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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湘潭徐韬“火箭提拔”到广东揭阳江中咏“子接父任”，再到山西‘房媳’等等事件中不难发现，权力家族化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某区域个案到整个家族层层繁衍；从一般的父子、母女间的单线传承升级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态势
无论是河南郑州“房妹”案，还是山西运城“房媳”事件，最后都如出一辙地牵出了一个共同话题——权力家族化。不久前，“房妹”之父、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峰被依法逮捕，等待他的将是严肃的审判；“房媳”张彦一家也不好过，丈夫孙宏军、公公孙太平陆续被曝出存在诸多以权谋私、涉嫌违纪的事实。
“中国有句俗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家人牟利’既是某些官员腐败的基本动机之一，也是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说，“在家族式腐败的背后，权力家族化现象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林林总总的基层权力家族化现象
“近年来，一些地方基层权力分配的乱象正爆发性、多发性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果任由这种现象蔓延，中国就可能会形成一种权力家族化和地方权力黑社会化的状况。”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宝成关表示。
“从湘潭的‘火箭提拔’到广东揭阳的‘子接父任’，再到山西‘房媳’等等事件中看，权力家族化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某区域个案到整个家族层层繁衍；从一般的父子、母女间的单线‘传承’升级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态势。”其中，“火箭提拔”、“替夫任职”、“子接父任”等等近期发生的热门事件都是权力家族化单线传承的典型。
今年3月，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副县长徐韬被曝“5年7次换岗，工作10个月被提拔为副科，一年半从正科变副处”，完成“火箭式提拔”，其父为湘潭市某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5月7日，湘潭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徐韬湘潭县副县长职务，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以副科级职务安排其相应工作。
4月，陕西省子洲县曝出一起“替夫任职”的闹剧。2009年，该县何家集镇一名叫加建平的镇政府工作人员脱岗去外地做生意，为保住“饭碗”，让妻子徐某替其任职，持续4年之久。据悉，早在2008年9月3日，何家集镇党委就召开会议，同意由加建平之妻徐某顶替其工作。而加建平本人在其妻子顶班几个月前就不上班了。4月13日，经子洲县纪委、监察局、人社局调查研究决定，加建平被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和降低岗位等级处分，何家集镇相关人员也受到处分。
5月，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又曝出“子接父任”闹剧。2011年11月，27岁的江中咏就任揭东县（现揭东区）副县长，而其父同期卸任副县长，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5月10日，得知消息的揭阳市市委经调查，决定撤销了江中咏的任职决定。江中咏在该县炮台镇、霖磐镇等地的从团委副书记到镇党委书记等一系列任命决定，也由当地党委撤销。
经过长期的单线传承，单个家族的权力就会形成一定规模，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态势。
在山西运城的“房媳”事件中，根据《方圆》记者的实地调查，以“房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运城孙家，在运城市有着极为庞大的家族势力，整个家族资产过亿，家族成员至少有20人在运城市担任公职，分布在公、检、法、纪委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孙太平其子孙宏军、其三女婿的入职以及升职都有孙太平违规操作的痕迹；孙太平的三个女儿因为录警和提干的需要，竟把出生日期改成了同一天；孙太平发迹的风陵渡煤管站，也一直为孙家所垄断，孙太平走后由侄子孙怀亮当站长，孙怀亮走后又是孙太平妻侄卢高春任站长。不仅如此，孙家还与当地其他势力庞大的家族联姻，例如孙太平大女婿的家族也是权势显赫。
“房媳”家族，是近期被曝光得最为详尽的官员家族。像这样形成规模的权力家族化现象，还有曾经“大红大紫”的温州“世袭局”。
2011年，温州公路管理处被曝光9年吸纳领导亲属达到60人之多，有36名在职领导曾安排子女进入该“世袭局”。据爆料，该单位还为一位前任领导的女儿“量身定做”了招聘条件：“旅游管理专业、女性、1982年5月1日出生、有驾照。”随后，温州市纪委对该单位给予了通报批评，并责令深刻检查，并对有关领导进行了追责。
权力家族化导致的家族式腐败
宝成关认为，随着权力家族化的深化，家族式腐败将很可能成为恶果。反腐败理论研究专家邵道生曾为“家族式腐败”下过一个定义：身居要职的官员，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行为。任建明表示，可按家庭成员在侵吞财富过程中的分工，把家族式腐败分为三种类型：协助型、参与型与合作型。
