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莫三岁时，已有两条长辫子的我，被家人领到小巷口的理发店刮了光头。后来，长出了头发，扎成了两个小刷子，我们叫小抓抓。那时候，开始流行发卡和花绸子，逢年过节，小女孩们一定要在头上戴一个鲜艳的发卡或是扎几朵绸子，那节日才隆重啊。
　　发卡多是大一点的孩子自己做的，用个塑料或者什么软的东西，捆绑成半圆，然后用色彩鲜艳的毛线密密地缠上一圈又一圈，两头用黑胶带一粘，漂亮的发卡就做成了。堂姐们用桃红色毛线缠出来的一个发卡，我戴在有两个小刷子的脑袋上非常好看。可是，有一天，我见到了小我两岁的堂妹的发卡。她的乌黑的短发上，戴一根橘色塑料发卡，发着柔和细腻的亮光，发卡上桃红色的绸子扎了一朵大花，映衬着她的小圆脸灿烂极了。在她的花绸子发卡面前，我的自制发卡黯然失色，我想要她那样的发卡，她答应让我戴一会儿，就一小会儿，可能也就戴了三分钟就又还给了她。有天，在县城博物馆工作的爸爸请同事摄影师来家里给我们照相，堂妹也来拍照了，她头上顶着那朵桃红绸子发卡，我商量说能不能让我戴上，她答应了。我站在父母身边，他们抱着刚刚半岁的弟弟，在夹竹桃前，我顶上了那朵桃红绸子笑呵呵的。
　　这张照片后来一直在父母家写字台的玻璃板底下压着。
　　上了小学，我又长成了长辫子。有一年过春节，我穿上了叔叔从上海寄来的新衣服，扎了两根高高的羊角辫，但是羊角辫上缺两根绸子。我用压岁钱去小城的百货公司买了两条，焦黄色，上面是小鹿的图案，终于顶上了两朵绸子，但是，颜色有些黯淡，不是我想要的鲜艳的粉色，带金边儿的那种。在扎羊角辫的年月里，我始终没有这种颜色鲜艳的绸子，就像缺少洋娃娃般的忧伤一样。
　　端午节前，某个晚上，姥姥又把她的那包袱儿拿出来了，每次她一提出那个包袱儿，我马上停止玩耍，趴在跟前，看那里面都有什么，那包袱是一块苹果绿的布，已经有些发旧了。其实除了一些针头线脑，里面装着一块块的碎布頭。姥姥拿出这些碎布头，给我缝制香苞儿。她一边儿挑拣着，想选块颜色鲜艳的，可是找不到，念叨着若有一块绸缎最好不过了，挑来挑去，也还是没有。后来，找到一块黄色小碎花的布，飞针走线不一会儿做成一个香苞儿，里面塞进早已晾干的艾草，两边坠了红毛线的流苏。一根长的红毛线拴着可以挂在脖颈上，戴上这个香苞儿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左邻右舍的女孩子们都带，互相凑在一起比一比各自的香苞儿都有什么不同。
　　每年的端午节，公园里人摩肩接踵，更多时候是人看人。天气热，大姑娘小媳妇女孩儿穿起了花裙子，裙子的扣子上缠一个香苞儿，或者挂到脖颈上，缀在身上各式各样的香苞儿，在杨柳吹过的风里如花影一般晃动着。调皮的娃娃们叼着根冰棒挤在花花绿绿的人群里乱窜，乡下的女人们扯着尖嗓子喊娃娃的声音穿过人群，湖上泛起一个个的船儿，节日的热闹气就如那船桨荡起的水花儿一圈又一圈地散开了。
　　而小城的街上，有个挑着货担卖香苞的老婆婆，穿着黑布的衣裤，裤腿用布缠起来，黑色的浅口布鞋，黑色的布帽，城里人都喊她王奶奶。王奶奶平时在影剧院门口摆个干果摊子，每到了端午节前，她就挑着她的货担出来，那上面拴满了璀璨夺目的香苞儿，那些香苞儿，都是王奶奶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每个就二三元钱。王奶奶的香苞儿一年比一年做得好看，她把商店里卖的亮片儿，还有小珠子都用上了，有十二生肖，有灯笼，也有飞禽走兽 。她总在最热闹的南街上停下来，媳妇姑娘们就会围着货担子，挑挑选选。王奶奶身子很硬朗，八十多岁的时候，每到了端午节还能在小城的街头看到她的香苞儿货担。后来，王奶奶去世了，那香苞儿的货担也见不到了。
　　等到了上小学的时候，也有邻居做的香苞儿送来，街上也有了卖香苞儿的。和我一条街上住的一个男同学，他的母亲擅长绣花，有年端午节快到的时候，他偷出他妈妈的丝线到学校里，我们在课间缠香苞儿，他母亲的绣花线闪闪发亮，色彩缤纷，有很多种是变色的，一段一种颜色。我们把纸折成很硬的立体菱形，缠上五彩的丝线，然后缀上丝线流苏，那彩色的丝线使香苞儿很是艳丽，而那个男生，他缠出来的每一个都色彩搭配的出人意料，后来，他送给我一个大大的香苞儿，我也要了他的一大把丝线，不知道他妈妈后来揍他没有。
　　现在，小城里有卖香苞儿的饰品店，可是，每到端午节，早已经没有姑娘媳妇孩子们戴香苞儿了。它们成了挂在家里的装饰，真让人感叹。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