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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宣布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消息一出，备受关注。拥有215万粉丝的微博明星于莺，因以其特有的冷幽默讲述医院的趣事和生活中的糗事而深受网友喜爱，曾创造了3天吸引10万微博粉丝的纪录。
在重新踏上职业征途前，于莺对自己十余年的从医生涯作了一番回顾、梳理及展望。
我为什么要学医
当我在键盘上敲下《我当医生这些年》这几个字时，我自己都觉得太得瑟了。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主治医师，而且是整个医疗系统中不怎么受待见的急诊科主治医师。
论资历，医疗行业里知识分子多得“成灾”，随便召集几位大夫开个小会，平均学历就是硕士以上。要不是我在新浪微博有200多万的粉丝，要不是我多嘴说了些“医院推诿急诊重患”、“医保定额”等业内人尽皆知的秘密而引起媒体关注，谁会关心一位普通大夫的离职啊？
按说，8年的医科大学学习、博士学位、毕业后直接留在“协和”这样的国内顶尖医院工作，自己虽不能大富大贵，但生活无忧那是没说的，不用操心有朝一日会失业。可我就这么辞职了，甚至是在没有找好下家的情况下。无数人不解，这其中包括曾经以我为荣的父母。要知道当年我能踏上学医这条路，都是因为我的家庭。
我上高二的时候，妈妈得了乳腺癌，好在发现得比较早，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做了手术。暑假那段时间，每天我和我爸穿梭在家和医院之间，那会儿医院有严格的探视规定：每个家属都要在门卫那里登记，拿到手牌才能进到院区。
我拎着保温桶走在医院宽敞明亮的走廊里，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连脚步都放慢下来。遇到年轻英俊的大夫走过，我恨不得贴着墙壁让出全部的走廊，眼神里满是敬仰。妈妈的手术做得很顺利，全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那会儿我就在想，我也要当医生！
但是毕业体检时，由于视力不过关，我无法报考军大，看着排名前三的医科大学，我选择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当时填报这个志愿有非常大的风险，协和医大在上海只招6名学生，录取分数线比复旦大学金融系还要高，而我的成绩在班级里排不上第一，年级排名更是在10～20名之间。班主任并不看好我的选择，甚至用一种“遗憾、可惜、白瞎了这孩子”之类的目光打量我。好在我少年时就神经大条，上考场的状态就跟现在值夜班一样，完全是“打鸡血模式”。结果，高考成绩出乎意料的好，我得以顺利进入协和医大。
在老教授身上读懂协和精神
在协和医大读书的头两年里，我是在北大生物系上医学预科班。后来才回到医科大学本部——一座8层楼高的大楼里。
协和与北大的条件落差相当大，谁能想到国内排名第一的医科大学竟然只有这么一座大楼，名字还叫“基础所”。我们吃饭、洗澡都在地下一层，做实验在3到5层，住宿也在3到5层，上课在七八层，放风在楼顶。到了本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一所全国排名第一的临床医学院校每年只招一个班级，每个班级只招30个人——地方太小，没有法子扩招啊。
但就是在这里，我们逐渐了解了什么才是医学、医学中人文科学的地位，以及作为医生我们能为病人做些什么。
我记得刚到本部时，在北大读书的一位老同学来找我，他的妹妹有很严重的哮喘，时好时坏，已经影响到日常活动。那天眼看快中午12点了，我拉着他妹妹就往门诊跑，隔着诊室的小方玻璃窗望去，有位年纪很大的教授正站起来收拾东西，我们走进去央求加号。老教授摆了摆手，微笑地说：“都是学生，不要挂号了，我直接给你看了吧。”得知同学的妹妹是自费，老教授第二天还拿来几支进口的气雾剂送给她。等到我进入实习期，才知道这位让我很感动的教授是呼吸科的罗慰慈大夫。
几年前，我在抢救室值班，一天深夜，罗教授到病房看望一位患者，那是他的老朋友。我惊讶地站起来，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人打招呼要我们关照一下这位患者。罗教授小声地向我询问病情，我小声地向他讲述，他依旧是那么温文尔雅，谦逊有礼。
在协和，这样的老教授有很多，这样的人构筑成了协和精神。医者之所以能成为大家，靠的是一种自我修炼。“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在我看来，这句话最好地诠释了协和精神。
临床工作不是死记硬背
协和的实习生训练计划非常“强悍”，实习期间需要陪着住院医生一起值夜班。晚上病人有情况呼叫大夫，护士会毫不客气地先把实习大夫叫起来，由实习大夫进行问诊查体，完成必要的检查，并向住院医生汇报，给出合理的处理措施。
