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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在巍峨挺拔的剑门山区，飘扬着一面“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鲜艳红旗，这就是享誉全国、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四川的大寨”的剑阁县鸯溪公社化林大队。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这个大巴山区的小山村，凭着“战天斗地”精神创造出来的业绩，多次被评为全国的粮、棉、油生产先进典型，引来了全国各地络绎不绝的参观者。素有“北有大寨，南有化林”之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全国新闻媒体多次报道化林的先进事迹。1971年在全国棉油糖会议上，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化林大队的代表，并号召在全国推广化林的经验。
化林大队带头人、党支部书记张正桃更是红极一时，先后当选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九大主席团成员，受到了中央领导多次接见。历任中共剑阁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绵阳地委常委、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可以说，张正桃的一生跌宕沉浮，充满传奇色彩。
一段“改天换地”的佳话
张正桃，1918年出生于剑阁县鸯溪乡化林村。幼年时，他的父亲被地主逼租逼债，背井离乡，终生未归，母亲也被地主以120吊铜钱卖了抵债。孤苦伶仃的张正桃全賴祖母抚养。张正桃12岁时，祖母病逝，生活更加艰难，只得给地主放牛当小长工，后跟人学石匠，历尽艰辛。
1949年12月18日，剑阁解放后，张正桃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任村自卫队长、村农会主席，他带领农民积极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先后担任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高级农业社主任。
1958年秋，鸯溪人民公社成立，张正桃出任化林大队党支部书记。
化林大队位于剑阁县东南部，幅员面积9.6平方公里，是一个山高坡陡、风大土薄、乱石成堆、水源奇缺的穷地方。全队1900多亩耕地斜挂在3座高山、6条深沟和11个窝上。群众说，这里的一亩地，经常是“瓢一块、碗一块”，被分割得七零八落的，夹杂着碎石的表土只有三四寸厚，粮食亩产200多斤，每年要靠国家供应几十万斤粮食。
1960年化林大队遭受旱灾，张正桃带领全大队社员抗灾，粮食总产比上年增产23.4%，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和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后，还提留备荒粮12.1万斤。
1964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张正桃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和社员代表一起到大寨参观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大寨“改天换地”的事迹，决心跟他们那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穷山沟的落后面貌。
一回到化林，张正桃就兴致勃勃地向干部社员介绍大寨的经验，和大家一起讨论“改天换地”的计划，并提出了一个豪迈的口号：齐心协力学大寨，艰苦奋斗建良田，自力更生治山水，誓叫化林换新颜1
1965年春季的一天，猛烈的山风刮得天昏地暗，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张正桃带着党支委和部分社员迎着大风向山顶爬去。他们来到九曲山的风口，一阵风把张正桃的帽子吹跑了，他一个踉跄，险些跌下山崖。人们忙拉住他，张正桃却兴奋地说：“你们看，大风就是从这里来的呀！”人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狂风穿过山口，把快要成熟的小麦和油菜吹得秆倒穗落，枝荚横飞。张正桃说：“咱们要是在这风口上植树造林，锁住风沙，不就可以从风口里夺得丰收吗？”大家一边观察，一边标出营造防风林的位置，制订了绿化荒山的计划。
这年夏天，大雨滂沱，一连几天不停，山洪暴发了。张正桃看到雨下得这样大，不顾正在发作的胃病和关节炎，拄着棍子，和党支部委员及社员代表冒雨去观察水势，了解水情。他站在山上，只见大股小股的山洪从山沟奔腾而下。洪水所到之处，庄稼被冲毁，坡坎、地埂被冲垮。大家说：要是能修些排洪道、泄水沟，再新建和扩建几十个水塘，把洪水蓄存起来，为农业生产服务，该多好啊！张正桃非常赞同这个意见，鼓励大家不要观看和等待，自己起来干。
这一年，张正桃和支委们在风里钻，雨里淋，跑遍了全大队的山山水水，酝酿、制订了治山治水的方案。党支部决定：集中力量抢修郑家窝大水塘，打好学大寨的第一仗。
郑家窝是两个悬崖之间的大山窝，每到雨季，从山上倾泄下来的洪水都从这里横冲直下，冲刷着农田。多少年来，人们就想在这两座悬崖之间，拦腰修个坝，造一口大塘。
1966年冬天，张正桃带领干部社员来到郑家窝安营扎寨，决心在这悬崖之间修一座高22米的石坝，拦住洪水。
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北风呼啸，寒气刺骨，但郑家窝工地上却是热气腾腾。社员们烧起了红炉，锻打钢钎;搭起工棚，制造炸药。哪个地段施工最艰巨，张正桃就出现在哪里;哪个地方有了险情，张正桃就奔向哪里。在艰苦的劳动中，张正桃的手臂震肿了，虎口震裂了，但他还照样坚持干。石坝越砌越高，要在几丈高的石壁上砌大石块，险情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有人在犹豫着：要不要再爬上去？这时，只见年近半百的张正桃和党支委们，争先登上石坝，搬巨石，抹灰浆，干得正欢。于是，共产党员、社员们也一个个地登上坝顶，起劲地干了起来。他们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同心协力，继续加高石坝。
那段日子里，张正桃日夜战斗在工地上。白天，他和社员一起劳动;深夜，当人们已经睡熟时，张正桃还在和党支部委员们研究工程的进展情况，解决出现的问题。会后他又去查铺，看大家休息得如何。
70多天过去了，张正桃的眼熬红了，身体累瘦了，可他照样挥动着铁锤，抬着巨石，干劲越来越足。张正桃的行动鼓舞着大家，经过艰苦奋战，挡住了洪水，终于建成了可容水10多万立方米的大水塘。
