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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青海海西地区发现一系列与佛教有关的遗存，主要包括摩崖造像、石刻文字、遗址以及舍利容器、石狮、象等随葬器物。论者多认为这些考古遗存和遗物与吐蕃时期海西地区的佛教发展有密切关系。但与佛教在吐蕃本土的发展轨迹相类似，这一时期佛教在海西地区的影响范围和深度非常有限，包括苯教在内的其他宗教教信仰仍与佛教信仰并行发展。
关键词：考古遗存;青海海西;吐谷浑;吐蕃;佛教
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55—797）及其后继者赤德松赞（798—815）时期大力发展佛教，兴建了吐蕃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寺院—桑耶寺。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前后两次发布兴佛诏书，颁布“三户养僧制”，命令全体臣工发誓“世世代代永不放弃佛法”①，使佛教在吐蕃本土及本土以外的占领区迅速发展壮大②，其中就包括位于吐蕃本土北部的吐谷浑故地，即今青海海西地区。
1 考古所见吐蕃时期海西佛教遗存
唐龙朔三年（663）吐蕃灭吐谷浑，谷浑故地多为吐蕃所有。近年来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以柴达木盆地东南缘都兰为核心的青海湖以西地区正是这一时期吐蕃统治的核心地带，发现有大量与佛教有关遗存，论者多认为与这一时期佛教在海西的迅速发展和吐蕃的崇佛政策不无关系。海西地区发现的与佛教有关的遗存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1 摩崖造像
摩崖造像仅发现一处，位于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察汗乌苏河南岸露斯沟南侧高5米的崖面上。1982年，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为三尊并立的坐佛，肉髻、头光清晰可见，身穿窄袖偏衫（图1）。关于石刻内容和时代，有人认为属于三佛，年代在5世纪至6世纪上半叶③;有人认为属于密教系统造像，时代为公元663年吐蕃占领吐谷浑后④;有人认为三尊造像为吐蕃密教大日如来与二菩萨，时代不早于公元9世纪⑤。
1.2 石刻文字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有六块大小不同的石刻，其上刻有古藏文。过去由于未曾正式公布过这一资料。2017年，夏吾卡先经过实地考察，并走访当时收集这些石刻资料的同志后，确认这六块吐蕃时期石刻资料出自露斯沟摩崖石刻所在山脚下的一处遗址内。从刻文的书写方式及文法看，基本可以确定这批石刻年代为吐蕃时期，且从石刻本身所记“……之地，钦（琛）萨拉姆处，詹卡（勃阑伽）萨……，视此地为圣地，修筑佛塔”（图2）内容看应为佛教建筑石条构件。
1.3 考肖图遗址
考肖图遗址位于海西州都兰县香加乡考肖图沟内。1996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过去一直认为这是一处吐蕃时期的墓葬遗址。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里应该是“一座具有浓厚中亚风格的佛塔”，年代应该在8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①此外，在塔基周边的房址内还发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擦擦，有圆雕的塔擦擦（图3），也有圆形或椭圆形的佛像擦擦（图4），更进一步证明其佛教建筑遗址推论的正确性。
1.4 随葬器物中的佛教因素
考古发现与佛教相关或具有佛教因素的随葬器物主要包括镀金舍利容器②、石狮③、象、莲花纹④、迦陵频伽等。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前人未曾详细谈及的佛教瑞兽之一—象。2019年笔者在青海省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参观時，在一块出土于海西地区吐蕃时期的彩绘木棺板画中看到，以木板右边为起首，从右至左先用白色颜料为底色漆出五个壶形门，每个壶门内分别用不同的颜色画出五个首尾相连的大象。每头大象的造型和装饰都基本相同，作奔走状，象鼻前伸，象尾上扬⑤，脖颈处类似攀胸和尾部类似鞦带的绶带上皆缀以圆铃，攀胸与鞦带相交于象背鞍鞯之下，鞍鞯下垂至腹部用带扣固定，象背皆驮负一束腰覆仰莲座，座内托一圆球形宝珠⑥（图5）。仅就纹饰本身来看其属于佛教题材的瑞兽图像是毫无疑问的，但出现在盛殓尸体的木棺上，就不得不使我们对其图像性质的判定慎而又慎。
