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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锥编》五卷，虽是文学笔记，亦是史地资料。早前初读，只醉心于其信手拈来的中外名家，对其中汪洋富集的名物征引并没有深察。随着阅读兴趣的增加和研究的加深，始觉其人物和名物征引也是其笔记用以昭理或弘旨的一大特点，其手法一如兵家之调兵遣将，四海九州，归于一纸;运笔呼来，收笔遣去，读来每有纸上神游的快感。这里承接笔者《钱锺书与天府学人的交往》系列之余绪，对《管锥编》中所涉蜀地人物略加梳理，独立成章，以为“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作点抛砖引玉的事。限于学力，搜罗发掘不免会有遗漏，敬待有志于打通蜀学与钱学的后来诸君补订。
苏东坡
2017年7月，四川“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公布了“首批四川十大歷史名人”，备受社会关注。而在《管锥编》中，这“十大名人”除落下闳和武则天外，八位皆有谈及，各有侧重。其中，谈苏东坡最多，足见钱锺书先生对苏东坡的重视和喜爱。应该说苏的诗文在一定程度上，对钱锺书本人的文艺鉴赏乃至诗文创作都产生过影响。笔者早前曾专写一篇《苏东坡钱锺书相似值初探》，对此进行了粗略探讨。
将《管锥编》所引数十条苏轼诗文归结起来看，我们会发现：苏轼是一个可敬可爱的情感大师和体察幽微的生活大师，充满了圣人和哲学家般的智慧以及通透。
在写古人送别情境时，钱锺书引东坡与弟子由诗云：登高回首坡垄隔，惟见乌帽出复没，见出兄弟之深情;东坡称柳宗元《南涧》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正《左传》言“乐忧”“乐哀”之拈出杂糅情感，想来东坡是能体悟这种杂糅情感的;在《日喻》中，他写盲者“扣槃得声、扪烛得形”，借以嘲讽那些以耳代目的“偏”见，由此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东坡《仇池笔记》论“汉武帝恶巫蛊如仇雠，盖夫妇、君臣、父子之间，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己且为巫蛊，何以责其下？此最可笑。”意思是批评汉武帝自己封禅是行巫蛊之术，上梁已属不正，难怪下梁要歪，真是通明之论。钱锺书先生忍不住赞他“甚有识力”;《能改斋漫录》所谓：东坡称河豚曰：哪值一死！……东坡可谓知味。
然东坡也写颂圣诗。《上元侍饮楼上呈同列》第一首：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寓天颜不容瞻仰。钱锺书先生总括其为“借天帝以颂人皇”，是为人臣之常情，殊可理解。
《管锥编》中，征引苏洵、苏辙也有不少，如苏洵写《辨奸论》;苏辙写“龙虎斗”，与“阿兄真伯仲也”，尤其是“雉兔逃头”一条，可堪一说。苏辙《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第一首云：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诽仍将雉尾藏。诗中有苏辙的自注：雉藏不能尽尾，乡人以为谚。苏辙以雉兔逃头却不免露出尾巴为例，提醒为兄的苏轼要懂得全身避祸，可谓知兄之喻。其所谓“乡人以为谚”之“乡”，当属当日之眉州。查眉州宋时志，此谚甚难抉发。幸得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附记——吾乡谚亦有：“藏头野鸡，缩头乌龟。一自信为人不能见己，一示人以己不敢见人，撮合之巧，冥契栾城。”栾城即苏辙。由此可以判断，宋时眉州乡谚和近代无锡乡谚，存在历史和地理这两个时空的转换和沿革的关系。在《管锥编》里，这样的地域民俗视野，几乎在在可见。
诸葛亮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谈及诸葛亮，自然回避不了他的前后《出师表》。《管锥编》特列一条，谓“《出师表》有宋人参补”：按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二载胡洵直辩此表脱误，因据《蜀书》亮本传、董允传、《文选》“参而补之”，颇缜密。按，此条所谓宋人参补之《出师表》为前表无疑，后表是否为后人伪造，已成历史悬案，殊无足证。钱锺书先生所据三本而认为“前表有宋人参补”，似乎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钱锺书先生认为“参补说”显然不是疑问，而是事实，此种勇于提出观点的态度，或许可以见出他一贯的学术立场。读《管锥编》者，于此特列一条自是不应该忽略。
再是“空城计”，《管锥编》中有精到之论：“夫无兵备而坦然示人以不设兵备，是不欺也;示人实况使人不信其为实况，‘示弱’适以‘见强’，是欺也。‘空城计者’，以不欺售欺之一例也。”钱锺书先生不知兵，但知人，此论诚为诸葛先生千载之知音。
《管锥编》中还有一条，涉及同时代人和后代人对诸葛亮的评价。陈寿《表上诸葛氏集目录》：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是陈寿的评价。以此一评价为中心，后来人分成了两队。如六朝人以为这个评价无损于亮之声价者。毛修之谓陈寿谤亮将略非长，崔浩驳谓寿评亮于“过美之誉”，不得为谤。朱彝尊《陈寿论》称寿为良史，谓张俨、袁凖亦评亮不长于应变将略，非寿一人爱憎之私言。总括而言，后人有人认为陈寿的这个评价，实则是对诸葛亮的美誉，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有人则认为这无损于诸葛亮的声誉。
然则，千秋自有公论。陈寿此论确乎无改于对诸葛亮的评价。赵铭《琴鹤山房遗稿》卷一《读《晋书》第一十九首专论寿《蜀书》之纰漏，至云：蜀人撰蜀书，乃如述荒裔，则非讥其史德而讥其史学、史识也。钱锺书先生于此更进一解，在谈及后人对陈寿治史评价的基础上，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从史学和史识的角度，大有再思考再认识的必要。
李 冰
《管锥编》之《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一条记“李冰斗江神”：冰化牛与江神斗。按其事始见《风俗通》，《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引之。
按李冰斗江神，蜀人今古皆传，此为李冰治水之民间传说部分;而作为蜀守的李冰领导人民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则是李冰治水的历史实证部分。传说附丽于实景，使实景更增传奇色彩;而实景每需传奇炙于人口，则传奇每甚于实景。两者交互融合，互得提升，此例多有。后代都江堰地区的人民还保留着饮酒斗牛的风俗，盖因于此。 司马相如
