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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识到,文化不只是软实力,也需要价值表述上的硬道理和产业形态上的硬实力
随着中国经济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不仅西方的精英阶层,就是普通人也开始关注、关心中国,这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是有利的,关键是中国人能否有文化自觉地创作出中国主体的故事。
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电影产业促进法》,这是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专门法律,不仅有利于促进电影产业、电影管理的法制化,对其他文化领域也有示范效应——据悉《文化产业促进法》也在起草之中。
这些年,国家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各级地方政府多把文化创意项目作为城市转型升级的抓手。人们认识到,文化不只是软实力,也需要价值表述上的硬道理和产业形态上的硬实力。
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
中国把文化作为“产业”来发展,不过十几年的历史,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依然延续50到70年代的观念,把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向标。当时的文化艺术,确实充当着为改革开放扫除合法性障碍的功能,如文学上的伤痕写作、历史文化反思运动等,都为商品化、市场化的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国家也开始允许文化事业单位从事经营活动,如1978年财政部允许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業化管理”。
90年代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这改变了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主流文化从意识形态思想论争,变成了消费性、娱乐化的大众文化。文学、电影这些一度具有大众性的文艺样式,逐渐被边缘化为精英文化、小众文化。而国营文化企事业单位也像其他国营企业一样面临着生存危机,比如国营电影制片厂全面亏损,电影票房持续下滑。1995年全国总票房跌破10亿元。
新世纪之初中国加入WTO,文化产业开始成为国家推动发展的新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影进入产业化改革的快车道,彻底改变了90年代在计划体制内部改革的思路,从电影公司化生产和电影院线制放映两个层面向民营资本全面开放,政府只承担电影审查和行业管理,不再参与具体的电影制作。中国电影票房进入跨越式增长的阶段,全国总票房从2002年的9亿元一路飙升为2015年的440亿元,并于201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电脑动漫等依托互联网媒介的新兴文化产业也取得长足发展,在都市青春消费群众中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
文化的产业化,给文化带来了双重改变:一种是文化定位的变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承担着思想启蒙和现代教育的职能,从新文学到革命文学,文学都不只是简单的消费品,而是革命政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文化生产机制的转变,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文化生产和消费体系。而文化产业化之后,文化一方面从一种强调思想和政治性的产品变成了更加娱乐化的大众文艺商品,另一方面文化的生产和组织方式也以民营公司和市场导向为主,这种文化市场化的生产方式,吻合于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改革的主流逻辑,使得文化领域的节奏与社会经济领域更加合拍。
可见,文化具有的双重属性,一是商业和经济属性。文化作品要迎合消费者和市场的需求,正如网络文学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生产模式,作家变成了写手,完全依靠读者的点击量获得收益,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淘汰。二是大众文化带有清晰的意识形态属性,对内发挥着主流价值观的功能,帮助人们适应市场化的生活节奏和秩序,对外承担着塑造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功能。
市场化之后的文艺
对当下的文艺形态来说,市场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文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这并非让文艺不要市场化,而是如何管理市场化之后的文艺问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文艺生产和管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市场经济下,文化产业成为文化生产的主导逻辑,相比其他领域的市场化,不同文化行业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电影、电视剧行业基本上完全市场化,以民营资本为主;二是广电、出版行业表面上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资本不被允许成立出版社、电视台等,但电视节目生产已经完全民营化,而图书市场也有隐形的民营公司介入;三是网络等新媒体则完全是民营化的。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不要沾满了铜臭气”。确实,近几年文艺突然成为资本热衷追逐的对象,如当代艺术领域投资已经热了十多年了。与这种市场投资的热潮相比,文艺还有另外一幅面孔,就是穷酸气。
在80年代当一个文学青年、文艺青年,意味着一种成功,而如今意味着是一个半失业的穷人。就像电影《心花路放》中所讲述的,一个不太成功的流浪歌手,他挚爱的妻子跟着高富帅跑了,怎么办?他就去大理旅游了,一路上又遭遇一系列的挫折,最后他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不光文艺工作者,凡是从事脑力劳动或精神劳动的人,这些年都有被穷酸化的感觉。
如果说80年代“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生产代表着一种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交换价值,那么新世纪以来包括文艺生产在内的知识生产的贬值化,恰好发生在文化产业化和文化资本化的时代,一边是土豪、大资本收藏文艺作品、投资文化产业,另一边是大量的文艺生产者迅速底层化。
有主体性的中国文化价值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成为一种可见的事实,国家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试图塑造一种有中国主体性的文化价值观表述。在社会阶层分化比较清晰的时代,有主体性的中国文化能否凝聚各个社会阶层的共识是一个大问题。
近代以来,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以及让人们过上现代化的文明生活,是最核心的任务。这就决定了一系列基本的指标,政治上人人平等以及大众民主或人民民主的理念;经济上市场化的、商品化的、货币化的交换关系;文化上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或现代工业文明的形态,这是一种与封建制、奴隶制有着根本区别的现代生活方式。 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中国要不要现代化、如何现代化,而是中国已经完成了基本的现代化之后怎么办?我们都知道,现代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进步和毁灭一样多,马克思就清晰地闡释过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进步以及这种进步的代价,其中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最为沉重。社会代价在于现代制度的发展会形成不平等、不均衡的现实,环境代价就更清晰了,如雾霾天等。基于此,中国未来应该以新的主体性来反思现代文明制度,走可持续、可均衡发展的道路。
