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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对陈独秀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对辛亥革命成败经验教训的回味、思索，一直是陈独秀思考近代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和参考系。因此，研究陈独秀关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其纷繁复杂的思想认识。学界关于“陈独秀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以往多侧重于探讨陈独秀是否参加了辛亥革命，以及他在辛亥革命中发挥多大的作用等方面，而对于陈独秀是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问题则鲜见研究，本文拟就此略加探讨。
辛亥革命性质与地位评说
一般而言，辛亥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辛亥革命是指从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到1913年“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为止的革命活动；而狭义的辛亥革命特指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陈独秀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主要是就其广义而言的。对于这场长达十数年的革命运动如何定性，乃是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不容回避的问题，这关系到要不要继续进行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的重大问题。经过一番艰苦思索，陈独秀终于对辛亥革命得出了较为科学的认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反对袁世凯独裁专政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一度过着清苦的生活，甚至“静待饿死”，意志也比较消沉，自以为“堕落不堪”。但是每当想起赵伯先、杨笃生、吴梦侠、陈星台等革命先烈们“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有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不惜自戕以励薄俗”时，他就深感“愧对亡友”。于是，陈独秀在苦苦的沉思中探寻着新的革命出路，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于是发动了新文化运动。遗憾的是，在此期间，陈独秀并没有从革命性质的高度去考量辛亥革命，也没有对辛亥革命的性质进行全面的总结。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开始注意到对辛亥革命的定性问题，并着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进行思考。到国民革命运动正式爆发前夕，他对这一问题已有了明确的认识。陈独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有了17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遭到“封建派压迫”后，“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制剧烈的开始表现”，并且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因此，“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同时，他又敏锐地觉察到辛亥革命与“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不同的，它“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实质上是反帝反封建的。陈独秀指出，革命党人的理论为“由推倒满清而革新自强，由革新自强而挽回权利”，因此，“辛亥革命，在实质上，是对内推翻满清统治，对外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总之是建设民族独立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与革命性质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结果。若认为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则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要么就要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若认为是失败的，则还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以实现国家独立富强。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满族的统治，丝毫没有侵犯到帝国主义在华的权利，因此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问题之一：国家独立与统一”，因而，它主要是失败的，“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由此可见，陈独秀对辛亥革命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它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这也是数十年来官方和学界对辛亥革命结果分析中的主流观点。此外，陈独秀还将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政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又“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称帝，清帝复辟，南北战争等不断灾难的后果”。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对因革命失败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深有体会。面对革命失败后国家的残败局势，他痛心地指出，“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可见，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外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瓜分，内没有实现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人民“仍然是帝政底下的奴隶，并不是共和政治底下的自由民”。更为糟糕的是，一方面“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另一方面“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又由于辛亥革命采取“单调的军事行动”，革命宣传不到位，因此原本“参加革命的军队”便没有革命觉悟，于是“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客观地说，把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军阀混战局面的形成，都归结于辛亥革命，确有不妥之处，但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了辛亥革命在打破旧有秩序之后并没有建立起新秩序，于是使得国家陷入更为混乱不堪的局面，这种认识却有其合理之处，即便对于我们今天的辛亥革命研究也不无借鉴意义。
辛亥革命失败原因考究
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继续思索着如何将革命继续推进，最终得出了进行思想革命乃最迫切任务的结论，于是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发起新文化运动，说明陈独秀较之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志士来说，更进了一步，但他依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立场，因而也就不可能深刻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关键原因。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着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思考中国的革命问题，而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及教训的系统总结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的重要目标，即实现完全的共和政治，最终是流产了，究其原因，陈独秀从革命派和国民两个方面做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产底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底毅力和远见，基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至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底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着了自由，共和政治哪有不流产的道理。”由此可见，陈独秀看到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妥协，以及由于革命宣传的不到位导致的群众基础缺乏。此后，他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也主要基于这种理解。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因素固然众多，但根本原因则在资产阶级身上。陈独秀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是“幼稚”的，“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觉悟与革命的需要”，因此，他们的目光异常短浅，“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于是，当革命欲继续深入发展之时，他们便出现了“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
