，三而止。”帛书中记载的这种熏香治疗法所用之器，从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情况来看，应该并非博山炉。但这并不表示博山炉在医疗方面没有用途。满城汉墓出有的一件博山炉，配有一铜盆，口沿与器壁上皆铭刻“医工”二字。这件“医工盆”很有可能是用于调和香料、药物，与青铜博山炉配合使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汉墓的随葬品中，多次发现筒瓦与博山炉放在一起伴出，这两种器物乃是配套使用，将筒瓦套在博山炉的颈部，引烟气至患处，起到医疗作用。[11]
三、明器陪葬
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在汉代人们的观念中，墓葬是沟通死亡与升仙的一个转换空间，是生与死的中间形态。墓葬是象征性的一个微型宇宙，死者在经过一系列仪式之后入墓，便是被一个新的宇宙所吸纳，进而重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汉代、特别是西汉中晚期之后的墓葬多设计为现实世界的翻版。
博山炉诞生伊始作为主人的日常生活熏香用具，下葬时伴随主人的陪葬一同长眠于地下。西汉晚期开始，墓葬中陶博山炉流行，陶质博山炉在对铜质博山炉模仿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丧失了实用功能，成为了明器。这两种功能在时间虽有早晚之分，但在明器产生之后，两种用途同时存在，延着各自的轨迹共同发展。
西汉晚期的湖南出土的两件陶质博山炉（图6），并未发现出烟孔，其焚香功能无法达到，是为“有形而无实”的明器。而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博山炉虽然也是陶质，但是其花瓣形博山中有小孔，可能具有实际功用。无独有偶，墓葬中出土的少部分博山炉中还发现有燃烧过的炭灰，对于这种可以具有实用功能的陶质博山炉，不能简单地认为其是“生器”而非“明器”。这种陶质博山炉除了可以用于日常生活起居，还可以成为下葬时祭祀的用具。在汉代的丧葬仪式中，“招魂”是人死后升仙所必经的过程。博山炉其“海上仙山”的意境可以营造出一个升仙的神圣空间，在这个神圣空间中死者不灭的灵魂可以达到彼岸世界，得到成仙。这时的博山炉，也就成为了专供“送死”的另一种明器。
此外，带有博山盖的其他器型的出现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如河南桐柏县万岗村东汉墓出土的陶仓和陶鼎都带有博山型器盖。河北原阳县西汉晚期墓、山西朔县的大量西汉晚期和东汉墓中也出有带博山盖的陶壶。这种带博山器盖的器物出现的时间明显晚于博山炉在当地的出现时间，有比较明显的模仿博山炉的痕迹。这种博山盖的使用，表明西汉晚期到东汉时期的部分地区，对博山炉内涵意义的信奉演变成为一种精神的信仰，其内涵意义已经不局限于升仙，当时流行的祥瑞思想也融入了其中。“天兴子孙，富贵昌宜”[12]这样的吉祥话语也被铭刻在了吕大临收录的一件博山炉上。这样的吉祥话语时至今日仍然广泛地运用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四、宗教法器
许多学者都认为博山炉的“博山”之造型受到道教仙境思想的影响。东汉开始出现的使用三角形镂空纹饰象征“博山”之意象，这种简化除了受到社会经济、丧葬风俗的影响之外，是否也跟精神信仰的转变有关，三角形镂空纹饰能否完全象征“博山”意象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西晋时期，博山炉出现了一种新的材质——青瓷。青瓷博山炉在南朝有两个演变方向，一种是朝着更加简化抽象发展，另一种则向着更立体的方向发展。这种更加立体的青瓷博山炉大多出自福建特别是福州地区，此类器物的特点是炉盖上的堆贴装饰。火焰装饰和莲花瓣是其中的两种形式（图7）。这种装饰包含着浓郁的宗教色彩。但是这种博山炉，更多的是在纹饰上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宗教用途，即在宗教活动中使用。莲瓣与火焰的杂糅，很可能本土宗教接受了早期佛教的影响的产物。
香供养是佛教诸供养之一，虽未见实物，但种种迹象表明博山炉北朝时在佛教仪式中的使用，成为“法器”。北朝是博山炉的一个衰落期，至今在出土器物中难觅其踪影，只能从佛教石造像中找到其平面形象。此时的博山炉在一些地区的佛教石造像的基座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如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中出的小型石造像基座的中心，博山炉的形象随处可见，并且往往不单独出现，而是和童子、法狮组合出现，到了晚期还增加了力士作为组合的一部分（图8）。除此之外，云冈石窟第9窟门楣上也出现了博山炉的雕刻。此后的唐朝，焚香成为了普遍的社会风尚，佛、道两教的仪式都离不开用香。装饰有莲花瓣等佛教纹饰的金属博山炉在上流社会再次流行起来，并出现了盛放香料与之配合使用的香宝子。香花礼佛随源自西方，却流行于中土。唐太宗更是制定了行香这一复杂的祭祀仪式。通过行香来祭祀祖先成为了佛教中国化在民俗方面的重要体现。这时的焚香，虽在僧人眼中为供养菩萨之专享，把香作为了通神的媒介，但在佛教礼仪和世俗生活中，却得到了空前的普及，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
