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不会怀疑、也不会苛责自己的影子，即使它漆黑一片。但对于出现在2020年春天，如今在生活中如影随形的“健康码”，我们却很难对它保持相似的无感，以及信任。
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想要控制这种传染病的蔓延，追踪、抑制病毒的速度必须要变得更快。在各类接触者追踪技术的帮助下，过去只在专业层面操作的个体流行病学调查，就这样在数字时代被升级成了全民普查。
各地开发的健康码背后的数据未来如何使用，隐私如何保护，才是更多需要担心的问题。
上述追踪技术的“集大成者”，莫过于中国各地形形色色的“健康码”。自2月中旬起，全国有200多个城市先后落地了“绿码行、红码停”的彩色二维码防疫管理方案，背后则是用大数据管理的全民验证机制。
当国家政务平台介入、各地健康码实现互联互通时，健康码变成了一张国人也前所未见的“数字路条”，有码走遍天下，无码寸步难行。
身处疫情风险中，普通人对健康码也许有疑惑、会厌烦，但刨根问底想要了解其数据来源、算法黑箱或讨论隐私问题的毕竟是少数。因为当社会需要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作出紧急选择时，健康看起来总是更重要。
更何况，这次给出的选项还叫“健康码”——不仅了解疫情期间的染病风险，也可能跟踪长期的健康状况;不仅是为了你的健康，也为了整个社会的健康。
1月31日，武汉封城后的第11天，广州市范围内上线了一个名为“穗康”的微信小程序，提供市民健康数据、疫情线索上报，以及预约购买口罩、在线问诊等功能。上线当晚，这一小程序的访问量即突破1.7亿次。
腾讯云政府行业华南区副总经理沈金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穗康”是基于腾讯与广东政府此前合作的“粤省事”小程序设计的，核心开发环节仅用了36小时。一周后的2月初，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阿里巴巴技术团队，也基于余杭区政府“数字化防控”的要求，独立开发出了类似的解决方案。
更多地方政府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健康码”方案。在让阿里巴巴、腾讯直接为本地复制与此前广州和杭州一样的健康码之外，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大数据、云计算公司也接到了政府的订单。公开资料显示，在上海研发“随申码”的过程中，数据管理基础设施服务商“星环科技”曾参与其中，支撑短时的高并发查询;无锡市的“锡康码”，则是由落户本地的大数据企业“朗新科技”具体研发。
“在这类项目中，本地企业有时候相比阿里这些大公司反而有优势。不管是开发、迭代，还是数据隐私这类敏感问题，沟通起来都更方便一些。”一位了解地方“健康码”开发过程的政府工作人员向《第一财经》杂志记者表示。
杭州市在改进本地“健康码”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以市政府、大数据局、卫健委、出入境等政府部门为主导，以及阿里巴巴、每日互动等企业共同参与的健康码“专班”，每日沟通开发进展。
其中，阿里巴巴方面负责维护以支付宝为主的健康码入口;以数据智能为主要业务的每日互動公司则在政府部门的领导下为“赋码引擎”提供技术支持，也就是根据大数据和防疫要求，为每个用户判断和发放红、黄、绿三色二维码。
在今年5月的《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发布之前，各地健康码独立开发，所使用的后台数据和防疫要求也不尽相同。直到各地逐渐复工复产，“互联互通”的呼声越来越高后，各地健康码才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所主导的国家级“防疫健康信息码”数据池互通。
在调研走访中，华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马颜昕曾了解到，广东省“粤康码”使用的“大数据”来源较为简单，甚至没有包括各大通讯运营商所掌握的个人用户手机基站定位数据。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案例中，“港康码”在个人基本信息之外，实际只包含了本地医疗机构提供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现行《个人健康信息码》的国家标准规定，防疫健康信息的统计、分析要利用到至少14项数据来源。除了卫健部门所掌握的确诊感染者、发热门诊信息，以及出入境、海关检疫数据，也包括了移动终端定位信息、交通出行信息、疫情社区及重点活动场所数据等被认为有“敏感”之嫌的信息源。
