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重返故乡
编者按：“先生、先生，你为什么要回家去？/世上有的是荣华，有的是智慧。/你不知道故乡有一个可爱的湖，/常年总有半边青天浸在湖里，/湖边上有兔儿在黄昏里觅粮食，/还有见了兔儿不要追的狗子，/我要看如今还有没这种事。”诗人闻一多80多年前写下的《故乡》让今天离开乡村、走进城市的很多人仍倍感亲切。远在农村的故乡，是很多人割舍不下而又忧虑重重的地方。幸运的是，很多人已经开始用行动来重建故乡，扎根基层，建设乡村。同时，国家近年努力推动新农村建设，实施多项惠民政策，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这些都是积极改变乡村在城市发展挤压下日益“荒凉衰败”的措施。知名青年作家、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给我们理解乡村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
（一）
前不久看到一个笑话：一位苏联人移民去美国，行李箱里放了一张大幅的斯大林肖像。过海关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个，他的回答是：“这玩意儿是我用来治思乡病的，一看到它我就不想回苏联了。”
生活充满了笑话，但生活从来不像笑话那么简单。说到思乡病，虽然有些内容未收录进来，读者还是会从本书中找到某种浓烈的怀旧气息。
有读者可能会问，你为什么没有对“农民素质问题”进行批评，没有对农村生活进行批评，而更多的是抱以同情的态度，是不是因为某种怀旧情绪而美化了过去的经验？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承认，其实我的童年过得一点也不好，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幸的人。关于这一切，容后再叙。尽管如此，我也不会做出“绝不回故乡”的决定，我还是愿意看到并记住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有人不是说过吗，我们怀念过去不是因为过去有多美好，而是因为我们过去年轻。在那个时代我们与世界的初恋刚刚开始，我们体会并记住了那一切。人生若只如初恋。
这种同情的态度并没有影响我关于现实的判断。具体到农民素质问题，年少时的农村生活经历告诉我农民并不愚昧，只是艰辛。而且这种艰辛应该归咎于时代，而非“农民素质”。小堡村的上一代农民，比如我的父母，由于年轻时没有继续上学的条件，也没有机会在乡下自学成才，他们不得不终日与泥土和粮食打交道。虽然辛苦，但是和许多农民一样，他们将自己的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生养了几个孩子，而且让孩子们都读了书、念了大学。他们没有机会和能力参与这个国家的管理，但只要他们是自由的，只要政府能把20世纪50年代收走的锅碗瓢盆还给他们，允许他们在家里做饭，只要政府能在20世纪80年代把他们从人民公社里解放出来，准确说是把经营一个家的权利还给他们，他们就能把这个家治理好。而这正是乡村无数父母都做到了的。这样的生活值得嘲笑吗？
生儿育女，让孩子能够读书，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是许多农民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件事。生活在乡村，条件有限，樊篱重重，在此基础上考虑人生的成败得失，狭隘吗？这样的时候，你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精明得像个政治家，去呼吁“一人一票，改变中国”？或谴责他们没有公共精神？每个人的人生境遇不同，取径不同，对生活的轻重取舍不同，如果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便说他们“愚昧”“落后”，实在是太不讲情理。更别说，劳动有分工，社会有契约，农民尽自己的本分种好田地，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不至于饿死，已经是对社会作了最大贡献。试问这天底下又有几人尽到了对农民的责任了呢？这个国家转型之所以举步维艰，不正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或无政治伦理或无职业操守，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吗？
而且，我的理性也在一次次告诉我没有必要去讨论什么子虚乌有的农民性或者国民性问题。体现在农民身上的弱点并非农民所有，正如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如果说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贪生怕死是农民的弱点，谁又能说这不是全体中国人的弱点，不是全人类的弱点呢？甚至包括我谈到的乡村暴力，在城市乃至各国的外交上，我们见得还少吗？
在我着手写这篇后记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条微博——“为什么每个人都仇恨腐败，腐败却生生不息？因为我们恨的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恨自己不能腐败，所以政府越腐败越遭骂越不愁招不着人。”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强奸民意的“我们”，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我承认有些人在等腐败的机会，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多数人的心声，更不可能是全体中国人的想法。我绝不相信“仇恨腐败”的人都想着自己腐败；我绝不相信批评强盗的人都是想自己做强盗；我绝不相信中国大多数人不是想堂堂正正过体面生活的人。正如我们反对暴力拆迁，绝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暴力拆迁；我们反对欺压农民，也绝不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条件欺压农民。