《管锥编》之《史记会注考证》第四十九条谈司马相如有自序：按相如有《自叙》，始见于《隋书·刘炫传·自赞》：“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
钱锺书先生对相如写自叙有很深刻而到位的评论，可能刷新我们对司马相如这个人物的认识，可惜司马相如这个自叙失传，我们今天看到的，完全是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其未著“《自序》云尔”，显然对我们今天全面了解司马相如这个人，有一定的信息损耗。好在还有钱锺书先生的评论，让我们能够廓清司马迁之《司马相如列传》与司马相如“自叙”的界说：相如文既失传，不知此事（指相如窃妻卓氏）如何载笔，窃意或以一二语括该之，不同《史记》之渲染点缀。……此无他，文尚体要，言各有宜耳。……相如而肯夫子之道，不讳不怍，则不特创域中自传之例，亦足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焉。人生百为，有行之坦然悍然，而言之则色赧赧然而口呐呐然者。既有名位则于未达时之无藉无赖，更隐饰多端;中冓之事，古代尤以为不可言之丑，相如却奋笔大书，“礼法岂为我辈设”，“为文身大不及胆”，当二语而无愧。
司马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司马相如列传》有记载。扬雄也口吃，《汉书·扬雄传》说他“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写《洞箫赋》的蜀人王褒也口吃。钱锺书谓：夫口吃而善著书，笔札唇舌，若相乘除，心理学谓之“补偿反应”，和钱先生勾勒“以足代手”“眼病专听”的“习可移性”有一样的观察价值，读《管锥编》者，于此不可不察。
扬 雄
《管锥编》之《焦氏易林》第二则引扬雄《蜀纪》：椎结左语，不晓文字。钱锺书先生解释其“左语”即“左言”，则直目胡或四裔语为乱道矣。按，联系上下文，此解通。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十八条论扬雄《逐贫赋》，钱锺书先生评价甚高，认为：扬子云诸赋，吾必以斯为巨擘焉。创题造境，意不犹人，《解嘲》虽佳，谋篇尚步东方朔后尘，无此诙诡。后世祖构稠叠，强颜自慰，借端骂世，韩愈《送穷》、柳宗元《乞巧》、孙樵《逐痁鬼》出乎其类。
又《毛诗正义》第六扬雄释“窈窕”义：扬雄云“善心为窈，善容为窕”。钱锺书认为扬雄此说兼外表内心而言，未可厚非，并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句来阐释古希腊谈艺之“丫叉句法”。
扬雄的《蜀都赋》多难字僻事，不如左思《蜀都赋》脍炙人口。但对于蜀人在汉时的饮食口味记录，有史料价值。“乃使有伊之徒，调乎五味，甘甜之和”一句，颇证蜀人在汉时喜甘甜而不尚辛辣，这或许是蜀人好甘甜的最早文字记录。《全三国文》卷六魏文帝《诏群臣》：新城孟太守道：蜀猪炖鸡鹜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饴蜜，以助味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记僧仲殊肴饌中皆有蜜，诸客不得下箸，惟苏轼嗜蜜，得与共食。钱锺书先生由是推析：轼之嗜甘，岂一人之偏好耶？抑蜀庖入宋仍尚“甘甜之和”，故轼习于乡味而不改也？
杨 慎
《管锥编》之《毛诗正义》第二十六条“河广”：杨慎以还，学者习闻数有虚实之辨（杨有仁编《太史升庵全集》卷四十三论《公羊传》记葵邱之会），而未触类圆览。
按：杨慎为四川新都人，今新都有升庵桂湖。《太史升庵全集》卷四十三论《公羊传》记葵邱之会：（齐）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杨慎认为“古人言数之多止于九”，而“九”在古文中并非实数，多为虚指。所以“九国”谓叛者多耳非实有九国也。解《公羊传》者不晓“九”字虚用之义，如数求之，如是难以正确地解经。钱锺书先生将杨慎解公羊传之“九国”，标举其对数字有虚实之辨的贡献，同时又进一步说：此特修词之异端尔。述事抒情，是处皆有“实可稽”与“虚不可执”者，岂止数乎？以此阐释“诗文之词而非伪”，可谓又进一解。
张问陶
《管锥编》之《左传正义》第五十八条：有待之身，口腹尤累，诗人名句“切身经济是加餐”（张问陶《乙巳八月出都感事》之四），所以传颂。
按：张问陶四川遂宁人，今遂宁有船山区，以其号命区名，以昭纪念。钱锺书先生引此句以申“惟食忘忧”之大义，张诗洞达世理人情，正是其传颂的原因。然“切身”上句“过眼荣枯皆嚼蜡”，亦深含义理，颇为可观。同组诗之二有“亦知蜀道真难上，可奈长安不易居”之句（《管锥编》作“其奈长安不易居”），又《二月晦日雨雪同亥白兄侍太夫人饮酒作》：居贫敢说长安易，兵在遥怜蜀道难。真一难三叹也。揆诸现实，说今天的北京居之不易，尚合时宜;说今天的蜀道之难，则早成过时之见了。
陈子昂
《管锥编》之《史记会注考证》第一十四条“贵毋相忘”与“贵易交”：全唐文卷二百一十四陈子昂《为苏本与岑内史启》曰：然亲贵盈朝，岂忘提奖？
按：陈子昂四川射洪人，今射洪金华山有子昂读书台。陈子昂起于草野，对得志之人每弃置微时故旧之失意未遇者的人情世道之常自是感会深切。他虽然因武则天怜才而得授右拾遗，但短暂一生未得富贵。他只希望像乐毅、郭隗等历史人物那样，能遇到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燕昭王、燕太子，酬其壮志。可叹他终生未能得志，后来即便辞职还乡，也被武三思陷害而最后冤死狱中。
彭 祖
《管锥编》之《天平广记》二条“彭祖”（出《神仙传》）：故有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里，不如独卧。
按：此言彭祖养生法。四川彭山今有彭祖祠、彭祖墓，称系中华寿星始祖彭祖主要栖生地。江苏徐州也有彭祖祠、彭祖庙。两地抢夺彭祖故里，已成难解公案。清嘉庆版《四川通志》，记有苏轼兄弟的诗文。苏轼认为“此地后人葬衣冠处”。苏辙诗：“厌世乘云人不见，空坟聊复葬衣冠。”苏轼、苏辙一致认为彭山彭祖墓仅是后人埋葬衣冠的一座空坟。近世史家顾颉刚认为：老彭为蜀人，仅是常璩（东晋史学家）的话。他把老彭与彭祖混为一谈。且彭祖的古迹在江苏徐州者远较蜀中的多，实在是抢不去的。读者可往参观。 廖 平
《管锥编》之《太平广记》三十八条“绩师空织”：直可追配王余祐之言杜甫通拉丁文（《四库总目》卷一百八十一《五公山人集》）、廖平之言孔子通英文、法文（江庸《趋庭随笔》）也！
按：廖平为清末民初经学大师，四川自贡人。钱锺书先生所言“廖平之言孔子通英文、法文”载诸《趋庭随笔》，原文只聊聊数句：郭允叔云：闻蜀人董清峻曰：季平解论语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谓法兰西文比英文难学云云，真是儿戏矣。此句为现代山西著名学者、教育家和藏书家郭象升（字允叔）转述清末民初学术大师董清峻的话，中间有两个传递的纽带。或许廖平不是这般说法也未可知。钱锺书先生持此句而批评廖平所说的“孔子通英文和法文”，以为是个笑话，但我从此句中并未读出廖平是这样说的。或许《论语》在廖平时代已经有了英法译本也未可知。钱持此句来批评廖平所说“孔子通英文和法文”，似很牵强。