协助型，指的是只有一名核心人员身居要职，其他家族成員帮助其实施侵吞财富行为的类型。7月13日河南省鹤壁市中级法院判决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河南公司原董事长李长轩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2002年至2011年间，先后担任中储粮郑州分公司总经理、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中储粮河南公司董事长的李长轩，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漯河市大道谷物董事长宛振水、登封市粮食收储公司负责人王国顺等65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407.9万元、美元4.5万，为宛振水等人在托市粮收购、中央储备粮调拨、人事安排、粮库建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最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处以无期徒刑。在李长轩陷入受贿深渊的同时，其妻子和情妇也成为其同案犯。其妻子退休职工姜秀峰，多次帮助李长轩收受贿赂，其以受贿罪，被另案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个体工商户、李长轩的情妇叶晓宛同样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姜秀峰案承办人、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赫连杨杰透露，姜秀峰并不是“天生”的“贪内助”。漯河市某粮油公司董事长王玉海曾到李长轩家送钱，曾经被姜秀峰逐出门外。但亲眼目睹几次李长轩收钱以后，姜秀峰慢慢接受了这种事，她也开始帮着收。后来，高档酒经销商李世亮联系到姜秀峰，通过姜秀峰介绍认识了李长轩，于2011年在中储粮河南系统推销了数百件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姜秀峰得到了李世亮的两次好处费，分别是50万元和71万元。2010年，中储粮许昌某库发生贪腐案件，李长轩受了惊动，还让姜秀峰以各种方式转移财产。 参与型，即不止是一名家族成员当官，而是多人当官，共同谋取利益。正如邓荣卿案所表现出来的，有专家认为，让家庭成员帮助收钱，很多贪官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事情更加隐蔽，同时也能分担风险。因此，相比于协助型，参与型则显得更加明目张胆一些，这种权力运作方式更加方便，也更加大胆。
安徽省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及其子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张冬也被称为“贪腐父子兵”，去年8月，因受贿超2000万元，张治淮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冬被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公开报道，张治淮、张冬分别单独收受贿赂455万元、76万元，而两人共同收受的贿赂却达到了1800万元。在两人共同收受贿赂时，一般都由张冬出面联络，需要张治淮出手的时候，张冬才把事情告诉张治淮。例如，当地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杨某为了接手宿州市南关菜市场的改造项目，联系到张冬，张冬无法做主，就牵线让张治淮与杨某见了面，谈成了这笔“生意”，甚至最后张治淮还想办法以零地价把南关菜市场及其附近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了杨某的公司，事后，杨某给了两人754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大专学历的张冬，于2006年年初被提拔为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局长，而正是此时，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六十八条明文规定，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张治淮父子却毫不避嫌地在国土部门扎堆。
合作型，指的是家庭成员一部分是官，一部分是商，合作共谋利益。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官商勾结的贪腐案例，试想如果这官与商竟是来自同一家族，危害可想而知。
2011年10月27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法院判决了广东省中山市委原副书记、市长李启红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及受贿罪一案，同时被判刑的，还有李启红的丈夫林永安、弟弟李启明、弟媳林小雁等人。
案发时，林永安和李启明是多家房地产公司的股东。2007年前后，李启红与林永安等人从中山公用科技公司董事长谭庆中那里获悉了该公司资产重组后股价会上涨的内幕信息，借用林小雁弟弟林伟成的名义在中国银河证券中山营业部办理了证券交易开户手续，通过此证券账户大量购买公用科技股票，短短3个月，账面收益近2000万元。
“房媳”事件中，也存在着家族官商联合的情况。据悉，孙怀亮在担任风陵渡煤管站站长时，将存有数百万元资金的小金库一部分投资了鑫源物流公司，一部分开办风陵渡洗煤厂。而物流公司与风陵渡洗煤厂的高管有许多都是孙家的亲戚。
根源于伦理政治的传统文化
“权力家族化其实比想象中容易理解，就是所谓的‘好处均沾’。”任建明告诉《方圆》记者，“官员腐败的动机一般是攫取财富，而此类官员不仅为自己，也为其家庭攫取不义之财。另一方面，行贿者可能‘绕过’官员本人，而向他身边的人‘公关’，久而久之，家庭成员自然卷入到腐败当中。”
多年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宝成关认为，权力家族化的根源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有关，我国自古就推行的伦理政治，导致了人治主义的泛滥。