五、书房添香
宋代焚香从贵族走向民间，文人雅士更是把焚香与烹茶、插画、挂画并列为宋代生活中的四艺。当时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都追求在袅袅香烟的视野与“究天人之际”的思想境界下，来找寻美的感受和有关宇宙和社会的哲理。[13]宋代的瓷质博山炉也受到“尚简”审美观念的影响，山形有所简化，去掉了繁复的人物和动物装饰。此时的博山炉成为了文人读书论道的伴侣，在书房中焚香不仅可以室内空气清馨，更能刺激精神，有利于理解和记忆，避免疲倦，故有“红袖添香夜伴读”之句。宋代博山炉多为瓷器，精致小巧，适于放置在几案之上供人欣赏。 从汉晋至两宋，文人墨客从未停止对博山炉的歌颂。宋鲍照《拟行路难》诗之二：“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 千斲（斫）复万镂， 上刻秦女携手仙。”南齐人刘绘作《咏博山香炉诗》：“参差郁佳丽，合沓纷可怜；蔽亏千种树，出没万重山。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下刻蟠龙势，矫首半衔莲。旁为伊水丽，芝盖出岩间；复有汉游女，拾羽弄余妍。荣色何杂糅，缛绣更相鲜；工谢蛱谝校林薄杳芊眠。掩华终不发，含熏未肯然；风生玉阶树，露湛曲池连。寒虫飞夜室，秋云没晓天。”，昭明太子《铜博山香炉赋》：“方夏鼎之异， 类山经之俶诡， 制一器而备众质， 谅兹物之为侈于时。青女司寒， 红光翳景， 吐圆舒于东岳， 匿丹曦于西岭。蕙帷已低， 兰膏未屏。松柏之火， 焚兰麝之芳， 荧荧内曜， 芬芬外扬， 似卿云之呈色， 若景星之舒。”这些文学作品对博山炉的质地、工艺、装饰、意境都有所赞颂歌咏。诗人将对爱情的幻想与博山炉结合起来，表达了香气氤氲中的爱与哀愁，可见熏香活动特别是博山炉的特殊意义。
六、结语
博山炉用于宫廷焚香，营造气氛，坐享奢华；寻常巷陌，祛病除湿，净化空气；学子书房，提神醒脑，清心润脾。而香令人愉悦安详的气味，伴着文人手中不辍的笔耕，绵绵浮空了千年，成为了一种诗意的、禅境的社会风尚。熏香这源于美化生活需要的习俗，在人们不断追求嗅觉、视觉乃至精神上的享受过程中，成为了一项繁杂而又充满悟趣的幽静艺术。
参考文献：
[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M].北京：文物出版 社，1981：126；
[2]杨泓.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M].北京：中华书局，2007：28；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30；
[4]同[3]
[5]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46；
[6]纪昀，戴震等.四库全书.子部九.香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渊阁本电子版：844-237；
[7]同[6]
[8]纪昀，戴震等.四库全书·子部九·陈氏香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渊阁本电子版：844-266；
[9]（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册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2808；
[10]王治浩等.汉代青铜熏炉及其医疗保健价值的研究[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1：7-10；
[11]同[10]
[12]（宋）吕大临，赵九成撰.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7：考古图卷十：181；
[13] 徐璐.宋画中的香炉图示初探[J].美与时代.2010.2：50。
作者简介：尹航（1990—），女，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键词]博山炉 功能 古代用香习俗
熏香的习俗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便有着人们燃烧香料，以香气弥漫宗教祭祀空间来敬鬼明神的记载。及至汉唐，熏香风气尤其兴盛，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熏香都是一项重要而频繁的活动。正是在这香气氤氲中，孕育出了熏香历史上的一朵奇葩——博山炉。