全大队干部社员从大战郑家窝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脚没停、锄没放，又展开了向荒坡、深谷、乱石要地要粮的战斗。人们把石头撬开，垒起地埂，整成梯地，再从石头缝里挖出泥土，垫在梯地上;在一片片坡地上筑石墙，砌地坎，修排洪沟。 接连几个冬春，张正桃组织了几十万个工，修水库2座，修山湾塘9口，扩建平塘46口，总蓄水量达到80万立方米，建设稳产高产农田1500亩，植树造林1600亩，新修公路、机耕道31公里，生产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为粮棉油全面高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化林大队6个主要领导分片管理全大队的6个生产组和13个作业组。副大队长张兴安负责铜钱梁的改造。张兴安最记得一个冬天的故事：生产组的60多位村民一早就到了铜钱梁，他从大队赶来时，只见漫山遍野都是穿着红袄灰袍的老老少少，大伙脸上都在出汗，后脑门则结冰——原因很简单，脸盘上热气很足，而头发上的汗珠在寒风中很快吹成冰凌。村民们一个石包一个石包地铲，硬是铲出了一个10多亩的人造小平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张正桃带领化林人民，不但创造了奇迹，也创造了神话，成为“南方地区的一面红旗”、全国闻名的“剑门山区大寨花”“四川的大寨”。
1979年，化林大队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00多斤增加到1000多斤，皮棉亩产由几斤增加到200斤，油茶籽亩产由30多斤增加到368斤，农副业总产值57.7万元，社员劳动日值由1959年的0.30元增加到2.26元，向国家交售粮食155万斤，比分配任务增加5倍多，人均售粮824斤（全县人均128斤），向国家交售肥猪1100头，户均3头，还有集体储备粮40多万斤。全大队还興办了粮油加工、农具修配、砖瓦生产、缝纫等工业企业，养猪、养鱼等多种经营和文化事业也相应发展起来。
一个高山种棉的奇迹
过去，化林大队有首歌谣：“穷山梁，长又长，不产棉油少产粮，一夜冰霜禾苗死，一场大雨土冲光。”
1965年秋后，在一次社员大会上，张正桃说：“棉花和油料作物都是农民种出来的。国家需要棉和油，根据咱们这里的条件，完全可以种好棉花和油菜，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能种出棉花，张正桃先后到几百里外的射洪、蓬溪、遂宁等老产棉区去找经验，学技术。
头一年，张正桃照搬照套人家的做法，种的棉花光长叶子不结桃。这是怎么回事呢？张正桃和干部、老农一起研究试验。他们发现，由于山区的气温低、日照短，照搬外地的做法，棉花播种不适时，花铃期地温也不足，所以失败了。
一天深夜，张正桃和几个干部蹲在地里研究适时种棉的办法。阵阵寒风吹来，他感到浑身发冷，禁不住连声咳嗽。蹲在旁边的党支委张舒义顺手把自己的棉衣披到他的身上，张正桃顿时暖和起来，马上想起一个道理：披上棉衣，全身就由冷转暖，如果采用温床育苗和一些提高棉田地温的办法，不是可以解决难题吗？
这个道理使大家受到了启发，人们顺着这个思路热烈地展开讨论，并采取了温汤浸种、地火笼升温和适时施热性肥料等10多种办法进行试验。1966年，全大队种的100多亩棉花，经过精心管理，平均亩产皮棉150多斤。
棉花丰收了，社员们心情振奋，欢欣鼓舞。张正桃决定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扩大棉花和油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消息传出后，有人却说，土地、肥料、劳力就那么多，扩大经济作物，粮食不减产才怪哩！
张正桃听到这些话，就和群众一块学习“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还总结了第五生产队实现粮、棉、油样样高产的典型经验。经过学习，干部和社员们的觉悟提高了，原来不主张扩大经济作物面积的人，也表示要为夺取粮、棉、油高产做贡献。
1967年冬的一天，天刚麻麻亮，有个社员忽然发现山上有人在干活。“干部先上山哕！”社员们都起了床，一个跟一个地奔上山去。
张正桃看到群众都来了，一把抹去眉毛胡须上的霜花，向社员们喊道：“天气冷，你们来这么早干什么？”“就你们不怕冷呀！”社员们一边回答着，一边抡镐、挥锄大干起来，他们撬开乱石，垒起地埂，挑土铺地，加厚土层，一个冬春就造出好地50多亩。队里还展开了养猪积肥活动，使肥料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这一年新开的棉田，亩产皮棉达到160多斤。
1970年，化林大队又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已有50多天没有下雨了，接着又刮了一场八九级的大风，把棉苗吹得就似火烤过一样。
看着这些受灾的棉苗，张正桃心里非常难过。他没日没夜地和干部群众一起研究抗灾的具体措施，支委们也都分头到各生产队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展开抗灾斗争。他们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群众一道挑肥运泥，忙着给棉苗浇水、追肥。棉苗枯死一批，他们就补齐一批，枯死一棵，补齐一棵，有的在一个棉窝内连补4次苗都没成活，就坚持补，直到补活为止。
两个来月，全大队的干部、社员肩头上没有离过担子，肩膀挑红又挑肿，挑成了一层厚茧。上海女知青朱召芳和大队革委会委员王桂华每天带领“铁姑娘队”，爬坡上坎到两三公里外的沟里挑水灌苗。她们和男社员一道，一直挑水浇苗两个多月，从来不说一声累，不叫一声苦。
眼看棉花结桃、丰收在望的时候，兽害却发生了。树猥子、狗猥子等成群地在夜间出来危害棉桃。社员们坚定地说：“天灾我们战胜了，虫灾我们战胜了，兽灾我们也一定要战胜！”大家不顾白天抗旱的疲劳，夜晚轮流通宵看守，布下“天罗地网”，消灭兽害，确保丰收。
这一年，灾害大，可是，粮棉油都得到了丰收，粮食平均亩产950斤，棉花亩产206斤，油菜亩产386斤，大豆亩产400多斤，花生亩产300多斤，生猪平均每人一头以上，桐油、辣椒、药材也有相应的发展。
一次，张正桃到绵阳地区开会，听说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有一种纤维长、呈绿色的“拥军棉”新品种，就忙着要去参观、学习。当时有人说：“老张呀！许多人都在学习你们大队的植棉高产经验，你还去那里干啥！”张正桃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不能让我们那点小成就遮住双眼。”会刚开完，他就跑到农科所取经去了。经过试种，果然成功了。那一年，化林大队的棉田里播种了不少“拥军棉”新良种。
197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高举红旗继续前进——记四川省剑阁县化林大队艰苦奋斗继续夺得棉花高产的事迹》。文章称，全国高山地区棉花生产的一面红旗——四川省剑阁县鸯溪公社化林大队，1972年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寒潮、大风、干旱、病虫等严重自然灾害，又夺得了棉花丰收。这一年，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1120斤，油菜籽平均亩产429斤。公共积累达到33万多元，集体储备粮增至60万斤，社员收入也有显著增加。 一面“四川的大寨”旗帜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期，“学大寨，赶化林”的浪潮席卷全国。
化林精神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就是奋力拼搏、向穷山恶水开战的精神。如果说，是张正桃改变了化林，那么，则是化林成就了张正桃。
