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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国家空军航空学校第一期飞行员，今年90岁。航校毕业后，在空军专机部队任职，其间，执行过多次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专机任务。其中，周恩来总理的专机任务我执行得最多。所使用的飞机，从开始的苏制里-2、伊尔-14到20世纪60年代的伊尔-18。有人说那个时代，周总理乘坐飞机的时间比一个普通的飞行员都要多，这确实是事实。
多次任务中，1965年总理秘密访问越南的飞行，我记忆尤深。当时，越南南北两方正处在战争状态，中、越两国间领导人的来往比较频繁。
1965年3月的一天，按照中、越两国商定的日子，周恩来总理准备启程飞往河内。连日里，越南河内阴雨绵绵，大面积的低云把河内的内排机场覆盖得严严实实。来自河内的气象报告显示，机场云高只有40米，正在降雨，水平能见度六公里。航空气象部门还指出，这属于大面积的系统天气，短时间之内不会有明显好转。机场云底高度只有40米，也就是说40米以上，飞机只能在降雨的云中飞行，除了飞行仪表，外边什么也看不到。在当时的地面与飞机技术设备条件下，只能完全依靠飞机仪表操纵飞机对正跑道下降，任何意外都可能导致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
这样的气象条件已经低于我的飞行技术标准，是安全降落的危险因素。飞行部队根据每位飞行员在某种飞机上驾驶技术的情况，限定了每位飞行员最低的气象标准，主要包括降落机场的云底高度、水平能见度和最大的侧风风速。为了确保飞行安全，当降落地机场的气象条件超过飞行员的技术标准时，不准违反规定勉强落地，而且国内机场的航行调度部门也不能接受降落请求。但是国外就不同了，只要飞行员本人认为自己的飞行驾驶技术能够胜任本机场的气象条件，就可以落地，但后果自负。所以，飞机飞出国门之后，把握专机安全的尺度就完全掌握在驾驶员手里，降落与否的一念之差，關系非同小可。
上午8点，在空军首长陪同下，周总理来到西郊机场。由于天气原因，周总理一行只能暂时在机场等待。让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的宝贵时间耗费在起飞前的等待中，大家都很着急。但究竟什么时候能飞，谁也没有把握。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周总理慢慢地走到机组人员身边，口气温和地问我：“时念堂，你看能飞吗？”看到周总理期待的眼神，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此刻的“飞”与“不飞”，一字之差，重在千钧。身为一机之长，我承受的压力有多大，别人是体会不到的。此刻我的人虽在西郊机场，心早已飞到越南河内，我仿佛看到了被浓云覆盖、下着大雨的内排机场，头脑里也在勾画着如何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安全穿云降落。专机工作的灵魂是安全，周总理的安危压倒一切，面对周总理的发问，我稍犹豫了一下，深呼一口气，回答周总理：“请总理再等一等，看看天气的变化。”
又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周总理走到空军领导面前，问：“你看河内的天气能飞吗？”空军领导没有直接回答周总理，而是回过头来问我能不能起飞。虽然空军领导有着把握全局的指挥能力，但是，在眼下这个具体问题上不得不尊重驾驶员的意见，因为驾驶杆毕竟操纵在机长的手里，归根结底要看机长的把握如何。此时此刻，我遇到了一个专机飞行员最为尴尬的局面，也是最难处理的场面。继续机场待命会打乱周总理的工作计划。可是河内的复杂天气又直接关系着周总理的人身安全，决不能草率从事。此时此刻，我感觉飞也不是，不飞也不是。
我一方面继续询问河内的天气变化情况，一方面与机组领航员一起认真研究航空气象台提供的有关数据。不久，气象员报告，河内机场云底高度上升到了50至60米，水平能见度没有什么变化。根据我多年的飞行经验，低云降雨天气会随着地面温度的升高使云底高度有所抬升，北京飞到河内需要三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内天气还会变好。为了以防万一，我还特意询问了我国昆明以及中越边境周围机场的天气情况。我判断：虽然大面积的层雨云也会覆盖我国南方的机场，但要比河内机场好一些。要做好一旦不能降落河内，就飞往备降机场的准备，这样对保证周总理的飞行安全是有把握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向空军领导汇报，得到允许后，我再次召集机组人员研究航线，并让机械师将油料加满，做好准备后立即请周总理上飞机。
