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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变目的是捍卫世俗社会和民主制度，但必须以军事政变这种如此激烈和非法手段，足见这两套价值观冲突之激烈和不可调和性。
近期国际上最引人瞩目的重要事件大概莫过于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从地理位置上看，土耳其共和国横跨欧亚，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中东的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土耳其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亚欧的心脏，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土耳其虽为亚洲国家，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实行欧洲模式，是北约成员国及欧盟候选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创始会员国及二十国集团的成员，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为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亦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宪法规定土耳其为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其外交重心亦在西方，在与美国保持传统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重视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这样一个国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自然非同小可。土耳其为何会发生军事政变？军事政变为何会失败？这与土耳其特殊的军政关系和历史有着密切关系。
2016年7月24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当地一对新婚夫妇参与民众反政变集会中，抗议“居伦运动”恐怖主义。
土耳其的军政关系
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更加准确地说，是誓言“没有武器就用牙齿和指甲去战斗”的凯末尔依靠一手创建的土耳其国民军建立的。1922年9月9日土耳其国民军光复被希腊人占领了长达三年的小亚细亚沿海重镇士麦拿（伊兹密尔），第二天凯末尔骑着高头大马，以胜利者的姿态入城，并通告整个土耳其：“军队在地中海岸边向全国人民致敬”。正是这场战役的胜利“为缔造（土耳其）共和国奠定了基础”。
凯末尔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在一战和战后民族战争中，他身边团结着一批认识到西方工业化是社会优势的高级将领。依靠军队的绝对忠诚，在他执掌土耳其的15年中，他严厉镇压了宗教保守势力发动的多次叛乱，同时开展了土耳其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改革——颁布了大量确立男女平等、政教分离宗旨的法律，以宪法形式将民主化政党制度和代议制政府确定为未来国家唯一的政治方向。凯末尔作为一个民族英雄、杰出的军事统帅和有远见的政治家，迄今为止，其思想仍然是土耳其全体国民坚持和认同的社会价值共识。军队作为凯末尔建国和执政的第一基础，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他的思想和价值观继承人，从而奠定了其作为土耳其社会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守护人的超然地位。
两种观念不可调和
凯末尔主义影响土耳其80年，多数社会精英坚信西方化和世俗化，“脱亚入欧”乃是土耳其命运之所系，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住在临近欧洲的伊斯坦布尔和附近的马尔马拉地区。这个精英群体包括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军人和信奉近世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不彻底，许多土耳其社会的中下层从来没有真正认同过西方化和世俗化;许多人认为精英们对伊斯兰信仰和奥斯曼文化传统不够重视。他们大多住在土耳其亚洲部分，即安纳托利亚。