生而为人，总得有些是非观念。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为建设一个可期的未来，中国需要民情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当从原因上入手，而非结果上入手。
有个现象值得一提——坚持国民劣根性论者，很少会说自己有劣根性，自己做错什么皆情有可原、皆可就事论事。只有抽象到所谓中国人或者具体到其他人时，这些人才会大谈国民劣根性。德国人当年谈国民性，是一种种族优越主义，而在中国更倾向一种反向种族主义，即热衷于讨论本国国民如何之低劣。在这里，国民性与其说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一种势利的宿命论。它的作用更在于自我撇清与他者归罪，客观上更为拒绝制度改造者开脱。而我之所以不承认国民性，还因为一个民族体现于某个时代的特征，既来自古老的人性，如趋利避害，也源于观念之有无，如现代政治伦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否则，若国民性成立，为何同代人之间、几代人之间在对政府理解上有如此大不同？
没注意到吗？在中国，一些拒绝实质性变革的政府官员会大谈中国特色，而高高在上的社会贤达大谈国民性，二者实为一丘之貉，即都是让中国人的精神矮化于人类的基本价值。所以我说，中国若要进步，现在亟须讨论的是如何搬走这两块观念上的绊脚石，理清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唯其如此，才可能从点滴做起，诚恳应对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二）
早在2009年，我曾酝酿为这本书写一篇题为“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后记。当时我驾车回到小堡村过中秋，接下来就一路东进西突、曲折北上，往返约4000公里。最难忘的是过完中秋的转天夜晚，车子快到胡适先生的绩溪老家，空空荡荡的高速路上，几乎只有我一辆车在奔跑。月朗星稀，路随山转。一个人若能带着寻找的信念上路，将会是一段多么孤独而美好的旅程！
为了获得更多有关中国农村的现场感，前后花了十几天时间，我走访了赣北的一些古村落以及江苏华西村、安徽小岗村和河南南街村。一个感触是，许多地方虽然名义上仍叫“某某村”，其实与中国乡村的概念相去甚远。这也印证了我最初的想法，即真正能反映中国乡村面貌的，反而是小堡村那样后进的、不为人知的村庄。就像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国城市化的真实水平，在那些明星村里你同样看不见最真实的乡村。为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立足或者回到故乡，去寻找属于本乡本土的小历史。
这次游历勾起了我许多回忆。比如，邻县有个千年古村落，离我家直线距离不过40公里，至今仍保留着不少自初唐以来的古牌楼、门楼、古街、古巷、古井、古塘和古戏台。让我流连忘返的是那些有天井的古旧宅子，其中一个大户人家竟然修了48个天井。遗憾的是，近代历经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文革”三次洗礼，至今只剩下26个天井。熟悉中国历史的人知道，这已是幸运。而当我走上其中一间的木质楼梯，竟然有些恍惚，只觉得一切似曾相识。那样的楼梯，那样的雕饰，那样的阳光，那样的气息，让我在楼梯间闭目良久，直至昔日重来，终于想起幼年住在大姑家爬楼梯时的情景。
大姑家离我家只有五六里地，小时候我常去她家玩。当时姑父家的三兄弟和另一户人家合住在一起。那是土改“铲富填贫”时分给他们的一个大宅子。毫无疑问，这也是我在乡下偶尔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它上接天，下接地，宅子的中间还有个难得一见的天井。我的童年在那里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最难忘的是在雨天，雨水从那方四角的天空徐徐飘落。待雨水停了，各屋的女主人们开始围着天井下的水槽洗衣服。如此天造地设的便利，即使是年幼的我也会暗自赞叹，有天井的房屋好不神奇！
至于这个宅子因何换了主人，我却是一无所知。直到写这本书时，才了解到一些浮光掠影的细节。话说土改时，这位殷姓屋主“驮了地主”（即阶级成分被定性为“地主”），于是不仅失去了房屋和土地，还丢了远在县城里的一个小铺面。不过，虽是地主，据说也只是刚刚起步，换在今天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个“富二代”。待被抄没了家产，他的老婆也就是通常说的“地主婆”吓坏了，躲到山上，没几天就找棵树上吊了。而这个“地主”虽然没被立即处决，但也很快病死了。一年前，我和这对夫妇的一个曾孙有过一次长聊。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满面谦卑的笑容，祖上的这点恩怨在他嘴里仿佛完全是别人家的事情。而村里人谈起他们这些后人，时常眼前一亮的是其中一个做了“国家老师”，属于生活比普通农民有保障的那种。对此，这位曾孙也是羡慕不已。
而这个古宅子后来的命运，同样令人悲叹。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村里不少人家盖了新房，姑父他们便将这房子全部拆掉了。几年后，当其他村庄类似的古宅在古宅贩子那里卖出了好价钱，几户人家才后悔不已。不过他们很快学会了安慰自己，说大概也卖不到几个钱吧，因为宅子里的石刻与木雕在“文革”时大多被毁掉了。
