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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有这样一条胡同，长度不过700米，却历经了700年的风雨。700多年的岁月长河中没有换过名字。有种说法：“一条胡同，半个中国”，这里曾居住过诸多名人志士，还曾催生了中国近代教育，见证了北京人艺的诞生，它就是史家胡同。岁月在这条胡同里沉积了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底蕴。沿着幽静的胡同漫步而行，每一个门牌号的后面，都是一段精彩的历史。
从北京地铁5号线灯市口站出来走几步，就到了史家胡同。从这条胡同往西走一公里，是故宫；往南走一公里，就是长安街。史家胡同安静地坐落在这里，经历了元、明、清、中华民国、新中国。鼎盛时期，这里曾有80多个四合院，当年胡同两边成片的四合院，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但即使在今天，史家胡同的两侧还不乏气派的大门，门楣上的彩绘虽已剥落，但也难掩当日的辉煌与显赫。
史家胡同始建于元代。虽有些文字记载，但胡同得名原因却无确切的考证。民间流传的说法，北京的胡同大部分形成于元朝，而元朝时期，胡同的名字大部分是用人名或姓氏命名的，所以有可能得名于当时居住在这条胡同的“史家大户”。也有说得名于明代大臣史可法，胡同内有史可法的祠堂。不论是哪种说法，这条胡同的悠悠历史和住过其中的名人贵胄，都绝对让人为之惊叹。
沿着史家胡同一直往西走，来到胡同深处，可以看到门楣上，舒乙题写的烫金匾额“史家胡同博物馆”七字熠熠生輝。这里是24 号院，原来是凌家大院。这个“凌”指的是凌福彭，也是凌叔华。
凌福彭出身翰苑，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举人，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这位大众并不熟知的清末官员，其实做了不少厉害的事情。凌福彭结识康有为后，曾慷慨相助，为康有为引荐了当时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这才打开了后来康有为接触到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道路，继而有了著名的“百日维新”事件。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清政府的改革却迫在眉睫，凌福彭被慈禧太后派去天津，成为了天津知府。借助袁世凯在天津操练的新军，这位新上任的天津知府迅速打开了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巡警制度，创建北洋工艺学堂，成立商务公所，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可惜的是，虽然在天津这块试验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还是无法扭转清政府的颓势。
灰心丧气的凌福彭退出政界，回到史家胡同，过起了醉心书画的归隐生活。他精于词章、酷爱绘画，曾与齐白石、王梦伯、陈半丁等著名画家过从甚密，组织了北京画会，那时的凌家大院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凌叔华是凌福彭的掌上明珠，她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绘画老师是慈禧的宫廷女画师缪素筠，英文老师是一代鸿儒辜鸿铭。考上燕京大学之后，更是受到了周作人在写作上的指点，开启了她的文学创作之路，被誉为北京“三大才女”之一。
1924年，泰戈尔访华，凌叔华邀泰戈尔到家中做客，当时的名流徐志摩、胡适、林徽因都在座。在这次聚会上，她结识了陈西滢。她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迈出了文学生涯的第一步。两个人从书信往来，鸿雁传情开始交往，后来在胡适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而这座24号院子正是父亲凌福彭为女儿准备的嫁妆。
凌叔华晚年决定把这处房产捐赠给国家。她的女儿陈小滢提出，希望院子永久用于公益，因此才有了如今的史家胡同博物馆。
胡同东口的53号院，对开的大门上悬挂着黑底金字的匾额“好园”，细看落款，竟是邓颖超的题字。其实53号院原先是和内务部街甲44号院连在一起的一座大宅院。
