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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进入整体性的历史转型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发展。在此宏观背景下，档案界在充分开发利用档案资源参与社会文化等各项建设的同时，也需要强化自身的主体意识，提高“文化自觉”，充分关注转型期档案文化的转变，积极建构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凝聚力的档案专业文化。
一、加快档案专业文化的转变
社会的变迁必然引发文化的转变。经济改革的深入、民主政治的推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领域的建设，构成了强大的社会推动力，促使档案专业文化在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各个层面都发生着自觉与不自觉的转变。
“电子信息系统改变着整个办公室的文化”，也在改变档案形体文化。以“0”和“1”方式记录在计算机以及各种磁盘、光盘、磁带、缩微胶片等新型载体的档案，一方面为档案增加了新的形态，使档案形态更加丰富、多样化；另一方面，因其具有多种媒体信息的集成性，可将文字、图形、图像、影像、声音等信息形式有机集成，使档案形态图文声像并茂，且其便捷的传输性和可操作性，越发彰显了电子形体档案的生机活力。但电子记录方式的一致性、输出形式的机械性和载体的“金属性”，与甲骨、金石、简牍、纸张等传统书写档案形体相比，其个性化和人文化的特征大为逊色。可见，信息化时代档案形体文化的“增色”与“失色”同在。
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电子文件的大量产生，深刻、广泛地影响到档案的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习惯手工管理案卷的档案工作者不仅需要掌握住处管理等现代化技能，还必须思考解决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管理的相关因素增多，技术含量更高，在“简化”手工操作的同时，也使管理更为复杂，需要从技术、制度、政策、环境等方面采取新的对策。这是一项档案文化创新的系统工程。政治民主化、公民社会的兴起、社会理论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促使了人类社会档案观念的巨大转变，即由原来的“国家档案观”向“社会档案观”的转变。
二、推进档案专业文化的建设
变化是永恒的，面对变化我们需要提高“文化自觉”，这不是“文化回归”或“坚守传统”，而是要“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提高自身文化建设的自主地位。
1.参与档案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主动融入“大文化”建设之中。郭红解先生在《档案人的“文化自觉”》一文中，对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锦屏县等档案部门多年来抢救古老的濒临失传的水族文字——“水书”以及艰辛征集清朝、民国时期的“山林契约文书”的行为，从“文化自觉”的角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从这些普通档案人的‘文化行为’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文化自觉’。他们矢志不渝地在寻找着久远的历史，竭尽全力地在抢救消逝的文化。”这种寻找和抢救一方面是“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同时又以此作为文化“发现”的起点，“发现”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这些文化遗产存在和传承的意义。“文化人的‘档案行为’和档案人的‘文化行为’，都是一种‘文化自觉’的体现。但是，不难理解，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档案人的‘文化行为’则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可见，转型社会时期，传统的精神文化可以延续，但传统的档案物质文化不可以“原生”。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和取代之际，档案人要有意识地寻找久远的历史，竭尽全力抢救那些正在面临消逝的档案资源，在抢救和建设“大文化”中，“抢救”和建设自身。今天，我们讨论和参与“世界记忆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口述档案”资源的收集，不能不说是档案界“文化自觉”的时代吁求。
2.积极倡导并建构电子文件文化。美国电子文件研究专家戴维·比尔曼指出：“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档案文化需要继承，现代的档案文化正在生产。”社会发展趋势不容阻挡，阻碍自动化的实现肯定失败。“相反，文件和档案工作者可以推动形成机构内部的电子文化，可以建立这种新文化中的规则和‘礼仪’，推广成熟的信息技术。”电子时代，档案部门同样承担着保护时代记忆、建构社会“大文化”的历史使命，也需要继续建设属于自己的文化。今天对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就是对电子时代档案文化建设所做出的努力。我们不但在建构新文化的规则和礼仪，如符号语言、管理工具、管理方式、管理规则、管理制度、管理伦理、管理理念，也在建构和维护档案专业这一“文化共同体”。只要专业共同体存在，档案专业文化的“根脉”就在，就会推陈出新，继往开来。
3.关注社会民生，塑造“亲民”的档案专业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界一直在推进档案的社会化建设。拓展档案机关的服务领域和档案馆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社区档案工作领域和家庭档案工作领域、加强企业档案工作、设立和运作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政府现行文件的阅览利用等，都体现出档案工作在向社会延伸和渗透。2007年，国家档案局印发了《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提出以人为本，實现“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的要求：一是转变以往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典型人物轻普通人物的传统观念和认识，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二是转变档案工作原有的重机关团体利用、轻个人利用，重为机关团体服务、轻为群众服务的传统观念和认识，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这既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开展档案工作新思路，同时也是档案工作社会化的深入。它昭示着档案部门更加关注社会民生，自觉实现文化转变，塑造“亲民”的档案文化的政策导向。