严君平
《管锥编》之《太平广记》六十五条“女子哭夫事”：严遵闻女子哭夫而声不哀，拷问，以淫杀夫。
按：严君平名遵，字君平，西汉蜀郡人，著名的道家学者，思想家，今成都有“君平街”，实由其名而来。
此条出自陈寿之《益部耆旧传》，应是民间传闻。钱锺书先生认为此皆本《韩非子·难三》子产辩奸事，不过“事同而异主名”。君平隐居成都市井，以卜筮为业，因势导之以善。此种闻声判案的能力，当来自于他的常年卜筮附加的观人察世的功夫。今天，我们是断不能以相术来判案的;即使君平再世，也不啻抱柱刻舟矣！
魏了翁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十八条“逐贫赋祖构”：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十六据魏了翁《送甯北郭迎富》诗、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一《广川画跋》谓送穷必将迎富……
按：魏了翁，今四川蒲江人，南宋理学家。此节涉民间迎富送贫之风俗。一般送穷时间在正月初五。各家用纸造妇人（称为“五穷妇”“五穷娘”），身背纸袋，将屋内秽土扫到袋内，送门外燃炮炸之。纸妇人被行者拾归供奉，是为迎富。“则此所送之穷即彼所迎之富，一物也，遭弃曰穷，被拾为富，见仁见智，呼牛呼马，可以参正名齐物焉。”旧时成都则习惯在“送穷”仪式后暗拣鹅卵石归，意思是不空归且得元宝，与拾纸妇人归以迎富大异其趣而理归一揆。
李 密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三十一条：李密《陈情事表》：“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褥，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按：李密，今四川彭山人，以孝祖母而名扬天下，彭山今存李密故里。钱锺书先生引此，与光武帝“举轻”拈苛痒抑瘙以概诸余作对，证修辞“举重”之例，“舉”侍汤药而搔背痒亦不言可喻矣。李密深得文法，此为显例。
范 温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一百八十九条：吾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者，北宋范温其人也。温著《潜溪诗眼》，今已久佚。宋人谈艺书中偶然征引，皆识小语琐……
按：范温，今四川成都华阳人，其父为北宋名臣、帝师范祖禹。范温为秦观女婿，又曾从黄庭坚学艺，可谓积养深湛。钱锺书先生高度肯定其“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之功。具体而言，他渐次提出了关于“韵”的几个观点，堪为后世文艺鉴赏打开新局：一是书画文章以“韵”为主，其理一也;二是认为“韵者”美之极也，以与“俗”对应，但“不俗”不等于“韵”;第三，提出“有余之谓‘韵’”。这个阐释，发中国文艺审美千百年来之新声。他借和王偁论韵而提出关于一切文艺审美通论“韵”的主张，注定光照后来。（参见拙著《啃钱齿余录》之《范温论韵》）
文 翁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二百六十一条：“成都有文翁之祀，非谓生前;汉阳有诸葛之碑，止论身后;比之今日，岂可同年而语哉。”
按：此句出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钱锺书先生引此批评其“铭幽谀墓”如宋以后科举应酬文字所谓“活套”，是“六朝及初唐碑志通患”。“信叙墓中人生平时，每于俪事后，亟自评所俪事之切当抑参差，藉作顿挫。”此句即为庾信自评之例。钱锺书先生此评，眼界开阔，眼力独到，可谓中肯。
文翁本非蜀人，其文教功业之所以彪炳千秋，端赖蜀郡。庾信叙墓主事实牵率，不能道其生平万一。文翁以蜀郡守的官方身份，对当时尚属边陲莽荒的成都进行教育教化，兴“石室”，办官学，选贤任能，使蜀地文教得以繁荣发展。班固在《汉书》中如此评论：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文翁所创第一所官学“文翁石室”今尚在，为成都石室中学前身。文翁原籍今安徽舒城，此有文翁中学、文翁小学，并有忠义祠，首立文翁崇祀。2006年，舒城设文翁研究会，系统研究文翁教育思想。
关羽和张飞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九十五条：近人但焘《书画鉴》云：画史言关张能画。贵人家藏画一幅，张飞画美人，关羽补竹。飞题云：大哥在军中郁郁不乐，二哥与余作此，为之解闷。
按此条关涉张飞能画与关羽擅书之历史公案。钱锺书引此，以张“文词风格与辩伪”之目，为书画鉴赏开一法。至于其真假，钱锺书先生一言判定，不必再论：“一题一画之为近世庸劣人伪托，与汉魏手笔悬绝，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证，亦不屑刺讯。若夫不识文风而欲矜创获，于是弗辞手劳笔瘁，证赝为真。”
姜 维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九十六条：姜维《报母书》：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严氏未采，不识何故。 按：此条关涉姜维《报母书》之真伪。姜维本魏将，二十七岁投蜀，成蜀中大将，后领军北伐。今成都武侯祠有姜维祀像。
姜维投蜀后，魏人令姜母修书于维，使其归魏。姜母无奈，于书信中自托有病，求维从蜀中寄些中药当归回来。姜维见书，明白言外之意。此《报母书》即为姜维对母亲的回答。信写得很绝情，不是一个为子对为母的口气。姜维粗通文墨，习郑玄经学，其措词用语恐不至此。因此有人推测，回复此信是诸葛亮的授意，系他人所作，姜维完全不知情。
另，考此信之记录源头，出自孙盛《杂记》。孙盛出生于公元302年，姜维出生于公元202年，前后相隔100年。何况信件是很私人的物件，颇疑孙盛所记为。清人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不采孙盛此《杂记》所记，或因于此。
马 谡
《管锥编》之《史记会注考证》第二十五条：《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谡告诸葛亮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按：马谡为蜀将中最为悲剧之人物，好纸上谈兵，却被诸葛亮重用守街亭。马谡之被斩，亦因诸葛亮出于自保，以减用人不明之责。此用兵之道，在《孙子兵法·谋攻篇》里已有大致的意思。马谡引申而来以言诸葛，可谓知兵书之兵;但其守街亭而不善攻心，不善守城，可谓不知用兵也。