待命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9点15分，机组驾驶着周总理的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专机沿着平时经常飞行的航线经过西安飞达云南昆明上空的时候，远远望去，飞机的下面是望不到边际的茫茫云海，低层大气将整个地表包裹得严严实实，飞机好像在天外航行，看不到任何地面目标。机组领航员说，这正是雨层云天气典型的气象特征，云层的顶部越平坦整齐，云底的高度就越低，在阳光的照射下，飞机的影子不时被罩上美丽的光环投影在平坦的白云上面，随着飞机一起移动。绚丽动人的空中画面在作家、诗人的眼里一定会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可是我的脑海里时刻想着的却是云底的情景。
我手里拿着空中通讯员记录的河内天气实况，机场云高一直维持在60米，仍在下雨，只有能见度变好了一些。河内几个小时一直维持这样的天气状况，说明天气比较稳定，凭多年飞行的经验，我认为短时间河内天气状况不会有大的变化，我决定到河内降落。然后开始认真思考复杂天气穿云降落的技术动作，与领航员研究河内机场的落地方案。
按照预定到达时间，专机提前下降，3000米以下飞机进入浓厚的云层，机舱内的光线突然变暗许多，飞机穿行在雨水饱和的云层之中，只能根据仪表的指示与领航员的计算逐渐接近河内机场。与内排机场地面指挥员直接沟通联络之后，再一次证实地面天气情况与通讯员了解到的没有什么变化。机组各个岗位按照预先研究好的穿云方案开启穿云航线的每一个程序。总理专机在低云中按仪表对正跑道徐徐下降，飞机风挡玻璃上的雨刷在快速地摆动着，机组人员有序地配合着。
“高度200米！”领航员报告，此时距离跑道头四公里，高度配置合理。副驾驶员企图透过云层缝隙找到跑道，但是连地面都看不到。“高度80米、70米……”高度越低危险越大，如果高度降低到50米还飞不出云层的话，我就要果断复飞放弃降落。此时，副驾驶惊喜地报告：“正前方发现跑道！”经过机组成员的集体技术配合，飞机终于穿出云层，找到了合适的下滑着陆位置，虽然飞机以每秒近60米的速度前进着，到飞机接地只有十几秒钟的时间，但安全落地已经没有问题。
当飞机缓缓地降落在充满积水的水泥道面的时候，驾驶舱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此时一直工作在周总理身边的机组服务员也发现周总理的情绪在飞机接地那一刻变得轻松起来。
机场的周围到处可见飞机掩体，已经伪装好的各种车辆停放在掩体里。机场边沿的小山包上隐约可见高射机枪与高射炮位，它们都像没有树枝的树干矗立在那里，身着迷彩服装的战士跑来跑去，到处充满着战争的气氛。越南党政领导人早已等候在停机坪，我隔着驾驶舱的窗口目睹了两国领导人亲切握手的场面。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载着访问后的周总理，经过长途跋涉，飞回了祖国的首都北京。周总理下飞机前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扬了机组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越南之行。
（编辑 杨琳）
多次任务中，1965年总理秘密访问越南的飞行，我记忆尤深。当时，越南南北两方正处在战争状态，中、越两国间领导人的来往比较频繁。
1965年3月的一天，按照中、越两国商定的日子，周恩来总理准备启程飞往河内。连日里，越南河内阴雨绵绵，大面积的低云把河内的内排机场覆盖得严严实实。来自河内的气象报告显示，机场云高只有40米，正在降雨，水平能见度六公里。航空气象部门还指出，这属于大面积的系统天气，短时间之内不会有明显好转。机场云底高度只有40米，也就是说40米以上，飞机只能在降雨的云中飞行，除了飞行仪表，外边什么也看不到。在当时的地面与飞机技术设备条件下，只能完全依靠飞机仪表操纵飞机对正跑道下降，任何意外都可能导致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
这样的气象条件已经低于我的飞行技术标准，是安全降落的危险因素。飞行部队根据每位飞行员在某种飞机上驾驶技术的情况，限定了每位飞行员最低的气象标准，主要包括降落机场的云底高度、水平能见度和最大的侧风风速。为了确保飞行安全，当降落地机场的气象条件超过飞行员的技术标准时，不准违反规定勉强落地，而且国内机场的航行调度部门也不能接受降落请求。但是国外就不同了，只要飞行员本人认为自己的飞行驾驶技术能够胜任本机场的气象条件，就可以落地，但后果自负。所以，飞机飞出国门之后，把握专机安全的尺度就完全掌握在驾驶员手里，降落与否的一念之差，關系非同小可。
上午8点，在空军首长陪同下，周总理来到西郊机场。由于天气原因，周总理一行只能暂时在机场等待。让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的宝贵时间耗费在起飞前的等待中，大家都很着急。但究竟什么时候能飞，谁也没有把握。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周总理慢慢地走到机组人员身边，口气温和地问我：“时念堂，你看能飞吗？”看到周总理期待的眼神，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此刻的“飞”与“不飞”，一字之差，重在千钧。身为一机之长，我承受的压力有多大，别人是体会不到的。此刻我的人虽在西郊机场，心早已飞到越南河内，我仿佛看到了被浓云覆盖、下着大雨的内排机场，头脑里也在勾画着如何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安全穿云降落。专机工作的灵魂是安全，周总理的安危压倒一切，面对周总理的发问，我稍犹豫了一下，深呼一口气，回答周总理：“请总理再等一等，看看天气的变化。”