一、加快档案专业文化的转变
社会的变迁必然引发文化的转变。经济改革的深入、民主政治的推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领域的建设，构成了强大的社会推动力，促使档案专业文化在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各个层面都发生着自觉与不自觉的转变。
“电子信息系统改变着整个办公室的文化”，也在改变档案形体文化。以“0”和“1”方式记录在计算机以及各种磁盘、光盘、磁带、缩微胶片等新型载体的档案，一方面为档案增加了新的形态，使档案形态更加丰富、多样化；另一方面，因其具有多种媒体信息的集成性，可将文字、图形、图像、影像、声音等信息形式有机集成，使档案形态图文声像并茂，且其便捷的传输性和可操作性，越发彰显了电子形体档案的生机活力。但电子记录方式的一致性、输出形式的机械性和载体的“金属性”，与甲骨、金石、简牍、纸张等传统书写档案形体相比，其个性化和人文化的特征大为逊色。可见，信息化时代档案形体文化的“增色”与“失色”同在。
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电子文件的大量产生，深刻、广泛地影响到档案的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习惯手工管理案卷的档案工作者不仅需要掌握住处管理等现代化技能，还必须思考解决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管理的相关因素增多，技术含量更高，在“简化”手工操作的同时，也使管理更为复杂，需要从技术、制度、政策、环境等方面采取新的对策。这是一项档案文化创新的系统工程。政治民主化、公民社会的兴起、社会理论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促使了人类社会档案观念的巨大转变，即由原来的“国家档案观”向“社会档案观”的转变。
二、推进档案专业文化的建设
变化是永恒的，面对变化我们需要提高“文化自觉”，这不是“文化回归”或“坚守传统”，而是要“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提高自身文化建设的自主地位。
1.参与档案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主动融入“大文化”建设之中。郭红解先生在《档案人的“文化自觉”》一文中，对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锦屏县等档案部门多年来抢救古老的濒临失传的水族文字——“水书”以及艰辛征集清朝、民国时期的“山林契约文书”的行为，从“文化自觉”的角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从这些普通档案人的‘文化行为’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文化自觉’。他们矢志不渝地在寻找着久远的历史，竭尽全力地在抢救消逝的文化。”这种寻找和抢救一方面是“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同时又以此作为文化“发现”的起点，“发现”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这些文化遗产存在和传承的意义。“文化人的‘档案行为’和档案人的‘文化行为’，都是一种‘文化自觉’的体现。但是，不难理解，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档案人的‘文化行为’则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可见，转型社会时期，传统的精神文化可以延续，但传统的档案物质文化不可以“原生”。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和取代之际，档案人要有意识地寻找久远的历史，竭尽全力抢救那些正在面临消逝的档案资源，在抢救和建设“大文化”中，“抢救”和建设自身。今天，我们讨论和参与“世界记忆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口述档案”资源的收集，不能不说是档案界“文化自觉”的时代吁求。
2.积极倡导并建构电子文件文化。美国电子文件研究专家戴维·比尔曼指出：“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档案文化需要继承，现代的档案文化正在生产。”社会发展趋势不容阻挡，阻碍自动化的实现肯定失败。“相反，文件和档案工作者可以推动形成机构内部的电子文化，可以建立这种新文化中的规则和‘礼仪’，推广成熟的信息技术。”电子时代，档案部门同样承担着保护时代记忆、建构社会“大文化”的历史使命，也需要继续建设属于自己的文化。今天对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就是对电子时代档案文化建设所做出的努力。我们不但在建构新文化的规则和礼仪，如符号语言、管理工具、管理方式、管理规则、管理制度、管理伦理、管理理念，也在建构和维护档案专业这一“文化共同体”。只要专业共同体存在，档案专业文化的“根脉”就在，就会推陈出新，继往开来。
3.关注社会民生，塑造“亲民”的档案专业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界一直在推进档案的社会化建设。拓展档案机关的服务领域和档案馆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社区档案工作领域和家庭档案工作领域、加强企业档案工作、设立和运作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政府现行文件的阅览利用等，都体现出档案工作在向社会延伸和渗透。2007年，国家档案局印发了《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提出以人为本，實现“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的要求：一是转变以往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典型人物轻普通人物的传统观念和认识，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二是转变档案工作原有的重机关团体利用、轻个人利用，重为机关团体服务、轻为群众服务的传统观念和认识，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这既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开展档案工作新思路，同时也是档案工作社会化的深入。它昭示着档案部门更加关注社会民生，自觉实现文化转变，塑造“亲民”的档案文化的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