后凯末尔时代，出现了这样的循环：文官政权执政后很快便导向伊斯兰化，最后迫使军方政变。但还政于民后，伊斯兰化再度上演，军事政变也就再起。这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1960、1971、1980年三次政变。1997年的“军事备忘录”也起到了中断土耳其民主的作用：军方发布备忘录，下令伊斯兰总理和政党辞职，终结政府，同样被西方视为另一起政变。只是由于没有解散国会和终止宪法，又被称为“后现代”政变。因此，后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基本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起政变。虽然政变目的是捍卫世俗社会和民主制度，但必须以军事政变这种如此激烈和非法手段，足见这两套价值观冲突之激烈和不可调和性。
著名军事评论员千里岩认为，在凯末尔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土耳其确实是沿着他预定的轨迹一丝不乱的向前迈进。但是，事情并非总是尽如人愿。其后，土耳其的政治形势悄悄地发生了无法抗拒的变化。随着土耳其社会进步，人口文化素质在不断地提升。大量底层人民对于上层精英腐化现象的愤恨越来越强烈。而代议制民主本身绝非一个可以彻底阻止精英腐化和社会分化的万灵神药，由此，凯末尔继承者集团内部的精英之间出现了分裂。
保守宗教势力正好利用执政集团精英分化，争取到大量对腐化精英不满的底层人民，紧紧抓住代议制民主提供的选举机会，在政坛上日渐扩大影响——宗教色彩强烈、尤其是保守宗教势力强大的政党越来越得势，无疑是触犯了“凯末尔主义”的继承人土耳其军方守护“世俗化”的底线。正如前面解释过的原因，无论民主政治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务，在军方的价值观里，始终不会优于世俗化原则。为了维护这个原则，每逢遇见宗教色彩强烈的政党上台，军方就会寻机发动政变。
当然，既然在凯末尔主义中共和民主思想仅次于世俗化原则，作为凯末尔思想的继承人军方无论如何不可能做出自我否定的事情来，所以，每次土军政变后的军队执政都比较短暂，很快会再次组织又摒除宗教色彩的政党参与的选举，随即还政于民，并未出现其他一些亚非拉国家中军政权长期存在的现象。只是，不管土军在这方面多么的努力，他们没有可能消除“民主化-宗教势力上台-军事政变”的怪循环，这种民主化和世俗化的缠孽反而愈演愈烈起来。
政变未遂的原因
此次军事政变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宣布政变开始到失败，时间非常短，据说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让人感觉草草了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准备不充分。一般情况下发生军事政变时，军人立刻逮捕政治领导人，尤其是执政党的领导人，所有重要人士和位置拿到手后总参谋长亲自到电视台宣布政变。这次军变中，不仅仅是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被扣押，甚至总统、总理等政治领导人很容易地连线电视节目进行谈话。且只有与其他重要电视台相比仅少数人看的土耳其广播电视台（TRT）遭到控制，CNN土耳其频道只受到短暂干扰。而那些一直以来坚决支持和宣传埃尔多安的其他电视台和新闻通讯社都正常工作，政府官员连线并呼吁人们上街时都没有受到影响。 其次，时间节点选择有误。根据土耳其历史上的其他军事政变来看，这次政变的时间是不正常的。因为历史上一般军人进行政变是在夜里策划，随后早晨就开始行动。而且立刻封锁或者控制战略性的位置、电视台、各政府大楼等。因为这个时间可以容易避免受到来自民众的反抗。而这一次政变在人们离家时发动，并且伊斯坦布尔的两座大桥的单边交通都被低级别的士兵拦截控制。因此引起更多人的愤怒和反感。
再次，规模不够大。土耳其历来的政变一直都是所有军人都离开其兵营，控制所有机场和大广场。但这一次只有少数的直升机和坦克参加政变。在一个正常的政变下应该控制所有城市，而这次政变只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个城市发动。由于发动政变的规模太小，以至于遭到反击后无还手之力，导致政变的失败。更有甚者，军方领袖阿卡尔将军并没有参与政变，在阿卡尔将军被政变方挟持后主持大局的伊斯坦布尔军方领袖也不是政变方的一员。海军将领和特种部队指挥官也都公开反对政变。空军的F-16战斗机对一些政变方的坦克和武装直升机还发动攻击。
此外，由于军事政变本身往往并不合法，故而在军事政变中，如何构建一套话语从而获得民众的支持是其获胜的重要条件。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如果缺乏民众支持，即便政变的军队拥有非常强有力的执行能力，其成功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而此次军事政变中民众并未听到政变部队有类似的话语进行宣传，外部普遍感觉此次政变的部队有点“悄无声息”的感觉，自然得不到民众的普遍支持。