1960年11月20日，剑阁县委发出通知，并召开10万人收听的广播大会，号召干部、群众向张正桃学习。
1963年，化林大队被评为全省农业先进单位。
1969年，张正桃当选为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省农业劳动模范。
1970年2月，党支部副书记马继尧到北京参加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71年在全国棉油糖会议上，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接见化林大队的代表，号召推广化林的经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李先念向当时四川省领导了解农村生产情况时说：“你们四川那个化林大队可不得了，全面高产是不是真的，我们中央机关的同志去看过没有，我在那里打过仗，那里条件不好，山高坡陡。棉花亩产206（公斤）油菜籽亩产386（公斤），这样的典型我们特别欢迎……”
1971年2月，张正桃担任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1年4月，《人民日报》以题为《高山粮棉油高产的一面红旗》，报道化林大队艰苦奋斗、“改天换日”的先进事迹。
4月15日，绵阳地革委在鸯溪公社化林大队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把化林经验推开”的现场会议。
1974年10月，鸯溪公社化林大队的先进事迹照片、实物和模型在四川省“农业学大寨”大型展览第二展馆展出，展出时间为6个月。化林大队被誉为“四川的大寨”，张正桃成为全国、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带头人。
1975年，四川电视台、峨眉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化林的专题片。同年，四川音乐学院的专家也亲临化林体验生活，创作了《闯滩》川剧，歌颂化林。
1975年，张正桃出任中共剑阁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省委常委。
1978年，张正桃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也就在这年底，化林大队召开社员分配兑现大会，发放现金20万元，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张正桃及化林大队被中央、省市媒体报道后，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了化林精神的历史见证，化林大队先后获中央、省、市、县赠送的锦旗48面奖状145张，全省各地在化林召开各种大型会议11次，到化林参观学习人数达50多万人次。
为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团，化林大队专门修建了一个占地4亩的接待站，接待站里有专门的厨房、餐厅、会议室、招待所、操场。厨房外有两米高的储水池，顶上有两个大烟囱。“每天站上基本上要接待2000多人，仅工作人员就有20多个。当时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而接待站的饭桌上不仅有肉，还有各种菜蔬、米饭和面食，不知羡煞了多少南来北往的参观者。”原化林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张正海回忆道。
现任村支部书记张茂奇，高中毕业后回乡，曾是大队广播员和放映员，参与过中心水库的挑建，参与过接待站的送文件和其他服务。他清楚地记得当年化林大队的富裕状况：“全村道路四通八达，有6台中型拖拉机、2台汽车，大小机器300多台。农业企事业人员30多个。有林场、果园、养殖场，理发店、卫生站、粮仓、礼堂，固定资产当时有68万。平时记工分，年终发钱。90%的农户都有存款。一年要上交1700头生猪，100万斤储备粮。”
当年，笔者插队的广元县香溪公社化林大队与剑阁县化林大队仅一江之隔。為了得到“真经”，笔者曾与老队长一行徒步10多公里赶到化林，亲眼目睹了化林人“战天斗地”的场景，亲耳聆听了张正桃讲述的化林精神，从而树立了“学大寨、赶化林”“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雄心壮志，年均出工320天，成为知青中的佼佼者，1979年10月，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1970年代，化林大队副大队长张兴安曾先后两次进京开会，受到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华国锋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接见，老人至今难忘——
“第一次是1973年12月，参加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3楼东大厅开的。会议前一天，我们这些先进代表正在大剧院看慰问演出时，被广播通知全部坐车前往国务院。见到了李先念副总理。大家在一起开了个座谈会。
“到正式会议那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周总理又特别把我们这些先进村的代表叫到主席台正下方站成一排。身患重病的总理一个个询问情况。问到我时，他说‘你是化林大队的代表张兴安’，我说‘是’。他又问我们大队的棉花产量、每个人的口粮和油够不够吃。听说我们大队不仅棉花大丰收，粮食和油都全面发展时，他非常高兴地说，‘那么高的产量不错嘛，在南方你们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然后总理在千人大会上说，化林就是四川的大寨，是学习的榜样。”
张兴安当年到北京参会时年仅29岁，他做梦都没想过自己一个农民能有机会到北京见到周总理，“通知进京后，我激动得不得了。一有空的时候就想到时要如何说话才妥当，咋个才回答得好。因为前一年的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我们队创造了棉花大丰收的奇迹。总理专门留了身边的位置让时任大队长的马继尧坐下并了解情况。我不想自己有个闪失给化林人丢脸。结果等到总理问我时，我一点都不紧张了，因为总理很谦和，就像跟我们摆龙门阵似的。”因为是第一次到北京，兴奋激动的张兴安还悄悄溜出宾馆，去看了看天安门、前门，逛了逛颐和园。
一位廉洁奉公的楷模
张正桃出名后，先后担任剑阁县委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地位变了，但他劳动人民的本色没有变，勤奋务实的作风没有变，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变。
张正桃担任剑阁县委第一书记时，按照有关规定，每月国家给他个人发生活补贴金50元。可是，张正桃却坚持不要。他坚定地说：“我虽然是县委书记，但还是化林大队一位普通社员，只能要一天10分的工分，不能骑双头马。”这样，张正桃每月的生活补贴金都是由他秘书代领，并全部交大队入帐记为工分，自己分文未取。县委分给他住房他也不要。外出开会，他总是从化林大队走去，完成传达、研究和部署工作后，又回到化林大队，同社员一道早出晚归。他在改土工地上抡起大锄挖土块，在水利工地上拿起钻子打石头，有时带病劳动，就是不离生产第一线。 张正桃育有一儿一女。1961年，张正桃的儿子张培德毕业后，爱人何永秀向张正桃提出：