与此相关的新闻是，近年在江西活跃着不少古宅贩子。他们在乡下购买古宅，通过拆解、修缮和异地重建，好的一转手能赚上百万元。而有关这些古宅的记忆自然在它们原有的土地上彻底消失了。在欧洲你能看到成片的古堡，而今天的中国人能看到什么？在这个急功近利、弱肉强食的时代，过去是几代人盖一座房屋，守一份祖业，而现在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人们，不是房子被拆就是急着换个更大的房子，将来又能有多少关于房屋的记忆留给子孙后代呢？更别说，今天的高房价已经毁灭了无数年轻人的生活与梦想。
我听父亲说，我爷爷年轻时住的也是村里唯一一幢有天井的老宅子，可惜被日本人放火烧了。可有时候我还是会暗自揣测，如果没被烧掉，我们村会不会打破零地主的记录呢？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诞，就像我们的历史一样。
除此之外，那时候村子里还有很多古树。可惜它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生产队贱卖。至此，读者或许更能理解我为何会为故乡失去一棵树而变得絮絮叨叨。须知，我今天为故乡失去一棵树而痛心不已，更是因为故乡已经所剩无几。准确说，我伤痛的不是故乡失去一棵古树，而是失去了差不多最后一棵古树，是故乡丢掉了它的历史与时间。
我们有怎样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过往文明的态度。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村庄，如果它的过去总被连根拔掉，那么它也会丢掉它的未来。几千年文明延续至20世纪时，这片土地不可能是一穷二白，中国农村也不可能完全赤贫——这个念头在我走进胡适先生留在绩溪上庄的老宅子时尤其强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美好的东西。而且，我们在继续失去，有的甚至比过去还更严重。
（本文摘编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后记，有删节）
回首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农村包围城市”成功之后，城市却不愿意包围农村了，城市在物质建设的马路上奔驰，而乡村却是大踏步地后退，“二元分治”越治越远。更悲哀的是，我们既没学会怎么样建设城市，同时也丢掉了怎么样乡村自治。在宗法宗族被破坏掉之后，在乡村礼数和历史传统被破坏掉之后，农村终于丢掉了几千年来形成的灵魂。
今天，大多数的乡村或远或近地都通上了公路，纵向比较乡村的发展确实进步有加，但是横向比起来，城市和乡村的绝对落差拉开了两者之间的鸿沟巨壑，让彼此异为天壤。
前些年，为了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会在很多地方刷一条标语，叫“要想富先修路”。这些年公路修得差不多了，但是农村发展依然面临巨大问题，修路或许不是最主要的，正像熊培云说的，如果修路只是为了更方便地从农村抽血以补给城市，为了让更多农家子弟读书成才后留在城市贡献税收，为了让更多打工者披星戴月地建设城市，这路还不如不修。 最缺少也最重要的，是结束城乡对峙，为人心铺一条回乡的路——回到故乡、建设故乡、享受故乡，不是为了寻找记忆，而是为了寄托未来，就像欧美乡镇的人们一样，在城市中谋生，在乡村中谋心，在鸡鸣狗吠中安卧而睡，在风霜小径上漫步人生，回归亘古的人生夙愿。
——林东林
我是个大学生，还没有完全走出乡村。可是我渐渐地发现，农村亦在向城市靠拢。当农民有机会发财致富的时候，内心的故乡却已向金钱靠拢，被中国的市场经济带入矛盾的漩涡。
——狼之骄子
看到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很有共鸣。他笔下的中国南方农村，正是我小时候厌恶而长大后喜欢的地方。看他写到被拆的祖屋，被大队长五毛钱一棵卖掉的几百年的樟树，人们吹吹打打迎接宗谱的场面，都与我看到、感受到的一模一样。我发现，小时候那些被我视为痛苦的事情，现在变得愉快了。一部分是因为农村的生活本身改善了；另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农村变成了心中的遗迹。我对农村的厌恶，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对农村在经济上的利用与文化上的抛弃。而我对农村的重新喜爱——喜爱也许不能说明这一感情，更像是贴近和怀念——也许是整个社会对宗祖的需要与在信仰上一无所有之后重建的妄图。
城市是国际化的，执政党几十年下来，城市里的历史基本变成了零。站在东三环上，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与欧洲、东南亚或者美国的大城市有什么区别；幸而农村还是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还保留在那些国际化、全球化进程尚未触及的地方。除了农村，哪里还能在过年时看到舞龙、舞狮、唱社戏？除了农村，哪里还能看到年事已高白胡子老长的族长，传统意义上的红白喜事，奶奶手上的玉镯子？
——waking王小心
熊培云的文笔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当我读到他描写乡村社会被现代化的巨轮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时候，我不禁想到了我的故乡。曾有一位作家说过：“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有故乡而又不幸遭遇人为的失去，是一种双重的不幸。”我相信，熊培云在观察自己故乡近百年来的变化时，一定也有自己与故乡越来越隔膜的感觉。如果没有强大的信念，我不知道他如何面对故乡的沦陷，那种无家可归的绝望感一定早就击倒了他。
