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水是最常见、最普通的物质，也是最伟大、最神奇的天赐资源。没有水，就没有多姿多彩的世界，也就没有生命的孕育和人类的繁衍。但如今，喝什么水，能不能喝上安全水，已经成为困扰居民生活的重要问题。
在水质专家赵飞虹看来，长期饮用瓶装天然矿泉水，只是她在两难境地中的一个无奈选择。
两难抉择
赵飞虹是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爱迪曼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2013年，由于声称20余年不喝北京自来水，她成为了网络热门人物。
“位于重庆市的第三军医大学刚刚结束了一个实验——用5种饮用水投喂大鼠，观察大鼠的繁殖能力和子代的生长发育情况。”赵飞虹说。实验结果显示；饮用未经过滤自来水的大鼠不仅妊娠率低，其子鼠学习和记忆能力也最低；饮用纯净水的大鼠受孕率最低，子鼠的存活率也最低；相对而言，饮用净化后的自来水的大鼠，其子代学习和记忆能力是比较高的。
但是，净化后的自来水也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赵飞虹介绍，第三军医大学针对重庆市所有中小学生的饮水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长期饮用自动售水机的水（其中矿物质含量非常低，基本可以被视为纯净水），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肾脏发育会造成不良影响。
对于家用净水设备，赵飞虹告诉《经济》记者，它们在去除有害成分的同时，也会将钙镁离子等矿物质渗透滤除，难以保证人体所必需的矿物质摄入。
与之相比，她认为，瓶装矿泉水不仅安全可靠而且也有益于人体健康。“首先，瓶装水的水源地水质普遍优于自来水；其次，瓶装水的生产线相对精密度高，比较先进；第三，自来水采用氯气消毒，常常会产生三卤甲烷等有害的消毒副产物，而瓶装水用的是臭氧，消毒副产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比自来水少得多；最后，瓶装水几乎不会在长途运输过程中发生二次污染，但自来水管道是否卫生、有没有清洗，我们都不清楚。”
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公布了2011年全国城镇自来水水质普查数据。当年自来水厂的出厂水达标率为83%，但入户水的达标率只有79.6%。
在这样的背景下，瓶装矿泉水似乎是饮水的最佳选择。
但实际上，如果用“存在不足”来形容中国的自来水水质监测，那么瓶装水和桶装水的监测则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缺失”。
“政府并不要求瓶装水企业（在包装上）列出其水源地或过滤方式，也不要求瓶装水企业对酸碱性、汞银化合物含量等多项指标进行检测。企业通常也不必向公众披露这些信息。”香港环保组织——全球化监察的项目统筹刘燕娜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说。
全球化监察在调研过程中接触的一位瓶装水业内人士透露：中国市场上近60%的瓶装水（或桶装水）都是冒牌货，许多非法水厂把自来水灌进瓶子，再假冒著名品牌出售。
此外，通过走访瓶装水水源地（也即其工厂所在地），全球化监察发现：瓶装水生产严重影响了水源地的水位和水质。
“2012年，我们分别考察了娃哈哈和云南山泉在云南的瓶装水厂，并对当地居民以及工厂工人进行了访问。”刘燕娜注意到，这些坐落于水源地周边的村子，居然遍布着“打井”的喷漆广告。
大理娃哈哈水厂附近的村民也向全球化监察反应：自从娃哈哈十年前在上游开厂，几百年来一直用于饮用及农田灌溉的下游水，很快就被污染成乳白色，水流量也显著下降。“这些村民也因此放弃了水稻种植，改种一些耗水量低的品种，收入大不如前。”
昆明云南山泉水厂更是借“保护水源地”之名，将数代村民取水的湖泊用铁丝网“保护”了起来，不允许村民进入。“没有了山水作为稳定的灌溉水，他们只能依靠极不稳定的雨水，种一些简单的农作物。然而，不论是当地政府或是瓶装水公司，从不过问他们的情况，更没有丝毫赔偿。”
广东省瓶装水协会的数据则显示：生产1公升的瓶装水实际上至少需要用上17公升的水，而数据还未包括在净化和其他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水污染。
“瓶装水对水资源的浪费和水环境的污染，实际上把我们推向了一个更加‘口渴’的世界。”刘燕娜说。
对此，赵飞虹并不否认。“我之前对瓶装水也很抵触，觉得这是对环境、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我对一些瓶装水的厂家也有意见，他们为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拼命抽取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水位下沉、植被破坏甚至房子开裂等问题。但想来想去，为了个人的健康，我还是选择了瓶装水。”
个人健康重要还是公众环境重要，在饮水问题突出的中国，这似乎已经成为了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
水资源短缺