博山炉的出现始于西汉中期，因炉盖高耸如山而得名，后历代多有仿制。博山炉由早期的豆式香炉发展而来，其出现大抵与燃香的原料和方式的改变有关。西汉之前，所燃香料多为本土的茅香，使用时将香草放置在豆式香炉中直接点燃，其味道不甚芬芳，烟火气大。西汉中期，海上丝绸之路开通，来自东南亚的苏合香、龙脑香等脂类香料输入中国。这类香料在使用时需于其下放置炭火，用炭火的高温将这些香料徐徐燃起，炉身较浅的豆式香炉无法适应此种需要。与此同时，香料的制作工艺也愈发精细，与之配合的新的香炉形式——博山炉出现。
博山炉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的一件西汉中期错金博山炉（图1），炉身类似较深的豆形，炉盖铸出错落有致的山峦，因山峦形势雕镂出烟孔，奇珍异兽奔走山间，猎人持弓狩猎，金丝和金片错出优美舒缓的云纹，制作精美、工艺精湛，代表了西汉时期青铜博山炉的最高水平。与之相似，博山炉一般由炉盖、炉身、炉柄组成。后出于保持清洁的需要，或是象征“海上仙山”中“海”的需要，出现了承盘。从实际出土资料来看，有的带有承盘，有的则无。博山炉质地丰富，两汉时期主要流行青铜和陶制博山炉。随着制瓷工艺的出现和发展，此后瓷制博山炉屡有发现。
从西汉中期出现伊始，随着用香习俗的绵延不绝，博山炉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时至今日仍有仿制。在这两千多年的浩瀚历史中，人们对香料的认识逐渐深入，熏香风俗不断变迁。汉晋时期“闻香入道”正式形成，及至隋唐，用香得到普及和臻善，这种香事在两宋升华为点缀精致生活的重要事项，进入了寻常巷陌，清新自然的芳香融入了市民的生活，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共同习俗。博山炉的文化内涵与功能也在这一时期发生着深刻的改变。
一、日常熏香
西汉是香薰活动的上升时期，随着武帝时期树脂类香料传入中土，香料的使用由“燃”向“熏”变化。西汉中晚期的汉墓中大量出土随葬的各式熏炉，特别是广州地区出土的汉墓中竟半数随葬有各式熏炉[1]，可见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程度。以广州为代表的南方地区，气候潮湿，在博山炉出现之前便有了浓厚的熏香习俗。特别是宋代以前，古人日常生活往往席地而居，燃香可以祛除湿邪、芳香净化空气、减少蚊虫骚扰，这种熏香的习俗，从它的萌生到鼎盛，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从自身的需要出发，体验和品位香的芬芳。
汉代的器物设计观念较之先秦时期有了较大改变。汉代各种类型的器物在造物时更注重其实用功能，与先秦造物时追求礼制教化和敬鬼明神有着很大区别。在器物与使用者关系上也更加和谐，使器物更多地为“人”而服务，为世俗生活而服务。在对于美的追求上，也褪去了先秦时期纹饰的神秘化，对现实美感进行表现。博山炉就是受到这样的设计观念而产生并不断发展的。为了方便人们的使用，根据场合的不同，除了适用于卧室生活摆放在榻上或是帷帐里的矮柄博山炉，还出现了适用于谒见宾客和宴享的长柄博山炉。杨泓先生认为西汉武帝茂陵阳信长公主墓陪葬坑的错金银竹节博山炉（图2）便有此功用。[2]长柄香炉事宜垂放于地，为宴饮增添情趣。
净化室内空气之余，古人对于改善自身体味的追求也体现在了对熏香的使用之上。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M1）及其妻子窦绾墓（M2）为我们了解当时贵族对于沐浴熏香的使用情况提供了材料。满城汉墓为西汉中期墓，根据考古发掘报告[3]，可以将刘胜墓分成六个部分，其中包括四个墓室。如图3所示，各个墓室构成了不同的功能分区：北耳室的随葬品有各类陶器、石磨和推磨的畜生，可能象征厨房、仓库和圈栏。南耳室随葬有车马器（其中一部分堆到了甬道上）。中室放置有大量的铜器、陶器、铁器、金银器、漆器，以及玉石、各类甬和大量的五铢钱，中室为刘胜墓的主体。后室象征着内室，放置着棺椁，象征着主人生活起居的地方。M1中共出有两件博山炉，其中一件博山炉（M1：5182）则出于后室的侧室之中。侧室“从出土器物观察，并参考二号墓的情况，侧室可能是象征的浴室”。[4]
无独有偶，湖南长沙汤家岭西汉墓的两件博山炉的摆放位置与满城汉墓十分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西汉中晚期的夫妻合葬墓往往出有位于主室的博山炉，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博山炉的使用似乎与女性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其伴生的器物也表明其与沐浴等活动有关。西汉时期的女性在婚姻上有比较大的自主权，也可以参加一系列社会活动，特别是贵族女性大多受到较为良好的文化教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情操，对于美有着理解和追求。当时女性对于香料的使用更是趋之如骛，日常的熏香被认为是保养仪容、增强风度的有效方法。嫔妃们更是为了吸引帝王的注意，增强自身的魅力，追求香气馥郁持久，自体出香。沐浴熏香来获得肌肤中自然散发的香气成为上层社会妇女的一种风尚。