在一次访谈中，熊培云曾经引述海明威的话说，一个人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以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巴黎；如果你心里有故乡，虽然故乡沦陷会让你心伤，但也要看到，你是故乡的一部分，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真的如此吗？我不敢相信！就在今天，在这异乡的夜里，我独自一人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虽然脑子里有熊培云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回荡，有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信心，但是我为什么还在想我的故乡？想那童年时奔跑过的田野，想母亲在炊烟里的声声呼唤？它们在我的耳边隐隐约约，似远似近，好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
——胡晓天
一个人的时候，我有时会怀念农村的老家，回忆童年的快乐往事，回忆故乡蓝蓝的天、一望无际的麦田、成片的果园，还有那路边成排的杨树。当一阵阵清风吹过，静静地闭上眼睛，感觉像在梦里一样。每当这时，自己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不快乐。故乡就是我取之不尽的财富，就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蓝天
作为在城市里长大、谋生的人，很难想象真实的乡村生活。记得在丁香园论坛看医生们侃侃而谈某种癌症治愈率已经高达80%云云，后面有人冷冷地跟了一句：在农村，同样的病，5年存活率无限接近零。很冷酷，但很真实。没有医保的农民大多不到病入膏肓的时候是不会去医院的，因此根本没有可能发现早期的癌症。即使他们早期发现了，也大多承担不了后期的治疗费用，只有回家等死。
乡村已经不是那个田园牧歌式的故乡，务农在很多地方也已经是赔本的买卖，因此，出现了无数离开故乡、奔波于城市的农民工。而在城市灯红酒绿的背后，他们的希望，乡村的希望，谁也不知道在哪里！
——gavin_x
我曾在《自由在高处》一书中提到一个关于罗马的故事：当年罗马军队带着葡萄的种子到达位于高卢的博纳时，发现这里充沛的阳光和肥沃的砾石土地特别适合葡萄的种植，于是他们便和当地农民一样边种植葡萄边酿酒。谁知三年后，当军队要开拔时，有近半士兵都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的葡萄美酒俘获了他们的心，他们宁可留下来当酒农也不愿意再去南征北战、拓展帝国的疆土了。为此，查理曼大帝后来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军队经过博纳。甚至，在临终前，他还说过这样的话：“罗马帝国靠葡萄酒而昌盛，又因葡萄酒而毁于一旦。”莎士比亚曾借李尔王之口说出“罗马帝国征服世界，博纳征服罗马帝国”。在这里征服罗马帝国的，不是博纳，而是自然发生的生活。
顺着这个故事的思路，在此我想特别说明的是，我在书中屡屡提到的需要保卫的乡村，并非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村，更是一种乡村主义和乡镇精神，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一种建设家乡不奢望天堂的从容不迫。这样的乡村，既不拒绝人类共有的价值，又与所谓的主流世界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他不会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丢掉自我，迷失于狂飙突进的时代游戏。
电影《云上的日子》里讲了一则古老的寓言：如果走太快了，灵魂跟不上了，你就要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悲哀的是，过去百年间，从革命到建设，从出乡村到城市化，急于赶路的中国人，一次次弄丢了自己的灵魂。而我宁愿从中国有没有乡村来判断中国有没有未来。当歌星跑到乡下唱几首歌便傲慢地自称“送文化下乡”时，我更想说的是，乡村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正在消失。当城市像婴儿一样躁动不安的时候，我看到乡村就是一个可以安顿婴儿的摇篮。
——《保卫乡村 守护灵魂》
2011年3月，许多人又在抗议南京砍树的问题，它让我再次听到“南京！南京！”一般的悲鸣。持续几年的砍伐，对多灾多难的南京城来说，无疑是又一场灾难——不只是生态灾难，也是人文灾难。民国时期种下的数以千计的法国梧桐，只因为某位官员的一两句话，便被削足斩首，痛何如哉！痛何如哉！
将心比心，我是尤其能够深切体味南京市民失去大片梧桐树的悲痛的。我也非常喜欢法国梧桐，从中学校园到塞纳河畔，再回到现在居住的小区，我庆幸自己的生活一直有这些大树相伴。最美的是夏秋两季。烈日炎炎的时候，宽大的梧桐树叶为你遮出一片阴凉；待天渐凉，秋意已深，满地枯叶又让你在大自然的四季更替中感悟生命轮回，于凄凉中还能体味一丝温暖。而如果有人突然将这些树集体谋杀，甚至尸骨无存，你关于树的生命与生活，就在这停止了。
让我深感不幸与不安的是，在相关新闻报道中，我读到有人建议通过“大树进城”的方式补救砍树给南京城带来的破坏。一切真应了“铡刀落在自己脖子上最重，落到别人脖子上最轻”这句话。为什么要如此剜肉补疮？也许，只有那些有着同理心的人，才能真正体会他人的痛苦。如果有人一棵棵买走南京城里的大树，相信南京人也会心痛。
要建设，不要暴力；要美化，不要用暴力来美化。在随后的专栏文章中我呼吁受够了“建设暴力”的人们，抵制南京砍树的人们，也请一起抵制“大树进城”。成片大树被砍伐，让南京市民感受到家园沦陷的悲伤，如果由此再兴起一拨“大树进城”的浪潮，又将在弱肉强食中毁坏多少人的故乡？当越来越多的故乡成为游子回不去的地方，自私自利的人啊，你以为自己是在移栽古木与森林，实际上是在将他人的故乡下葬。
——《谁人故乡不沦陷？》