除了饮水难题之外，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水资源规划专家姜文来认为，我国的水安全问题还包括诸多层面。“我国的水问题，大致可以分为‘水多、水少、水脏、水浑’4个方面。水多是指洪涝灾害，水少是指水资源短缺和干旱，水脏是指水污染，水浑是指水中沙含量多。”他告诉《经济》记者，总体看，南方洪涝灾害严重，北方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严重。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严重干旱缺水的国家。2014年，我国水资源总量约为27267亿立方米，名列世界第四位。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加之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瓶颈。而且出现了水短缺和水开发的恶性循环，越短缺越开发，越开发越短缺。同时，水资源开发利用大量占用生态水，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人类本身生存也受到不同程度威胁。”姜文来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也不例外。
他指出，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与水资源现状并不适应，单位GDP水资源消耗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农业用水利用系数只有0.5左右，其他行业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
与此同时，累积性水生态影响却在持续发酵。姜文来说：“水生态系统的退化伴随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持续积累，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将由量变到质变，造成重大的水生态问题，威胁人类生存。例如，地下水水位下降就是一个对水伤害逐步累积的过程，地下水水位下降后还会导致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对水的损害。” 农村水安全问题突出
“我们都知道，瓶装矿泉水水质好，有益身体健康，但其价格比较昂贵，不适合家庭条件一般的日常生活需要。特别在农村地区，饮水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关系到农民的健康、收入和幸福。”姜文来说。
他强调，农民住户比较分散，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饮水安全还没有解决，即便已经解决饮水的部分地区，饮水质量安全还没有得到保障，其质量和城镇水质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据了解，我国农村的用水安全还存在如下问题：
在东北地区，部分地区地下水氟超标、铁锰超标，地表水体的污染较为严重，浅层地下水也受到污染，局部地区季节性缺水严重，一些地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在华北地区，干旱、污染、水源枯竭是农村饮水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都面临污染问题；氟超标、苦咸水分布广；部分山丘区农村居民经常出现季节性缺水；一些地区在解决饮水问题后出现“返困”；
在华东地区，山丘区因供水设备简陋存在取水不便和保证率低的问题；
在中南地区，山区地区由于供水设备简陋造成取水不便和季节性缺水，局部地区还存在氟超标和血吸虫问题，采矿、造纸等行业的工业废水排放对水源构成极大威胁；
在西南地区，季节性干旱严重，工程型缺水问题突出，局部地区存在铁锰超标等水质问题；
在西北地区，农村资源性缺水严重，干旱缺水、氟超标和苦咸水问题十分普遍，一些地区的地下水严重污染。
饮用水权威、住建部城镇供水组专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占生告诉《经济》记者，农村供水难就难在资金和管理两方面。
“以前治理农村的水问题，主要的解决办法就是另找水源。假设这个地区水质不好，那我们就另外找一个好一点的水源，再拿管子引过来。但这就涉及钱的问题。”王占生说。
“现在的基本原则是，所有的工程费用都是国家出，运行费由老百姓自己出，但是农村很多老百姓喝水从来没有交过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饮用水安全研究所所长刘文君曾实地验收过许多农村饮水安全项目。他指出，即便是在北京郊区的一些地方，村民都觉得交水费困难。
但是，即便水费得以足额收取，维持农村集中式供水仍然捉襟见肘。
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已建的52万处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平均每处日供水能力154立方米，受益人口1061人。在集中供水工程中，90%是单村供水工程，平均每处日供水能力仅50立方米，受益人口522人；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平均水价为1.63元/吨。若仅考虑电费、人员工资和日常维修费，运行成本为1.45元/吨，而全成本平均为2.3元/吨。
在分质供水地区，对平原高氟、高砷或苦咸水多采用膜处理工艺，制水成本高出全国平均成本数倍，运行成本就达到了4-5元/吨，若考虑折旧费，则高达8-9元/吨。
而今，在全国范围内，虽然大部分工程都按照规划要求，建立了管理机构和水费计量收费制度，但仍有地区实行按人头收费制度，一些地区甚至仍在喝福利水。根据北京市第一次水务普查《农村供水工程普查成果》，除少数采用常规处理工艺的工程水厂征收水费外，其他工程均标记为“不收费”。水费征收方式不明已经对工程可持续性造成威胁。
水安全，谁来保证？
除了饮用之外，不安全的水还可能会通过皮肤吸收和呼吸进入人体。也即，当我们在洗浴、洗涤、刷牙、洗脸时，不安全的水依然会威胁使用者的身体健康。