在此次防疫工作中，每日互动也通过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的方式对传统流行病学调查作补充，有效发现“无意识密切接触者”等重点人群。在接受《第一财经》杂志记者采访时，每日互动CE0方毅强调，使用大数据是疫情期间的创新之举，此前从未尝试过。“也正是因为有了大数据，北京这次的社区管控才可以通过仅隔离1‰的北京人口，就解决95%的疫情防控问题。”
对于健康码背后的各类隐私问题，马颜昕多有关注。但在基层调研中他发现，疫情期间隐私数据的泄露往往不是出现在政府和合作的专门技术企业中，而是发生在数据收集、管理方法更为“原始”的基层组织，如手写的登记表、被拍照的政府文件等。
在早期各地针对新冠病毒的流行病学调查中，缜密的基层调查排摸出的完整传染病链路对于排摸病患十分重要。但由于相关信息常常通过新闻发布会、由政府官员向社会公布，哈尔滨、天津的聚集性病例通报有了“故事化”的效果，相应也产生了一定的隐私泄露问题。
从功能上来说，健康码的广泛应用，恰恰是对流行病学调查中“传染链路”的部分通过大数据的形式完成判断，并将其提前与防疫需求挂钩。今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就曾撰文表示，个人健康码的广泛运用，对于传统的流行病学调查是重要的补充。
但健康码与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两者间实际有一个“先后”差异：流行病学必须要在有确诊患者的基础上，依规主动收集数据;健康码则可能是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利用了大量的数据给出预先判断。 现行《个人健康信息码》国家标准规定，健康码生成过程中，不仅数据的获取过程要经过授权、规范采集，还要采用符合国家密码管理要求的算法对健康码加密保存。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导的“行程码”产品中，就实行了信息“最小化”收集及处理原则，不再收集用户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
在合规之外，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据悉，广东的粤康码早期不使用通讯基站数据，原因之一就是所需数据授权的手续繁琐。如果不是通过个体授权获得，地方政府就要历经中央同意的三至五层审批。
获取数据所需的个体授权，意味着要将相关情况明确写入用户协议及隐私政策。有研究机构曾对微信平台上14个省市的共计16款健康码小程序做了调查，发现除了上海、山东和贵州，其余健康码都没有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也不要求取得用户同意。由“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提供的国家级“防疫健康码”，则既有隐私政策，又要求从用户处获得知情同意。
“政府对于告知义务的遵守相对较为嚴格，在健康码使用中会不断地提醒你‘你的数据被收集、被使用’，这种不断地提醒让人惶恐，但反而使人们更安全。在商业社会，真正侵犯我们隐私的那些做法是不会给你提示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健康码反而成了一次非常好的大众化隐私教育的实践。”马颜昕对《第一财经》杂志记者表示。
健康码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同时，全球多国政府也想到了以类似方式快速筛查出本国新冠病毒感染者——即使这种监控手段有可能在本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改变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脆弱平衡。
在韩国，政府机构利用了监控录像、智能手机的位置数据和信用卡消费记录，来帮助追踪新冠病毒患者的近期活动，并确立病毒传播链;在此前疫情严重的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当局会分析市民手机传送的位置数据，以确定有多少人遵守政府的封锁令，以及他们每天通常行走的距离;在以色列，政府安全部门会使用公民手机位置数据的缓存，以精确寻找可能已感染该病毒的国民，这一方法此前曾被用于反恐行动。