责编：思 源
编者按：“先生、先生，你为什么要回家去？/世上有的是荣华，有的是智慧。/你不知道故乡有一个可爱的湖，/常年总有半边青天浸在湖里，/湖边上有兔儿在黄昏里觅粮食，/还有见了兔儿不要追的狗子，/我要看如今还有没这种事。”诗人闻一多80多年前写下的《故乡》让今天离开乡村、走进城市的很多人仍倍感亲切。远在农村的故乡，是很多人割舍不下而又忧虑重重的地方。幸运的是，很多人已经开始用行动来重建故乡，扎根基层，建设乡村。同时，国家近年努力推动新农村建设，实施多项惠民政策，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这些都是积极改变乡村在城市发展挤压下日益“荒凉衰败”的措施。知名青年作家、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给我们理解乡村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
（一）
前不久看到一个笑话：一位苏联人移民去美国，行李箱里放了一张大幅的斯大林肖像。过海关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个，他的回答是：“这玩意儿是我用来治思乡病的，一看到它我就不想回苏联了。”
生活充满了笑话，但生活从来不像笑话那么简单。说到思乡病，虽然有些内容未收录进来，读者还是会从本书中找到某种浓烈的怀旧气息。
有读者可能会问，你为什么没有对“农民素质问题”进行批评，没有对农村生活进行批评，而更多的是抱以同情的态度，是不是因为某种怀旧情绪而美化了过去的经验？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承认，其实我的童年过得一点也不好，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幸的人。关于这一切，容后再叙。尽管如此，我也不会做出“绝不回故乡”的决定，我还是愿意看到并记住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有人不是说过吗，我们怀念过去不是因为过去有多美好，而是因为我们过去年轻。在那个时代我们与世界的初恋刚刚开始，我们体会并记住了那一切。人生若只如初恋。
这种同情的态度并没有影响我关于现实的判断。具体到农民素质问题，年少时的农村生活经历告诉我农民并不愚昧，只是艰辛。而且这种艰辛应该归咎于时代，而非“农民素质”。小堡村的上一代农民，比如我的父母，由于年轻时没有继续上学的条件，也没有机会在乡下自学成才，他们不得不终日与泥土和粮食打交道。虽然辛苦，但是和许多农民一样，他们将自己的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生养了几个孩子，而且让孩子们都读了书、念了大学。他们没有机会和能力参与这个国家的管理，但只要他们是自由的，只要政府能把20世纪50年代收走的锅碗瓢盆还给他们，允许他们在家里做饭，只要政府能在20世纪80年代把他们从人民公社里解放出来，准确说是把经营一个家的权利还给他们，他们就能把这个家治理好。而这正是乡村无数父母都做到了的。这样的生活值得嘲笑吗？
生儿育女，让孩子能够读书，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是许多农民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件事。生活在乡村，条件有限，樊篱重重，在此基础上考虑人生的成败得失，狭隘吗？这样的时候，你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精明得像个政治家，去呼吁“一人一票，改变中国”？或谴责他们没有公共精神？每个人的人生境遇不同，取径不同，对生活的轻重取舍不同，如果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便说他们“愚昧”“落后”，实在是太不讲情理。更别说，劳动有分工，社会有契约，农民尽自己的本分种好田地，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不至于饿死，已经是对社会作了最大贡献。试问这天底下又有几人尽到了对农民的责任了呢？这个国家转型之所以举步维艰，不正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或无政治伦理或无职业操守，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吗？
而且，我的理性也在一次次告诉我没有必要去讨论什么子虚乌有的农民性或者国民性问题。体现在农民身上的弱点并非农民所有，正如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如果说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贪生怕死是农民的弱点，谁又能说这不是全体中国人的弱点，不是全人类的弱点呢？甚至包括我谈到的乡村暴力，在城市乃至各国的外交上，我们见得还少吗？
在我着手写这篇后记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条微博——“为什么每个人都仇恨腐败，腐败却生生不息？因为我们恨的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恨自己不能腐败，所以政府越腐败越遭骂越不愁招不着人。”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强奸民意的“我们”，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我承认有些人在等腐败的机会，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多数人的心声，更不可能是全体中国人的想法。我绝不相信“仇恨腐败”的人都想着自己腐败；我绝不相信批评强盗的人都是想自己做强盗；我绝不相信中国大多数人不是想堂堂正正过体面生活的人。正如我们反对暴力拆迁，绝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暴力拆迁；我们反对欺压农民，也绝不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条件欺压农民。