2014年，环保部发布了一项题为“中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模式研究”的全国性大规模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有2.5亿居民的住宅区靠近重点排污企业和交通干道，2.8亿居民使用不安全饮用水。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安全的饮用水，就是一个人终身饮用，也不会对健康产生明显危害的饮用水。所谓终身饮用，就是按人均寿命70岁为基数，以每天每人2升饮水计算。如果水中含有有害物质，这些物质可能在饮用时通过皮肤接触、呼吸吸收、直饮等方式进入人体，从而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水体污染局面，我国已经采取诸如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等手段，责令污染企业和行业整治，以及提升饮用水标准等政策措施，旨在从源头提升饮水安全级别。
王占生也告诉《经济》记者，2015年出台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即“水十条”）中提出，要从水源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饮用水安全。“我们原来都是说监管到管网，从来没有说监管到用户。这次明确提到是到用户水龙头，说明我们政府决心很大。”
据他了解，自来水厂的出水水质正在逐渐提高。“2012年，住建部说有83%的自来水合格，17%不合格。最近几年，那些水质不好的、不合格的大中型城市，现在都采取了深度处理工艺，也就是常规工艺再加臭氧、活性炭，投资不太多，处理效果却非常明显。现在看，城镇水问题主要集中在县级自来水厂。”
另外，从自来水厂投加臭氧消毒的情况看，王占生判断，水源地水质的情况也有所提高。“以前投加的臭氧量大概是3-4mg/L，现在已经减少到了2mg/L。这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水源地水质确实有所改善。”
但是，要想真正实现用水安全，王占生认为，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的供水管网确实要改。原来都是镀锌钢管，容易锈蚀，现在要改成塑料管或者是薄壁不锈钢管，肯定需要大量投资。国家会拿出一部分钱，将来在水费上也会有所体现，需要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另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供水单位也有义务定期监测、检测和评估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供水厂出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等饮水安全状况。“‘水十条’规定，地级及以上城市自2016年起每季度向社会公开，自2018年起所有县级及以上城市饮水安全状况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我们的政府部门要遵照执行。其实，有几项达不到要求，政府不要害怕，还是可以公布出来，告诉老百姓应该怎么解决、处理，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
在水质专家赵飞虹看来，长期饮用瓶装天然矿泉水，只是她在两难境地中的一个无奈选择。
两难抉择
赵飞虹是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爱迪曼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2013年，由于声称20余年不喝北京自来水，她成为了网络热门人物。
“位于重庆市的第三军医大学刚刚结束了一个实验——用5种饮用水投喂大鼠，观察大鼠的繁殖能力和子代的生长发育情况。”赵飞虹说。实验结果显示；饮用未经过滤自来水的大鼠不仅妊娠率低，其子鼠学习和记忆能力也最低；饮用纯净水的大鼠受孕率最低，子鼠的存活率也最低；相对而言，饮用净化后的自来水的大鼠，其子代学习和记忆能力是比较高的。
但是，净化后的自来水也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赵飞虹介绍，第三军医大学针对重庆市所有中小学生的饮水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长期饮用自动售水机的水（其中矿物质含量非常低，基本可以被视为纯净水），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肾脏发育会造成不良影响。
对于家用净水设备，赵飞虹告诉《经济》记者，它们在去除有害成分的同时，也会将钙镁离子等矿物质渗透滤除，难以保证人体所必需的矿物质摄入。
与之相比，她认为，瓶装矿泉水不仅安全可靠而且也有益于人体健康。“首先，瓶装水的水源地水质普遍优于自来水；其次，瓶装水的生产线相对精密度高，比较先进；第三，自来水采用氯气消毒，常常会产生三卤甲烷等有害的消毒副产物，而瓶装水用的是臭氧，消毒副产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比自来水少得多；最后，瓶装水几乎不会在长途运输过程中发生二次污染，但自来水管道是否卫生、有没有清洗，我们都不清楚。”
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公布了2011年全国城镇自来水水质普查数据。当年自来水厂的出厂水达标率为83%，但入户水的达标率只有79.6%。
在这样的背景下，瓶装矿泉水似乎是饮水的最佳选择。
但实际上，如果用“存在不足”来形容中国的自来水水质监测，那么瓶装水和桶装水的监测则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缺失”。
“政府并不要求瓶装水企业（在包装上）列出其水源地或过滤方式，也不要求瓶装水企业对酸碱性、汞银化合物含量等多项指标进行检测。企业通常也不必向公众披露这些信息。”香港环保组织——全球化监察的项目统筹刘燕娜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说。