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在“努力及其政策上”，“有三个重大的错误”：
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排满”的口号，只能“煽动感情”而没有“拿住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即“对外收回利权（矿山、铁路等）”，“对内反对中央官有企业（浙路、川路等）”。因为“感情是一件浮动不能固定的东西”，所以，革命党“把革命运动建立在这浮动不能固定的条件上面”，自然会失败。他进一步指出，正因为革命党人“专事感情的排满运动”，导致“当时只有排满的呼声占领了全社会”，因此“‘满清倒而革命运动即应停止’，在当时民众心理上，竟成了一个合理的逻辑”。于是，他感叹道：“中国革命运动，正是被这合理的逻辑葬送了，也就是被那些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葬送了！”
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在没有进行“相当的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基础上的军事行动是“贸然”进行的，“即令军事上占得胜利，也断然没有成就革命事业的可能”。正因为缺乏民众的宣传，所以“军队的力量，和民众的力量不生关系”，革命也就“不能得着民众的了解及军事上、建设上的援助”。这乃是辛亥革命“没有社会的基础”，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所在。另外，革命党人“只专力军事行动而不注意党的训练”，也是促使革命归于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由于同盟会内部成员政见上的差异，乃有“左右派的痕迹”。右派以推倒清王朝的统治为终极目标，而左派却要实现“三民主义革命的理想”。清帝宣布退位后，右派“遂渐渐表示妥协的倾向”。经过妥协，“不但革命运动停止了，连一个革命的党也消灭了”。显然，这些妥协主要是由右派引起的，而“左派诸领袖，为什么也尽量容纳右派的主张，与之合作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左派对于右派的妥协也使得革命被葬送了。
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吸取
以毕生精力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陈独秀，在不同的革命时期，总要或多或少地提到辛亥革命。这一方面因为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陈独秀是一位善于吸取经验教训的革命志士。对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也正是他这一优秀革命品质的生动体现。
纵观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大体上可分为3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二次革命”失败到新文化运动前期；第二时期为五四运动一直到整个大革命时期；第三时期为抗日战争时期。在不同时期，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进行总结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苦苦思索，得出了“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的结论。而“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于是便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了《青年杂志》（到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而在近代中国应运而生。这一时期，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主要基于感性认识，即认为共和政治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国民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这种理解又未免过于偏狭了。
到第二时期，陈独秀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辛亥革命问题，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更为全面和科学的总结。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不是就辛亥革命而谈辛亥革命，而是用过去的教训为现实的斗争服务。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使他从辛亥革命中吸取了一个重要教训，即必须争取广大民众。这也使得他在革命实践中更加注重民众问题。正因为要关注民众，因而在革命口号的选取上，一定要体现民众的最深切要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渴望国家独立、自由和富强，因而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就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而后，又进行了广泛宣传。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对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该如何工作，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决策层主张：“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的真面目。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三、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第一点和第三点主要就党性而言，即要表露共产党人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团结一致的态度；第二点和第四点，则很明显是就辛亥革命中国民党错误的革命方法和妥协倾向而提出的。
国民革命是国共合作领导的，但打的却是国民党的旗号，因而对于国民党前期奋斗的历史进行总结以吸取教训，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辛亥革命进行全面而深入总结的原因所在。大革命时期，诸如进行广泛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最大限度地动员工人、农民、学生等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进行革命，及时鞭笞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倾向等等，这些都是对于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吸取。
第三时期，陈独秀从动员和宣传抗战的角度出发，主要基于“抗日与革命的关系”方面，阐述了抗日战争与辛亥革命的一脉相承性，希望抗战要吸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彻底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时代之开幕”，“也是企图步武欧美，建立一个近代国家；虽然成立了民国，产生了宪法与国会，民族工业也开始萌芽，然以国外及国内巨大的阻力，所谓民主革命任务，并未真实地完成，因此乃有1925—1927的第二次革命和此次抗日战争”，于是“此次抗日战争，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完成”。依陈独秀看来，抗日战争乃是辛亥革命开启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延续。另外，他又指出，“由辛亥革命而五四运动，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而抗日战争，是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时代之各个事变。在各个事变中，虽有参加社会势力广度之不同，运动要求的深度之不同，而民主革命的时代性，并没有根本的差别”。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对于抗日战争的意义凸显重大。
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孙中山曾经感慨道：“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一般党人都不感兴趣”，“他们以为革命就是排满，排满就是革命”，满清倒了，革命业已成功，就不需要谈什么主义了。将革命等同于排满，实属荒谬，但这却是辛亥革命时期存在的事实。“排满”虽然有极强的鼓动性，但是它与民族独立富强的革命目标却大相径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以抗日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号召，也同样有着极强的鼓动性，因此，陈独秀指出：“切切不可忘了孙先生的教训，我们要认识中国的革命还未完成，我们不要使政治工作落在军事后面，我们不要以为抗日就是革命，我们要深切地认识抗日战争之目的，是在必须首先排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够建设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以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之任务！”
从现有陈独秀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来看，他对辛亥革命的基本态度应该说是以一贯之的，即把辛亥革命作为流产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代名词，并以此作为思考革命发展的逻辑起点。在陈独秀看来，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运动、抗日战争等都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斗争都是为了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而进行的。另外，我们也不难发现陈独秀所具有的那种惯于以失败的教训为教材，引导革命继续前进的优秀革命品质。我们不妨聆听一下他论说辛亥革命的一句肺腑之言：“辛亥革命失败了，继续辛亥的革命运动仍然是失败了，我们对于这些过去失败的回顾，是十分痛楚的回顾！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痛楚的回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辛亥革命性质与地位评说