晚清思想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即指出中国是家族本位的社会。家族势力非常顽强且充满活力，一旦权力获得变现的机会，寻求权力寻租的人会首先把家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一个家族中如果有一个人成为官员，他便有为家族牟取利益的“义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既是对家族连带现象的一种描述，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也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甚至制度。
贪官骄纵子女是权力家族化现象横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时候子女甚至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倒逼因素”。官员不得不为了满足子女的要求而变本加厉。吉林省原政协委员乔本平坦言：“我在教育子女过程中过分溺爱孩子，甚至置国法于不顾。孩子要房子，我就用公款给他买房子；孩子要车，我就把公车给他；孩子要做生意，我就从公款中拿钱给他，有一次儿子向我提出要用200万元做生意，我就从延边给他整了200万元，对孩子的要求，我总是百分之百满足，完全不顾自己是不是在违法犯罪。”
法院审理查明，1992年11月至1997年末，乔本平利用职务便利，先后5次指使下属工作人员将公款人民币390万元转至其指定的银行账户，乔本平将其中的380万元提供给儿子做生意；1994年6月和1997年1月，乔本平分别收受香港一家公司贿赂的人民币35万元及德国马克37万，乔本平将人民币35万元用于为儿子购买门市房。另外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也曾表示大部分原因是为了女儿出國留学。可以说是利用职权为子女谋取私利的典型。
值得注意的是，官员骄纵子女很容易导致“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的“衙内现象”。看过《水浒传》的人对高俅的儿子“高衙内”一定不陌生。“衙内”本是对封建社会达官贵人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子女的一种蔑称，如今腐败高官子女中却存在“衙内化”的趋势，且一些人还以此为荣。“衙内们”依仗父辈权势，聚敛数千万甚至上亿家财，并且早早备有外国护照，一旦东窗事发就潜逃境外，对社会危害很大，所以民愤极大。
除了官员本身及其子女，“贪内助”在腐败“家族化”的过程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贪内助”比丈夫更明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或怂恿丈夫拼命敛财，或明里暗里私设“夫人衙门”。青海省人大原副主任韩福才，续娶了一位小其22岁的妻子马玉龙。一篇报道这样记述他们夫妻受贿的情形：“对于外财，他不敢收的，她敢；他不便收的，她方便。”
“贪内助”们大多站在丈夫的身后，越权干预，收取对方的好处。五洲公司总经理胡教华为了解决贷款问题便请傅培培（浙江省委原常委、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的妻子）帮忙，答应事成后给她巨额报酬。许运鸿于是率领市政府要员和银行负责人到胡的公司“看看”，这一看就为胡“看”来了540万美元和18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1998年，胡因公司缺乏流动资金陷入困境，再次求助于傅，许再次到胡的公司“看看”，胡又因此得到3767万元人民币的贷款。前后傅共得到胡送的400万元人民币。 干部任用制度不健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认为，干部任用制度不健全，是当前权力家族化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又包括公务员录用制度的不健全、选调生制度的滥用、回避制度的不完善等等。
“以前的惯用手法是先当军人或工人，然后转干。按照现有的公务员录用制度，一个人要想进入公务员系统，最主要的渠道是公务员公开考试录用，它一般要经过三个环节，即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申论和面试。随着考试制度的日臻完善，前两个环节的程序越来越严格，一般不太容易出现问题，但在面试的环节则存在较大的人为操作的空间，主要存在面试考官筛选不规范和不匿名、面试组织过程不严密、事先‘打招呼’等问题，一些官员就是利用这些漏洞为其亲属走后门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从一些被曝光的案件中可见一斑。此外，‘萝卜招录’也是一些人通过公务员考试录用这一渠道使其亲属进入公务员系统的惯用手法。”陈天祥说。
除此之外，选调生制度和干部调任制度也是被经常用于实现权力家族化的制度。选调生制度区别于公务员公开考试录用，而是组织部门的定向招聘，竞争程度远低于公开招录，而且考评过程中人为因素也更大；并且，根据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开考试录用只适用于录用主任科员以下的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而科长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则可以从非公务员系统（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中直接调任。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录用没有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那么严格，因此，一些官员便让其子女或亲属先进入这些单位，然后通过自己的权力施加影响让他们晋升到科长以上的行政级别，然后通过干部调任的方法进入公务员系统。
历史上，我国有“离乡五百里之内不得为官”的古训和实践，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家乡的人事关系太复杂。但是，我国现在的公务员回避制度实施得并不好。近年来关注度很高的一些事件中，“官二代”被接连迅速和破格提拔，不到30岁就成为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就是因其直系亲属长期在当地做官，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向相关部门施加影响所致。