简 雍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六十二条：《三国志·蜀书·简雍传》禁酒，家有酿具同罚，雍见男女同道，谓先主：“彼人欲行淫！……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
按简雍为刘备幕下谋士，四川简阳以其得名，简阳市曾建有简雍墓，修成渝公路时被夷为平地，墓前石人石兽被砸成碎石铺了路基。现简阳市有一条路叫“简雍巷”。简雍性情简单直接，不拘小节，今成都武侯祠有简雍塑像，居文臣第二，可见地位。
此番因大旱戒酒，简雍可谓矫枉过正，“彼有其具”，也留下千古笑话。但刘备对他的滑稽并不介意，反而哈哈大笑，并下令放了私藏酿酒器的民家。
费 祎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一百二十八条：
虞喜《志林》：“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费祎时为元帅，荷国任重，而与赖敏围棋，意无厌倦;敏临别谓祎：‘君必能办贼者也。’”
按费祎为三国蜀汉名臣，与诸葛亮、董允、蒋琬并称为蜀汉四相。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向后主举荐费祎等人说：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后费祎主政，休养生息，为蜀国股肱。惜被魏国降将郭修所杀。今成都武侯祠东廊房文臣塑像，费祎居第五。四川广元昭化古城尚有费祎墓及碑二块。
此节写费祎临大事有悠游自信之大气度。参《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裴松之注，可为互证：于时举国多事，公务烦猥，而费祎识悟过人，每省读书记，举目稍视，已能究知其意旨，其速度数倍于人，而且过目不忘。费祎常于早上听知政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每每能够尽宾客之欢，而不废自身大事。
据说后来董允代费祎为尚书令，欲效法费祎之所行，但在旬日之中，事情多所愆滞。董允不得不叹道：“人的才力竟可相去若此之远，此实非我之所能及啊！我听事终日，却犹觉没有余暇可处。
蒲禹卿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二百五十七条：蒲禹卿谏蜀后主出游曰：路遇“嗟山”，程通“怨水”。
按：蒲禹卿为前蜀成都人，秦州节度判官。咸康元年（公元925年），蒲禹卿出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市）节度判官。蜀主王衍先前曾在乾德二年（公元920年）到川东北一带巡游，这年又想到秦州巡游。上一次巡游已惹得老百姓叫苦不堪，蒲禹卿遂上表陈谏，写了二千多字，语意直切，但王衍置之不理，一意孤行。此条即为蒲禹卿为劝谏前蜀后主王衍不要再去巡游而作。嗟山，怨水，地名双关，实在都是老百姓的怨气。
袁天纲
《管锥编》中，还有一些蜀地仙道及传奇人物，虽非名家，到底显于一时，或影响后世，特补充如下。
《管锥编》之《太平广记》第九十三条：高宗以银盒藏一鼠，令诸术数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天纲子客师言有四鼠，启视则鼠已生三子矣。（出《定命录》）
按：袁天纲（亦称袁天罡）今成都人，为唐代著名道士，相术大师，长于天文、星象、预测及风水诸学，曾任火井（今四川邛崃）令，民间传其神奇预测及相术极多。其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为襁褓中的武则天看相：称其龙瞳凤颈，极贵验也，并预测其“当为天下主”。今四川阆中古城天宫院有袁天纲与李淳风像。
邛都老姥
《管锥编》之《太平广记》第一百九十六条：《邛都老姥》（出《穷神秘苑》）。按前半戏以血涂门事与卷一百六十三《历阳媪》（出《独异记》）同;后半居民相谓曰：“汝头何得戴鱼！”云云
按：邛都为今四川西昌。这篇神怪传奇，晋人干宝的《搜神记》也有记载，原文为《邛都陷落》。全文大略如下：
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而饴之。食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
蛇乃感人以灵言，嗔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湖，唯姥宅无恙，讫今犹存。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风浪，辄居宅侧，恬静无他。风静水清，犹见城郭楼橹畟然。今水浅时，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为枕，相赠。
这个传奇类于《聊斋志异》中的动物报恩，但实际是动物为“养母”报仇。殊不解处，在于灵蛇报仇为什么不冲着县令及一班为恶的差人而来，而是让整个县城陷落，此种灵蛇可谓大昧也。这个报仇的结果，可能和初民对邛海的形成缺乏科学依据有关，只好拿神怪传奇来敷演。但邛海的形成已约有180万年历史，此神怪故事的形成或更早在晋人干宝所记的时间之前。
遂州女道士
《管锥编》之《太平广记》第二十四条：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四《女先生》记遂州女道士游氏命父佯为己孙，黄亲见其事。
按遂州为今四川遂宁。黄修复为北宋时人，久住成都，其所亲见当可采信。民间所谓“母少女而子老翁”事，于此可证其伪。
黄崇嘏
《管锥编》之《太平广记》第一百六十条：《黄崇嘏》（出《玉溪编事》）。按后世以黄崇嘏与花木兰并为美谈。
按：黄崇嘏为邛崃火井漕（今四川邛崍火井镇）人，戏剧《女驸马》之原型。今火井镇尚有崇嘏塔、黄崇嘏墓及相关碑文。
历代文献资料对黄崇嘏事皆有记载：杨升庵笔记《丽情集》：“王蜀女状元黄崇嘏，临邛人……传奇有女状元《春桃记》，盖黄事也。”
冯梦龙话本小说《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均记黄崇嘏女扮男装事。
然黄崇嘏“中状元”之事诚属后人附会，确非史实。黄崇嘏女扮男装，当过司户参军，有理政之才，这是真事。历来院本，踵事增华，皆为艺术创作，不能当作信史。
蒲 元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九十六条：《蒲元传》：乃命人于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杂，君以刀划水，言杂八升。取水者叩头云：于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