这种主体性的文化价值,也是一种理解中国的过去和历史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如果把中国历史区分为古代、现代和当代的,那么这3个阶段不是彼此冲突的,而是当下中国的不同传统,就像中国既有悠久的古代文明的传统,也有在落后就要挨打的过程中奋起反抗的新文化传统,以及追求平等、强调普通人的文化权利以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传统,这些传统都是塑造中华民族历史品格和现代气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中国传统也一样重要,如何在新的电影体制下拍出有中国主体的故事。
中国作为第二大电影市场的现实,也改变了既有的国际电影市场的格局。这些年,好莱坞已经开始主动要为中国市场制作电影——这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将是更大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机遇,因为中国电影人应该比好莱坞更理解中国观众的想法。这就需要用更加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来征服中国观众和世界观众。
海外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开始用新丝绸之路来构建自己的世界图景。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500年来的历史和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和改变。
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近些年才提出的新问题。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就处在能否与国际接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焦虑中。与政府机构到国外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不同,当下的“文化走出去”主要是一种文化产业输出和文化贸易输出。如果说文化交流是一种单向度的、一厢情愿的宣传,那么文化产业则是一种市场化的文化贸易战。
以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中的乏力,可以看出中国文化自身的国际化程度不高。这也正是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的初衷所在。这既有自身的原因,又带有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困境。其中,最核心原因有三个:一是缺乏稳定的文化价值观,二是商业模式不成熟,三是美国文化的强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有产业输出的意识和国家扶持的自觉。
首先,确立文化产业输出的意识。进入后工业社会,文化从一种社会政治的附属品,越来越变成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文化产品生产也依赖于相对完备的文化工业系统。好莱坞电影不仅有效地传递了美国的价值观,也在美国海外出口产值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航空业)。
由于中国经济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议题和中国题材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关注的热点,这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中国文化工业能否生产出海外市场接受和认可的文化产品,需要在产品研发和设计环节就考虑海外市场的文化消费心理,当然,这不意味着投合国外文化的偏见,用自我东方化的故事迎合西方观众的中国想象,而是用积极的中国形象培育中国文化的国际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不仅西方的精英阶层,就是普通人也开始关注、关心中国,这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是有利的,关键是中国人能否有文化自觉地创作出中国主体的故事。
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电影产业促进法》,这是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专门法律,不仅有利于促进电影产业、电影管理的法制化,对其他文化领域也有示范效应——据悉《文化产业促进法》也在起草之中。
这些年,国家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各级地方政府多把文化创意项目作为城市转型升级的抓手。人们认识到,文化不只是软实力,也需要价值表述上的硬道理和产业形态上的硬实力。
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
中国把文化作为“产业”来发展,不过十几年的历史,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依然延续50到70年代的观念,把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向标。当时的文化艺术,确实充当着为改革开放扫除合法性障碍的功能,如文学上的伤痕写作、历史文化反思运动等,都为商品化、市场化的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国家也开始允许文化事业单位从事经营活动,如1978年财政部允许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業化管理”。
90年代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这改变了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主流文化从意识形态思想论争,变成了消费性、娱乐化的大众文化。文学、电影这些一度具有大众性的文艺样式,逐渐被边缘化为精英文化、小众文化。而国营文化企事业单位也像其他国营企业一样面临着生存危机,比如国营电影制片厂全面亏损,电影票房持续下滑。1995年全国总票房跌破10亿元。
新世纪之初中国加入WTO,文化产业开始成为国家推动发展的新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影进入产业化改革的快车道,彻底改变了90年代在计划体制内部改革的思路,从电影公司化生产和电影院线制放映两个层面向民营资本全面开放,政府只承担电影审查和行业管理,不再参与具体的电影制作。中国电影票房进入跨越式增长的阶段,全国总票房从2002年的9亿元一路飙升为2015年的440亿元,并于201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电脑动漫等依托互联网媒介的新兴文化产业也取得长足发展,在都市青春消费群众中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
文化的产业化,给文化带来了双重改变:一种是文化定位的变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承担着思想启蒙和现代教育的职能,从新文学到革命文学,文学都不只是简单的消费品,而是革命政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文化生产机制的转变,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文化生产和消费体系。而文化产业化之后,文化一方面从一种强调思想和政治性的产品变成了更加娱乐化的大众文艺商品,另一方面文化的生产和组织方式也以民营公司和市场导向为主,这种文化市场化的生产方式,吻合于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改革的主流逻辑,使得文化领域的节奏与社会经济领域更加合拍。