如今的好园成了好园宾馆，是一套两进四合院，前院进深甚宽。东西配房的房檐上，悬挂着两排宫灯。顺着抄手游廊可以直通后院。其实原来的宅院是东、中、西三路各两进的四合院，已超过了院子的级别，是一处府邸。如今只有中路化为了宾馆，其他两处则另辟为宅院了。
相传，这里曾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的外宅之一，但是真假已无从考证。比较确凿的是，53号院被清朝同治年间的状元洪钧买了下来。比这位状元更加为人所知的，是他的三姨太赛金花。赛金花在15岁嫁给洪钧之后不久，就跟随洪钧游历欧洲。
光绪十三年（1887年），洪钧充任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四国外交大臣。因正妻缠足，不便偕同前往，遂带着小妾赛金花随行。当年的赛金花以其美貌和多才多艺，出入于欧洲宫廷，交际于王公贵族之间，深得欧洲外交界的好感，德国皇后甚至称其为“东方第一美人”。赛金花聪明好学，据说还结识了德国青年军官瓦德西，而后者在后来鬼使神差地成为了1900年八国联军的统帅。因此就有了赛金花退兵的传奇故事。
洪钧是个外交上的传奇人物，又是知名学者，他还考察了欧洲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整理了众多资料，写成《元史译文增补》一共三十卷，成为今天人们研究西方蒙元史的案头书，洪钧也被称之为“元史之祖”。
让人唏嘘的是，洪钧任满回国，买下史家胡同53号院不久就去世了，而留给赛金花的5万银元遗产，也被洪家族亲侵吞。赛金花不得已，重操旧业，辗转各地，八大胡同的风流往事已是后话。
民国以后，这里一度归张自忠所有，张将军殉国后，被国民政府收回，直到解放被全国妇联接管，邓颖超、康克清等都曾在此办公。1974年进京当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住在后院，出入内务部街甲44号后门。1984年，此院改为好园宾馆。如今的“好园”牌匾，就是当时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亲自题写的。因为好字拆开为女子二字，借此暗喻为女子活动之园。
如今，当年的办公室已变成了仿古的客房，穿梭在院子里的革命同志也换成了外国友人。只有院中与大院同庚的古藤，年年岁岁，守候着这座传奇的院子。
史家胡同59号院原是史可法祠堂旧址，也是清代教育八旗子弟的“左翼宗学”，现在则是史家小学。原址在清朝时，还是清政府选拔赴美留学生的考场。这里一直和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北京地铁5号线灯市口站出来走几步，就到了史家胡同。从这条胡同往西走一公里，是故宫；往南走一公里，就是长安街。史家胡同安静地坐落在这里，经历了元、明、清、中华民国、新中国。鼎盛时期，这里曾有80多个四合院，当年胡同两边成片的四合院，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但即使在今天，史家胡同的两侧还不乏气派的大门，门楣上的彩绘虽已剥落，但也难掩当日的辉煌与显赫。
史家胡同始建于元代。虽有些文字记载，但胡同得名原因却无确切的考证。民间流传的说法，北京的胡同大部分形成于元朝，而元朝时期，胡同的名字大部分是用人名或姓氏命名的，所以有可能得名于当时居住在这条胡同的“史家大户”。也有说得名于明代大臣史可法，胡同内有史可法的祠堂。不论是哪种说法，这条胡同的悠悠历史和住过其中的名人贵胄，都绝对让人为之惊叹。
24号 一代才女的嫁妆
沿着史家胡同一直往西走，来到胡同深处，可以看到门楣上，舒乙题写的烫金匾额“史家胡同博物馆”七字熠熠生輝。这里是24 号院，原来是凌家大院。这个“凌”指的是凌福彭，也是凌叔华。
凌福彭出身翰苑，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举人，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这位大众并不熟知的清末官员，其实做了不少厉害的事情。凌福彭结识康有为后，曾慷慨相助，为康有为引荐了当时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这才打开了后来康有为接触到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道路，继而有了著名的“百日维新”事件。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清政府的改革却迫在眉睫，凌福彭被慈禧太后派去天津，成为了天津知府。借助袁世凯在天津操练的新军，这位新上任的天津知府迅速打开了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巡警制度，创建北洋工艺学堂，成立商务公所，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可惜的是，虽然在天津这块试验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还是无法扭转清政府的颓势。
