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西南边界上，亚东沟就像一方楔子，两翼紧紧托着不丹和锡金（现是印度的一个邦）两个国家。这独特的地理位置，一度曾使它成为外强染指西藏的桥头堡，更成为国人抗击外辱的盾牌和利剑。
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中（国）锡（金）公路的贯通，内外交往的增多，使亚东成了熙来攘往、商贾云集的“小上海”。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千里“麦克马洪线”的隆隆枪炮声中，亚东这个国门，只得沉重地关上（2006年7月6日才重新开放）。
1972年年初，笔者被派往西藏军区政治部联络处亚东联络科，担任对敌广播工作，这段经历在《文史博览》2012年第1期文章《巅峰对决，中印边境“攻心战”》一文中多有记述。笔者在亚东哨卡生活一年半，时常目睹或耳闻一些耐人寻味的戍边故事，在这里略述一二。
大路上走来一队外国兵
在“政治边防”的鼓吹下，人们心中的边境似乎固若金汤。其实不然。由于设施、装备、后勤保障的落后，用“政治”编织起来的“篱笆墙”并没有挡住“野狗”。
20世纪70年代初仲夏的一个星期天，哨卡上尽管上了双岗，可驻守在亚东的边防某部机关的一些人员照样在休息，在人不知、鬼不觉中，令他们难堪的事发生了。
那天上午，正在路旁放牧和耕耘的藏族老乡，一抬头，发现有一队荷枪实弹的外国兵，在一个军官的带领下，正从身边的大路上整齐划一地向部队机关所在的下司马镇走去。藏族老乡发现，这些久违的“鬼子”旁无他顾、不惊不慌，就顿释其疑，以为这肯定是“金珠玛米（解放军）”搞军事演习。途中，这队外国兵又几次与零散的“金珠玛米”擦肩而过，也没有引起注意。
最可笑的是，他们竟畅通无阻地从边防部队篮球场旁的人群中穿越而过，如入无人之境。连一些老兵也被他们打了“马虎眼”，以为是某连在搞军事演习，看了他们一眼又继续进行自己的比赛。倒是一个正在看打球的“四川新兵蛋子”通信员忽然记起今天并没有关于军事演习的安排，感到十分可疑，就拔腿向机关跑去，把这一紧急情况报告给了首长。首长看到这是外国兵入境确凿无疑，当即发出了部队紧急集合令，把他们包围，缴械。
我方对此进行了几十天的排查，那个带队的上尉坚持说，他们那天上午撤哨，由于哨卡上雾太大，迷失了方向，尽管深入中国纵深十多公里，但绝不是有意侵犯。经我方验证，没有发现他们故意入侵的凭据，并对我方也没有任何不轨举动，这才通过外交途径，把这支入境外国部队，从喜马拉雅山另外一个遥远的山口上，给他们蒙上眼睛，遣送出境。
不用说，这事，当时使我亚东边防驻军领导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几个月内，我方以此为镜对驻防官兵举一反三地进行多次“政治边防”教育。举出的问题无外乎“要是他们真的入侵怎么办？”“要是那天他们摸了老营怎么办？”“要是他们搞走我们的情报怎么办？”“要是他们后边有大部队追来怎么办？”“要是……”
众多的“怎么办”，引起了哨卡上官兵们的百倍警惕和自省，但是由于军事装备落后，一旦问题出现，还是很无奈的。
在距“大路上走来一队外国兵”没几天，这里又发生了用手榴弹打入侵飞机的闹剧。那天上午，我方哨兵发现，有一架正沿着国界巡逻的外军直升飞机，突然一调头，过山口，飞入我领空，接着又压低，顺着某山沟向我腹心地区飞去。站在山头上的我军官兵，为了回击入侵飞机，端起步枪、冲锋枪对它一齐扫射，但似乎是给它挠痒痒，无损其毫毛；万般无奈下，在哨长的带领下，大家都拉响手榴弹，向着它狂砸乱扔，但又似乎只是给它点穴位，无伤其皮肤。哨卡中由于没有能打击飞机的设备，大伙只能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它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自由自在地飞了个来回。出境后，那架直升飞机上的外军驾驶员竟探出头两指一捻，朝我哨卡上的哨兵们打了个响指，气得大家直跺脚骂娘。
边界那边晾出一床大花被