一般而言，辛亥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辛亥革命是指从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到1913年“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为止的革命活动；而狭义的辛亥革命特指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陈独秀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主要是就其广义而言的。对于这场长达十数年的革命运动如何定性，乃是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不容回避的问题，这关系到要不要继续进行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的重大问题。经过一番艰苦思索，陈独秀终于对辛亥革命得出了较为科学的认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反对袁世凯独裁专政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一度过着清苦的生活，甚至“静待饿死”，意志也比较消沉，自以为“堕落不堪”。但是每当想起赵伯先、杨笃生、吴梦侠、陈星台等革命先烈们“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有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不惜自戕以励薄俗”时，他就深感“愧对亡友”。于是，陈独秀在苦苦的沉思中探寻着新的革命出路，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于是发动了新文化运动。遗憾的是，在此期间，陈独秀并没有从革命性质的高度去考量辛亥革命，也没有对辛亥革命的性质进行全面的总结。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开始注意到对辛亥革命的定性问题，并着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进行思考。到国民革命运动正式爆发前夕，他对这一问题已有了明确的认识。陈独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有了17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遭到“封建派压迫”后，“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制剧烈的开始表现”，并且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因此，“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同时，他又敏锐地觉察到辛亥革命与“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不同的，它“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实质上是反帝反封建的。陈独秀指出，革命党人的理论为“由推倒满清而革新自强，由革新自强而挽回权利”，因此，“辛亥革命，在实质上，是对内推翻满清统治，对外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总之是建设民族独立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与革命性质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结果。若认为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则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要么就要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若认为是失败的，则还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以实现国家独立富强。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满族的统治，丝毫没有侵犯到帝国主义在华的权利，因此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问题之一：国家独立与统一”，因而，它主要是失败的，“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由此可见，陈独秀对辛亥革命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它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这也是数十年来官方和学界对辛亥革命结果分析中的主流观点。此外，陈独秀还将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政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又“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称帝，清帝复辟，南北战争等不断灾难的后果”。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对因革命失败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深有体会。面对革命失败后国家的残败局势，他痛心地指出，“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可见，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外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瓜分，内没有实现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人民“仍然是帝政底下的奴隶，并不是共和政治底下的自由民”。更为糟糕的是，一方面“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另一方面“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又由于辛亥革命采取“单调的军事行动”，革命宣传不到位，因此原本“参加革命的军队”便没有革命觉悟，于是“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客观地说，把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军阀混战局面的形成，都归结于辛亥革命，确有不妥之处，但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了辛亥革命在打破旧有秩序之后并没有建立起新秩序，于是使得国家陷入更为混乱不堪的局面，这种认识却有其合理之处，即便对于我们今天的辛亥革命研究也不无借鉴意义。
辛亥革命失败原因考究
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继续思索着如何将革命继续推进，最终得出了进行思想革命乃最迫切任务的结论，于是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发起新文化运动，说明陈独秀较之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志士来说，更进了一步，但他依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立场，因而也就不可能深刻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关键原因。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着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思考中国的革命问题，而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及教训的系统总结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的重要目标，即实现完全的共和政治，最终是流产了，究其原因，陈独秀从革命派和国民两个方面做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产底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底毅力和远见，基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至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底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着了自由，共和政治哪有不流产的道理。”由此可见，陈独秀看到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妥协，以及由于革命宣传的不到位导致的群众基础缺乏。此后，他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也主要基于这种理解。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因素固然众多，但根本原因则在资产阶级身上。陈独秀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是“幼稚”的，“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觉悟与革命的需要”，因此，他们的目光异常短浅，“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于是，当革命欲继续深入发展之时，他们便出现了“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
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在“努力及其政策上”，“有三个重大的错误”：