可见,文化具有的双重属性,一是商业和经济属性。文化作品要迎合消费者和市场的需求,正如网络文学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生产模式,作家变成了写手,完全依靠读者的点击量获得收益,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淘汰。二是大众文化带有清晰的意识形态属性,对内发挥着主流价值观的功能,帮助人们适应市场化的生活节奏和秩序,对外承担着塑造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功能。
市场化之后的文艺
对当下的文艺形态来说,市场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文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这并非让文艺不要市场化,而是如何管理市场化之后的文艺问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文艺生产和管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市场经济下,文化产业成为文化生产的主导逻辑,相比其他领域的市场化,不同文化行业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电影、电视剧行业基本上完全市场化,以民营资本为主;二是广电、出版行业表面上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资本不被允许成立出版社、电视台等,但电视节目生产已经完全民营化,而图书市场也有隐形的民营公司介入;三是网络等新媒体则完全是民营化的。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不要沾满了铜臭气”。确实,近几年文艺突然成为资本热衷追逐的对象,如当代艺术领域投资已经热了十多年了。与这种市场投资的热潮相比,文艺还有另外一幅面孔,就是穷酸气。
在80年代当一个文学青年、文艺青年,意味着一种成功,而如今意味着是一个半失业的穷人。就像电影《心花路放》中所讲述的,一个不太成功的流浪歌手,他挚爱的妻子跟着高富帅跑了,怎么办?他就去大理旅游了,一路上又遭遇一系列的挫折,最后他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不光文艺工作者,凡是从事脑力劳动或精神劳动的人,这些年都有被穷酸化的感觉。
如果说80年代“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生产代表着一种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交换价值,那么新世纪以来包括文艺生产在内的知识生产的贬值化,恰好发生在文化产业化和文化资本化的时代,一边是土豪、大资本收藏文艺作品、投资文化产业,另一边是大量的文艺生产者迅速底层化。
有主体性的中国文化价值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成为一种可见的事实,国家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试图塑造一种有中国主体性的文化价值观表述。在社会阶层分化比较清晰的时代,有主体性的中国文化能否凝聚各个社会阶层的共识是一个大问题。
近代以来,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以及让人们过上现代化的文明生活,是最核心的任务。这就决定了一系列基本的指标,政治上人人平等以及大众民主或人民民主的理念;经济上市场化的、商品化的、货币化的交换关系;文化上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或现代工业文明的形态,这是一种与封建制、奴隶制有着根本区别的现代生活方式。 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中国要不要现代化、如何现代化,而是中国已经完成了基本的现代化之后怎么办?我们都知道,现代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进步和毁灭一样多,马克思就清晰地闡释过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进步以及这种进步的代价,其中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最为沉重。社会代价在于现代制度的发展会形成不平等、不均衡的现实,环境代价就更清晰了,如雾霾天等。基于此,中国未来应该以新的主体性来反思现代文明制度,走可持续、可均衡发展的道路。
这种主体性的文化价值,也是一种理解中国的过去和历史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如果把中国历史区分为古代、现代和当代的,那么这3个阶段不是彼此冲突的,而是当下中国的不同传统,就像中国既有悠久的古代文明的传统,也有在落后就要挨打的过程中奋起反抗的新文化传统,以及追求平等、强调普通人的文化权利以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传统,这些传统都是塑造中华民族历史品格和现代气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中国传统也一样重要,如何在新的电影体制下拍出有中国主体的故事。
中国作为第二大电影市场的现实,也改变了既有的国际电影市场的格局。这些年,好莱坞已经开始主动要为中国市场制作电影——这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将是更大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机遇,因为中国电影人应该比好莱坞更理解中国观众的想法。这就需要用更加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来征服中国观众和世界观众。
海外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开始用新丝绸之路来构建自己的世界图景。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500年来的历史和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和改变。
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近些年才提出的新问题。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就处在能否与国际接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焦虑中。与政府机构到国外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不同,当下的“文化走出去”主要是一种文化产业输出和文化贸易输出。如果说文化交流是一种单向度的、一厢情愿的宣传,那么文化产业则是一种市场化的文化贸易战。
以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中的乏力,可以看出中国文化自身的国际化程度不高。这也正是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的初衷所在。这既有自身的原因,又带有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困境。其中,最核心原因有三个:一是缺乏稳定的文化价值观,二是商业模式不成熟,三是美国文化的强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有产业输出的意识和国家扶持的自觉。
首先,确立文化产业输出的意识。进入后工业社会,文化从一种社会政治的附属品,越来越变成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文化产品生产也依赖于相对完备的文化工业系统。好莱坞电影不仅有效地传递了美国的价值观,也在美国海外出口产值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航空业)。
由于中国经济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议题和中国题材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关注的热点,这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中国文化工业能否生产出海外市场接受和认可的文化产品,需要在产品研发和设计环节就考虑海外市场的文化消费心理,当然,这不意味着投合国外文化的偏见,用自我东方化的故事迎合西方观众的中国想象,而是用积极的中国形象培育中国文化的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