没有到过国界的人，对此总会有一些奇思幻想：是墙？是网？抑或是……其实国界就跟这乡到那乡的地界一样。有的是以水分界，有的是以山为邻。往往一步之遥，一块不起眼的界碑就成为两个国家的分界线。双方边民们相处还是和村民、乡民们相处一样，当亲则亲，当仇则仇。不同的是重要关口设了卡子，多了站岗放哨的卫兵。为了避免事端，往往双方的哨卡相距甚遥。据说，世界上亚东边防的哨所相距是最近的，只有36米，哨位只是不足一米厚的乱石堆起的矮墙相隔。双方哨兵你我递香烟时有出现，斗嘴骂娘时有发生。
1962年，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围绕着麦克马洪线的那场恶战过后，双方在没有战火的亚东边防上的几个要紧关口，架上了对峙的大喇叭。一日三遍，你方喊罢我登场，互相攻击，互相示强，以语还语，以牙还牙，高腔大调不绝于耳。双方的“对敌广播”，直到1972年10月底的一场特大暴风雨，摧毁喇叭、压垮线路，才销声匿迹。
这里要说的是，对方的高音喇叭中，曾出现过几天不协调的“音符”。
某个早晨，我们的哨兵刚结束早操，正在洗漱，边界那边的广播飘来一阵阵流利顺耳的普通话女音，而不是往日那种结结巴巴、蹿腔走调的刺耳男声。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第二天，那边还晾出了一床有龙凤呈祥图案的大花被。对方军人一直用的都是毛毯、睡袋，这种大花被的出现激起了我方哨兵的好奇心。在张望中，我们终于发现，晾出这床大花被的是一个着外军服装的内地女人。那喇叭中的声音是她发出的无疑！
这一发现，使我们的哨兵怒火中烧，都手插裤兜涌在界墙旁，骂她“臭婊子”“臭娘们”，并呸呸地往地上吐口水。面对哨兵的唾骂，那个女人似乎无动于衷，照样在他们的哨所中走进走出。试想在那政治高压的年代里，既然选择走那条路，肯定是冒了生命危险，死都不怕，她还会顾及面子？
果不其然，后来经我有关部门调查证实，那人原来是一女知青。由于“黑五类”的原因，从插队的地方出走，偷渡去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到了那个大国，经训练后，到亚东边防外军中当了“播音员”。她在乃堆拉山口掀起一层小波澜，闹了一股小“地震”后，很快就又销声匿迹。山口上又复归于“平静”。
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中（国）锡（金）公路的贯通，内外交往的增多，使亚东成了熙来攘往、商贾云集的“小上海”。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千里“麦克马洪线”的隆隆枪炮声中，亚东这个国门，只得沉重地关上（2006年7月6日才重新开放）。
1972年年初，笔者被派往西藏军区政治部联络处亚东联络科，担任对敌广播工作，这段经历在《文史博览》2012年第1期文章《巅峰对决，中印边境“攻心战”》一文中多有记述。笔者在亚东哨卡生活一年半，时常目睹或耳闻一些耐人寻味的戍边故事，在这里略述一二。
大路上走来一队外国兵
在“政治边防”的鼓吹下，人们心中的边境似乎固若金汤。其实不然。由于设施、装备、后勤保障的落后，用“政治”编织起来的“篱笆墙”并没有挡住“野狗”。
20世纪70年代初仲夏的一个星期天，哨卡上尽管上了双岗，可驻守在亚东的边防某部机关的一些人员照样在休息，在人不知、鬼不觉中，令他们难堪的事发生了。
那天上午，正在路旁放牧和耕耘的藏族老乡，一抬头，发现有一队荷枪实弹的外国兵，在一个军官的带领下，正从身边的大路上整齐划一地向部队机关所在的下司马镇走去。藏族老乡发现，这些久违的“鬼子”旁无他顾、不惊不慌，就顿释其疑，以为这肯定是“金珠玛米（解放军）”搞军事演习。途中，这队外国兵又几次与零散的“金珠玛米”擦肩而过，也没有引起注意。
最可笑的是，他们竟畅通无阻地从边防部队篮球场旁的人群中穿越而过，如入无人之境。连一些老兵也被他们打了“马虎眼”，以为是某连在搞军事演习，看了他们一眼又继续进行自己的比赛。倒是一个正在看打球的“四川新兵蛋子”通信员忽然记起今天并没有关于军事演习的安排，感到十分可疑，就拔腿向机关跑去，把这一紧急情况报告给了首长。首长看到这是外国兵入境确凿无疑，当即发出了部队紧急集合令，把他们包围，缴械。