“临时措施有持久保持下去的巨大惯性，尤其考虑到新的紧急状态可能会再次出现。”以色列历史学家、《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曾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警告，新冠病毒危机可能是人类隐私战争的转折点，但社会不应该要求人民在隐私与健康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可以并且应该”同时享受两者。
为了维系隐私保护与健康追踪之间的微妙平衡，全球最大的两家商业公司苹果与Google年初史无前例地宣布合作，共同开发在系统级别能够甄别病毒潜在接触者的技术解决方案，并于今年4月发布了第一版。8月5日，美国弗吉尼亚州宣布成为全美第一个使用这一技术方案设计追踪App的地区。
由于存在被破译的可能性，苹果与Google合作开发的这一追踪方案在发布后也经历了改进，目前使用的是一个更复杂、更“去中心化”的思路。核心是利用每台手机的蓝牙通讯，记录日常活动中接触到的其他手机信息。相关数据会被定时与中央数据库公布的确诊感染者信息比对。
不同于中国各地健康码数据要与各地“政务云”相通的要求，苹果与Google的合作方案将可能锁定到用户个体的绝大多数数据都保留在了手机上，不向网络上传;加密后的数据经过了多层“转译”，即使在蓝牙通讯过程中被拦截，也不用担心隐私泄露。对于特别担心隐私问题的确诊患者，也可以选择不向政府管理的中央数据库上传自己的信息。
即使如此，两家公司可能将感染者追踪功能内嵌在系统层、而非仅仅通过App实现的做法，也遭到了部分用户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依然是监视用户的体现。
在后疫情时代，“健康码是否不再会广泛使用”“疫情期间相关数据将被如何处理”的话题讨论度日益升高。但对政府部门而言，放弃这个在疫情期间一跃成为“爆款服务”的产品，显然没那么容易。
对于健康码使用到的各类数据，每日互动CEO方毅的主张是“飞鸟尽，良弓藏”，即将所有相关数据整理、分类后加以封存，或者删除。这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所提交的相关提案思路一致。
“‘良弓’所代表的数据分析技术，本身不应该毁掉，反而要做得更好，以便下次又有‘鸟’出现的时候可以再打。”方毅告诉《第一财经》杂志记者。
今年5月下旬，杭州市卫健委在专题会上则提到，拟升级健康码，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相关数据，建立个^.健康指数排行榜，形成“渐变色健康码”。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曾表示，新版的“杭州健康码”应该成为市民“爱不释手、高频使用”的贴心健康卫士。但相关消息发布后，当即因为“广义的健康数据是否属于隐私”引发了广泛争议。为此，政府不得不改口回应称：“渐变色健康码”目前仅停留在设想阶段，暂无上线计划。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在另一些地方，做事的速度可能要比宣布的速度更快。今年2月26日，温州市政府即宣布温州市民可凭健康码看病，成为全国第二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城市。在广州，新版“穗康码”已经可作为实名电子身份证明，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上海则在“随申码”的健康码定位基础上，增加了电子政务功能。
梳理地方案例不难发现，原本已在电子政务化、医疗信息化等方向上有所尝试的城市，会更加积极地希望赋予“健康码”防疫之外的各类功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健康码的国民普及度——人人会用、人人要用。而承接各地健康码开发的阿里巴巴、腾讯平台，相比于政府自主开发的App而言，又是更大、更稳定的流量入口。
前述了解地方健康码开发过程的政府工作人员则表示，自己不希望在目前的健康码基础上，为其加载更多的功能。“对政府而言，一个码统一所有业务，操作起来不太现实，也有数据安全及隐私的问题。”
但他反过来觉得，健康码在紧急开发过程中所实现的数据打通，未来会有助于在其他领域开发出相应的“健康码”。
“比如扶贫工作中，会出现不同部门、不同项目给贫困户打钱的情况。因为数据彼此不共享，可能会出现过度捐助。如果能将贫困户的各类数据在前端汇集成一个码，用于判断是否符合继续捐助的条件，可能就是个好的解决方案。”这位政府工作人员对《第一财经》杂志记者表示。
目前，这种为各行各业贴“健康码”的做法，也出现了一些落地案例——在上海的建筑能耗调查中，每座建筑物都会根据其总能耗指标对标结果，获得同样是红、黄、绿三色的“健康码”;浙江省内的天台县则试点为部分农村的党员干部发放了“清廉健康码”，公示其“党性”指标。
所以未来，也许不仅是“健康码”的功能要出现延展，就连“健康”一词的定义，也会在这众多的二维码中发生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注：TEK是临时暴露码，RPI是接触识别码