用香来熏衣熏被也是熏香的主要目的之一。古人的服装质地与今人不同，丝质、麻质等较多，易遭虫蛀，因此熏衣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生香使自身清爽，亦是防虫的实际需要。熏衣的习俗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熏笼[5]可以肯定至迟在西汉时期，人们已经有意识地进行熏衣、熏被，其熏衣器具也发展地非常成熟。熏笼一般是用竹篾编成形状为敞口的网罩，其造型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而略有差异。在南北朝时，常被称作“竹火笼”。对于使用熏笼进行熏衣的方法，不见于汉代的文献。不过我们可以从宋人洪刍的《香谱》[6]中窥见一斑。《香谱》中记载了一种“熏香法”，其实就是熏衣的方法：“凡熏衣，以沸汤一大瓯置熏笼下，以所熏衣服覆之，令润气通彻，贵香入衣难散也。然后于汤炉中，燃香饼子一枚，以灰盖……常令烟得所。熏讫，叠衣，隔宿衣之，数日不散。”[7]可以看出熏衣一事，对宋人而言是一种讲究的雅事。熏衣的第一步，是用热水慢慢蒸濡衣物，使其微微潮湿，这样做不仅使衣服更容易沾染香气，还可以减少烟火的焦味。宋人陈敬的《陈氏香谱》[8]中记载的熏衣法与之略有不同：“凡欲熏衣，置热汤于笼下，衣覆其上，使之沾润，取去，别以炉爇香，熏毕……”依据陈氏的方法，熏衣时先置一盆热水于笼下，待衣物润湿之后将热水撤去，再将熏炉置于笼下，进行熏烤。两种方法虽有细微差异，但其原理却基本相同。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通过博山炉和熏笼的组合都是可以实现的。满城汉墓出土的另一件博山炉M2：3004由炉盖、炉身、炉柄和承盘组成，从线图（图4）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博山炉的承盘是可以取下的，在制作时并不强调与整体的相连，博山炉在使用时也可以脱离承盘而进行熏香活动。出土的带承盘博山炉中大部分承盘都可与与炉体分离，更有甚者，其承盘的发展已经趋近于“盆”的造型，可以盛放更多的热水。不过对于熏衣而言，过大的承盘似乎并不是必要的。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明代画家陈洪绶所绘《斜依熏笼图》（图5）展示了一位云鬓高髻的贵妇人斜依熏笼于卧榻的场景。图中所绘熏笼乃是唐代常见的鸭型熏炉。其下的承盘较小，也为博山炉的承盘可以起到润湿衣服之用提供了一点佐证。博山炉出烟飘渺，烟火气较小，适合于慢火长时间的熏蒸。除了获得嗅觉的美好体验，熏被也可以作为冬日里烘干被褥的一种方法。 熏衣风俗自其兴起，便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历久不衰。《红楼梦》第八回中描写了一段宝玉和宝钗之间就宝钗香气来源的问答，宝钗答道：“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撩火气的。”可见及至清代，熏衣之风仍未消减。只是到了近代，樟脑、香水等事物普及起来，使用方便、利于储存，熏衣也就不再流行了。
二、医疗保健
在满足嗅觉的快感之余，博山炉也运用于医疗保健，许多香料同时也是一味中药。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功效，苏合香、冰片、麝香可以“开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9]中记载了汉代名医淳于意用熏疗法为济北王的侍女韩女治疗月经不调的事情：“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要背痛，寒热，众医皆以为寒热也。臣意诊脉，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窜以药，旋下，病已。”“窜以药”便是用药熏疗。熏香可以治疗化解闷结在心中的郁气，达到保健的作用。民间也常用香薰法救治昏睡不醒、酒醉不醒、癫狂昏迷之病人，往往具有独特的效果。[10]