佛教初传中国时，由于人们对于佛教的认识还很浅薄，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全新宗教，往往会被时人带入墓葬中，用以借用其神性功能达到使死者灵魂得以飞升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这种圣像在刚一进入中国时就离开了它接受礼拜的圣殿而进入坟，如四川乐山麻浩和柿子湾东汉崖墓墓门上出现的佛像。但当人们对佛教教义及佛的神性功能有所了解后，佛像及佛教瑞兽就绝少出现在墓葬中了。因此，当敦煌西晋壁画砖墓中出现白象画像砖时，戴春阳先生关于其“带有佛教文化色彩”的定性解释遭到很多质疑。⑦
无独有偶，不久之后考古工作者在青海海西2018都兰一号大墓中先后发现了两个类似的象纹金饰片，饰片轻薄，其中一件金饰片为方形，边框内的象纹镂空錾刻成形，周边饰三叶卷草，象背上虽未表现出同样的仰莲座盛和圆形宝珠的组合，但仍然可以看到象背上中心呈花瓣三角星芒状的圆毯上刻画出的仰莲座（图6）。仰莲座内盛以圆形珠宝这种装饰纹样的出现一般都被认为是受佛教影响而形成的，在石窟壁画和墓葬中时常见到，其之所以会出现在墓葬中，与这一时期海西地区佛教的特殊性有关，下文中我们将详细论述。
2 吐蕃时期佛教在海西地区持续发展的动因和主要特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北部，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和节点。继吐谷浑之后的吐蕃时期佛教在这一地区持续发展，究其原因除了吐谷浑时期打下的良好基础外，主要原因在于吐蕃统治吐谷浑时期正是佛教在吐蕃本土迅速发展的时期，占领吐谷浑后吐蕃统治者将其佛教政策推行至吐谷浑境内，并得到吐谷浑王族的支持。①此外，海西地区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既成了中原汉地和河西汉僧进入吐蕃的必经之地，也是吐蕃和西域僧人进入汉地的必经之地，因此吐谷浑地区不但是吐蕃佛教弘传的重地，可能也是其向河西地区推进的前站，受到来自吐蕃和河西佛教的双重影响。②
在吐蕃统治海西之前，吐谷浑人是这里的主体民族。佛教虽在这一时期有了一定发展，逐渐形成崇佛氛围②，但“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③等原始巫术仍是吐谷浑人最主要的宗教信仰。这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可以得到印证，大量的杀生祭祀遗迹随处可见。吐蕃时期，海西地区佛教的发展在吐蕃王室和吐谷浑王室的双重推动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留下很多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存，上文已有所论述。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佛教在这一时期的海西地区有了长足发展，但非佛教的信仰仍然存在，与佛教信仰并存。 以上文列举的佛教遗址考肖图遗址为例，已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考肖图遗址中平面呈四出十字形的塔基应是“一座具有浓厚中亚风格的佛塔”建筑遗存，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佛教建筑中我们仍发现了明显的非佛教信仰的痕迹。考古工作者在塔基内发现了两件绘制符咒图的马头骨。马头骨额部正面有写满古藏文的同心圆图案，中心画一带枷锁人物（图7）。阿米·海勒对马头骨图案上的古藏文进行了释读，内容为“rta sri mnan”（镇伏马鬼）。大概是用这种形式的巫术来禳退、引走成了精怪的马匹，避免其伤害其他家畜，刻画的应是符咒图案。带枷锁的人物被称为linga（“灵嘎”或“灵卡”）④，用来指画有敌人样貌的纸片，是典型的巫术仪式用具⑤。
此外，2018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海西州都兰县察汗乌苏河北岸“2018血渭一号”大墓展开的发掘清理工作已经得到证实，墓主为吐蕃统治时期的吐谷浑小王，在其墓葬区同样发现了大量杀牲殉葬的现象。
3 结语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吐蕃时期海西佛教的最大特点是佛教信仰与非佛教信仰并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佛教与非佛教信仰并存的局面，一者与海西地区原有土著民族吐谷浑人原始宗教信仰的强大“惯性”不无关系;二者吐蕃统治者的强势入驻不仅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同样也带来了吐蕃原有宗教—苯教。也正是因为非佛教信仰在海西地区的深厚基础，使佛教传入海西地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佛教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地把佛教看作与其传统巫术信仰相类似的另一种宗教信仰，往往将佛教与传统的巫术信仰混同在一起，这也就可以解释上文提出的问题，也就是非常典型的佛教瑞兽—象的形象会出现在墓室装饰中的原因所在。
①巴卧·祖拉陈哇，黄灏.《贤者喜宴》摘译[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4）：45-46.