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想要控制这种传染病的蔓延，追踪、抑制病毒的速度必须要变得更快。在各类接触者追踪技术的帮助下，过去只在专业层面操作的个体流行病学调查，就这样在数字时代被升级成了全民普查。
上述追踪技术的“集大成者”，莫过于中国各地形形色色的“健康码”。自2月中旬起，全国有200多个城市先后落地了“绿码行、红码停”的彩色二维码防疫管理方案，背后则是用大数据管理的全民验证机制。
当国家政务平台介入、各地健康码实现互联互通时，健康码变成了一张国人也前所未见的“数字路条”，有码走遍天下，无码寸步难行。
身处疫情风险中，普通人对健康码也许有疑惑、会厌烦，但刨根问底想要了解其数据来源、算法黑箱或讨论隐私问题的毕竟是少数。因为当社会需要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作出紧急选择时，健康看起来总是更重要。
更何况，这次给出的选项还叫“健康码”——不仅了解疫情期间的染病风险，也可能跟踪长期的健康状况;不仅是为了你的健康，也为了整个社会的健康。
1月31日，武汉封城后的第11天，广州市范围内上线了一个名为“穗康”的微信小程序，提供市民健康数据、疫情线索上报，以及预约购买口罩、在线问诊等功能。上线当晚，这一小程序的访问量即突破1.7亿次。
腾讯云政府行业华南区副总经理沈金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穗康”是基于腾讯与广东政府此前合作的“粤省事”小程序设计的，核心开发环节仅用了36小时。一周后的2月初，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阿里巴巴技术团队，也基于余杭区政府“数字化防控”的要求，独立开发出了类似的解决方案。
更多地方政府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健康码”方案。在让阿里巴巴、腾讯直接为本地复制与此前广州和杭州一样的健康码之外，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大数据、云计算公司也接到了政府的订单。公开资料显示，在上海研发“随申码”的过程中，数据管理基础设施服务商“星环科技”曾参与其中，支撑短时的高并发查询;无锡市的“锡康码”，则是由落户本地的大数据企业“朗新科技”具体研发。
“在这类项目中，本地企业有时候相比阿里这些大公司反而有优势。不管是开发、迭代，还是数据隐私这类敏感问题，沟通起来都更方便一些。”一位了解地方“健康码”开发过程的政府工作人员向《第一财经》杂志记者表示。
杭州市在改进本地“健康码”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以市政府、大数据局、卫健委、出入境等政府部门为主导，以及阿里巴巴、每日互动等企业共同参与的健康码“专班”，每日沟通开发进展。
其中，阿里巴巴方面负责维护以支付宝为主的健康码入口;以数据智能为主要业务的每日互動公司则在政府部门的领导下为“赋码引擎”提供技术支持，也就是根据大数据和防疫要求，为每个用户判断和发放红、黄、绿三色二维码。
在今年5月的《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发布之前，各地健康码独立开发，所使用的后台数据和防疫要求也不尽相同。直到各地逐渐复工复产，“互联互通”的呼声越来越高后，各地健康码才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所主导的国家级“防疫健康信息码”数据池互通。
在调研走访中，华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马颜昕曾了解到，广东省“粤康码”使用的“大数据”来源较为简单，甚至没有包括各大通讯运营商所掌握的个人用户手机基站定位数据。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案例中，“港康码”在个人基本信息之外，实际只包含了本地医疗机构提供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现行《个人健康信息码》的国家标准规定，防疫健康信息的统计、分析要利用到至少14项数据来源。除了卫健部门所掌握的确诊感染者、发热门诊信息，以及出入境、海关检疫数据，也包括了移动终端定位信息、交通出行信息、疫情社区及重点活动场所数据等被认为有“敏感”之嫌的信息源。