我轮转的第一个病房是感染科，那次遇上的是一位感染性休克的患者，上着心电监护。整夜我都不敢睡，守在病人床边，旁边放着抢救车等设备。半夜时分，患者一阵剧烈咳嗽，心电监护上的波形由于受到干扰，出现大幅度的震荡。我一看慌了神，以为是室颤，急忙叫值班护士过来准备除颤。护士将我拉到一边，严肃地指出我的错误，又走到患者床边，重新仔细地贴上监护的电极片，心电图恢复正常了。我羞得满脸通红，一头大汗。
临床工作不是死记硬背，要靠经验的积累。刚进入临床，一个护士，哪怕是病房的老护理员，都是你的老师。
后来我自己开始带实习生、带年轻住院医生，我会给他们讲我的这段糗事，告诉他们临床积累经验的重要性和谦虚接受别人指正的必要性。
毕业后按照我的理想，我选择了内科，开始一个个专业组地轮转。2003年，也就是自己毕业的第二年，一场SARS席卷中国，北京不幸沦为重灾区。作为一名住院医生，我当然要去一线工作，我认为这是一次考验自己的机会，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
在急诊SARS病区，我和一群急诊医生护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那个特殊时期，没有人存私心想着偷懒，大家都是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看到对方口罩耷拉下来了，马上提醒戴好；看到隔离衣的系带松了，也会主动示意大夫转过身去帮他系好，更不要说大家下班后挤在一起看电视剧、聊天了。由于不能回家，大家都住在医院单独辟出的一层楼里。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友谊，情感特别深厚。 SARS结束后，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我做事利索、神经大条、爱熬夜的特点，发现自己十分适合急诊工作，于是在2004年9月我正式调到了急诊科。
刚到急诊科那天，正赶上重病人抢救：气管插管、中心静脉、心肺复苏，全套流程干下来，看见患者恢复自主心率、家属感激地流下眼泪，我真的很有成就感。
但没想到才一个月时间，急诊科主任就找我谈话了，原因是一位吃安定自杀未遂的患者，投诉我服务态度不好。因为我说了一句“你是医生我是医生？你当然应该听我的”，我觉得自己没有说错啊。主任见我认错态度不好，非常委婉地提了句：“于莺啊，你的技术、知识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你这心直口快的性格以后会让你吃大亏。”
后来我慢慢琢磨明白了：医疗是一种特殊的服务行业，医患双方的信息绝对不对等。患者在身心极度痛苦时，最盼望的是药到病除。但医学不是绝对的科学，也不可能发达到实现药到病除这一层面。所以，其中的人文关怀就相当重要。一位医生，除了治病之外，还应该想一想面前的患者最需要的是什么，该怎么去缓解他的紧张焦虑和痛苦。
随着年龄的增长、临床经验的积累，看过无数病人及家属后，我变得不再急躁，也不会居高临下说一些超出患者承受力的话了。反而，病人觉得我值得信任，也愿意和我交流，每次看急诊只要我在，有些人宁愿多等一会儿让我看。
尽量让老百姓不得病
身在中国顶尖医院的急诊科，我深切感到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医生水平的差异巨大，以及患者对基层医疗水平的不信任。
来协和医院看急诊的有三分之一是外地患者，他们有的人是不相信当地医院的诊断，宁愿奔波千里来北京最顶级的医院，哪怕是经一名年轻住院医生的口中说出“不治之症”这4个字，才会痛苦地正视现实；有的人是缺乏基本的健康医疗常识，小病不去看，等到挺不住了再来急诊，可人已经是器官衰竭期了；也有的患者来看急诊，掏出当地医院全套检查的病历，我们看了不禁汗颜，有的检查根本不需要做啊！
再看三级医院的专家、教授们，门诊出诊表从周一到周五最多也就2到3个门诊单元，剩下的时间都在申请课题、开会、讲课、会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医疗力量放到基层，形成全科医疗和健康管理呢？
全科医疗早就不是新鲜词了，英国、澳大利亚，还有台湾地区都做得风风火火。人们把钱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拨出80%左右给全科医生，医生拿到钱最根本的想法就是不让患者得病，就算得病也要尽量得小病，这样他们才有钱挣。
如果一位居民他今年健康状况良好，明年交给保险公司的医疗金就会相应减少。所以这位居民为了少交钱，也会尽量锻炼身体，让自己不得病、少得病。这样形成的三方制约，才是一个良性的健康管理模式。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我不能总是在疾病的终末端给人治病，而应该想办法冲到前面去，尽量让老百姓不得病。就算得了慢性病，也能得到很好的疾病管理，延缓疾病的进程。