全球化监察在调研过程中接触的一位瓶装水业内人士透露：中国市场上近60%的瓶装水（或桶装水）都是冒牌货，许多非法水厂把自来水灌进瓶子，再假冒著名品牌出售。
此外，通过走访瓶装水水源地（也即其工厂所在地），全球化监察发现：瓶装水生产严重影响了水源地的水位和水质。
“2012年，我们分别考察了娃哈哈和云南山泉在云南的瓶装水厂，并对当地居民以及工厂工人进行了访问。”刘燕娜注意到，这些坐落于水源地周边的村子，居然遍布着“打井”的喷漆广告。
大理娃哈哈水厂附近的村民也向全球化监察反应：自从娃哈哈十年前在上游开厂，几百年来一直用于饮用及农田灌溉的下游水，很快就被污染成乳白色，水流量也显著下降。“这些村民也因此放弃了水稻种植，改种一些耗水量低的品种，收入大不如前。”
昆明云南山泉水厂更是借“保护水源地”之名，将数代村民取水的湖泊用铁丝网“保护”了起来，不允许村民进入。“没有了山水作为稳定的灌溉水，他们只能依靠极不稳定的雨水，种一些简单的农作物。然而，不论是当地政府或是瓶装水公司，从不过问他们的情况，更没有丝毫赔偿。”
广东省瓶装水协会的数据则显示：生产1公升的瓶装水实际上至少需要用上17公升的水，而数据还未包括在净化和其他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水污染。
“瓶装水对水资源的浪费和水环境的污染，实际上把我们推向了一个更加‘口渴’的世界。”刘燕娜说。
对此，赵飞虹并不否认。“我之前对瓶装水也很抵触，觉得这是对环境、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我对一些瓶装水的厂家也有意见，他们为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拼命抽取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水位下沉、植被破坏甚至房子开裂等问题。但想来想去，为了个人的健康，我还是选择了瓶装水。”
个人健康重要还是公众环境重要，在饮水问题突出的中国，这似乎已经成为了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
水资源短缺
除了饮水难题之外，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水资源规划专家姜文来认为，我国的水安全问题还包括诸多层面。“我国的水问题，大致可以分为‘水多、水少、水脏、水浑’4个方面。水多是指洪涝灾害，水少是指水资源短缺和干旱，水脏是指水污染，水浑是指水中沙含量多。”他告诉《经济》记者，总体看，南方洪涝灾害严重，北方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严重。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严重干旱缺水的国家。2014年，我国水资源总量约为27267亿立方米，名列世界第四位。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加之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瓶颈。而且出现了水短缺和水开发的恶性循环，越短缺越开发，越开发越短缺。同时，水资源开发利用大量占用生态水，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人类本身生存也受到不同程度威胁。”姜文来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也不例外。
他指出，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与水资源现状并不适应，单位GDP水资源消耗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农业用水利用系数只有0.5左右，其他行业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
与此同时，累积性水生态影响却在持续发酵。姜文来说：“水生态系统的退化伴随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持续积累，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将由量变到质变，造成重大的水生态问题，威胁人类生存。例如，地下水水位下降就是一个对水伤害逐步累积的过程，地下水水位下降后还会导致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对水的损害。” 农村水安全问题突出
“我们都知道，瓶装矿泉水水质好，有益身体健康，但其价格比较昂贵，不适合家庭条件一般的日常生活需要。特别在农村地区，饮水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关系到农民的健康、收入和幸福。”姜文来说。
他强调，农民住户比较分散，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饮水安全还没有解决，即便已经解决饮水的部分地区，饮水质量安全还没有得到保障，其质量和城镇水质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据了解，我国农村的用水安全还存在如下问题：
在东北地区，部分地区地下水氟超标、铁锰超标，地表水体的污染较为严重，浅层地下水也受到污染，局部地区季节性缺水严重，一些地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在华北地区，干旱、污染、水源枯竭是农村饮水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都面临污染问题；氟超标、苦咸水分布广；部分山丘区农村居民经常出现季节性缺水；一些地区在解决饮水问题后出现“返困”；
在华东地区，山丘区因供水设备简陋存在取水不便和保证率低的问题；