生而为人，总得有些是非观念。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为建设一个可期的未来，中国需要民情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当从原因上入手，而非结果上入手。
有个现象值得一提——坚持国民劣根性论者，很少会说自己有劣根性，自己做错什么皆情有可原、皆可就事论事。只有抽象到所谓中国人或者具体到其他人时，这些人才会大谈国民劣根性。德国人当年谈国民性，是一种种族优越主义，而在中国更倾向一种反向种族主义，即热衷于讨论本国国民如何之低劣。在这里，国民性与其说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一种势利的宿命论。它的作用更在于自我撇清与他者归罪，客观上更为拒绝制度改造者开脱。而我之所以不承认国民性，还因为一个民族体现于某个时代的特征，既来自古老的人性，如趋利避害，也源于观念之有无，如现代政治伦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否则，若国民性成立，为何同代人之间、几代人之间在对政府理解上有如此大不同？
没注意到吗？在中国，一些拒绝实质性变革的政府官员会大谈中国特色，而高高在上的社会贤达大谈国民性，二者实为一丘之貉，即都是让中国人的精神矮化于人类的基本价值。所以我说，中国若要进步，现在亟须讨论的是如何搬走这两块观念上的绊脚石，理清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唯其如此，才可能从点滴做起，诚恳应对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二）
早在2009年，我曾酝酿为这本书写一篇题为“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后记。当时我驾车回到小堡村过中秋，接下来就一路东进西突、曲折北上，往返约4000公里。最难忘的是过完中秋的转天夜晚，车子快到胡适先生的绩溪老家，空空荡荡的高速路上，几乎只有我一辆车在奔跑。月朗星稀，路随山转。一个人若能带着寻找的信念上路，将会是一段多么孤独而美好的旅程！
为了获得更多有关中国农村的现场感，前后花了十几天时间，我走访了赣北的一些古村落以及江苏华西村、安徽小岗村和河南南街村。一个感触是，许多地方虽然名义上仍叫“某某村”，其实与中国乡村的概念相去甚远。这也印证了我最初的想法，即真正能反映中国乡村面貌的，反而是小堡村那样后进的、不为人知的村庄。就像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国城市化的真实水平，在那些明星村里你同样看不见最真实的乡村。为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立足或者回到故乡，去寻找属于本乡本土的小历史。
这次游历勾起了我许多回忆。比如，邻县有个千年古村落，离我家直线距离不过40公里，至今仍保留着不少自初唐以来的古牌楼、门楼、古街、古巷、古井、古塘和古戏台。让我流连忘返的是那些有天井的古旧宅子，其中一个大户人家竟然修了48个天井。遗憾的是，近代历经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文革”三次洗礼，至今只剩下26个天井。熟悉中国历史的人知道，这已是幸运。而当我走上其中一间的木质楼梯，竟然有些恍惚，只觉得一切似曾相识。那样的楼梯，那样的雕饰，那样的阳光，那样的气息，让我在楼梯间闭目良久，直至昔日重来，终于想起幼年住在大姑家爬楼梯时的情景。
大姑家离我家只有五六里地，小时候我常去她家玩。当时姑父家的三兄弟和另一户人家合住在一起。那是土改“铲富填贫”时分给他们的一个大宅子。毫无疑问，这也是我在乡下偶尔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它上接天，下接地，宅子的中间还有个难得一见的天井。我的童年在那里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最难忘的是在雨天，雨水从那方四角的天空徐徐飘落。待雨水停了，各屋的女主人们开始围着天井下的水槽洗衣服。如此天造地设的便利，即使是年幼的我也会暗自赞叹，有天井的房屋好不神奇！
至于这个宅子因何换了主人，我却是一无所知。直到写这本书时，才了解到一些浮光掠影的细节。话说土改时，这位殷姓屋主“驮了地主”（即阶级成分被定性为“地主”），于是不仅失去了房屋和土地，还丢了远在县城里的一个小铺面。不过，虽是地主，据说也只是刚刚起步，换在今天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个“富二代”。待被抄没了家产，他的老婆也就是通常说的“地主婆”吓坏了，躲到山上，没几天就找棵树上吊了。而这个“地主”虽然没被立即处决，但也很快病死了。一年前，我和这对夫妇的一个曾孙有过一次长聊。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满面谦卑的笑容，祖上的这点恩怨在他嘴里仿佛完全是别人家的事情。而村里人谈起他们这些后人，时常眼前一亮的是其中一个做了“国家老师”，属于生活比普通农民有保障的那种。对此，这位曾孙也是羡慕不已。
而这个古宅子后来的命运，同样令人悲叹。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村里不少人家盖了新房，姑父他们便将这房子全部拆掉了。几年后，当其他村庄类似的古宅在古宅贩子那里卖出了好价钱，几户人家才后悔不已。不过他们很快学会了安慰自己，说大概也卖不到几个钱吧，因为宅子里的石刻与木雕在“文革”时大多被毁掉了。