所以，我辞职了！打算去探索一条健康管理的全科医生之路。如果你们也认同我的观点，就一起来努力吧，我们的目标是——尽量不得病！
编辑 乐天
在重新踏上职业征途前，于莺对自己十余年的从医生涯作了一番回顾、梳理及展望。
我为什么要学医
当我在键盘上敲下《我当医生这些年》这几个字时，我自己都觉得太得瑟了。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主治医师，而且是整个医疗系统中不怎么受待见的急诊科主治医师。
论资历，医疗行业里知识分子多得“成灾”，随便召集几位大夫开个小会，平均学历就是硕士以上。要不是我在新浪微博有200多万的粉丝，要不是我多嘴说了些“医院推诿急诊重患”、“医保定额”等业内人尽皆知的秘密而引起媒体关注，谁会关心一位普通大夫的离职啊？
按说，8年的医科大学学习、博士学位、毕业后直接留在“协和”这样的国内顶尖医院工作，自己虽不能大富大贵，但生活无忧那是没说的，不用操心有朝一日会失业。可我就这么辞职了，甚至是在没有找好下家的情况下。无数人不解，这其中包括曾经以我为荣的父母。要知道当年我能踏上学医这条路，都是因为我的家庭。
我上高二的时候，妈妈得了乳腺癌，好在发现得比较早，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做了手术。暑假那段时间，每天我和我爸穿梭在家和医院之间，那会儿医院有严格的探视规定：每个家属都要在门卫那里登记，拿到手牌才能进到院区。
我拎着保温桶走在医院宽敞明亮的走廊里，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连脚步都放慢下来。遇到年轻英俊的大夫走过，我恨不得贴着墙壁让出全部的走廊，眼神里满是敬仰。妈妈的手术做得很顺利，全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那会儿我就在想，我也要当医生！
但是毕业体检时，由于视力不过关，我无法报考军大，看着排名前三的医科大学，我选择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当时填报这个志愿有非常大的风险，协和医大在上海只招6名学生，录取分数线比复旦大学金融系还要高，而我的成绩在班级里排不上第一，年级排名更是在10～20名之间。班主任并不看好我的选择，甚至用一种“遗憾、可惜、白瞎了这孩子”之类的目光打量我。好在我少年时就神经大条，上考场的状态就跟现在值夜班一样，完全是“打鸡血模式”。结果，高考成绩出乎意料的好，我得以顺利进入协和医大。
在老教授身上读懂协和精神
在协和医大读书的头两年里，我是在北大生物系上医学预科班。后来才回到医科大学本部——一座8层楼高的大楼里。
协和与北大的条件落差相当大，谁能想到国内排名第一的医科大学竟然只有这么一座大楼，名字还叫“基础所”。我们吃饭、洗澡都在地下一层，做实验在3到5层，住宿也在3到5层，上课在七八层，放风在楼顶。到了本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一所全国排名第一的临床医学院校每年只招一个班级，每个班级只招30个人——地方太小，没有法子扩招啊。
但就是在这里，我们逐渐了解了什么才是医学、医学中人文科学的地位，以及作为医生我们能为病人做些什么。
我记得刚到本部时，在北大读书的一位老同学来找我，他的妹妹有很严重的哮喘，时好时坏，已经影响到日常活动。那天眼看快中午12点了，我拉着他妹妹就往门诊跑，隔着诊室的小方玻璃窗望去，有位年纪很大的教授正站起来收拾东西，我们走进去央求加号。老教授摆了摆手，微笑地说：“都是学生，不要挂号了，我直接给你看了吧。”得知同学的妹妹是自费，老教授第二天还拿来几支进口的气雾剂送给她。等到我进入实习期，才知道这位让我很感动的教授是呼吸科的罗慰慈大夫。
几年前，我在抢救室值班，一天深夜，罗教授到病房看望一位患者，那是他的老朋友。我惊讶地站起来，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人打招呼要我们关照一下这位患者。罗教授小声地向我询问病情，我小声地向他讲述，他依旧是那么温文尔雅，谦逊有礼。
在协和，这样的老教授有很多，这样的人构筑成了协和精神。医者之所以能成为大家，靠的是一种自我修炼。“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在我看来，这句话最好地诠释了协和精神。
临床工作不是死记硬背
协和的实习生训练计划非常“强悍”，实习期间需要陪着住院医生一起值夜班。晚上病人有情况呼叫大夫，护士会毫不客气地先把实习大夫叫起来，由实习大夫进行问诊查体，完成必要的检查，并向住院医生汇报，给出合理的处理措施。
我轮转的第一个病房是感染科，那次遇上的是一位感染性休克的患者，上着心电监护。整夜我都不敢睡，守在病人床边，旁边放着抢救车等设备。半夜时分，患者一阵剧烈咳嗽，心电监护上的波形由于受到干扰，出现大幅度的震荡。我一看慌了神，以为是室颤，急忙叫值班护士过来准备除颤。护士将我拉到一边，严肃地指出我的错误，又走到患者床边，重新仔细地贴上监护的电极片，心电图恢复正常了。我羞得满脸通红，一头大汗。