②林冠群.唐代吐蕃僧相官衔考[J].中国藏学，2014（3）：61.
③许新国.露斯沟摩崖石刻造像考[J].青海社会科学，1994（2）：78-83.
④前园实知雄.中国青海乌兰の仏塔—いわゆる希里溝瞭望台について[M].考古学に学ぶⅢ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リ-ズ，2007.
⑤席琳.吐蕃佛教石刻造像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1）：52-56.
①蔡林海.都兰县考肖图沟吐蕃时期遗址[M]//中国考古学会.中國考古学年鉴199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仝涛.丝绸之路上的疑似吐蕃佛塔基址—青海都兰考肖图遗址性质刍议[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7（2）：100-109.
②许新国.都兰热水血渭吐蕃大墓殉马坑出土舍利容器推定及相关问题[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1）：95-109.
③汤惠生.略说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石狮[J].考古，2003（12）：82-88.
④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乌兰县大南湾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02（12）：49-57.
⑤郭里木木棺板画中出现的动物形象绝大多数也是这样的造型。参见宋耀春.青海郭里木出土木棺板画数据统计与分析[J].藏学学刊，2013（1）：67.
⑥孙杰，索南吉，高斐.青海海西新发现彩绘木棺板画初步观察与研究[J].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18（00）：280-290.
⑦戴春阳.敦煌西晋画像砖中白象内涵辨析[J].敦煌研究，2011（2）：59-67.
①779年吐蕃桑耶寺兴佛证盟诏书和之后的《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中，吐谷浑王之名均居于众立誓人之首。参见巴卧·祖拉陈哇，黄颢.《贤者喜宴》摘译（九）[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4）：31-52.
②仝涛.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9（5）：140-151.
③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833.
④Samten Gyaltsen Karmay.Secret Visions of the Fifth Dalai Lama：the Gold Manuscript in the Fournier Collection[M].London：Serindia Publications，1988：2.
⑤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西藏的神灵和鬼怪[M].谢继胜，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431.
【作者简介】吕龙梅，女，甘肃民勤人，硕士，文博馆员，武威市雷台汉文化博物馆副馆长。
关键词：考古遗存;青海海西;吐谷浑;吐蕃;佛教
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55—797）及其后继者赤德松赞（798—815）时期大力发展佛教，兴建了吐蕃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寺院—桑耶寺。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前后两次发布兴佛诏书，颁布“三户养僧制”，命令全体臣工发誓“世世代代永不放弃佛法”①，使佛教在吐蕃本土及本土以外的占领区迅速发展壮大②，其中就包括位于吐蕃本土北部的吐谷浑故地，即今青海海西地区。
1 考古所见吐蕃时期海西佛教遗存
唐龙朔三年（663）吐蕃灭吐谷浑，谷浑故地多为吐蕃所有。近年来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以柴达木盆地东南缘都兰为核心的青海湖以西地区正是这一时期吐蕃统治的核心地带，发现有大量与佛教有关遗存，论者多认为与这一时期佛教在海西的迅速发展和吐蕃的崇佛政策不无关系。海西地区发现的与佛教有关的遗存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1 摩崖造像
摩崖造像仅发现一处，位于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察汗乌苏河南岸露斯沟南侧高5米的崖面上。1982年，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为三尊并立的坐佛，肉髻、头光清晰可见，身穿窄袖偏衫（图1）。关于石刻内容和时代，有人认为属于三佛，年代在5世纪至6世纪上半叶③;有人认为属于密教系统造像，时代为公元663年吐蕃占领吐谷浑后④;有人认为三尊造像为吐蕃密教大日如来与二菩萨，时代不早于公元9世纪⑤。