按：传蒲元善造刀，在斜谷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宋《太平御览》载：蒲元造刀的主要诀窍在于掌握了精湛的钢刀淬火技术，能够辨别不同水质对淬火质量的影响，并且选择冷却速度大的蜀江水，把钢刀淬到合适的硬度。此条当从传言来。
作者单位：成都商报社
苏东坡
2017年7月，四川“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公布了“首批四川十大歷史名人”，备受社会关注。而在《管锥编》中，这“十大名人”除落下闳和武则天外，八位皆有谈及，各有侧重。其中，谈苏东坡最多，足见钱锺书先生对苏东坡的重视和喜爱。应该说苏的诗文在一定程度上，对钱锺书本人的文艺鉴赏乃至诗文创作都产生过影响。笔者早前曾专写一篇《苏东坡钱锺书相似值初探》，对此进行了粗略探讨。
将《管锥编》所引数十条苏轼诗文归结起来看，我们会发现：苏轼是一个可敬可爱的情感大师和体察幽微的生活大师，充满了圣人和哲学家般的智慧以及通透。
在写古人送别情境时，钱锺书引东坡与弟子由诗云：登高回首坡垄隔，惟见乌帽出复没，见出兄弟之深情;东坡称柳宗元《南涧》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正《左传》言“乐忧”“乐哀”之拈出杂糅情感，想来东坡是能体悟这种杂糅情感的;在《日喻》中，他写盲者“扣槃得声、扪烛得形”，借以嘲讽那些以耳代目的“偏”见，由此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东坡《仇池笔记》论“汉武帝恶巫蛊如仇雠，盖夫妇、君臣、父子之间，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己且为巫蛊，何以责其下？此最可笑。”意思是批评汉武帝自己封禅是行巫蛊之术，上梁已属不正，难怪下梁要歪，真是通明之论。钱锺书先生忍不住赞他“甚有识力”;《能改斋漫录》所谓：东坡称河豚曰：哪值一死！……东坡可谓知味。
然东坡也写颂圣诗。《上元侍饮楼上呈同列》第一首：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寓天颜不容瞻仰。钱锺书先生总括其为“借天帝以颂人皇”，是为人臣之常情，殊可理解。
《管锥编》中，征引苏洵、苏辙也有不少，如苏洵写《辨奸论》;苏辙写“龙虎斗”，与“阿兄真伯仲也”，尤其是“雉兔逃头”一条，可堪一说。苏辙《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第一首云：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诽仍将雉尾藏。诗中有苏辙的自注：雉藏不能尽尾，乡人以为谚。苏辙以雉兔逃头却不免露出尾巴为例，提醒为兄的苏轼要懂得全身避祸，可谓知兄之喻。其所谓“乡人以为谚”之“乡”，当属当日之眉州。查眉州宋时志，此谚甚难抉发。幸得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附记——吾乡谚亦有：“藏头野鸡，缩头乌龟。一自信为人不能见己，一示人以己不敢见人，撮合之巧，冥契栾城。”栾城即苏辙。由此可以判断，宋时眉州乡谚和近代无锡乡谚，存在历史和地理这两个时空的转换和沿革的关系。在《管锥编》里，这样的地域民俗视野，几乎在在可见。
诸葛亮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谈及诸葛亮，自然回避不了他的前后《出师表》。《管锥编》特列一条，谓“《出师表》有宋人参补”：按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二载胡洵直辩此表脱误，因据《蜀书》亮本传、董允传、《文选》“参而补之”，颇缜密。按，此条所谓宋人参补之《出师表》为前表无疑，后表是否为后人伪造，已成历史悬案，殊无足证。钱锺书先生所据三本而认为“前表有宋人参补”，似乎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钱锺书先生认为“参补说”显然不是疑问，而是事实，此种勇于提出观点的态度，或许可以见出他一贯的学术立场。读《管锥编》者，于此特列一条自是不应该忽略。
再是“空城计”，《管锥编》中有精到之论：“夫无兵备而坦然示人以不设兵备，是不欺也;示人实况使人不信其为实况，‘示弱’适以‘见强’，是欺也。‘空城计者’，以不欺售欺之一例也。”钱锺书先生不知兵，但知人，此论诚为诸葛先生千载之知音。
《管锥编》中还有一条，涉及同时代人和后代人对诸葛亮的评价。陈寿《表上诸葛氏集目录》：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是陈寿的评价。以此一评价为中心，后来人分成了两队。如六朝人以为这个评价无损于亮之声价者。毛修之谓陈寿谤亮将略非长，崔浩驳谓寿评亮于“过美之誉”，不得为谤。朱彝尊《陈寿论》称寿为良史，谓张俨、袁凖亦评亮不长于应变将略，非寿一人爱憎之私言。总括而言，后人有人认为陈寿的这个评价，实则是对诸葛亮的美誉，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有人则认为这无损于诸葛亮的声誉。
然则，千秋自有公论。陈寿此论确乎无改于对诸葛亮的评价。赵铭《琴鹤山房遗稿》卷一《读《晋书》第一十九首专论寿《蜀书》之纰漏，至云：蜀人撰蜀书，乃如述荒裔，则非讥其史德而讥其史学、史识也。钱锺书先生于此更进一解，在谈及后人对陈寿治史评价的基础上，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从史学和史识的角度，大有再思考再认识的必要。
李 冰
《管锥编》之《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一条记“李冰斗江神”：冰化牛与江神斗。按其事始见《风俗通》，《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引之。
按李冰斗江神，蜀人今古皆传，此为李冰治水之民间传说部分;而作为蜀守的李冰领导人民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则是李冰治水的历史实证部分。传说附丽于实景，使实景更增传奇色彩;而实景每需传奇炙于人口，则传奇每甚于实景。两者交互融合，互得提升，此例多有。后代都江堰地区的人民还保留着饮酒斗牛的风俗，盖因于此。 司马相如
《管锥编》之《史记会注考证》第四十九条谈司马相如有自序：按相如有《自叙》，始见于《隋书·刘炫传·自赞》：“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