临床工作不是死记硬背，要靠经验的积累。刚进入临床，一个护士，哪怕是病房的老护理员，都是你的老师。
后来我自己开始带实习生、带年轻住院医生，我会给他们讲我的这段糗事，告诉他们临床积累经验的重要性和谦虚接受别人指正的必要性。
毕业后按照我的理想，我选择了内科，开始一个个专业组地轮转。2003年，也就是自己毕业的第二年，一场SARS席卷中国，北京不幸沦为重灾区。作为一名住院医生，我当然要去一线工作，我认为这是一次考验自己的机会，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
在急诊SARS病区，我和一群急诊医生护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那个特殊时期，没有人存私心想着偷懒，大家都是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看到对方口罩耷拉下来了，马上提醒戴好；看到隔离衣的系带松了，也会主动示意大夫转过身去帮他系好，更不要说大家下班后挤在一起看电视剧、聊天了。由于不能回家，大家都住在医院单独辟出的一层楼里。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友谊，情感特别深厚。 SARS结束后，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我做事利索、神经大条、爱熬夜的特点，发现自己十分适合急诊工作，于是在2004年9月我正式调到了急诊科。
刚到急诊科那天，正赶上重病人抢救：气管插管、中心静脉、心肺复苏，全套流程干下来，看见患者恢复自主心率、家属感激地流下眼泪，我真的很有成就感。
但没想到才一个月时间，急诊科主任就找我谈话了，原因是一位吃安定自杀未遂的患者，投诉我服务态度不好。因为我说了一句“你是医生我是医生？你当然应该听我的”，我觉得自己没有说错啊。主任见我认错态度不好，非常委婉地提了句：“于莺啊，你的技术、知识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你这心直口快的性格以后会让你吃大亏。”
后来我慢慢琢磨明白了：医疗是一种特殊的服务行业，医患双方的信息绝对不对等。患者在身心极度痛苦时，最盼望的是药到病除。但医学不是绝对的科学，也不可能发达到实现药到病除这一层面。所以，其中的人文关怀就相当重要。一位医生，除了治病之外，还应该想一想面前的患者最需要的是什么，该怎么去缓解他的紧张焦虑和痛苦。
随着年龄的增长、临床经验的积累，看过无数病人及家属后，我变得不再急躁，也不会居高临下说一些超出患者承受力的话了。反而，病人觉得我值得信任，也愿意和我交流，每次看急诊只要我在，有些人宁愿多等一会儿让我看。
尽量让老百姓不得病
身在中国顶尖医院的急诊科，我深切感到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医生水平的差异巨大，以及患者对基层医疗水平的不信任。
来协和医院看急诊的有三分之一是外地患者，他们有的人是不相信当地医院的诊断，宁愿奔波千里来北京最顶级的医院，哪怕是经一名年轻住院医生的口中说出“不治之症”这4个字，才会痛苦地正视现实；有的人是缺乏基本的健康医疗常识，小病不去看，等到挺不住了再来急诊，可人已经是器官衰竭期了；也有的患者来看急诊，掏出当地医院全套检查的病历，我们看了不禁汗颜，有的检查根本不需要做啊！
再看三级医院的专家、教授们，门诊出诊表从周一到周五最多也就2到3个门诊单元，剩下的时间都在申请课题、开会、讲课、会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医疗力量放到基层，形成全科医疗和健康管理呢？
全科医疗早就不是新鲜词了，英国、澳大利亚，还有台湾地区都做得风风火火。人们把钱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拨出80%左右给全科医生，医生拿到钱最根本的想法就是不让患者得病，就算得病也要尽量得小病，这样他们才有钱挣。
如果一位居民他今年健康状况良好，明年交给保险公司的医疗金就会相应减少。所以这位居民为了少交钱，也会尽量锻炼身体，让自己不得病、少得病。这样形成的三方制约，才是一个良性的健康管理模式。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我不能总是在疾病的终末端给人治病，而应该想办法冲到前面去，尽量让老百姓不得病。就算得了慢性病，也能得到很好的疾病管理，延缓疾病的进程。
所以，我辞职了！打算去探索一条健康管理的全科医生之路。如果你们也认同我的观点，就一起来努力吧，我们的目标是——尽量不得病！
编辑 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