与此相关的新闻是，近年在江西活跃着不少古宅贩子。他们在乡下购买古宅，通过拆解、修缮和异地重建，好的一转手能赚上百万元。而有关这些古宅的记忆自然在它们原有的土地上彻底消失了。在欧洲你能看到成片的古堡，而今天的中国人能看到什么？在这个急功近利、弱肉强食的时代，过去是几代人盖一座房屋，守一份祖业，而现在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人们，不是房子被拆就是急着换个更大的房子，将来又能有多少关于房屋的记忆留给子孙后代呢？更别说，今天的高房价已经毁灭了无数年轻人的生活与梦想。
我听父亲说，我爷爷年轻时住的也是村里唯一一幢有天井的老宅子，可惜被日本人放火烧了。可有时候我还是会暗自揣测，如果没被烧掉，我们村会不会打破零地主的记录呢？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诞，就像我们的历史一样。
除此之外，那时候村子里还有很多古树。可惜它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生产队贱卖。至此，读者或许更能理解我为何会为故乡失去一棵树而变得絮絮叨叨。须知，我今天为故乡失去一棵树而痛心不已，更是因为故乡已经所剩无几。准确说，我伤痛的不是故乡失去一棵古树，而是失去了差不多最后一棵古树，是故乡丢掉了它的历史与时间。
我们有怎样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过往文明的态度。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村庄，如果它的过去总被连根拔掉，那么它也会丢掉它的未来。几千年文明延续至20世纪时，这片土地不可能是一穷二白，中国农村也不可能完全赤贫——这个念头在我走进胡适先生留在绩溪上庄的老宅子时尤其强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美好的东西。而且，我们在继续失去，有的甚至比过去还更严重。
（本文摘编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后记，有删节）
回首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农村包围城市”成功之后，城市却不愿意包围农村了，城市在物质建设的马路上奔驰，而乡村却是大踏步地后退，“二元分治”越治越远。更悲哀的是，我们既没学会怎么样建设城市，同时也丢掉了怎么样乡村自治。在宗法宗族被破坏掉之后，在乡村礼数和历史传统被破坏掉之后，农村终于丢掉了几千年来形成的灵魂。
今天，大多数的乡村或远或近地都通上了公路，纵向比较乡村的发展确实进步有加，但是横向比起来，城市和乡村的绝对落差拉开了两者之间的鸿沟巨壑，让彼此异为天壤。
前些年，为了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会在很多地方刷一条标语，叫“要想富先修路”。这些年公路修得差不多了，但是农村发展依然面临巨大问题，修路或许不是最主要的，正像熊培云说的，如果修路只是为了更方便地从农村抽血以补给城市，为了让更多农家子弟读书成才后留在城市贡献税收，为了让更多打工者披星戴月地建设城市，这路还不如不修。 最缺少也最重要的，是结束城乡对峙，为人心铺一条回乡的路——回到故乡、建设故乡、享受故乡，不是为了寻找记忆，而是为了寄托未来，就像欧美乡镇的人们一样，在城市中谋生，在乡村中谋心，在鸡鸣狗吠中安卧而睡，在风霜小径上漫步人生，回归亘古的人生夙愿。
——林东林
我是个大学生，还没有完全走出乡村。可是我渐渐地发现，农村亦在向城市靠拢。当农民有机会发财致富的时候，内心的故乡却已向金钱靠拢，被中国的市场经济带入矛盾的漩涡。
——狼之骄子
看到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很有共鸣。他笔下的中国南方农村，正是我小时候厌恶而长大后喜欢的地方。看他写到被拆的祖屋，被大队长五毛钱一棵卖掉的几百年的樟树，人们吹吹打打迎接宗谱的场面，都与我看到、感受到的一模一样。我发现，小时候那些被我视为痛苦的事情，现在变得愉快了。一部分是因为农村的生活本身改善了；另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农村变成了心中的遗迹。我对农村的厌恶，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对农村在经济上的利用与文化上的抛弃。而我对农村的重新喜爱——喜爱也许不能说明这一感情，更像是贴近和怀念——也许是整个社会对宗祖的需要与在信仰上一无所有之后重建的妄图。
城市是国际化的，执政党几十年下来，城市里的历史基本变成了零。站在东三环上，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与欧洲、东南亚或者美国的大城市有什么区别；幸而农村还是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还保留在那些国际化、全球化进程尚未触及的地方。除了农村，哪里还能在过年时看到舞龙、舞狮、唱社戏？除了农村，哪里还能看到年事已高白胡子老长的族长，传统意义上的红白喜事，奶奶手上的玉镯子？
——waking王小心
熊培云的文笔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当我读到他描写乡村社会被现代化的巨轮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时候，我不禁想到了我的故乡。曾有一位作家说过：“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有故乡而又不幸遭遇人为的失去，是一种双重的不幸。”我相信，熊培云在观察自己故乡近百年来的变化时，一定也有自己与故乡越来越隔膜的感觉。如果没有强大的信念，我不知道他如何面对故乡的沦陷，那种无家可归的绝望感一定早就击倒了他。