“我们只有一个儿子，把旧房子整修一下好娶媳妇。”他说：“这还不是整修私房的时候。”娶儿媳时，何永秀说：“我们娶一回媳妇，办简单了招人笑话。”张正桃坚持不请客，不受礼，一切从俭给儿子办了婚事。1969年，张培德被招为鹤龄区供销社工作人员。张正桃从外地开会回来得知后，坚决不同意，张培德听从父亲的话，从供销社回队当社员。
1973年秋，张正桃的儿媳妇在生产队仓房里打扫仓库时，从老鼠洞里掏出了1斤多花生，仓库保管员叫她拿回去给小孩吃。儿媳妇回家吃晚饭后，将花生焙在锅里准备给娃儿吃。张正桃晚上从村上回来以后，发现锅里有花生，便立即叫醒儿子、媳妇开家庭会，追问花生从何而来。并立即喊来队长，召集全队社员“斗私批修”现场会，要儿媳妇端上花生深挖思想根源，公开检讨，最后将花生交给了集体。张正桃说：“打铁先要墩子硬，革命先革自家的命，不能让任何人破坏化林人爱国家、爱集体的高尚风格。”
1975年的一天，张正桃到大队缝纫室补裤子，缝纫人员不收工钱，说：“布是你自己的，只用了集体的线，我少歇口气就行了。”张正桃坚持照价付了钱，说：“你的工夫和线都是集体的，怎能不付钱？”他这种朴素的农民本色，无不感召着每一位化林人。
1977年秋，由于长期劳累，张正桃胃病发作，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胃部分切除手术，出院回家后，仍然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许多社员称赞他：“地位变了，劳动人民的本色没有变。”
张正桃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哪家生产有困难，他帮助解决;哪家缺棉衣被子，他设法添补;社员有病，他去探望。每到春节期间，他总是带领化林一班人走访慰问全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铁人”和“五保”、困难户，向他们问寒问暖，送去党的温暖与照顾，这些人感动得流泪说：“张书记真是心里装的是化林人，真是我们的好书记。”
有一年冬天，张正桃检查生产时发现劳力缺乏的老社员杨惠清被盖太薄，立即同队干部商量，由队里出钱缝制一床新棉被送去，杨惠清感动得掉下泪来。
在集体食堂吃饭期间，张正桃安排社员专门负责种菜、养猪、发展副业，搞好生活安排，经常组织检查评比，使社员生活有保障，人心安定。张正桃说：“我觉得群众的心明亮得很，经验丰富得很，凡事同群众商量，用大家的办法去办大家的事情，啥都能解决。”化林大队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桃书记”。
张正桃生活上不讲究，一年只有“三件套”：春天身着蓝布衫，下穿一双青布鞋;夏天身穿白汗衣，脚蹬一双单编草鞋：秋冬时节总是身披一件黄军大衣，时时出现在人群之中。
在人们的记忆里，张正桃是一位“农民干部”“草鞋书记”。有人好奇地问他：“张书记，你现在是省委常委、县委第一书记，为什么还是这身打扮呢？”
张正桃回答说：“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平凡做人，以他人为重。如果你穿好了，就容易摆架子，脱离群众，人家不敢接近你，你还算是什么公仆呢？”
1969年，张正桃出席中共“九大”会议，乘飞机和住宾馆时，发给他的“中华”高级香烟，他一支也舍不得抽。发给他的糖果他也舍不得吃，饮料也舍不得喝，全部带回村里，在全村党员干部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拿出来分发给到会的全体同志，让大家共同分享。
一颗政治明星的陨落
1970年代初，化林大队成为一面“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红旗，自力更生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样板，让化林在全川乃至中國闻名了十几年。
然而，由于张正桃仅读过几天农民夜校，文化程度不高，加之受“左”的思想影响，受历史条件、经济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的局限，他曾提出一些超越社会现实的口号，把社员搞自留地视为“资本主义行为”，一度将自留地收归集体，限制发展家庭副业;在农业生产劳动中，讲大干苦干多，讲劳逸结合少;试行大寨的“政治工分”，影响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在那个“跟天斗，跟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年代，化林大队社员白天冒酷暑，夜晚照马灯，用木棍撬石头，用肩背运泥土，干起活来不分白天晚上，即使有外地参观团前来参观，也都忙得没时间抬头观望。由于劳动量大，每人每年分配600斤口粮还是不够吃，而周边其它大队的社员每年才分配250斤口粮，所以当时其他大队社员还流传有“愿吃自己二百五，不吃化林大队的苦”的民间谚语。
1978年11月24日晚，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巨大政治风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开启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1980年，四川省广汉市向阳镇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揭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此后，农村分田到户成为“压倒一切”的大趋势。据统计，到1980年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1980年初的1%上升到15%。到1983年，全国已经有98%的生产队实行“双包”生产责任制。
从实行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到迅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现实与心理落差束缚了张正桃的思想，致使他一时转不过弯来。
据知情人士披露，1981年，张正桃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曾找过邓小平。邓小平说：“包产到户是农民发明的，效果很好。安徽肥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小平建议他抽空到安徽看看。张正桃又找到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赵紫阳反复开导他，要他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张正桃失望至极，他实在难以理解：好不容易消灭了私有制，做到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现在搞包产到户，这不是倒退吗？这不是私有制复辟吗？这不是又回到解放前了么？化林这面红旗丢还是不丢？举还是不举？如果要丢，是不是连化林精神都要一起丢？如果要举，包产到户后又该如何举？
其实，当初全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中央就明确规定，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大多数想分就分，大多数不想分就不分，并没有硬性规定只推行一种模式。