我方对此进行了几十天的排查，那个带队的上尉坚持说，他们那天上午撤哨，由于哨卡上雾太大，迷失了方向，尽管深入中国纵深十多公里，但绝不是有意侵犯。经我方验证，没有发现他们故意入侵的凭据，并对我方也没有任何不轨举动，这才通过外交途径，把这支入境外国部队，从喜马拉雅山另外一个遥远的山口上，给他们蒙上眼睛，遣送出境。
不用说，这事，当时使我亚东边防驻军领导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几个月内，我方以此为镜对驻防官兵举一反三地进行多次“政治边防”教育。举出的问题无外乎“要是他们真的入侵怎么办？”“要是那天他们摸了老营怎么办？”“要是他们搞走我们的情报怎么办？”“要是他们后边有大部队追来怎么办？”“要是……”
众多的“怎么办”，引起了哨卡上官兵们的百倍警惕和自省，但是由于军事装备落后，一旦问题出现，还是很无奈的。
在距“大路上走来一队外国兵”没几天，这里又发生了用手榴弹打入侵飞机的闹剧。那天上午，我方哨兵发现，有一架正沿着国界巡逻的外军直升飞机，突然一调头，过山口，飞入我领空，接着又压低，顺着某山沟向我腹心地区飞去。站在山头上的我军官兵，为了回击入侵飞机，端起步枪、冲锋枪对它一齐扫射，但似乎是给它挠痒痒，无损其毫毛；万般无奈下，在哨长的带领下，大家都拉响手榴弹，向着它狂砸乱扔，但又似乎只是给它点穴位，无伤其皮肤。哨卡中由于没有能打击飞机的设备，大伙只能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它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自由自在地飞了个来回。出境后，那架直升飞机上的外军驾驶员竟探出头两指一捻，朝我哨卡上的哨兵们打了个响指，气得大家直跺脚骂娘。
边界那边晾出一床大花被
没有到过国界的人，对此总会有一些奇思幻想：是墙？是网？抑或是……其实国界就跟这乡到那乡的地界一样。有的是以水分界，有的是以山为邻。往往一步之遥，一块不起眼的界碑就成为两个国家的分界线。双方边民们相处还是和村民、乡民们相处一样，当亲则亲，当仇则仇。不同的是重要关口设了卡子，多了站岗放哨的卫兵。为了避免事端，往往双方的哨卡相距甚遥。据说，世界上亚东边防的哨所相距是最近的，只有36米，哨位只是不足一米厚的乱石堆起的矮墙相隔。双方哨兵你我递香烟时有出现，斗嘴骂娘时有发生。
1962年，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围绕着麦克马洪线的那场恶战过后，双方在没有战火的亚东边防上的几个要紧关口，架上了对峙的大喇叭。一日三遍，你方喊罢我登场，互相攻击，互相示强，以语还语，以牙还牙，高腔大调不绝于耳。双方的“对敌广播”，直到1972年10月底的一场特大暴风雨，摧毁喇叭、压垮线路，才销声匿迹。
这里要说的是，对方的高音喇叭中，曾出现过几天不协调的“音符”。
某个早晨，我们的哨兵刚结束早操，正在洗漱，边界那边的广播飘来一阵阵流利顺耳的普通话女音，而不是往日那种结结巴巴、蹿腔走调的刺耳男声。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第二天，那边还晾出了一床有龙凤呈祥图案的大花被。对方军人一直用的都是毛毯、睡袋，这种大花被的出现激起了我方哨兵的好奇心。在张望中，我们终于发现，晾出这床大花被的是一个着外军服装的内地女人。那喇叭中的声音是她发出的无疑！
这一发现，使我们的哨兵怒火中烧，都手插裤兜涌在界墙旁，骂她“臭婊子”“臭娘们”，并呸呸地往地上吐口水。面对哨兵的唾骂，那个女人似乎无动于衷，照样在他们的哨所中走进走出。试想在那政治高压的年代里，既然选择走那条路，肯定是冒了生命危险，死都不怕，她还会顾及面子？
果不其然，后来经我有关部门调查证实，那人原来是一女知青。由于“黑五类”的原因，从插队的地方出走，偷渡去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到了那个大国，经训练后，到亚东边防外军中当了“播音员”。她在乃堆拉山口掀起一层小波澜，闹了一股小“地震”后，很快就又销声匿迹。山口上又复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