“干部任用制度对于公众来说太过神秘、封闭，难以通过社会力量实现对它的有效监督。缺乏透明度使得权力家族化现象得以蔓延。”陈天祥认为。
而用人问责制度的缺失，则导致权力家族化无法得到有效抑制。从目前被曝光的案件来看，权力家族化的违法成本太低。湘潭“火箭提拔”事件以徐韬降为副科级收场；陕西子洲县“替夫任职”也仅以党内处分和“降低岗位”结束。山西“房媳”事件中，与孙宏军一起吸毒的朋友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而孙宏军却在同年升任夏县公安局长。
此外，国务院早在1984年和1985年就分别发布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和《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两项法规来禁止官员及其亲属经商。2010年4月《中國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发布施行，第5条也明确规定：不得默许纵容亲属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为亲属经商创造条件、亲属在本人管辖范围内经商。而现实中，权力家族都想方设法绕过了这些约束。
权力家族化是一种“预贪腐”
“房媳”事件就是权力家族化的典型例子。“权力家族化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预贪腐’，虽然不是所有的权力家族化现象都必然导致贪腐，但从职务犯罪的规律来看，这种现象非常容易导致贪腐。”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认为，如果官员权力家族化不治理，等待人们的将是更加严重的腐败。
罗猛表示，“预贪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只是一种现象的提炼。概括来说就是很容易滋生贪腐行为的潜在环境，虽然还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恶果，但是已经具备了构成贪腐行为的若干要件，比如主观上谋求不正当的个人利益，客观上存在权钱交易的可能性以及家族权力化阴影下监督制约机制的屏蔽，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已经接近贪腐的红线。
任建明认为，治理权力家族化更迫切的动力在于预防家族式贪腐，这种类型的贪腐如果任其泛滥，会侵蚀公众的反腐信心。“如果大家都失去信心，反腐会越来越难。一些人就会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到腐败中来。”
专家一致认为，治理权力家族化刻不容缓。陈天祥表示：“对于权力家族化，有以下三方面的对策可以采用：健全干部任用制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中；打破干部任用制度的神秘性和封闭性，使用人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建立和健全用人问责制度。”
尤其是建立和健全用人问责制度。陈天祥认为：“首先，要强化委任制中决策者对人才选拔的责任，建立健全对违规用人的惩处制度、推荐者的责任追究制度等。其次，鼓励社会各界通过多种途径对用人过程进行广泛的监督，对典型的权力“家族化”案件进行曝光。再次，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中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多位受访专家还表示，遏制权力家族化还需借助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
“当官员家属为不义之财‘暗度陈仓’，或是‘借名敛财’时，却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去发现、惩处这些家属。”任建明认为，应将领导干部及其家族成员始终置于一种透明状态中。
“财产申报公开是老话题，如果财产申报既不公示又不检查，即使扩展到了家庭成员，也发现不了问题。”有专家认为，要使当前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至少应增加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监察，由相关监察委员会联合银行等，负责审查申报表是否真实；第二个环节是公示，将申报内容在同级间公示，同级收入差不多又有竞争关系，容易发现瞒报、漏报和谎报；第三个环节是惩处，一旦发现有违规行为，严格按党纪政纪处理；第四个环节是建档，即建立官员诚信档案，如有谎报等行为便一一记录在案，供提拔时参考。”
“权力家族化现象是多重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治理这种现象，在传统根源上要突出政治文化的创新和公民文化的培育，在现实根源上则须进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宝成关说。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的回避制度
公务员法规定了三种回避：职务回避、地域回避、公务回避。
任职回避，指对有某种亲属关系的公务员，在担任某些关系密切的职务方面作出的限制。《公务员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地域回避，指对公务员原籍任职方面所作的限制规定。《公务员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担任县、乡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如县长、副县长、乡长、副乡长等，均不得在原籍任职。
