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间从前流行“做会”。某户家庭因为盖房、婚丧事宜或购买大宗物件等出现资金困难，就会向亲朋好友筹集资金“做会”，一般两到三年为期限，“应会”的成员每月缴纳会费，轮流使用或者采用“标会”方式由标价高者得之。在80年代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之下，互助会蜕变为民间借贷组织，在“钱生钱”高息融资的诱惑下，终于引发了80年代末期席卷浙江民间的“倒会风潮”。
　　我亲眼目睹我身边的许多家庭卷入这场灾难，成为了倒会的牺牲品。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做会”后来这么疯狂？会头为什么要采用高息融资的方式集资，仅仅是出于对金钱财富的渴望吗？会员们为什么甘冒风险把“鸡蛋”交给这些随时可能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砸碎的“篮子”呢？……
　　这些问题，在《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中，找到了部分答案。
　　王千马以乔家大院开篇。乔家大院的真正名字叫“在中堂”，让它兴旺发达起来的主人叫“乔致庸”。王千马联系乔家生活日常，解读乔家“言商仍在儒”，形成了被社会认可的儒商伦理：“宁可少赚钱，不能失信；宁可不赚钱，不能失信；宁肯赔钱，也不能失信。”王千马说：“如果说市场催生了民间金融的各种形态，儒家则塑造了民间金融的精气神。”
　　在《盘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诚信故事：日升昌为老乞婆兌换大额汇票；民国教材《诚实的孩子》，取材自宁波商人叶澄衷少年时拾金不昧的事迹；陈光甫提倡“一元起存”小额储蓄、从容应对客户100元开100个账户的故意刁难行为；以及面对挤兑风潮时，书中屡次出现的殚精竭虑、甚至不惜毁家纾难、也要对客户负责的各种故事……诚信，构成了中国民间金融最基本的商业伦理，是中国民间金融的立身之本。
　　“做会”的基础，正是源于诚信。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熟人社会”进行过详细描述，“做会”极其符合费先生的这一论点。费孝通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曾经在1986年专门考察了浙江温州，恰恰在1986年，短短3个月中，温州全市就有200多人潜逃甚至自杀，不少人倾家荡产。
　　我们可以从道德角度指责会头们丧失诚信，然而，问题在于，书中所述的那些诚信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惨烈结局隐隐透露出“诚信”的尴尬和无奈。仅仅依靠诚信，是远远不够的。
　　王千马在书中以“钱轻VS权重”剖析中国民间金融的疼痛。票号、典当、钱庄、保险、民营银行，不管哪种形式，中国民间金融一直以来都无法摆脱由上而下的权力挤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各种金融运作，从它诞生之初就不得不攀附于权力之侧，山西票号和清政府的亲密关系，“广州十三行”本身就是王权特许的结果，盛宣怀背后的清廷权贵势力，“北四行”股东们的官方背景，民国时期各家民营银行依附的军阀集团……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出中国民间金融先天的不足、娘胎里的病根，不能发育完整的“翅膀”，如何支撑它们的长久飞翔？折翼后的坠落，是必然的结果。
　　如今，在互联网时代，股票、基金、支付宝、财付通、微信平台等相继横空出世，中国企业融资渠道合理化、多样化、简捷化，我们可以有理由期待：良好的生态系统正在构建，中国民间金融在坚守诚信的同时，在健康的金融环境中可以获得更多的飞翔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