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是中唐时期卓越的政治家。他博古通今，明于治乱，具有远见卓识。北宋苏轼称赞他“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宜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唐德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参与机谋，时号“内相”。陆贽为人忠诚耿直，“事有不可，极言无隐；政或有缺，巨细必陈”。
　　公元783年，乱党叛乱，长安陷落，陆贽随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当时，“海内波摇，兆庶云扰”，“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德宗乃问陆贽“祸乱之由”和“当今切务”。陆贽以敏锐的政治目光，从大局出发，真切地写了一篇以“除九弊，察群情”为内容的奏疏，对“昧于经国之务”的德宗的过火进行劝谏。
　　他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情乃固，失则危。”所以“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他在奏疏中还说：“大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立的意思)，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
　　陆贽在奏疏中剖析了当时的“祸乱之由”，认为乃是“上下之情不通”所造成，而“上下之情不通”，症结在于“九弊”。所谓“九弊”，上有其六：“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把它译成白话，那就是：恃强好胜、唯我独能；拒谏饰非，忌人揭短；强词夺理，巧言诡辩；炫才扬己，自作聪明；疾言厉色，盛气凌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
　　由于在上者有此“六弊”，因而导致在下者产生“三弊”：谄谀、顾望(观望)、畏懦(胆小怕事)。因为“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指(迎合)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不让人家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上聪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说不申矣。”至于上下之情不通，其结果是：“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以然”。
　　因此，陆贽力谏德宗“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应该“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通壅郁之情，宏采拔之道”，“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下情上达，上情下知，上下一体，两情相通。
　　陆贽这篇“除九弊察群情”的奏疏，确是擘肌分理，剖析入微，指陈时弊，论辩明彻，对昏庸的德宗来说，可谓“进苦口之良药，针害身之膏盲”，就是对后世来说，“实为治乱之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