公务回避，指对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所处理的问题涉及本人或者与本人有某种亲属关系的人员时所作出的限制性规定。《公务员法》第七十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涉及与本人有《公务员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所列亲属人员的利害关系的；其他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无论是河南郑州“房妹”案，还是山西运城“房媳”事件，最后都如出一辙地牵出了一个共同话题——权力家族化。不久前，“房妹”之父、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峰被依法逮捕，等待他的将是严肃的审判；“房媳”张彦一家也不好过，丈夫孙宏军、公公孙太平陆续被曝出存在诸多以权谋私、涉嫌违纪的事实。
“中国有句俗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家人牟利’既是某些官员腐败的基本动机之一，也是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说，“在家族式腐败的背后，权力家族化现象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林林总总的基层权力家族化现象
“近年来，一些地方基层权力分配的乱象正爆发性、多发性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果任由这种现象蔓延，中国就可能会形成一种权力家族化和地方权力黑社会化的状况。”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宝成关表示。
“从湘潭的‘火箭提拔’到广东揭阳的‘子接父任’，再到山西‘房媳’等等事件中看，权力家族化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某区域个案到整个家族层层繁衍；从一般的父子、母女间的单线‘传承’升级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态势。”其中，“火箭提拔”、“替夫任职”、“子接父任”等等近期发生的热门事件都是权力家族化单线传承的典型。
今年3月，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副县长徐韬被曝“5年7次换岗，工作10个月被提拔为副科，一年半从正科变副处”，完成“火箭式提拔”，其父为湘潭市某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5月7日，湘潭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徐韬湘潭县副县长职务，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以副科级职务安排其相应工作。
4月，陕西省子洲县曝出一起“替夫任职”的闹剧。2009年，该县何家集镇一名叫加建平的镇政府工作人员脱岗去外地做生意，为保住“饭碗”，让妻子徐某替其任职，持续4年之久。据悉，早在2008年9月3日，何家集镇党委就召开会议，同意由加建平之妻徐某顶替其工作。而加建平本人在其妻子顶班几个月前就不上班了。4月13日，经子洲县纪委、监察局、人社局调查研究决定，加建平被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和降低岗位等级处分，何家集镇相关人员也受到处分。
5月，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又曝出“子接父任”闹剧。2011年11月，27岁的江中咏就任揭东县（现揭东区）副县长，而其父同期卸任副县长，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5月10日，得知消息的揭阳市市委经调查，决定撤销了江中咏的任职决定。江中咏在该县炮台镇、霖磐镇等地的从团委副书记到镇党委书记等一系列任命决定，也由当地党委撤销。
经过长期的单线传承，单个家族的权力就会形成一定规模，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态势。
在山西运城的“房媳”事件中，根据《方圆》记者的实地调查，以“房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运城孙家，在运城市有着极为庞大的家族势力，整个家族资产过亿，家族成员至少有20人在运城市担任公职，分布在公、检、法、纪委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孙太平其子孙宏军、其三女婿的入职以及升职都有孙太平违规操作的痕迹；孙太平的三个女儿因为录警和提干的需要，竟把出生日期改成了同一天；孙太平发迹的风陵渡煤管站，也一直为孙家所垄断，孙太平走后由侄子孙怀亮当站长，孙怀亮走后又是孙太平妻侄卢高春任站长。不仅如此，孙家还与当地其他势力庞大的家族联姻，例如孙太平大女婿的家族也是权势显赫。
“房媳”家族，是近期被曝光得最为详尽的官员家族。像这样形成规模的权力家族化现象，还有曾经“大红大紫”的温州“世袭局”。
2011年，温州公路管理处被曝光9年吸纳领导亲属达到60人之多，有36名在职领导曾安排子女进入该“世袭局”。据爆料，该单位还为一位前任领导的女儿“量身定做”了招聘条件：“旅游管理专业、女性、1982年5月1日出生、有驾照。”随后，温州市纪委对该单位给予了通报批评，并责令深刻检查，并对有关领导进行了追责。
权力家族化导致的家族式腐败
宝成关认为，随着权力家族化的深化，家族式腐败将很可能成为恶果。反腐败理论研究专家邵道生曾为“家族式腐败”下过一个定义：身居要职的官员，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行为。任建明表示，可按家庭成员在侵吞财富过程中的分工，把家族式腐败分为三种类型：协助型、参与型与合作型。