此次政变如此仓促无章法，加上埃尔多安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至少政变几个小时前知道此威胁，且土耳其情报局宣布，早在当天16：00左右已经跟相关部门通知有些军人将发动政变。已经开始有人怀疑这是一场埃尔多安事先安排好的“苦肉计”，借此清除异己，强化对军队的控制。
政变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学者张信刚认为，政变不管成功与失败，也将和过去的四次政变一样，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土耳其仍将在痛苦的撕扯中。只要伊斯兰教不改革，世俗化就难以避免挑战和反复，土耳其移植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无法避免一再被推翻或变形的命运：或者是伊斯兰中断实质民主搞伊斯兰化，或者军方政变终止形式民主继续世俗化。
现在，政变失败，伊斯兰主义将失去世俗主义的约束力量，土耳其势必加速伊斯兰化，民主无论形式还是实质都将会更快的消亡，而且有可能变得难以挽回。什么叫倒退与复辟，或许这将是一例。
土耳其政变也将令西方尴尬万分。一方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伊斯兰主义者，一方是以非法手段捍卫世俗化和民主的军方。而深陷困境的西方或许已经做不了什么了，尽管他们也明白这次政变对他们已经饱受冲击的制度的打击。然而更令西方尴尬的是，作为北约重要一翼的土耳其在美国带领北约其他成员国频频在欧洲方向对俄罗斯进行地缘围堵的时候却对“北极熊”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在政变之前，埃尔多安向普京就击落俄罗斯苏-24战斗轰炸机事件道歉，政变发生后的当天，普京致电埃尔多安，希望尽快看到土耳其恢复国家秩序及稳定，并强调“不容许国家生活中出现违反宪法的行为和暴力是俄罗斯的原则性立场”，普京还说，上月底俄开始逐步取消对土制裁后，前往土耳其的俄罗斯游客数量大幅增加。两国元首并决定尽管见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和普京通电话两天后，奥巴马才要通了和埃尔多安的电话，两人在电话中从头吵到尾，埃尔多安要求奥巴马引渡政变策划者，奥巴马则要求埃尔多安拿出证据。更有甚者，土耳其还一度封锁了存有B-61核航弹的驻土美国空军基地因吉尔利克并切断了电力供应，这使美土关系进一步紧张。此次军事政变到此已经告一段落，然而其对土耳其本身以及中东局势产生的影响仍然在继续。不管结局如何，这次未遂军事政变已经在土耳其历史上留下了烙印。
（本文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约研究员）
近期国际上最引人瞩目的重要事件大概莫过于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从地理位置上看，土耳其共和国横跨欧亚，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中东的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土耳其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亚欧的心脏，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土耳其虽为亚洲国家，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实行欧洲模式，是北约成员国及欧盟候选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创始会员国及二十国集团的成员，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为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亦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宪法规定土耳其为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其外交重心亦在西方，在与美国保持传统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重视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这样一个国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自然非同小可。土耳其为何会发生军事政变？军事政变为何会失败？这与土耳其特殊的军政关系和历史有着密切关系。
土耳其的军政关系