在此次防疫工作中，每日互动也通过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的方式对传统流行病学调查作补充，有效发现“无意识密切接触者”等重点人群。在接受《第一财经》杂志记者采访时，每日互动CE0方毅强调，使用大数据是疫情期间的创新之举，此前从未尝试过。“也正是因为有了大数据，北京这次的社区管控才可以通过仅隔离1‰的北京人口，就解决95%的疫情防控问题。”
对于健康码背后的各类隐私问题，马颜昕多有关注。但在基层调研中他发现，疫情期间隐私数据的泄露往往不是出现在政府和合作的专门技术企业中，而是发生在数据收集、管理方法更为“原始”的基层组织，如手写的登记表、被拍照的政府文件等。
在早期各地针对新冠病毒的流行病学调查中，缜密的基层调查排摸出的完整传染病链路对于排摸病患十分重要。但由于相关信息常常通过新闻发布会、由政府官员向社会公布，哈尔滨、天津的聚集性病例通报有了“故事化”的效果，相应也产生了一定的隐私泄露问题。
从功能上来说，健康码的广泛应用，恰恰是对流行病学调查中“传染链路”的部分通过大数据的形式完成判断，并将其提前与防疫需求挂钩。今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就曾撰文表示，个人健康码的广泛运用，对于传统的流行病学调查是重要的补充。
但健康码与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两者间实际有一个“先后”差异：流行病学必须要在有确诊患者的基础上，依规主动收集数据;健康码则可能是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利用了大量的数据给出预先判断。 现行《个人健康信息码》国家标准规定，健康码生成过程中，不仅数据的获取过程要经过授权、规范采集，还要采用符合国家密码管理要求的算法对健康码加密保存。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导的“行程码”产品中，就实行了信息“最小化”收集及处理原则，不再收集用户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
在合规之外，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据悉，广东的粤康码早期不使用通讯基站数据，原因之一就是所需数据授权的手续繁琐。如果不是通过个体授权获得，地方政府就要历经中央同意的三至五层审批。
获取数据所需的个体授权，意味着要将相关情况明确写入用户协议及隐私政策。有研究机构曾对微信平台上14个省市的共计16款健康码小程序做了调查，发现除了上海、山东和贵州，其余健康码都没有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也不要求取得用户同意。由“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提供的国家级“防疫健康码”，则既有隐私政策，又要求从用户处获得知情同意。
“政府对于告知义务的遵守相对较为嚴格，在健康码使用中会不断地提醒你‘你的数据被收集、被使用’，这种不断地提醒让人惶恐，但反而使人们更安全。在商业社会，真正侵犯我们隐私的那些做法是不会给你提示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健康码反而成了一次非常好的大众化隐私教育的实践。”马颜昕对《第一财经》杂志记者表示。
健康码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同时，全球多国政府也想到了以类似方式快速筛查出本国新冠病毒感染者——即使这种监控手段有可能在本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改变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脆弱平衡。
在韩国，政府机构利用了监控录像、智能手机的位置数据和信用卡消费记录，来帮助追踪新冠病毒患者的近期活动，并确立病毒传播链;在此前疫情严重的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当局会分析市民手机传送的位置数据，以确定有多少人遵守政府的封锁令，以及他们每天通常行走的距离;在以色列，政府安全部门会使用公民手机位置数据的缓存，以精确寻找可能已感染该病毒的国民，这一方法此前曾被用于反恐行动。
“临时措施有持久保持下去的巨大惯性，尤其考虑到新的紧急状态可能会再次出现。”以色列历史学家、《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曾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警告，新冠病毒危机可能是人类隐私战争的转折点，但社会不应该要求人民在隐私与健康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可以并且应该”同时享受两者。