熏香不仅可以开窍醒神，还可以化腐生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了不少用熏香治疗痔疮的方法。如“牝痔有空而栾，取女子布，燔，置器中，以熏痔，三而止。”帛书中记载的这种熏香治疗法所用之器，从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情况来看，应该并非博山炉。但这并不表示博山炉在医疗方面没有用途。满城汉墓出有的一件博山炉，配有一铜盆，口沿与器壁上皆铭刻“医工”二字。这件“医工盆”很有可能是用于调和香料、药物，与青铜博山炉配合使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汉墓的随葬品中，多次发现筒瓦与博山炉放在一起伴出，这两种器物乃是配套使用，将筒瓦套在博山炉的颈部，引烟气至患处，起到医疗作用。[11]
三、明器陪葬
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在汉代人们的观念中，墓葬是沟通死亡与升仙的一个转换空间，是生与死的中间形态。墓葬是象征性的一个微型宇宙，死者在经过一系列仪式之后入墓，便是被一个新的宇宙所吸纳，进而重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汉代、特别是西汉中晚期之后的墓葬多设计为现实世界的翻版。
博山炉诞生伊始作为主人的日常生活熏香用具，下葬时伴随主人的陪葬一同长眠于地下。西汉晚期开始，墓葬中陶博山炉流行，陶质博山炉在对铜质博山炉模仿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丧失了实用功能，成为了明器。这两种功能在时间虽有早晚之分，但在明器产生之后，两种用途同时存在，延着各自的轨迹共同发展。
西汉晚期的湖南出土的两件陶质博山炉（图6），并未发现出烟孔，其焚香功能无法达到，是为“有形而无实”的明器。而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博山炉虽然也是陶质，但是其花瓣形博山中有小孔，可能具有实际功用。无独有偶，墓葬中出土的少部分博山炉中还发现有燃烧过的炭灰，对于这种可以具有实用功能的陶质博山炉，不能简单地认为其是“生器”而非“明器”。这种陶质博山炉除了可以用于日常生活起居，还可以成为下葬时祭祀的用具。在汉代的丧葬仪式中，“招魂”是人死后升仙所必经的过程。博山炉其“海上仙山”的意境可以营造出一个升仙的神圣空间，在这个神圣空间中死者不灭的灵魂可以达到彼岸世界，得到成仙。这时的博山炉，也就成为了专供“送死”的另一种明器。
此外，带有博山盖的其他器型的出现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如河南桐柏县万岗村东汉墓出土的陶仓和陶鼎都带有博山型器盖。河北原阳县西汉晚期墓、山西朔县的大量西汉晚期和东汉墓中也出有带博山盖的陶壶。这种带博山器盖的器物出现的时间明显晚于博山炉在当地的出现时间，有比较明显的模仿博山炉的痕迹。这种博山盖的使用，表明西汉晚期到东汉时期的部分地区，对博山炉内涵意义的信奉演变成为一种精神的信仰，其内涵意义已经不局限于升仙，当时流行的祥瑞思想也融入了其中。“天兴子孙，富贵昌宜”[12]这样的吉祥话语也被铭刻在了吕大临收录的一件博山炉上。这样的吉祥话语时至今日仍然广泛地运用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四、宗教法器
许多学者都认为博山炉的“博山”之造型受到道教仙境思想的影响。东汉开始出现的使用三角形镂空纹饰象征“博山”之意象，这种简化除了受到社会经济、丧葬风俗的影响之外，是否也跟精神信仰的转变有关，三角形镂空纹饰能否完全象征“博山”意象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西晋时期，博山炉出现了一种新的材质——青瓷。青瓷博山炉在南朝有两个演变方向，一种是朝着更加简化抽象发展，另一种则向着更立体的方向发展。这种更加立体的青瓷博山炉大多出自福建特别是福州地区，此类器物的特点是炉盖上的堆贴装饰。火焰装饰和莲花瓣是其中的两种形式（图7）。这种装饰包含着浓郁的宗教色彩。但是这种博山炉，更多的是在纹饰上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宗教用途，即在宗教活动中使用。莲瓣与火焰的杂糅，很可能本土宗教接受了早期佛教的影响的产物。
香供养是佛教诸供养之一，虽未见实物，但种种迹象表明博山炉北朝时在佛教仪式中的使用，成为“法器”。北朝是博山炉的一个衰落期，至今在出土器物中难觅其踪影，只能从佛教石造像中找到其平面形象。此时的博山炉在一些地区的佛教石造像的基座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如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中出的小型石造像基座的中心，博山炉的形象随处可见，并且往往不单独出现，而是和童子、法狮组合出现，到了晚期还增加了力士作为组合的一部分（图8）。除此之外，云冈石窟第9窟门楣上也出现了博山炉的雕刻。此后的唐朝，焚香成为了普遍的社会风尚，佛、道两教的仪式都离不开用香。装饰有莲花瓣等佛教纹饰的金属博山炉在上流社会再次流行起来，并出现了盛放香料与之配合使用的香宝子。香花礼佛随源自西方，却流行于中土。唐太宗更是制定了行香这一复杂的祭祀仪式。通过行香来祭祀祖先成为了佛教中国化在民俗方面的重要体现。这时的焚香，虽在僧人眼中为供养菩萨之专享，把香作为了通神的媒介，但在佛教礼仪和世俗生活中，却得到了空前的普及，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