钱锺书先生对相如写自叙有很深刻而到位的评论，可能刷新我们对司马相如这个人物的认识，可惜司马相如这个自叙失传，我们今天看到的，完全是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其未著“《自序》云尔”，显然对我们今天全面了解司马相如这个人，有一定的信息损耗。好在还有钱锺书先生的评论，让我们能够廓清司马迁之《司马相如列传》与司马相如“自叙”的界说：相如文既失传，不知此事（指相如窃妻卓氏）如何载笔，窃意或以一二语括该之，不同《史记》之渲染点缀。……此无他，文尚体要，言各有宜耳。……相如而肯夫子之道，不讳不怍，则不特创域中自传之例，亦足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焉。人生百为，有行之坦然悍然，而言之则色赧赧然而口呐呐然者。既有名位则于未达时之无藉无赖，更隐饰多端;中冓之事，古代尤以为不可言之丑，相如却奋笔大书，“礼法岂为我辈设”，“为文身大不及胆”，当二语而无愧。
司马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司马相如列传》有记载。扬雄也口吃，《汉书·扬雄传》说他“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写《洞箫赋》的蜀人王褒也口吃。钱锺书谓：夫口吃而善著书，笔札唇舌，若相乘除，心理学谓之“补偿反应”，和钱先生勾勒“以足代手”“眼病专听”的“习可移性”有一样的观察价值，读《管锥编》者，于此不可不察。
扬 雄
《管锥编》之《焦氏易林》第二则引扬雄《蜀纪》：椎结左语，不晓文字。钱锺书先生解释其“左语”即“左言”，则直目胡或四裔语为乱道矣。按，联系上下文，此解通。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十八条论扬雄《逐贫赋》，钱锺书先生评价甚高，认为：扬子云诸赋，吾必以斯为巨擘焉。创题造境，意不犹人，《解嘲》虽佳，谋篇尚步东方朔后尘，无此诙诡。后世祖构稠叠，强颜自慰，借端骂世，韩愈《送穷》、柳宗元《乞巧》、孙樵《逐痁鬼》出乎其类。
又《毛诗正义》第六扬雄释“窈窕”义：扬雄云“善心为窈，善容为窕”。钱锺书认为扬雄此说兼外表内心而言，未可厚非，并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句来阐释古希腊谈艺之“丫叉句法”。
扬雄的《蜀都赋》多难字僻事，不如左思《蜀都赋》脍炙人口。但对于蜀人在汉时的饮食口味记录，有史料价值。“乃使有伊之徒，调乎五味，甘甜之和”一句，颇证蜀人在汉时喜甘甜而不尚辛辣，这或许是蜀人好甘甜的最早文字记录。《全三国文》卷六魏文帝《诏群臣》：新城孟太守道：蜀猪炖鸡鹜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饴蜜，以助味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记僧仲殊肴饌中皆有蜜，诸客不得下箸，惟苏轼嗜蜜，得与共食。钱锺书先生由是推析：轼之嗜甘，岂一人之偏好耶？抑蜀庖入宋仍尚“甘甜之和”，故轼习于乡味而不改也？
杨 慎
《管锥编》之《毛诗正义》第二十六条“河广”：杨慎以还，学者习闻数有虚实之辨（杨有仁编《太史升庵全集》卷四十三论《公羊传》记葵邱之会），而未触类圆览。
按：杨慎为四川新都人，今新都有升庵桂湖。《太史升庵全集》卷四十三论《公羊传》记葵邱之会：（齐）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杨慎认为“古人言数之多止于九”，而“九”在古文中并非实数，多为虚指。所以“九国”谓叛者多耳非实有九国也。解《公羊传》者不晓“九”字虚用之义，如数求之，如是难以正确地解经。钱锺书先生将杨慎解公羊传之“九国”，标举其对数字有虚实之辨的贡献，同时又进一步说：此特修词之异端尔。述事抒情，是处皆有“实可稽”与“虚不可执”者，岂止数乎？以此阐释“诗文之词而非伪”，可谓又进一解。
张问陶
《管锥编》之《左传正义》第五十八条：有待之身，口腹尤累，诗人名句“切身经济是加餐”（张问陶《乙巳八月出都感事》之四），所以传颂。
按：张问陶四川遂宁人，今遂宁有船山区，以其号命区名，以昭纪念。钱锺书先生引此句以申“惟食忘忧”之大义，张诗洞达世理人情，正是其传颂的原因。然“切身”上句“过眼荣枯皆嚼蜡”，亦深含义理，颇为可观。同组诗之二有“亦知蜀道真难上，可奈长安不易居”之句（《管锥编》作“其奈长安不易居”），又《二月晦日雨雪同亥白兄侍太夫人饮酒作》：居贫敢说长安易，兵在遥怜蜀道难。真一难三叹也。揆诸现实，说今天的北京居之不易，尚合时宜;说今天的蜀道之难，则早成过时之见了。
陈子昂
《管锥编》之《史记会注考证》第一十四条“贵毋相忘”与“贵易交”：全唐文卷二百一十四陈子昂《为苏本与岑内史启》曰：然亲贵盈朝，岂忘提奖？
按：陈子昂四川射洪人，今射洪金华山有子昂读书台。陈子昂起于草野，对得志之人每弃置微时故旧之失意未遇者的人情世道之常自是感会深切。他虽然因武则天怜才而得授右拾遗，但短暂一生未得富贵。他只希望像乐毅、郭隗等历史人物那样，能遇到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燕昭王、燕太子，酬其壮志。可叹他终生未能得志，后来即便辞职还乡，也被武三思陷害而最后冤死狱中。
彭 祖
《管锥编》之《天平广记》二条“彭祖”（出《神仙传》）：故有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里，不如独卧。
按：此言彭祖养生法。四川彭山今有彭祖祠、彭祖墓，称系中华寿星始祖彭祖主要栖生地。江苏徐州也有彭祖祠、彭祖庙。两地抢夺彭祖故里，已成难解公案。清嘉庆版《四川通志》，记有苏轼兄弟的诗文。苏轼认为“此地后人葬衣冠处”。苏辙诗：“厌世乘云人不见，空坟聊复葬衣冠。”苏轼、苏辙一致认为彭山彭祖墓仅是后人埋葬衣冠的一座空坟。近世史家顾颉刚认为：老彭为蜀人，仅是常璩（东晋史学家）的话。他把老彭与彭祖混为一谈。且彭祖的古迹在江苏徐州者远较蜀中的多，实在是抢不去的。读者可往参观。 廖 平
《管锥编》之《太平广记》三十八条“绩师空织”：直可追配王余祐之言杜甫通拉丁文（《四库总目》卷一百八十一《五公山人集》）、廖平之言孔子通英文、法文（江庸《趋庭随笔》）也！
按：廖平为清末民初经学大师，四川自贡人。钱锺书先生所言“廖平之言孔子通英文、法文”载诸《趋庭随笔》，原文只聊聊数句：郭允叔云：闻蜀人董清峻曰：季平解论语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谓法兰西文比英文难学云云，真是儿戏矣。此句为现代山西著名学者、教育家和藏书家郭象升（字允叔）转述清末民初学术大师董清峻的话，中间有两个传递的纽带。或许廖平不是这般说法也未可知。钱锺书先生持此句而批评廖平所说的“孔子通英文和法文”，以为是个笑话，但我从此句中并未读出廖平是这样说的。或许《论语》在廖平时代已经有了英法译本也未可知。钱持此句来批评廖平所说“孔子通英文和法文”，似很牵强。
严君平
《管锥编》之《太平广记》六十五条“女子哭夫事”：严遵闻女子哭夫而声不哀，拷问，以淫杀夫。
按：严君平名遵，字君平，西汉蜀郡人，著名的道家学者，思想家，今成都有“君平街”，实由其名而来。