1981年1月18日，陷入极度悲伤、沮丧和忧郁而不能自拔的张正桃在家中自杀，终年70岁。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这个大巴山区的小山村，凭着“战天斗地”精神创造出来的业绩，多次被评为全国的粮、棉、油生产先进典型，引来了全国各地络绎不绝的参观者。素有“北有大寨，南有化林”之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全国新闻媒体多次报道化林的先进事迹。1971年在全国棉油糖会议上，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化林大队的代表，并号召在全国推广化林的经验。
化林大队带头人、党支部书记张正桃更是红极一时，先后当选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九大主席团成员，受到了中央领导多次接见。历任中共剑阁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绵阳地委常委、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可以说，张正桃的一生跌宕沉浮，充满传奇色彩。
一段“改天换地”的佳话
张正桃，1918年出生于剑阁县鸯溪乡化林村。幼年时，他的父亲被地主逼租逼债，背井离乡，终生未归，母亲也被地主以120吊铜钱卖了抵债。孤苦伶仃的张正桃全賴祖母抚养。张正桃12岁时，祖母病逝，生活更加艰难，只得给地主放牛当小长工，后跟人学石匠，历尽艰辛。
1949年12月18日，剑阁解放后，张正桃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任村自卫队长、村农会主席，他带领农民积极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先后担任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高级农业社主任。
1958年秋，鸯溪人民公社成立，张正桃出任化林大队党支部书记。
化林大队位于剑阁县东南部，幅员面积9.6平方公里，是一个山高坡陡、风大土薄、乱石成堆、水源奇缺的穷地方。全队1900多亩耕地斜挂在3座高山、6条深沟和11个窝上。群众说，这里的一亩地，经常是“瓢一块、碗一块”，被分割得七零八落的，夹杂着碎石的表土只有三四寸厚，粮食亩产200多斤，每年要靠国家供应几十万斤粮食。
1960年化林大队遭受旱灾，张正桃带领全大队社员抗灾，粮食总产比上年增产23.4%，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和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后，还提留备荒粮12.1万斤。
1964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张正桃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和社员代表一起到大寨参观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大寨“改天换地”的事迹，决心跟他们那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穷山沟的落后面貌。
一回到化林，张正桃就兴致勃勃地向干部社员介绍大寨的经验，和大家一起讨论“改天换地”的计划，并提出了一个豪迈的口号：齐心协力学大寨，艰苦奋斗建良田，自力更生治山水，誓叫化林换新颜1
1965年春季的一天，猛烈的山风刮得天昏地暗，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张正桃带着党支委和部分社员迎着大风向山顶爬去。他们来到九曲山的风口，一阵风把张正桃的帽子吹跑了，他一个踉跄，险些跌下山崖。人们忙拉住他，张正桃却兴奋地说：“你们看，大风就是从这里来的呀！”人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狂风穿过山口，把快要成熟的小麦和油菜吹得秆倒穗落，枝荚横飞。张正桃说：“咱们要是在这风口上植树造林，锁住风沙，不就可以从风口里夺得丰收吗？”大家一边观察，一边标出营造防风林的位置，制订了绿化荒山的计划。
这年夏天，大雨滂沱，一连几天不停，山洪暴发了。张正桃看到雨下得这样大，不顾正在发作的胃病和关节炎，拄着棍子，和党支部委员及社员代表冒雨去观察水势，了解水情。他站在山上，只见大股小股的山洪从山沟奔腾而下。洪水所到之处，庄稼被冲毁，坡坎、地埂被冲垮。大家说：要是能修些排洪道、泄水沟，再新建和扩建几十个水塘，把洪水蓄存起来，为农业生产服务，该多好啊！张正桃非常赞同这个意见，鼓励大家不要观看和等待，自己起来干。
这一年，张正桃和支委们在风里钻，雨里淋，跑遍了全大队的山山水水，酝酿、制订了治山治水的方案。党支部决定：集中力量抢修郑家窝大水塘，打好学大寨的第一仗。
郑家窝是两个悬崖之间的大山窝，每到雨季，从山上倾泄下来的洪水都从这里横冲直下，冲刷着农田。多少年来，人们就想在这两座悬崖之间，拦腰修个坝，造一口大塘。
1966年冬天，张正桃带领干部社员来到郑家窝安营扎寨，决心在这悬崖之间修一座高22米的石坝，拦住洪水。
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北风呼啸，寒气刺骨，但郑家窝工地上却是热气腾腾。社员们烧起了红炉，锻打钢钎;搭起工棚，制造炸药。哪个地段施工最艰巨，张正桃就出现在哪里;哪个地方有了险情，张正桃就奔向哪里。在艰苦的劳动中，张正桃的手臂震肿了，虎口震裂了，但他还照样坚持干。石坝越砌越高，要在几丈高的石壁上砌大石块，险情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有人在犹豫着：要不要再爬上去？这时，只见年近半百的张正桃和党支委们，争先登上石坝，搬巨石，抹灰浆，干得正欢。于是，共产党员、社员们也一个个地登上坝顶，起劲地干了起来。他们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同心协力，继续加高石坝。
那段日子里，张正桃日夜战斗在工地上。白天，他和社员一起劳动;深夜，当人们已经睡熟时，张正桃还在和党支部委员们研究工程的进展情况，解决出现的问题。会后他又去查铺，看大家休息得如何。
70多天过去了，张正桃的眼熬红了，身体累瘦了，可他照样挥动着铁锤，抬着巨石，干劲越来越足。张正桃的行动鼓舞着大家，经过艰苦奋战，挡住了洪水，终于建成了可容水10多万立方米的大水塘。
全大队干部社员从大战郑家窝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脚没停、锄没放，又展开了向荒坡、深谷、乱石要地要粮的战斗。人们把石头撬开，垒起地埂，整成梯地，再从石头缝里挖出泥土，垫在梯地上;在一片片坡地上筑石墙，砌地坎，修排洪沟。 接连几个冬春，张正桃组织了几十万个工，修水库2座，修山湾塘9口，扩建平塘46口，总蓄水量达到80万立方米，建设稳产高产农田1500亩，植树造林1600亩，新修公路、机耕道31公里，生产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为粮棉油全面高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化林大队6个主要领导分片管理全大队的6个生产组和13个作业组。副大队长张兴安负责铜钱梁的改造。张兴安最记得一个冬天的故事：生产组的60多位村民一早就到了铜钱梁，他从大队赶来时，只见漫山遍野都是穿着红袄灰袍的老老少少，大伙脸上都在出汗，后脑门则结冰——原因很简单，脸盘上热气很足，而头发上的汗珠在寒风中很快吹成冰凌。村民们一个石包一个石包地铲，硬是铲出了一个10多亩的人造小平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张正桃带领化林人民，不但创造了奇迹，也创造了神话，成为“南方地区的一面红旗”、全国闻名的“剑门山区大寨花”“四川的大寨”。
