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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合作行为缘于社会分工,合作能产生收益,无论是基于利己主义、利他主义还是交往理性的合作,皆是出于对合作收益的预期。作为公共组织运用公共权力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公共管理,如何创设制度条件使合作收益最大化以及合作收益分配的合理化,就成了其基本问题。以合作收益作为公共管理的分析框架和基础,对于合理界定公共管理的基本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