协助型，指的是只有一名核心人员身居要职，其他家族成員帮助其实施侵吞财富行为的类型。7月13日河南省鹤壁市中级法院判决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河南公司原董事长李长轩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2002年至2011年间，先后担任中储粮郑州分公司总经理、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中储粮河南公司董事长的李长轩，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漯河市大道谷物董事长宛振水、登封市粮食收储公司负责人王国顺等65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407.9万元、美元4.5万，为宛振水等人在托市粮收购、中央储备粮调拨、人事安排、粮库建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最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处以无期徒刑。在李长轩陷入受贿深渊的同时，其妻子和情妇也成为其同案犯。其妻子退休职工姜秀峰，多次帮助李长轩收受贿赂，其以受贿罪，被另案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个体工商户、李长轩的情妇叶晓宛同样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姜秀峰案承办人、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赫连杨杰透露，姜秀峰并不是“天生”的“贪内助”。漯河市某粮油公司董事长王玉海曾到李长轩家送钱，曾经被姜秀峰逐出门外。但亲眼目睹几次李长轩收钱以后，姜秀峰慢慢接受了这种事，她也开始帮着收。后来，高档酒经销商李世亮联系到姜秀峰，通过姜秀峰介绍认识了李长轩，于2011年在中储粮河南系统推销了数百件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姜秀峰得到了李世亮的两次好处费，分别是50万元和71万元。2010年，中储粮许昌某库发生贪腐案件，李长轩受了惊动，还让姜秀峰以各种方式转移财产。 参与型，即不止是一名家族成员当官，而是多人当官，共同谋取利益。正如邓荣卿案所表现出来的，有专家认为，让家庭成员帮助收钱，很多贪官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事情更加隐蔽，同时也能分担风险。因此，相比于协助型，参与型则显得更加明目张胆一些，这种权力运作方式更加方便，也更加大胆。
安徽省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及其子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张冬也被称为“贪腐父子兵”，去年8月，因受贿超2000万元，张治淮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冬被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公开报道，张治淮、张冬分别单独收受贿赂455万元、76万元，而两人共同收受的贿赂却达到了1800万元。在两人共同收受贿赂时，一般都由张冬出面联络，需要张治淮出手的时候，张冬才把事情告诉张治淮。例如，当地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杨某为了接手宿州市南关菜市场的改造项目，联系到张冬，张冬无法做主，就牵线让张治淮与杨某见了面，谈成了这笔“生意”，甚至最后张治淮还想办法以零地价把南关菜市场及其附近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了杨某的公司，事后，杨某给了两人754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大专学历的张冬，于2006年年初被提拔为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局长，而正是此时，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六十八条明文规定，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张治淮父子却毫不避嫌地在国土部门扎堆。
合作型，指的是家庭成员一部分是官，一部分是商，合作共谋利益。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官商勾结的贪腐案例，试想如果这官与商竟是来自同一家族，危害可想而知。
2011年10月27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法院判决了广东省中山市委原副书记、市长李启红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及受贿罪一案，同时被判刑的，还有李启红的丈夫林永安、弟弟李启明、弟媳林小雁等人。
案发时，林永安和李启明是多家房地产公司的股东。2007年前后，李启红与林永安等人从中山公用科技公司董事长谭庆中那里获悉了该公司资产重组后股价会上涨的内幕信息，借用林小雁弟弟林伟成的名义在中国银河证券中山营业部办理了证券交易开户手续，通过此证券账户大量购买公用科技股票，短短3个月，账面收益近2000万元。
“房媳”事件中，也存在着家族官商联合的情况。据悉，孙怀亮在担任风陵渡煤管站站长时，将存有数百万元资金的小金库一部分投资了鑫源物流公司，一部分开办风陵渡洗煤厂。而物流公司与风陵渡洗煤厂的高管有许多都是孙家的亲戚。
根源于伦理政治的传统文化
“权力家族化其实比想象中容易理解，就是所谓的‘好处均沾’。”任建明告诉《方圆》记者，“官员腐败的动机一般是攫取财富，而此类官员不仅为自己，也为其家庭攫取不义之财。另一方面，行贿者可能‘绕过’官员本人，而向他身边的人‘公关’，久而久之，家庭成员自然卷入到腐败当中。”
多年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宝成关认为，权力家族化的根源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有关，我国自古就推行的伦理政治，导致了人治主义的泛滥。
晚清思想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即指出中国是家族本位的社会。家族势力非常顽强且充满活力，一旦权力获得变现的机会，寻求权力寻租的人会首先把家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一个家族中如果有一个人成为官员，他便有为家族牟取利益的“义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既是对家族连带现象的一种描述，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也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甚至制度。