1979年，化林大队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00多斤增加到1000多斤，皮棉亩产由几斤增加到200斤，油茶籽亩产由30多斤增加到368斤，农副业总产值57.7万元，社员劳动日值由1959年的0.30元增加到2.26元，向国家交售粮食155万斤，比分配任务增加5倍多，人均售粮824斤（全县人均128斤），向国家交售肥猪1100头，户均3头，还有集体储备粮40多万斤。全大队还興办了粮油加工、农具修配、砖瓦生产、缝纫等工业企业，养猪、养鱼等多种经营和文化事业也相应发展起来。
一个高山种棉的奇迹
过去，化林大队有首歌谣：“穷山梁，长又长，不产棉油少产粮，一夜冰霜禾苗死，一场大雨土冲光。”
1965年秋后，在一次社员大会上，张正桃说：“棉花和油料作物都是农民种出来的。国家需要棉和油，根据咱们这里的条件，完全可以种好棉花和油菜，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能种出棉花，张正桃先后到几百里外的射洪、蓬溪、遂宁等老产棉区去找经验，学技术。
头一年，张正桃照搬照套人家的做法，种的棉花光长叶子不结桃。这是怎么回事呢？张正桃和干部、老农一起研究试验。他们发现，由于山区的气温低、日照短，照搬外地的做法，棉花播种不适时，花铃期地温也不足，所以失败了。
一天深夜，张正桃和几个干部蹲在地里研究适时种棉的办法。阵阵寒风吹来，他感到浑身发冷，禁不住连声咳嗽。蹲在旁边的党支委张舒义顺手把自己的棉衣披到他的身上，张正桃顿时暖和起来，马上想起一个道理：披上棉衣，全身就由冷转暖，如果采用温床育苗和一些提高棉田地温的办法，不是可以解决难题吗？
这个道理使大家受到了启发，人们顺着这个思路热烈地展开讨论，并采取了温汤浸种、地火笼升温和适时施热性肥料等10多种办法进行试验。1966年，全大队种的100多亩棉花，经过精心管理，平均亩产皮棉150多斤。
棉花丰收了，社员们心情振奋，欢欣鼓舞。张正桃决定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扩大棉花和油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消息传出后，有人却说，土地、肥料、劳力就那么多，扩大经济作物，粮食不减产才怪哩！
张正桃听到这些话，就和群众一块学习“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还总结了第五生产队实现粮、棉、油样样高产的典型经验。经过学习，干部和社员们的觉悟提高了，原来不主张扩大经济作物面积的人，也表示要为夺取粮、棉、油高产做贡献。
1967年冬的一天，天刚麻麻亮，有个社员忽然发现山上有人在干活。“干部先上山哕！”社员们都起了床，一个跟一个地奔上山去。
张正桃看到群众都来了，一把抹去眉毛胡须上的霜花，向社员们喊道：“天气冷，你们来这么早干什么？”“就你们不怕冷呀！”社员们一边回答着，一边抡镐、挥锄大干起来，他们撬开乱石，垒起地埂，挑土铺地，加厚土层，一个冬春就造出好地50多亩。队里还展开了养猪积肥活动，使肥料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这一年新开的棉田，亩产皮棉达到160多斤。
1970年，化林大队又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已有50多天没有下雨了，接着又刮了一场八九级的大风，把棉苗吹得就似火烤过一样。
看着这些受灾的棉苗，张正桃心里非常难过。他没日没夜地和干部群众一起研究抗灾的具体措施，支委们也都分头到各生产队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展开抗灾斗争。他们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群众一道挑肥运泥，忙着给棉苗浇水、追肥。棉苗枯死一批，他们就补齐一批，枯死一棵，补齐一棵，有的在一个棉窝内连补4次苗都没成活，就坚持补，直到补活为止。
两个来月，全大队的干部、社员肩头上没有离过担子，肩膀挑红又挑肿，挑成了一层厚茧。上海女知青朱召芳和大队革委会委员王桂华每天带领“铁姑娘队”，爬坡上坎到两三公里外的沟里挑水灌苗。她们和男社员一道，一直挑水浇苗两个多月，从来不说一声累，不叫一声苦。
眼看棉花结桃、丰收在望的时候，兽害却发生了。树猥子、狗猥子等成群地在夜间出来危害棉桃。社员们坚定地说：“天灾我们战胜了，虫灾我们战胜了，兽灾我们也一定要战胜！”大家不顾白天抗旱的疲劳，夜晚轮流通宵看守，布下“天罗地网”，消灭兽害，确保丰收。
这一年，灾害大，可是，粮棉油都得到了丰收，粮食平均亩产950斤，棉花亩产206斤，油菜亩产386斤，大豆亩产400多斤，花生亩产300多斤，生猪平均每人一头以上，桐油、辣椒、药材也有相应的发展。
一次，张正桃到绵阳地区开会，听说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有一种纤维长、呈绿色的“拥军棉”新品种，就忙着要去参观、学习。当时有人说：“老张呀！许多人都在学习你们大队的植棉高产经验，你还去那里干啥！”张正桃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不能让我们那点小成就遮住双眼。”会刚开完，他就跑到农科所取经去了。经过试种，果然成功了。那一年，化林大队的棉田里播种了不少“拥军棉”新良种。
197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高举红旗继续前进——记四川省剑阁县化林大队艰苦奋斗继续夺得棉花高产的事迹》。文章称，全国高山地区棉花生产的一面红旗——四川省剑阁县鸯溪公社化林大队，1972年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寒潮、大风、干旱、病虫等严重自然灾害，又夺得了棉花丰收。这一年，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1120斤，油菜籽平均亩产429斤。公共积累达到33万多元，集体储备粮增至60万斤，社员收入也有显著增加。 一面“四川的大寨”旗帜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期，“学大寨，赶化林”的浪潮席卷全国。
化林精神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就是奋力拼搏、向穷山恶水开战的精神。如果说，是张正桃改变了化林，那么，则是化林成就了张正桃。
1960年11月20日，剑阁县委发出通知，并召开10万人收听的广播大会，号召干部、群众向张正桃学习。
1963年，化林大队被评为全省农业先进单位。
1969年，张正桃当选为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省农业劳动模范。