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更加准确地说，是誓言“没有武器就用牙齿和指甲去战斗”的凯末尔依靠一手创建的土耳其国民军建立的。1922年9月9日土耳其国民军光复被希腊人占领了长达三年的小亚细亚沿海重镇士麦拿（伊兹密尔），第二天凯末尔骑着高头大马，以胜利者的姿态入城，并通告整个土耳其：“军队在地中海岸边向全国人民致敬”。正是这场战役的胜利“为缔造（土耳其）共和国奠定了基础”。
凯末尔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在一战和战后民族战争中，他身边团结着一批认识到西方工业化是社会优势的高级将领。依靠军队的绝对忠诚，在他执掌土耳其的15年中，他严厉镇压了宗教保守势力发动的多次叛乱，同时开展了土耳其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改革——颁布了大量确立男女平等、政教分离宗旨的法律，以宪法形式将民主化政党制度和代议制政府确定为未来国家唯一的政治方向。凯末尔作为一个民族英雄、杰出的军事统帅和有远见的政治家，迄今为止，其思想仍然是土耳其全体国民坚持和认同的社会价值共识。军队作为凯末尔建国和执政的第一基础，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他的思想和价值观继承人，从而奠定了其作为土耳其社会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守护人的超然地位。
两种观念不可调和
凯末尔主义影响土耳其80年，多数社会精英坚信西方化和世俗化，“脱亚入欧”乃是土耳其命运之所系，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住在临近欧洲的伊斯坦布尔和附近的马尔马拉地区。这个精英群体包括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军人和信奉近世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不彻底，许多土耳其社会的中下层从来没有真正认同过西方化和世俗化;许多人认为精英们对伊斯兰信仰和奥斯曼文化传统不够重视。他们大多住在土耳其亚洲部分，即安纳托利亚。
后凯末尔时代，出现了这样的循环：文官政权执政后很快便导向伊斯兰化，最后迫使军方政变。但还政于民后，伊斯兰化再度上演，军事政变也就再起。这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1960、1971、1980年三次政变。1997年的“军事备忘录”也起到了中断土耳其民主的作用：军方发布备忘录，下令伊斯兰总理和政党辞职，终结政府，同样被西方视为另一起政变。只是由于没有解散国会和终止宪法，又被称为“后现代”政变。因此，后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基本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起政变。虽然政变目的是捍卫世俗社会和民主制度，但必须以军事政变这种如此激烈和非法手段，足见这两套价值观冲突之激烈和不可调和性。
著名军事评论员千里岩认为，在凯末尔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土耳其确实是沿着他预定的轨迹一丝不乱的向前迈进。但是，事情并非总是尽如人愿。其后，土耳其的政治形势悄悄地发生了无法抗拒的变化。随着土耳其社会进步，人口文化素质在不断地提升。大量底层人民对于上层精英腐化现象的愤恨越来越强烈。而代议制民主本身绝非一个可以彻底阻止精英腐化和社会分化的万灵神药，由此，凯末尔继承者集团内部的精英之间出现了分裂。
保守宗教势力正好利用执政集团精英分化，争取到大量对腐化精英不满的底层人民，紧紧抓住代议制民主提供的选举机会，在政坛上日渐扩大影响——宗教色彩强烈、尤其是保守宗教势力强大的政党越来越得势，无疑是触犯了“凯末尔主义”的继承人土耳其军方守护“世俗化”的底线。正如前面解释过的原因，无论民主政治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务，在军方的价值观里，始终不会优于世俗化原则。为了维护这个原则，每逢遇见宗教色彩强烈的政党上台，军方就会寻机发动政变。
当然，既然在凯末尔主义中共和民主思想仅次于世俗化原则，作为凯末尔思想的继承人军方无论如何不可能做出自我否定的事情来，所以，每次土军政变后的军队执政都比较短暂，很快会再次组织又摒除宗教色彩的政党参与的选举，随即还政于民，并未出现其他一些亚非拉国家中军政权长期存在的现象。只是，不管土军在这方面多么的努力，他们没有可能消除“民主化-宗教势力上台-军事政变”的怪循环，这种民主化和世俗化的缠孽反而愈演愈烈起来。
政变未遂的原因