1.2 石刻文字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有六块大小不同的石刻，其上刻有古藏文。过去由于未曾正式公布过这一资料。2017年，夏吾卡先经过实地考察，并走访当时收集这些石刻资料的同志后，确认这六块吐蕃时期石刻资料出自露斯沟摩崖石刻所在山脚下的一处遗址内。从刻文的书写方式及文法看，基本可以确定这批石刻年代为吐蕃时期，且从石刻本身所记“……之地，钦（琛）萨拉姆处，詹卡（勃阑伽）萨……，视此地为圣地，修筑佛塔”（图2）内容看应为佛教建筑石条构件。
1.3 考肖图遗址
考肖图遗址位于海西州都兰县香加乡考肖图沟内。1996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过去一直认为这是一处吐蕃时期的墓葬遗址。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里应该是“一座具有浓厚中亚风格的佛塔”，年代应该在8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①此外，在塔基周边的房址内还发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擦擦，有圆雕的塔擦擦（图3），也有圆形或椭圆形的佛像擦擦（图4），更进一步证明其佛教建筑遗址推论的正确性。
1.4 随葬器物中的佛教因素
考古发现与佛教相关或具有佛教因素的随葬器物主要包括镀金舍利容器②、石狮③、象、莲花纹④、迦陵频伽等。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前人未曾详细谈及的佛教瑞兽之一—象。2019年笔者在青海省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参观時，在一块出土于海西地区吐蕃时期的彩绘木棺板画中看到，以木板右边为起首，从右至左先用白色颜料为底色漆出五个壶形门，每个壶门内分别用不同的颜色画出五个首尾相连的大象。每头大象的造型和装饰都基本相同，作奔走状，象鼻前伸，象尾上扬⑤，脖颈处类似攀胸和尾部类似鞦带的绶带上皆缀以圆铃，攀胸与鞦带相交于象背鞍鞯之下，鞍鞯下垂至腹部用带扣固定，象背皆驮负一束腰覆仰莲座，座内托一圆球形宝珠⑥（图5）。仅就纹饰本身来看其属于佛教题材的瑞兽图像是毫无疑问的，但出现在盛殓尸体的木棺上，就不得不使我们对其图像性质的判定慎而又慎。
佛教初传中国时，由于人们对于佛教的认识还很浅薄，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全新宗教，往往会被时人带入墓葬中，用以借用其神性功能达到使死者灵魂得以飞升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这种圣像在刚一进入中国时就离开了它接受礼拜的圣殿而进入坟，如四川乐山麻浩和柿子湾东汉崖墓墓门上出现的佛像。但当人们对佛教教义及佛的神性功能有所了解后，佛像及佛教瑞兽就绝少出现在墓葬中了。因此，当敦煌西晋壁画砖墓中出现白象画像砖时，戴春阳先生关于其“带有佛教文化色彩”的定性解释遭到很多质疑。⑦
无独有偶，不久之后考古工作者在青海海西2018都兰一号大墓中先后发现了两个类似的象纹金饰片，饰片轻薄，其中一件金饰片为方形，边框内的象纹镂空錾刻成形，周边饰三叶卷草，象背上虽未表现出同样的仰莲座盛和圆形宝珠的组合，但仍然可以看到象背上中心呈花瓣三角星芒状的圆毯上刻画出的仰莲座（图6）。仰莲座内盛以圆形珠宝这种装饰纹样的出现一般都被认为是受佛教影响而形成的，在石窟壁画和墓葬中时常见到，其之所以会出现在墓葬中，与这一时期海西地区佛教的特殊性有关，下文中我们将详细论述。
2 吐蕃时期佛教在海西地区持续发展的动因和主要特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北部，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和节点。继吐谷浑之后的吐蕃时期佛教在这一地区持续发展，究其原因除了吐谷浑时期打下的良好基础外，主要原因在于吐蕃统治吐谷浑时期正是佛教在吐蕃本土迅速发展的时期，占领吐谷浑后吐蕃统治者将其佛教政策推行至吐谷浑境内，并得到吐谷浑王族的支持。①此外，海西地区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既成了中原汉地和河西汉僧进入吐蕃的必经之地，也是吐蕃和西域僧人进入汉地的必经之地，因此吐谷浑地区不但是吐蕃佛教弘传的重地，可能也是其向河西地区推进的前站，受到来自吐蕃和河西佛教的双重影响。②
在吐蕃统治海西之前，吐谷浑人是这里的主体民族。佛教虽在这一时期有了一定发展，逐渐形成崇佛氛围②，但“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③等原始巫术仍是吐谷浑人最主要的宗教信仰。这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可以得到印证，大量的杀生祭祀遗迹随处可见。吐蕃时期，海西地区佛教的发展在吐蕃王室和吐谷浑王室的双重推动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留下很多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存，上文已有所论述。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佛教在这一时期的海西地区有了长足发展，但非佛教的信仰仍然存在，与佛教信仰并存。 以上文列举的佛教遗址考肖图遗址为例，已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考肖图遗址中平面呈四出十字形的塔基应是“一座具有浓厚中亚风格的佛塔”建筑遗存，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佛教建筑中我们仍发现了明显的非佛教信仰的痕迹。考古工作者在塔基内发现了两件绘制符咒图的马头骨。马头骨额部正面有写满古藏文的同心圆图案，中心画一带枷锁人物（图7）。阿米·海勒对马头骨图案上的古藏文进行了释读，内容为“rta sri mnan”（镇伏马鬼）。大概是用这种形式的巫术来禳退、引走成了精怪的马匹，避免其伤害其他家畜，刻画的应是符咒图案。带枷锁的人物被称为linga（“灵嘎”或“灵卡”）④，用来指画有敌人样貌的纸片，是典型的巫术仪式用具⑤。