1970年2月，党支部副书记马继尧到北京参加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71年在全国棉油糖会议上，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接见化林大队的代表，号召推广化林的经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李先念向当时四川省领导了解农村生产情况时说：“你们四川那个化林大队可不得了，全面高产是不是真的，我们中央机关的同志去看过没有，我在那里打过仗，那里条件不好，山高坡陡。棉花亩产206（公斤）油菜籽亩产386（公斤），这样的典型我们特别欢迎……”
1971年2月，张正桃担任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1年4月，《人民日报》以题为《高山粮棉油高产的一面红旗》，报道化林大队艰苦奋斗、“改天换日”的先进事迹。
4月15日，绵阳地革委在鸯溪公社化林大队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把化林经验推开”的现场会议。
1974年10月，鸯溪公社化林大队的先进事迹照片、实物和模型在四川省“农业学大寨”大型展览第二展馆展出，展出时间为6个月。化林大队被誉为“四川的大寨”，张正桃成为全国、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带头人。
1975年，四川电视台、峨眉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化林的专题片。同年，四川音乐学院的专家也亲临化林体验生活，创作了《闯滩》川剧，歌颂化林。
1975年，张正桃出任中共剑阁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省委常委。
1978年，张正桃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也就在这年底，化林大队召开社员分配兑现大会，发放现金20万元，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张正桃及化林大队被中央、省市媒体报道后，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了化林精神的历史见证，化林大队先后获中央、省、市、县赠送的锦旗48面奖状145张，全省各地在化林召开各种大型会议11次，到化林参观学习人数达50多万人次。
为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团，化林大队专门修建了一个占地4亩的接待站，接待站里有专门的厨房、餐厅、会议室、招待所、操场。厨房外有两米高的储水池，顶上有两个大烟囱。“每天站上基本上要接待2000多人，仅工作人员就有20多个。当时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而接待站的饭桌上不仅有肉，还有各种菜蔬、米饭和面食，不知羡煞了多少南来北往的参观者。”原化林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张正海回忆道。
现任村支部书记张茂奇，高中毕业后回乡，曾是大队广播员和放映员，参与过中心水库的挑建，参与过接待站的送文件和其他服务。他清楚地记得当年化林大队的富裕状况：“全村道路四通八达，有6台中型拖拉机、2台汽车，大小机器300多台。农业企事业人员30多个。有林场、果园、养殖场，理发店、卫生站、粮仓、礼堂，固定资产当时有68万。平时记工分，年终发钱。90%的农户都有存款。一年要上交1700头生猪，100万斤储备粮。”
当年，笔者插队的广元县香溪公社化林大队与剑阁县化林大队仅一江之隔。為了得到“真经”，笔者曾与老队长一行徒步10多公里赶到化林，亲眼目睹了化林人“战天斗地”的场景，亲耳聆听了张正桃讲述的化林精神，从而树立了“学大寨、赶化林”“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雄心壮志，年均出工320天，成为知青中的佼佼者，1979年10月，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1970年代，化林大队副大队长张兴安曾先后两次进京开会，受到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华国锋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接见，老人至今难忘——
“第一次是1973年12月，参加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3楼东大厅开的。会议前一天，我们这些先进代表正在大剧院看慰问演出时，被广播通知全部坐车前往国务院。见到了李先念副总理。大家在一起开了个座谈会。
“到正式会议那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周总理又特别把我们这些先进村的代表叫到主席台正下方站成一排。身患重病的总理一个个询问情况。问到我时，他说‘你是化林大队的代表张兴安’，我说‘是’。他又问我们大队的棉花产量、每个人的口粮和油够不够吃。听说我们大队不仅棉花大丰收，粮食和油都全面发展时，他非常高兴地说，‘那么高的产量不错嘛，在南方你们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然后总理在千人大会上说，化林就是四川的大寨，是学习的榜样。”
张兴安当年到北京参会时年仅29岁，他做梦都没想过自己一个农民能有机会到北京见到周总理，“通知进京后，我激动得不得了。一有空的时候就想到时要如何说话才妥当，咋个才回答得好。因为前一年的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我们队创造了棉花大丰收的奇迹。总理专门留了身边的位置让时任大队长的马继尧坐下并了解情况。我不想自己有个闪失给化林人丢脸。结果等到总理问我时，我一点都不紧张了，因为总理很谦和，就像跟我们摆龙门阵似的。”因为是第一次到北京，兴奋激动的张兴安还悄悄溜出宾馆，去看了看天安门、前门，逛了逛颐和园。
一位廉洁奉公的楷模
张正桃出名后，先后担任剑阁县委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地位变了，但他劳动人民的本色没有变，勤奋务实的作风没有变，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变。
张正桃担任剑阁县委第一书记时，按照有关规定，每月国家给他个人发生活补贴金50元。可是，张正桃却坚持不要。他坚定地说：“我虽然是县委书记，但还是化林大队一位普通社员，只能要一天10分的工分，不能骑双头马。”这样，张正桃每月的生活补贴金都是由他秘书代领，并全部交大队入帐记为工分，自己分文未取。县委分给他住房他也不要。外出开会，他总是从化林大队走去，完成传达、研究和部署工作后，又回到化林大队，同社员一道早出晚归。他在改土工地上抡起大锄挖土块，在水利工地上拿起钻子打石头，有时带病劳动，就是不离生产第一线。 张正桃育有一儿一女。1961年，张正桃的儿子张培德毕业后，爱人何永秀向张正桃提出：
“我们只有一个儿子，把旧房子整修一下好娶媳妇。”他说：“这还不是整修私房的时候。”娶儿媳时，何永秀说：“我们娶一回媳妇，办简单了招人笑话。”张正桃坚持不请客，不受礼，一切从俭给儿子办了婚事。1969年，张培德被招为鹤龄区供销社工作人员。张正桃从外地开会回来得知后，坚决不同意，张培德听从父亲的话，从供销社回队当社员。