此条出自陈寿之《益部耆旧传》，应是民间传闻。钱锺书先生认为此皆本《韩非子·难三》子产辩奸事，不过“事同而异主名”。君平隐居成都市井，以卜筮为业，因势导之以善。此种闻声判案的能力，当来自于他的常年卜筮附加的观人察世的功夫。今天，我们是断不能以相术来判案的;即使君平再世，也不啻抱柱刻舟矣！
魏了翁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十八条“逐贫赋祖构”：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十六据魏了翁《送甯北郭迎富》诗、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一《广川画跋》谓送穷必将迎富……
按：魏了翁，今四川蒲江人，南宋理学家。此节涉民间迎富送贫之风俗。一般送穷时间在正月初五。各家用纸造妇人（称为“五穷妇”“五穷娘”），身背纸袋，将屋内秽土扫到袋内，送门外燃炮炸之。纸妇人被行者拾归供奉，是为迎富。“则此所送之穷即彼所迎之富，一物也，遭弃曰穷，被拾为富，见仁见智，呼牛呼马，可以参正名齐物焉。”旧时成都则习惯在“送穷”仪式后暗拣鹅卵石归，意思是不空归且得元宝，与拾纸妇人归以迎富大异其趣而理归一揆。
李 密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三十一条：李密《陈情事表》：“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褥，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按：李密，今四川彭山人，以孝祖母而名扬天下，彭山今存李密故里。钱锺书先生引此，与光武帝“举轻”拈苛痒抑瘙以概诸余作对，证修辞“举重”之例，“舉”侍汤药而搔背痒亦不言可喻矣。李密深得文法，此为显例。
范 温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一百八十九条：吾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者，北宋范温其人也。温著《潜溪诗眼》，今已久佚。宋人谈艺书中偶然征引，皆识小语琐……
按：范温，今四川成都华阳人，其父为北宋名臣、帝师范祖禹。范温为秦观女婿，又曾从黄庭坚学艺，可谓积养深湛。钱锺书先生高度肯定其“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之功。具体而言，他渐次提出了关于“韵”的几个观点，堪为后世文艺鉴赏打开新局：一是书画文章以“韵”为主，其理一也;二是认为“韵者”美之极也，以与“俗”对应，但“不俗”不等于“韵”;第三，提出“有余之谓‘韵’”。这个阐释，发中国文艺审美千百年来之新声。他借和王偁论韵而提出关于一切文艺审美通论“韵”的主张，注定光照后来。（参见拙著《啃钱齿余录》之《范温论韵》）
文 翁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二百六十一条：“成都有文翁之祀，非谓生前;汉阳有诸葛之碑，止论身后;比之今日，岂可同年而语哉。”
按：此句出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钱锺书先生引此批评其“铭幽谀墓”如宋以后科举应酬文字所谓“活套”，是“六朝及初唐碑志通患”。“信叙墓中人生平时，每于俪事后，亟自评所俪事之切当抑参差，藉作顿挫。”此句即为庾信自评之例。钱锺书先生此评，眼界开阔，眼力独到，可谓中肯。
文翁本非蜀人，其文教功业之所以彪炳千秋，端赖蜀郡。庾信叙墓主事实牵率，不能道其生平万一。文翁以蜀郡守的官方身份，对当时尚属边陲莽荒的成都进行教育教化，兴“石室”，办官学，选贤任能，使蜀地文教得以繁荣发展。班固在《汉书》中如此评论：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文翁所创第一所官学“文翁石室”今尚在，为成都石室中学前身。文翁原籍今安徽舒城，此有文翁中学、文翁小学，并有忠义祠，首立文翁崇祀。2006年，舒城设文翁研究会，系统研究文翁教育思想。
关羽和张飞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九十五条：近人但焘《书画鉴》云：画史言关张能画。贵人家藏画一幅，张飞画美人，关羽补竹。飞题云：大哥在军中郁郁不乐，二哥与余作此，为之解闷。
按此条关涉张飞能画与关羽擅书之历史公案。钱锺书引此，以张“文词风格与辩伪”之目，为书画鉴赏开一法。至于其真假，钱锺书先生一言判定，不必再论：“一题一画之为近世庸劣人伪托，与汉魏手笔悬绝，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证，亦不屑刺讯。若夫不识文风而欲矜创获，于是弗辞手劳笔瘁，证赝为真。”
姜 维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九十六条：姜维《报母书》：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严氏未采，不识何故。 按：此条关涉姜维《报母书》之真伪。姜维本魏将，二十七岁投蜀，成蜀中大将，后领军北伐。今成都武侯祠有姜维祀像。
姜维投蜀后，魏人令姜母修书于维，使其归魏。姜母无奈，于书信中自托有病，求维从蜀中寄些中药当归回来。姜维见书，明白言外之意。此《报母书》即为姜维对母亲的回答。信写得很绝情，不是一个为子对为母的口气。姜维粗通文墨，习郑玄经学，其措词用语恐不至此。因此有人推测，回复此信是诸葛亮的授意，系他人所作，姜维完全不知情。
另，考此信之记录源头，出自孙盛《杂记》。孙盛出生于公元302年，姜维出生于公元202年，前后相隔100年。何况信件是很私人的物件，颇疑孙盛所记为。清人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不采孙盛此《杂记》所记，或因于此。
马 谡
《管锥编》之《史记会注考证》第二十五条：《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谡告诸葛亮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按：马谡为蜀将中最为悲剧之人物，好纸上谈兵，却被诸葛亮重用守街亭。马谡之被斩，亦因诸葛亮出于自保，以减用人不明之责。此用兵之道，在《孙子兵法·谋攻篇》里已有大致的意思。马谡引申而来以言诸葛，可谓知兵书之兵;但其守街亭而不善攻心，不善守城，可谓不知用兵也。
简 雍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六十二条：《三国志·蜀书·简雍传》禁酒，家有酿具同罚，雍见男女同道，谓先主：“彼人欲行淫！……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