为了维系隐私保护与健康追踪之间的微妙平衡，全球最大的两家商业公司苹果与Google年初史无前例地宣布合作，共同开发在系统级别能够甄别病毒潜在接触者的技术解决方案，并于今年4月发布了第一版。8月5日，美国弗吉尼亚州宣布成为全美第一个使用这一技术方案设计追踪App的地区。
由于存在被破译的可能性，苹果与Google合作开发的这一追踪方案在发布后也经历了改进，目前使用的是一个更复杂、更“去中心化”的思路。核心是利用每台手机的蓝牙通讯，记录日常活动中接触到的其他手机信息。相关数据会被定时与中央数据库公布的确诊感染者信息比对。
不同于中国各地健康码数据要与各地“政务云”相通的要求，苹果与Google的合作方案将可能锁定到用户个体的绝大多数数据都保留在了手机上，不向网络上传;加密后的数据经过了多层“转译”，即使在蓝牙通讯过程中被拦截，也不用担心隐私泄露。对于特别担心隐私问题的确诊患者，也可以选择不向政府管理的中央数据库上传自己的信息。
即使如此，两家公司可能将感染者追踪功能内嵌在系统层、而非仅仅通过App实现的做法，也遭到了部分用户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依然是监视用户的体现。
在后疫情时代，“健康码是否不再会广泛使用”“疫情期间相关数据将被如何处理”的话题讨论度日益升高。但对政府部门而言，放弃这个在疫情期间一跃成为“爆款服务”的产品，显然没那么容易。
对于健康码使用到的各类数据，每日互动CEO方毅的主张是“飞鸟尽，良弓藏”，即将所有相关数据整理、分类后加以封存，或者删除。这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所提交的相关提案思路一致。
“‘良弓’所代表的数据分析技术，本身不应该毁掉，反而要做得更好，以便下次又有‘鸟’出现的时候可以再打。”方毅告诉《第一财经》杂志记者。
今年5月下旬，杭州市卫健委在专题会上则提到，拟升级健康码，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相关数据，建立个^.健康指数排行榜，形成“渐变色健康码”。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曾表示，新版的“杭州健康码”应该成为市民“爱不释手、高频使用”的贴心健康卫士。但相关消息发布后，当即因为“广义的健康数据是否属于隐私”引发了广泛争议。为此，政府不得不改口回应称：“渐变色健康码”目前仅停留在设想阶段，暂无上线计划。
疫情至今，全国各地、各部门发布的防疫管理“码”类产品
疫情至今，全国各地、各部门发布的防疫管理“码”类产品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在另一些地方，做事的速度可能要比宣布的速度更快。今年2月26日，温州市政府即宣布温州市民可凭健康码看病，成为全国第二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城市。在广州，新版“穗康码”已经可作为实名电子身份证明，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上海则在“随申码”的健康码定位基础上，增加了电子政务功能。
梳理地方案例不难发现，原本已在电子政务化、医疗信息化等方向上有所尝试的城市，会更加积极地希望赋予“健康码”防疫之外的各类功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健康码的国民普及度——人人会用、人人要用。而承接各地健康码开发的阿里巴巴、腾讯平台，相比于政府自主开发的App而言，又是更大、更稳定的流量入口。
前述了解地方健康码开发过程的政府工作人员则表示，自己不希望在目前的健康码基础上，为其加载更多的功能。“对政府而言，一个码统一所有业务，操作起来不太现实，也有数据安全及隐私的问题。”
但他反过来觉得，健康码在紧急开发过程中所实现的数据打通，未来会有助于在其他领域开发出相应的“健康码”。
“比如扶贫工作中，会出现不同部门、不同项目给贫困户打钱的情况。因为数据彼此不共享，可能会出现过度捐助。如果能将贫困户的各类数据在前端汇集成一个码，用于判断是否符合继续捐助的条件，可能就是个好的解决方案。”这位政府工作人员对《第一财经》杂志记者表示。
目前，这种为各行各业贴“健康码”的做法，也出现了一些落地案例——在上海的建筑能耗调查中，每座建筑物都会根据其总能耗指标对标结果，获得同样是红、黄、绿三色的“健康码”;浙江省内的天台县则试点为部分农村的党员干部发放了“清廉健康码”，公示其“党性”指标。
所以未来，也许不仅是“健康码”的功能要出现延展，就连“健康”一词的定义，也会在这众多的二维码中发生变化。
苹果与Google共同研发并应用的追踪技术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