此次军事政变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宣布政变开始到失败，时间非常短，据说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让人感觉草草了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准备不充分。一般情况下发生军事政变时，军人立刻逮捕政治领导人，尤其是执政党的领导人，所有重要人士和位置拿到手后总参谋长亲自到电视台宣布政变。这次军变中，不仅仅是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被扣押，甚至总统、总理等政治领导人很容易地连线电视节目进行谈话。且只有与其他重要电视台相比仅少数人看的土耳其广播电视台（TRT）遭到控制，CNN土耳其频道只受到短暂干扰。而那些一直以来坚决支持和宣传埃尔多安的其他电视台和新闻通讯社都正常工作，政府官员连线并呼吁人们上街时都没有受到影响。 其次，时间节点选择有误。根据土耳其历史上的其他军事政变来看，这次政变的时间是不正常的。因为历史上一般军人进行政变是在夜里策划，随后早晨就开始行动。而且立刻封锁或者控制战略性的位置、电视台、各政府大楼等。因为这个时间可以容易避免受到来自民众的反抗。而这一次政变在人们离家时发动，并且伊斯坦布尔的两座大桥的单边交通都被低级别的士兵拦截控制。因此引起更多人的愤怒和反感。
再次，规模不够大。土耳其历来的政变一直都是所有军人都离开其兵营，控制所有机场和大广场。但这一次只有少数的直升机和坦克参加政变。在一个正常的政变下应该控制所有城市，而这次政变只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个城市发动。由于发动政变的规模太小，以至于遭到反击后无还手之力，导致政变的失败。更有甚者，军方领袖阿卡尔将军并没有参与政变，在阿卡尔将军被政变方挟持后主持大局的伊斯坦布尔军方领袖也不是政变方的一员。海军将领和特种部队指挥官也都公开反对政变。空军的F-16战斗机对一些政变方的坦克和武装直升机还发动攻击。
此外，由于军事政变本身往往并不合法，故而在军事政变中，如何构建一套话语从而获得民众的支持是其获胜的重要条件。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如果缺乏民众支持，即便政变的军队拥有非常强有力的执行能力，其成功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而此次军事政变中民众并未听到政变部队有类似的话语进行宣传，外部普遍感觉此次政变的部队有点“悄无声息”的感觉，自然得不到民众的普遍支持。
此次政变如此仓促无章法，加上埃尔多安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至少政变几个小时前知道此威胁，且土耳其情报局宣布，早在当天16：00左右已经跟相关部门通知有些军人将发动政变。已经开始有人怀疑这是一场埃尔多安事先安排好的“苦肉计”，借此清除异己，强化对军队的控制。
政变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学者张信刚认为，政变不管成功与失败，也将和过去的四次政变一样，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土耳其仍将在痛苦的撕扯中。只要伊斯兰教不改革，世俗化就难以避免挑战和反复，土耳其移植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无法避免一再被推翻或变形的命运：或者是伊斯兰中断实质民主搞伊斯兰化，或者军方政变终止形式民主继续世俗化。
现在，政变失败，伊斯兰主义将失去世俗主义的约束力量，土耳其势必加速伊斯兰化，民主无论形式还是实质都将会更快的消亡，而且有可能变得难以挽回。什么叫倒退与复辟，或许这将是一例。
土耳其政变也将令西方尴尬万分。一方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伊斯兰主义者，一方是以非法手段捍卫世俗化和民主的军方。而深陷困境的西方或许已经做不了什么了，尽管他们也明白这次政变对他们已经饱受冲击的制度的打击。然而更令西方尴尬的是，作为北约重要一翼的土耳其在美国带领北约其他成员国频频在欧洲方向对俄罗斯进行地缘围堵的时候却对“北极熊”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在政变之前，埃尔多安向普京就击落俄罗斯苏-24战斗轰炸机事件道歉，政变发生后的当天，普京致电埃尔多安，希望尽快看到土耳其恢复国家秩序及稳定，并强调“不容许国家生活中出现违反宪法的行为和暴力是俄罗斯的原则性立场”，普京还说，上月底俄开始逐步取消对土制裁后，前往土耳其的俄罗斯游客数量大幅增加。两国元首并决定尽管见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和普京通电话两天后，奥巴马才要通了和埃尔多安的电话，两人在电话中从头吵到尾，埃尔多安要求奥巴马引渡政变策划者，奥巴马则要求埃尔多安拿出证据。更有甚者，土耳其还一度封锁了存有B-61核航弹的驻土美国空军基地因吉尔利克并切断了电力供应，这使美土关系进一步紧张。此次军事政变到此已经告一段落，然而其对土耳其本身以及中东局势产生的影响仍然在继续。不管结局如何，这次未遂军事政变已经在土耳其历史上留下了烙印。
（本文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