1973年秋，张正桃的儿媳妇在生产队仓房里打扫仓库时，从老鼠洞里掏出了1斤多花生，仓库保管员叫她拿回去给小孩吃。儿媳妇回家吃晚饭后，将花生焙在锅里准备给娃儿吃。张正桃晚上从村上回来以后，发现锅里有花生，便立即叫醒儿子、媳妇开家庭会，追问花生从何而来。并立即喊来队长，召集全队社员“斗私批修”现场会，要儿媳妇端上花生深挖思想根源，公开检讨，最后将花生交给了集体。张正桃说：“打铁先要墩子硬，革命先革自家的命，不能让任何人破坏化林人爱国家、爱集体的高尚风格。”
1975年的一天，张正桃到大队缝纫室补裤子，缝纫人员不收工钱，说：“布是你自己的，只用了集体的线，我少歇口气就行了。”张正桃坚持照价付了钱，说：“你的工夫和线都是集体的，怎能不付钱？”他这种朴素的农民本色，无不感召着每一位化林人。
1977年秋，由于长期劳累，张正桃胃病发作，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胃部分切除手术，出院回家后，仍然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许多社员称赞他：“地位变了，劳动人民的本色没有变。”
张正桃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哪家生产有困难，他帮助解决;哪家缺棉衣被子，他设法添补;社员有病，他去探望。每到春节期间，他总是带领化林一班人走访慰问全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铁人”和“五保”、困难户，向他们问寒问暖，送去党的温暖与照顾，这些人感动得流泪说：“张书记真是心里装的是化林人，真是我们的好书记。”
有一年冬天，张正桃检查生产时发现劳力缺乏的老社员杨惠清被盖太薄，立即同队干部商量，由队里出钱缝制一床新棉被送去，杨惠清感动得掉下泪来。
在集体食堂吃饭期间，张正桃安排社员专门负责种菜、养猪、发展副业，搞好生活安排，经常组织检查评比，使社员生活有保障，人心安定。张正桃说：“我觉得群众的心明亮得很，经验丰富得很，凡事同群众商量，用大家的办法去办大家的事情，啥都能解决。”化林大队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桃书记”。
张正桃生活上不讲究，一年只有“三件套”：春天身着蓝布衫，下穿一双青布鞋;夏天身穿白汗衣，脚蹬一双单编草鞋：秋冬时节总是身披一件黄军大衣，时时出现在人群之中。
在人们的记忆里，张正桃是一位“农民干部”“草鞋书记”。有人好奇地问他：“张书记，你现在是省委常委、县委第一书记，为什么还是这身打扮呢？”
张正桃回答说：“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平凡做人，以他人为重。如果你穿好了，就容易摆架子，脱离群众，人家不敢接近你，你还算是什么公仆呢？”
1969年，张正桃出席中共“九大”会议，乘飞机和住宾馆时，发给他的“中华”高级香烟，他一支也舍不得抽。发给他的糖果他也舍不得吃，饮料也舍不得喝，全部带回村里，在全村党员干部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拿出来分发给到会的全体同志，让大家共同分享。
一颗政治明星的陨落
1970年代初，化林大队成为一面“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红旗，自力更生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样板，让化林在全川乃至中國闻名了十几年。
然而，由于张正桃仅读过几天农民夜校，文化程度不高，加之受“左”的思想影响，受历史条件、经济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的局限，他曾提出一些超越社会现实的口号，把社员搞自留地视为“资本主义行为”，一度将自留地收归集体，限制发展家庭副业;在农业生产劳动中，讲大干苦干多，讲劳逸结合少;试行大寨的“政治工分”，影响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在那个“跟天斗，跟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年代，化林大队社员白天冒酷暑，夜晚照马灯，用木棍撬石头，用肩背运泥土，干起活来不分白天晚上，即使有外地参观团前来参观，也都忙得没时间抬头观望。由于劳动量大，每人每年分配600斤口粮还是不够吃，而周边其它大队的社员每年才分配250斤口粮，所以当时其他大队社员还流传有“愿吃自己二百五，不吃化林大队的苦”的民间谚语。
1978年11月24日晚，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巨大政治风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开启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1980年，四川省广汉市向阳镇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揭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此后，农村分田到户成为“压倒一切”的大趋势。据统计，到1980年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1980年初的1%上升到15%。到1983年，全国已经有98%的生产队实行“双包”生产责任制。
从实行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到迅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现实与心理落差束缚了张正桃的思想，致使他一时转不过弯来。
据知情人士披露，1981年，张正桃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曾找过邓小平。邓小平说：“包产到户是农民发明的，效果很好。安徽肥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小平建议他抽空到安徽看看。张正桃又找到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赵紫阳反复开导他，要他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张正桃失望至极，他实在难以理解：好不容易消灭了私有制，做到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现在搞包产到户，这不是倒退吗？这不是私有制复辟吗？这不是又回到解放前了么？化林这面红旗丢还是不丢？举还是不举？如果要丢，是不是连化林精神都要一起丢？如果要举，包产到户后又该如何举？
其实，当初全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中央就明确规定，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大多数想分就分，大多数不想分就不分，并没有硬性规定只推行一种模式。
1981年1月18日，陷入极度悲伤、沮丧和忧郁而不能自拔的张正桃在家中自杀，终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