此外，2018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海西州都兰县察汗乌苏河北岸“2018血渭一号”大墓展开的发掘清理工作已经得到证实，墓主为吐蕃统治时期的吐谷浑小王，在其墓葬区同样发现了大量杀牲殉葬的现象。
3 结语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吐蕃时期海西佛教的最大特点是佛教信仰与非佛教信仰并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佛教与非佛教信仰并存的局面，一者与海西地区原有土著民族吐谷浑人原始宗教信仰的强大“惯性”不无关系;二者吐蕃统治者的强势入驻不仅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同样也带来了吐蕃原有宗教—苯教。也正是因为非佛教信仰在海西地区的深厚基础，使佛教传入海西地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佛教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地把佛教看作与其传统巫术信仰相类似的另一种宗教信仰，往往将佛教与传统的巫术信仰混同在一起，这也就可以解释上文提出的问题，也就是非常典型的佛教瑞兽—象的形象会出现在墓室装饰中的原因所在。
①巴卧·祖拉陈哇，黄灏.《贤者喜宴》摘译[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4）：45-46.
②林冠群.唐代吐蕃僧相官衔考[J].中国藏学，2014（3）：61.
③许新国.露斯沟摩崖石刻造像考[J].青海社会科学，1994（2）：78-83.
④前园实知雄.中国青海乌兰の仏塔—いわゆる希里溝瞭望台について[M].考古学に学ぶⅢ同志社大学考古学シリ-ズ，2007.
⑤席琳.吐蕃佛教石刻造像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1）：52-56.
①蔡林海.都兰县考肖图沟吐蕃时期遗址[M]//中国考古学会.中國考古学年鉴199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仝涛.丝绸之路上的疑似吐蕃佛塔基址—青海都兰考肖图遗址性质刍议[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7（2）：100-109.
②许新国.都兰热水血渭吐蕃大墓殉马坑出土舍利容器推定及相关问题[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1）：95-109.
③汤惠生.略说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石狮[J].考古，2003（12）：82-88.
④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乌兰县大南湾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02（12）：49-57.
⑤郭里木木棺板画中出现的动物形象绝大多数也是这样的造型。参见宋耀春.青海郭里木出土木棺板画数据统计与分析[J].藏学学刊，2013（1）：67.
⑥孙杰，索南吉，高斐.青海海西新发现彩绘木棺板画初步观察与研究[J].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18（00）：280-290.
⑦戴春阳.敦煌西晋画像砖中白象内涵辨析[J].敦煌研究，2011（2）：59-67.
①779年吐蕃桑耶寺兴佛证盟诏书和之后的《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中，吐谷浑王之名均居于众立誓人之首。参见巴卧·祖拉陈哇，黄颢.《贤者喜宴》摘译（九）[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4）：31-52.
②仝涛.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9（5）：140-151.
③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833.
④Samten Gyaltsen Karmay.Secret Visions of the Fifth Dalai Lama：the Gold Manuscript in the Fournier Collection[M].London：Serindia Publications，1988：2.
⑤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西藏的神灵和鬼怪[M].谢继胜，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431.
【作者简介】吕龙梅，女，甘肃民勤人，硕士，文博馆员，武威市雷台汉文化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