贪官骄纵子女是权力家族化现象横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时候子女甚至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倒逼因素”。官员不得不为了满足子女的要求而变本加厉。吉林省原政协委员乔本平坦言：“我在教育子女过程中过分溺爱孩子，甚至置国法于不顾。孩子要房子，我就用公款给他买房子；孩子要车，我就把公车给他；孩子要做生意，我就从公款中拿钱给他，有一次儿子向我提出要用200万元做生意，我就从延边给他整了200万元，对孩子的要求，我总是百分之百满足，完全不顾自己是不是在违法犯罪。”
法院审理查明，1992年11月至1997年末，乔本平利用职务便利，先后5次指使下属工作人员将公款人民币390万元转至其指定的银行账户，乔本平将其中的380万元提供给儿子做生意；1994年6月和1997年1月，乔本平分别收受香港一家公司贿赂的人民币35万元及德国马克37万，乔本平将人民币35万元用于为儿子购买门市房。另外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也曾表示大部分原因是为了女儿出國留学。可以说是利用职权为子女谋取私利的典型。
值得注意的是，官员骄纵子女很容易导致“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的“衙内现象”。看过《水浒传》的人对高俅的儿子“高衙内”一定不陌生。“衙内”本是对封建社会达官贵人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子女的一种蔑称，如今腐败高官子女中却存在“衙内化”的趋势，且一些人还以此为荣。“衙内们”依仗父辈权势，聚敛数千万甚至上亿家财，并且早早备有外国护照，一旦东窗事发就潜逃境外，对社会危害很大，所以民愤极大。
除了官员本身及其子女，“贪内助”在腐败“家族化”的过程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贪内助”比丈夫更明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或怂恿丈夫拼命敛财，或明里暗里私设“夫人衙门”。青海省人大原副主任韩福才，续娶了一位小其22岁的妻子马玉龙。一篇报道这样记述他们夫妻受贿的情形：“对于外财，他不敢收的，她敢；他不便收的，她方便。”
“贪内助”们大多站在丈夫的身后，越权干预，收取对方的好处。五洲公司总经理胡教华为了解决贷款问题便请傅培培（浙江省委原常委、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的妻子）帮忙，答应事成后给她巨额报酬。许运鸿于是率领市政府要员和银行负责人到胡的公司“看看”，这一看就为胡“看”来了540万美元和18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1998年，胡因公司缺乏流动资金陷入困境，再次求助于傅，许再次到胡的公司“看看”，胡又因此得到3767万元人民币的贷款。前后傅共得到胡送的400万元人民币。 干部任用制度不健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认为，干部任用制度不健全，是当前权力家族化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又包括公务员录用制度的不健全、选调生制度的滥用、回避制度的不完善等等。
“以前的惯用手法是先当军人或工人，然后转干。按照现有的公务员录用制度，一个人要想进入公务员系统，最主要的渠道是公务员公开考试录用，它一般要经过三个环节，即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申论和面试。随着考试制度的日臻完善，前两个环节的程序越来越严格，一般不太容易出现问题，但在面试的环节则存在较大的人为操作的空间，主要存在面试考官筛选不规范和不匿名、面试组织过程不严密、事先‘打招呼’等问题，一些官员就是利用这些漏洞为其亲属走后门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从一些被曝光的案件中可见一斑。此外，‘萝卜招录’也是一些人通过公务员考试录用这一渠道使其亲属进入公务员系统的惯用手法。”陈天祥说。
除此之外，选调生制度和干部调任制度也是被经常用于实现权力家族化的制度。选调生制度区别于公务员公开考试录用，而是组织部门的定向招聘，竞争程度远低于公开招录，而且考评过程中人为因素也更大；并且，根据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开考试录用只适用于录用主任科员以下的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而科长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则可以从非公务员系统（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中直接调任。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录用没有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那么严格，因此，一些官员便让其子女或亲属先进入这些单位，然后通过自己的权力施加影响让他们晋升到科长以上的行政级别，然后通过干部调任的方法进入公务员系统。
历史上，我国有“离乡五百里之内不得为官”的古训和实践，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家乡的人事关系太复杂。但是，我国现在的公务员回避制度实施得并不好。近年来关注度很高的一些事件中，“官二代”被接连迅速和破格提拔，不到30岁就成为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就是因其直系亲属长期在当地做官，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向相关部门施加影响所致。
“干部任用制度对于公众来说太过神秘、封闭，难以通过社会力量实现对它的有效监督。缺乏透明度使得权力家族化现象得以蔓延。”陈天祥认为。