灰心丧气的凌福彭退出政界，回到史家胡同，过起了醉心书画的归隐生活。他精于词章、酷爱绘画，曾与齐白石、王梦伯、陈半丁等著名画家过从甚密，组织了北京画会，那时的凌家大院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凌叔华是凌福彭的掌上明珠，她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绘画老师是慈禧的宫廷女画师缪素筠，英文老师是一代鸿儒辜鸿铭。考上燕京大学之后，更是受到了周作人在写作上的指点，开启了她的文学创作之路，被誉为北京“三大才女”之一。
1924年，泰戈尔访华，凌叔华邀泰戈尔到家中做客，当时的名流徐志摩、胡适、林徽因都在座。在这次聚会上，她结识了陈西滢。她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迈出了文学生涯的第一步。两个人从书信往来，鸿雁传情开始交往，后来在胡适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而这座24号院子正是父亲凌福彭为女儿准备的嫁妆。
凌叔华晚年决定把这处房产捐赠给国家。她的女儿陈小滢提出，希望院子永久用于公益，因此才有了如今的史家胡同博物馆。
53号 开门迎客的“好园”
胡同东口的53号院，对开的大门上悬挂着黑底金字的匾额“好园”，细看落款，竟是邓颖超的题字。其实53号院原先是和内务部街甲44号院连在一起的一座大宅院。
如今的好园成了好园宾馆，是一套两进四合院，前院进深甚宽。东西配房的房檐上，悬挂着两排宫灯。顺着抄手游廊可以直通后院。其实原来的宅院是东、中、西三路各两进的四合院，已超过了院子的级别，是一处府邸。如今只有中路化为了宾馆，其他两处则另辟为宅院了。
相传，这里曾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的外宅之一，但是真假已无从考证。比较确凿的是，53号院被清朝同治年间的状元洪钧买了下来。比这位状元更加为人所知的，是他的三姨太赛金花。赛金花在15岁嫁给洪钧之后不久，就跟随洪钧游历欧洲。
光绪十三年（1887年），洪钧充任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四国外交大臣。因正妻缠足，不便偕同前往，遂带着小妾赛金花随行。当年的赛金花以其美貌和多才多艺，出入于欧洲宫廷，交际于王公贵族之间，深得欧洲外交界的好感，德国皇后甚至称其为“东方第一美人”。赛金花聪明好学，据说还结识了德国青年军官瓦德西，而后者在后来鬼使神差地成为了1900年八国联军的统帅。因此就有了赛金花退兵的传奇故事。
洪钧是个外交上的传奇人物，又是知名学者，他还考察了欧洲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整理了众多资料，写成《元史译文增补》一共三十卷，成为今天人们研究西方蒙元史的案头书，洪钧也被称之为“元史之祖”。
让人唏嘘的是，洪钧任满回国，买下史家胡同53号院不久就去世了，而留给赛金花的5万银元遗产，也被洪家族亲侵吞。赛金花不得已，重操旧业，辗转各地，八大胡同的风流往事已是后话。
民国以后，这里一度归张自忠所有，张将军殉国后，被国民政府收回，直到解放被全国妇联接管，邓颖超、康克清等都曾在此办公。1974年进京当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住在后院，出入内务部街甲44号后门。1984年，此院改为好园宾馆。如今的“好园”牌匾，就是当时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亲自题写的。因为好字拆开为女子二字，借此暗喻为女子活动之园。
如今，当年的办公室已变成了仿古的客房，穿梭在院子里的革命同志也换成了外国友人。只有院中与大院同庚的古藤，年年岁岁，守候着这座传奇的院子。
59号院 出国留学史的摇篮
史家胡同59号院原是史可法祠堂旧址，也是清代教育八旗子弟的“左翼宗学”，现在则是史家小学。原址在清朝时，还是清政府选拔赴美留学生的考场。这里一直和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