在中南地区，山区地区由于供水设备简陋造成取水不便和季节性缺水，局部地区还存在氟超标和血吸虫问题，采矿、造纸等行业的工业废水排放对水源构成极大威胁；
在西南地区，季节性干旱严重，工程型缺水问题突出，局部地区存在铁锰超标等水质问题；
在西北地区，农村资源性缺水严重，干旱缺水、氟超标和苦咸水问题十分普遍，一些地区的地下水严重污染。
饮用水权威、住建部城镇供水组专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占生告诉《经济》记者，农村供水难就难在资金和管理两方面。
“以前治理农村的水问题，主要的解决办法就是另找水源。假设这个地区水质不好，那我们就另外找一个好一点的水源，再拿管子引过来。但这就涉及钱的问题。”王占生说。
“现在的基本原则是，所有的工程费用都是国家出，运行费由老百姓自己出，但是农村很多老百姓喝水从来没有交过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饮用水安全研究所所长刘文君曾实地验收过许多农村饮水安全项目。他指出，即便是在北京郊区的一些地方，村民都觉得交水费困难。
但是，即便水费得以足额收取，维持农村集中式供水仍然捉襟见肘。
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已建的52万处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平均每处日供水能力154立方米，受益人口1061人。在集中供水工程中，90%是单村供水工程，平均每处日供水能力仅50立方米，受益人口522人；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平均水价为1.63元/吨。若仅考虑电费、人员工资和日常维修费，运行成本为1.45元/吨，而全成本平均为2.3元/吨。
在分质供水地区，对平原高氟、高砷或苦咸水多采用膜处理工艺，制水成本高出全国平均成本数倍，运行成本就达到了4-5元/吨，若考虑折旧费，则高达8-9元/吨。
而今，在全国范围内，虽然大部分工程都按照规划要求，建立了管理机构和水费计量收费制度，但仍有地区实行按人头收费制度，一些地区甚至仍在喝福利水。根据北京市第一次水务普查《农村供水工程普查成果》，除少数采用常规处理工艺的工程水厂征收水费外，其他工程均标记为“不收费”。水费征收方式不明已经对工程可持续性造成威胁。
水安全，谁来保证？
除了饮用之外，不安全的水还可能会通过皮肤吸收和呼吸进入人体。也即，当我们在洗浴、洗涤、刷牙、洗脸时，不安全的水依然会威胁使用者的身体健康。
2014年，环保部发布了一项题为“中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模式研究”的全国性大规模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有2.5亿居民的住宅区靠近重点排污企业和交通干道，2.8亿居民使用不安全饮用水。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安全的饮用水，就是一个人终身饮用，也不会对健康产生明显危害的饮用水。所谓终身饮用，就是按人均寿命70岁为基数，以每天每人2升饮水计算。如果水中含有有害物质，这些物质可能在饮用时通过皮肤接触、呼吸吸收、直饮等方式进入人体，从而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水体污染局面，我国已经采取诸如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等手段，责令污染企业和行业整治，以及提升饮用水标准等政策措施，旨在从源头提升饮水安全级别。
王占生也告诉《经济》记者，2015年出台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即“水十条”）中提出，要从水源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饮用水安全。“我们原来都是说监管到管网，从来没有说监管到用户。这次明确提到是到用户水龙头，说明我们政府决心很大。”
据他了解，自来水厂的出水水质正在逐渐提高。“2012年，住建部说有83%的自来水合格，17%不合格。最近几年，那些水质不好的、不合格的大中型城市，现在都采取了深度处理工艺，也就是常规工艺再加臭氧、活性炭，投资不太多，处理效果却非常明显。现在看，城镇水问题主要集中在县级自来水厂。”
另外，从自来水厂投加臭氧消毒的情况看，王占生判断，水源地水质的情况也有所提高。“以前投加的臭氧量大概是3-4mg/L，现在已经减少到了2mg/L。这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水源地水质确实有所改善。”
但是，要想真正实现用水安全，王占生认为，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的供水管网确实要改。原来都是镀锌钢管，容易锈蚀，现在要改成塑料管或者是薄壁不锈钢管，肯定需要大量投资。国家会拿出一部分钱，将来在水费上也会有所体现，需要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另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供水单位也有义务定期监测、检测和评估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供水厂出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等饮水安全状况。“‘水十条’规定，地级及以上城市自2016年起每季度向社会公开，自2018年起所有县级及以上城市饮水安全状况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我们的政府部门要遵照执行。其实，有几项达不到要求，政府不要害怕，还是可以公布出来，告诉老百姓应该怎么解决、处理，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