五、书房添香
宋代焚香从贵族走向民间，文人雅士更是把焚香与烹茶、插画、挂画并列为宋代生活中的四艺。当时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都追求在袅袅香烟的视野与“究天人之际”的思想境界下，来找寻美的感受和有关宇宙和社会的哲理。[13]宋代的瓷质博山炉也受到“尚简”审美观念的影响，山形有所简化，去掉了繁复的人物和动物装饰。此时的博山炉成为了文人读书论道的伴侣，在书房中焚香不仅可以室内空气清馨，更能刺激精神，有利于理解和记忆，避免疲倦，故有“红袖添香夜伴读”之句。宋代博山炉多为瓷器，精致小巧，适于放置在几案之上供人欣赏。 从汉晋至两宋，文人墨客从未停止对博山炉的歌颂。宋鲍照《拟行路难》诗之二：“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 千斲（斫）复万镂， 上刻秦女携手仙。”南齐人刘绘作《咏博山香炉诗》：“参差郁佳丽，合沓纷可怜；蔽亏千种树，出没万重山。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下刻蟠龙势，矫首半衔莲。旁为伊水丽，芝盖出岩间；复有汉游女，拾羽弄余妍。荣色何杂糅，缛绣更相鲜；工谢蛱谝校林薄杳芊眠。掩华终不发，含熏未肯然；风生玉阶树，露湛曲池连。寒虫飞夜室，秋云没晓天。”，昭明太子《铜博山香炉赋》：“方夏鼎之异， 类山经之俶诡， 制一器而备众质， 谅兹物之为侈于时。青女司寒， 红光翳景， 吐圆舒于东岳， 匿丹曦于西岭。蕙帷已低， 兰膏未屏。松柏之火， 焚兰麝之芳， 荧荧内曜， 芬芬外扬， 似卿云之呈色， 若景星之舒。”这些文学作品对博山炉的质地、工艺、装饰、意境都有所赞颂歌咏。诗人将对爱情的幻想与博山炉结合起来，表达了香气氤氲中的爱与哀愁，可见熏香活动特别是博山炉的特殊意义。
六、结语
博山炉用于宫廷焚香，营造气氛，坐享奢华；寻常巷陌，祛病除湿，净化空气；学子书房，提神醒脑，清心润脾。而香令人愉悦安详的气味，伴着文人手中不辍的笔耕，绵绵浮空了千年，成为了一种诗意的、禅境的社会风尚。熏香这源于美化生活需要的习俗，在人们不断追求嗅觉、视觉乃至精神上的享受过程中，成为了一项繁杂而又充满悟趣的幽静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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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泓.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M].北京：中华书局，2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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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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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纪昀，戴震等.四库全书.子部九.香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渊阁本电子版：844-237；
[7]同[6]
[8]纪昀，戴震等.四库全书·子部九·陈氏香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渊阁本电子版：844-266；
[9]（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册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2808；
[10]王治浩等.汉代青铜熏炉及其医疗保健价值的研究[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1：7-10；
[11]同[10]
[12]（宋）吕大临，赵九成撰.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7：考古图卷十：181；
[13] 徐璐.宋画中的香炉图示初探[J].美与时代.2010.2：50。
作者简介：尹航（1990—），女，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