而用人问责制度的缺失，则导致权力家族化无法得到有效抑制。从目前被曝光的案件来看，权力家族化的违法成本太低。湘潭“火箭提拔”事件以徐韬降为副科级收场；陕西子洲县“替夫任职”也仅以党内处分和“降低岗位”结束。山西“房媳”事件中，与孙宏军一起吸毒的朋友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而孙宏军却在同年升任夏县公安局长。
此外，国务院早在1984年和1985年就分别发布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和《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两项法规来禁止官员及其亲属经商。2010年4月《中國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发布施行，第5条也明确规定：不得默许纵容亲属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为亲属经商创造条件、亲属在本人管辖范围内经商。而现实中，权力家族都想方设法绕过了这些约束。
权力家族化是一种“预贪腐”
“房媳”事件就是权力家族化的典型例子。“权力家族化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预贪腐’，虽然不是所有的权力家族化现象都必然导致贪腐，但从职务犯罪的规律来看，这种现象非常容易导致贪腐。”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认为，如果官员权力家族化不治理，等待人们的将是更加严重的腐败。
罗猛表示，“预贪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只是一种现象的提炼。概括来说就是很容易滋生贪腐行为的潜在环境，虽然还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恶果，但是已经具备了构成贪腐行为的若干要件，比如主观上谋求不正当的个人利益，客观上存在权钱交易的可能性以及家族权力化阴影下监督制约机制的屏蔽，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已经接近贪腐的红线。
任建明认为，治理权力家族化更迫切的动力在于预防家族式贪腐，这种类型的贪腐如果任其泛滥，会侵蚀公众的反腐信心。“如果大家都失去信心，反腐会越来越难。一些人就会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到腐败中来。”
专家一致认为，治理权力家族化刻不容缓。陈天祥表示：“对于权力家族化，有以下三方面的对策可以采用：健全干部任用制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中；打破干部任用制度的神秘性和封闭性，使用人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建立和健全用人问责制度。”
尤其是建立和健全用人问责制度。陈天祥认为：“首先，要强化委任制中决策者对人才选拔的责任，建立健全对违规用人的惩处制度、推荐者的责任追究制度等。其次，鼓励社会各界通过多种途径对用人过程进行广泛的监督，对典型的权力“家族化”案件进行曝光。再次，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中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多位受访专家还表示，遏制权力家族化还需借助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
“当官员家属为不义之财‘暗度陈仓’，或是‘借名敛财’时，却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去发现、惩处这些家属。”任建明认为，应将领导干部及其家族成员始终置于一种透明状态中。
“财产申报公开是老话题，如果财产申报既不公示又不检查，即使扩展到了家庭成员，也发现不了问题。”有专家认为，要使当前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至少应增加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监察，由相关监察委员会联合银行等，负责审查申报表是否真实；第二个环节是公示，将申报内容在同级间公示，同级收入差不多又有竞争关系，容易发现瞒报、漏报和谎报；第三个环节是惩处，一旦发现有违规行为，严格按党纪政纪处理；第四个环节是建档，即建立官员诚信档案，如有谎报等行为便一一记录在案，供提拔时参考。”
“权力家族化现象是多重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治理这种现象，在传统根源上要突出政治文化的创新和公民文化的培育，在现实根源上则须进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宝成关说。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的回避制度
公务员法规定了三种回避：职务回避、地域回避、公务回避。
任职回避，指对有某种亲属关系的公务员，在担任某些关系密切的职务方面作出的限制。《公务员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地域回避，指对公务员原籍任职方面所作的限制规定。《公务员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担任县、乡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如县长、副县长、乡长、副乡长等，均不得在原籍任职。
公务回避，指对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所处理的问题涉及本人或者与本人有某种亲属关系的人员时所作出的限制性规定。《公务员法》第七十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涉及与本人有《公务员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所列亲属人员的利害关系的；其他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