在一次访谈中，熊培云曾经引述海明威的话说，一个人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以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巴黎；如果你心里有故乡，虽然故乡沦陷会让你心伤，但也要看到，你是故乡的一部分，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真的如此吗？我不敢相信！就在今天，在这异乡的夜里，我独自一人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虽然脑子里有熊培云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回荡，有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信心，但是我为什么还在想我的故乡？想那童年时奔跑过的田野，想母亲在炊烟里的声声呼唤？它们在我的耳边隐隐约约，似远似近，好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
——胡晓天
一个人的时候，我有时会怀念农村的老家，回忆童年的快乐往事，回忆故乡蓝蓝的天、一望无际的麦田、成片的果园，还有那路边成排的杨树。当一阵阵清风吹过，静静地闭上眼睛，感觉像在梦里一样。每当这时，自己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不快乐。故乡就是我取之不尽的财富，就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蓝天
作为在城市里长大、谋生的人，很难想象真实的乡村生活。记得在丁香园论坛看医生们侃侃而谈某种癌症治愈率已经高达80%云云，后面有人冷冷地跟了一句：在农村，同样的病，5年存活率无限接近零。很冷酷，但很真实。没有医保的农民大多不到病入膏肓的时候是不会去医院的，因此根本没有可能发现早期的癌症。即使他们早期发现了，也大多承担不了后期的治疗费用，只有回家等死。
乡村已经不是那个田园牧歌式的故乡，务农在很多地方也已经是赔本的买卖，因此，出现了无数离开故乡、奔波于城市的农民工。而在城市灯红酒绿的背后，他们的希望，乡村的希望，谁也不知道在哪里！
——gavin_x
我曾在《自由在高处》一书中提到一个关于罗马的故事：当年罗马军队带着葡萄的种子到达位于高卢的博纳时，发现这里充沛的阳光和肥沃的砾石土地特别适合葡萄的种植，于是他们便和当地农民一样边种植葡萄边酿酒。谁知三年后，当军队要开拔时，有近半士兵都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的葡萄美酒俘获了他们的心，他们宁可留下来当酒农也不愿意再去南征北战、拓展帝国的疆土了。为此，查理曼大帝后来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军队经过博纳。甚至，在临终前，他还说过这样的话：“罗马帝国靠葡萄酒而昌盛，又因葡萄酒而毁于一旦。”莎士比亚曾借李尔王之口说出“罗马帝国征服世界，博纳征服罗马帝国”。在这里征服罗马帝国的，不是博纳，而是自然发生的生活。
顺着这个故事的思路，在此我想特别说明的是，我在书中屡屡提到的需要保卫的乡村，并非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村，更是一种乡村主义和乡镇精神，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一种建设家乡不奢望天堂的从容不迫。这样的乡村，既不拒绝人类共有的价值，又与所谓的主流世界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他不会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丢掉自我，迷失于狂飙突进的时代游戏。
电影《云上的日子》里讲了一则古老的寓言：如果走太快了，灵魂跟不上了，你就要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悲哀的是，过去百年间，从革命到建设，从出乡村到城市化，急于赶路的中国人，一次次弄丢了自己的灵魂。而我宁愿从中国有没有乡村来判断中国有没有未来。当歌星跑到乡下唱几首歌便傲慢地自称“送文化下乡”时，我更想说的是，乡村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正在消失。当城市像婴儿一样躁动不安的时候，我看到乡村就是一个可以安顿婴儿的摇篮。
——《保卫乡村 守护灵魂》
2011年3月，许多人又在抗议南京砍树的问题，它让我再次听到“南京！南京！”一般的悲鸣。持续几年的砍伐，对多灾多难的南京城来说，无疑是又一场灾难——不只是生态灾难，也是人文灾难。民国时期种下的数以千计的法国梧桐，只因为某位官员的一两句话，便被削足斩首，痛何如哉！痛何如哉！
将心比心，我是尤其能够深切体味南京市民失去大片梧桐树的悲痛的。我也非常喜欢法国梧桐，从中学校园到塞纳河畔，再回到现在居住的小区，我庆幸自己的生活一直有这些大树相伴。最美的是夏秋两季。烈日炎炎的时候，宽大的梧桐树叶为你遮出一片阴凉；待天渐凉，秋意已深，满地枯叶又让你在大自然的四季更替中感悟生命轮回，于凄凉中还能体味一丝温暖。而如果有人突然将这些树集体谋杀，甚至尸骨无存，你关于树的生命与生活，就在这停止了。
让我深感不幸与不安的是，在相关新闻报道中，我读到有人建议通过“大树进城”的方式补救砍树给南京城带来的破坏。一切真应了“铡刀落在自己脖子上最重，落到别人脖子上最轻”这句话。为什么要如此剜肉补疮？也许，只有那些有着同理心的人，才能真正体会他人的痛苦。如果有人一棵棵买走南京城里的大树，相信南京人也会心痛。
要建设，不要暴力；要美化，不要用暴力来美化。在随后的专栏文章中我呼吁受够了“建设暴力”的人们，抵制南京砍树的人们，也请一起抵制“大树进城”。成片大树被砍伐，让南京市民感受到家园沦陷的悲伤，如果由此再兴起一拨“大树进城”的浪潮，又将在弱肉强食中毁坏多少人的故乡？当越来越多的故乡成为游子回不去的地方，自私自利的人啊，你以为自己是在移栽古木与森林，实际上是在将他人的故乡下葬。
——《谁人故乡不沦陷？》
责编：思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