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排满”的口号，只能“煽动感情”而没有“拿住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即“对外收回利权（矿山、铁路等）”，“对内反对中央官有企业（浙路、川路等）”。因为“感情是一件浮动不能固定的东西”，所以，革命党“把革命运动建立在这浮动不能固定的条件上面”，自然会失败。他进一步指出，正因为革命党人“专事感情的排满运动”，导致“当时只有排满的呼声占领了全社会”，因此“‘满清倒而革命运动即应停止’，在当时民众心理上，竟成了一个合理的逻辑”。于是，他感叹道：“中国革命运动，正是被这合理的逻辑葬送了，也就是被那些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葬送了！”
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在没有进行“相当的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基础上的军事行动是“贸然”进行的，“即令军事上占得胜利，也断然没有成就革命事业的可能”。正因为缺乏民众的宣传，所以“军队的力量，和民众的力量不生关系”，革命也就“不能得着民众的了解及军事上、建设上的援助”。这乃是辛亥革命“没有社会的基础”，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所在。另外，革命党人“只专力军事行动而不注意党的训练”，也是促使革命归于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由于同盟会内部成员政见上的差异，乃有“左右派的痕迹”。右派以推倒清王朝的统治为终极目标，而左派却要实现“三民主义革命的理想”。清帝宣布退位后，右派“遂渐渐表示妥协的倾向”。经过妥协，“不但革命运动停止了，连一个革命的党也消灭了”。显然，这些妥协主要是由右派引起的，而“左派诸领袖，为什么也尽量容纳右派的主张，与之合作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左派对于右派的妥协也使得革命被葬送了。
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吸取
以毕生精力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陈独秀，在不同的革命时期，总要或多或少地提到辛亥革命。这一方面因为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陈独秀是一位善于吸取经验教训的革命志士。对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也正是他这一优秀革命品质的生动体现。
纵观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大体上可分为3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二次革命”失败到新文化运动前期；第二时期为五四运动一直到整个大革命时期；第三时期为抗日战争时期。在不同时期，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进行总结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苦苦思索，得出了“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的结论。而“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于是便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了《青年杂志》（到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而在近代中国应运而生。这一时期，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主要基于感性认识，即认为共和政治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国民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这种理解又未免过于偏狭了。
到第二时期，陈独秀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辛亥革命问题，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更为全面和科学的总结。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不是就辛亥革命而谈辛亥革命，而是用过去的教训为现实的斗争服务。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使他从辛亥革命中吸取了一个重要教训，即必须争取广大民众。这也使得他在革命实践中更加注重民众问题。正因为要关注民众，因而在革命口号的选取上，一定要体现民众的最深切要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渴望国家独立、自由和富强，因而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就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而后，又进行了广泛宣传。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对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该如何工作，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决策层主张：“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的真面目。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三、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第一点和第三点主要就党性而言，即要表露共产党人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团结一致的态度；第二点和第四点，则很明显是就辛亥革命中国民党错误的革命方法和妥协倾向而提出的。
国民革命是国共合作领导的，但打的却是国民党的旗号，因而对于国民党前期奋斗的历史进行总结以吸取教训，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辛亥革命进行全面而深入总结的原因所在。大革命时期，诸如进行广泛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最大限度地动员工人、农民、学生等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进行革命，及时鞭笞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倾向等等，这些都是对于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吸取。
第三时期，陈独秀从动员和宣传抗战的角度出发，主要基于“抗日与革命的关系”方面，阐述了抗日战争与辛亥革命的一脉相承性，希望抗战要吸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彻底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时代之开幕”，“也是企图步武欧美，建立一个近代国家；虽然成立了民国，产生了宪法与国会，民族工业也开始萌芽，然以国外及国内巨大的阻力，所谓民主革命任务，并未真实地完成，因此乃有1925—1927的第二次革命和此次抗日战争”，于是“此次抗日战争，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完成”。依陈独秀看来，抗日战争乃是辛亥革命开启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延续。另外，他又指出，“由辛亥革命而五四运动，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而抗日战争，是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时代之各个事变。在各个事变中，虽有参加社会势力广度之不同，运动要求的深度之不同，而民主革命的时代性，并没有根本的差别”。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对于抗日战争的意义凸显重大。
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孙中山曾经感慨道：“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一般党人都不感兴趣”，“他们以为革命就是排满，排满就是革命”，满清倒了，革命业已成功，就不需要谈什么主义了。将革命等同于排满，实属荒谬，但这却是辛亥革命时期存在的事实。“排满”虽然有极强的鼓动性，但是它与民族独立富强的革命目标却大相径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以抗日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号召，也同样有着极强的鼓动性，因此，陈独秀指出：“切切不可忘了孙先生的教训，我们要认识中国的革命还未完成，我们不要使政治工作落在军事后面，我们不要以为抗日就是革命，我们要深切地认识抗日战争之目的，是在必须首先排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够建设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以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之任务！”
从现有陈独秀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来看，他对辛亥革命的基本态度应该说是以一贯之的，即把辛亥革命作为流产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代名词，并以此作为思考革命发展的逻辑起点。在陈独秀看来，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运动、抗日战争等都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斗争都是为了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而进行的。另外，我们也不难发现陈独秀所具有的那种惯于以失败的教训为教材，引导革命继续前进的优秀革命品质。我们不妨聆听一下他论说辛亥革命的一句肺腑之言：“辛亥革命失败了，继续辛亥的革命运动仍然是失败了，我们对于这些过去失败的回顾，是十分痛楚的回顾！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痛楚的回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