按简雍为刘备幕下谋士，四川简阳以其得名，简阳市曾建有简雍墓，修成渝公路时被夷为平地，墓前石人石兽被砸成碎石铺了路基。现简阳市有一条路叫“简雍巷”。简雍性情简单直接，不拘小节，今成都武侯祠有简雍塑像，居文臣第二，可见地位。
此番因大旱戒酒，简雍可谓矫枉过正，“彼有其具”，也留下千古笑话。但刘备对他的滑稽并不介意，反而哈哈大笑，并下令放了私藏酿酒器的民家。
费 祎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一百二十八条：
虞喜《志林》：“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费祎时为元帅，荷国任重，而与赖敏围棋，意无厌倦;敏临别谓祎：‘君必能办贼者也。’”
按费祎为三国蜀汉名臣，与诸葛亮、董允、蒋琬并称为蜀汉四相。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向后主举荐费祎等人说：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后费祎主政，休养生息，为蜀国股肱。惜被魏国降将郭修所杀。今成都武侯祠东廊房文臣塑像，费祎居第五。四川广元昭化古城尚有费祎墓及碑二块。
此节写费祎临大事有悠游自信之大气度。参《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裴松之注，可为互证：于时举国多事，公务烦猥，而费祎识悟过人，每省读书记，举目稍视，已能究知其意旨，其速度数倍于人，而且过目不忘。费祎常于早上听知政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每每能够尽宾客之欢，而不废自身大事。
据说后来董允代费祎为尚书令，欲效法费祎之所行，但在旬日之中，事情多所愆滞。董允不得不叹道：“人的才力竟可相去若此之远，此实非我之所能及啊！我听事终日，却犹觉没有余暇可处。
蒲禹卿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二百五十七条：蒲禹卿谏蜀后主出游曰：路遇“嗟山”，程通“怨水”。
按：蒲禹卿为前蜀成都人，秦州节度判官。咸康元年（公元925年），蒲禹卿出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市）节度判官。蜀主王衍先前曾在乾德二年（公元920年）到川东北一带巡游，这年又想到秦州巡游。上一次巡游已惹得老百姓叫苦不堪，蒲禹卿遂上表陈谏，写了二千多字，语意直切，但王衍置之不理，一意孤行。此条即为蒲禹卿为劝谏前蜀后主王衍不要再去巡游而作。嗟山，怨水，地名双关，实在都是老百姓的怨气。
袁天纲
《管锥编》中，还有一些蜀地仙道及传奇人物，虽非名家，到底显于一时，或影响后世，特补充如下。
《管锥编》之《太平广记》第九十三条：高宗以银盒藏一鼠，令诸术数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天纲子客师言有四鼠，启视则鼠已生三子矣。（出《定命录》）
按：袁天纲（亦称袁天罡）今成都人，为唐代著名道士，相术大师，长于天文、星象、预测及风水诸学，曾任火井（今四川邛崃）令，民间传其神奇预测及相术极多。其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为襁褓中的武则天看相：称其龙瞳凤颈，极贵验也，并预测其“当为天下主”。今四川阆中古城天宫院有袁天纲与李淳风像。
邛都老姥
《管锥编》之《太平广记》第一百九十六条：《邛都老姥》（出《穷神秘苑》）。按前半戏以血涂门事与卷一百六十三《历阳媪》（出《独异记》）同;后半居民相谓曰：“汝头何得戴鱼！”云云
按：邛都为今四川西昌。这篇神怪传奇，晋人干宝的《搜神记》也有记载，原文为《邛都陷落》。全文大略如下：
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而饴之。食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
蛇乃感人以灵言，嗔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湖，唯姥宅无恙，讫今犹存。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风浪，辄居宅侧，恬静无他。风静水清，犹见城郭楼橹畟然。今水浅时，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为枕，相赠。
这个传奇类于《聊斋志异》中的动物报恩，但实际是动物为“养母”报仇。殊不解处，在于灵蛇报仇为什么不冲着县令及一班为恶的差人而来，而是让整个县城陷落，此种灵蛇可谓大昧也。这个报仇的结果，可能和初民对邛海的形成缺乏科学依据有关，只好拿神怪传奇来敷演。但邛海的形成已约有180万年历史，此神怪故事的形成或更早在晋人干宝所记的时间之前。
遂州女道士
《管锥编》之《太平广记》第二十四条：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四《女先生》记遂州女道士游氏命父佯为己孙，黄亲见其事。
按遂州为今四川遂宁。黄修复为北宋时人，久住成都，其所亲见当可采信。民间所谓“母少女而子老翁”事，于此可证其伪。
黄崇嘏
《管锥编》之《太平广记》第一百六十条：《黄崇嘏》（出《玉溪编事》）。按后世以黄崇嘏与花木兰并为美谈。
按：黄崇嘏为邛崃火井漕（今四川邛崍火井镇）人，戏剧《女驸马》之原型。今火井镇尚有崇嘏塔、黄崇嘏墓及相关碑文。
历代文献资料对黄崇嘏事皆有记载：杨升庵笔记《丽情集》：“王蜀女状元黄崇嘏，临邛人……传奇有女状元《春桃记》，盖黄事也。”
冯梦龙话本小说《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均记黄崇嘏女扮男装事。
然黄崇嘏“中状元”之事诚属后人附会，确非史实。黄崇嘏女扮男装，当过司户参军，有理政之才，这是真事。历来院本，踵事增华，皆为艺术创作，不能当作信史。
蒲 元
《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第九十六条：《蒲元传》：乃命人于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杂，君以刀划水，言杂八升。取水者叩头云：于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
按：传蒲元善造刀，在斜谷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宋《太平御览》载：蒲元造刀的主要诀窍在于掌握了精湛的钢刀淬火技术，能够辨别不同水质对淬火质量的影响，并且选择冷却速度大的蜀江水，把钢刀淬到合适的硬度。此条当从传言来。
作者单位：成都商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