又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周总理走到空军领导面前，问：“你看河内的天气能飞吗？”空军领导没有直接回答周总理，而是回过头来问我能不能起飞。虽然空军领导有着把握全局的指挥能力，但是，在眼下这个具体问题上不得不尊重驾驶员的意见，因为驾驶杆毕竟操纵在机长的手里，归根结底要看机长的把握如何。此时此刻，我遇到了一个专机飞行员最为尴尬的局面，也是最难处理的场面。继续机场待命会打乱周总理的工作计划。可是河内的复杂天气又直接关系着周总理的人身安全，决不能草率从事。此时此刻，我感觉飞也不是，不飞也不是。
我一方面继续询问河内的天气变化情况，一方面与机组领航员一起认真研究航空气象台提供的有关数据。不久，气象员报告，河内机场云底高度上升到了50至60米，水平能见度没有什么变化。根据我多年的飞行经验，低云降雨天气会随着地面温度的升高使云底高度有所抬升，北京飞到河内需要三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内天气还会变好。为了以防万一，我还特意询问了我国昆明以及中越边境周围机场的天气情况。我判断：虽然大面积的层雨云也会覆盖我国南方的机场，但要比河内机场好一些。要做好一旦不能降落河内，就飞往备降机场的准备，这样对保证周总理的飞行安全是有把握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向空军领导汇报，得到允许后，我再次召集机组人员研究航线，并让机械师将油料加满，做好准备后立即请周总理上飞机。
待命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9点15分，机组驾驶着周总理的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专机沿着平时经常飞行的航线经过西安飞达云南昆明上空的时候，远远望去，飞机的下面是望不到边际的茫茫云海，低层大气将整个地表包裹得严严实实，飞机好像在天外航行，看不到任何地面目标。机组领航员说，这正是雨层云天气典型的气象特征，云层的顶部越平坦整齐，云底的高度就越低，在阳光的照射下，飞机的影子不时被罩上美丽的光环投影在平坦的白云上面，随着飞机一起移动。绚丽动人的空中画面在作家、诗人的眼里一定会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可是我的脑海里时刻想着的却是云底的情景。
我手里拿着空中通讯员记录的河内天气实况，机场云高一直维持在60米，仍在下雨，只有能见度变好了一些。河内几个小时一直维持这样的天气状况，说明天气比较稳定，凭多年飞行的经验，我认为短时间河内天气状况不会有大的变化，我决定到河内降落。然后开始认真思考复杂天气穿云降落的技术动作，与领航员研究河内机场的落地方案。
按照预定到达时间，专机提前下降，3000米以下飞机进入浓厚的云层，机舱内的光线突然变暗许多，飞机穿行在雨水饱和的云层之中，只能根据仪表的指示与领航员的计算逐渐接近河内机场。与内排机场地面指挥员直接沟通联络之后，再一次证实地面天气情况与通讯员了解到的没有什么变化。机组各个岗位按照预先研究好的穿云方案开启穿云航线的每一个程序。总理专机在低云中按仪表对正跑道徐徐下降，飞机风挡玻璃上的雨刷在快速地摆动着，机组人员有序地配合着。
“高度200米！”领航员报告，此时距离跑道头四公里，高度配置合理。副驾驶员企图透过云层缝隙找到跑道，但是连地面都看不到。“高度80米、70米……”高度越低危险越大，如果高度降低到50米还飞不出云层的话，我就要果断复飞放弃降落。此时，副驾驶惊喜地报告：“正前方发现跑道！”经过机组成员的集体技术配合，飞机终于穿出云层，找到了合适的下滑着陆位置，虽然飞机以每秒近60米的速度前进着，到飞机接地只有十几秒钟的时间，但安全落地已经没有问题。
当飞机缓缓地降落在充满积水的水泥道面的时候，驾驶舱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此时一直工作在周总理身边的机组服务员也发现周总理的情绪在飞机接地那一刻变得轻松起来。
机场的周围到处可见飞机掩体，已经伪装好的各种车辆停放在掩体里。机场边沿的小山包上隐约可见高射机枪与高射炮位，它们都像没有树枝的树干矗立在那里，身着迷彩服装的战士跑来跑去，到处充满着战争的气氛。越南党政领导人早已等候在停机坪，我隔着驾驶舱的窗口目睹了两国领导人亲切握手的场面。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载着访问后的周总理，经过长途跋涉，飞回了祖国的首都北京。周总理下飞机前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扬了机组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越南之行。
（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