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欧阳钦，“文革”前是中共东北局第二书记兼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不久去世。我的母亲黄葳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在我父亲的传记里，在最近出版的我父母的画传里，都提到上世纪60年代，他们很重视对省里高干子女、对广大青少年的教育。如果有人问：他们对你们子女是怎么教育的？我真一下子还很难回答。
　　说真的，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觉得父母对我们没有什么教育，我不记得他们专门找我们谈过什么，有什么“谆谆教导”。当我长大了，成熟了，我慢慢体会他们的教育是寓于平常生活的言谈话语，是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是润物无声的示范作用。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年龄都很大了，对于父亲是省委第一书记这个事，我基本没什么概念。小时候的记忆中，父母各自忙于工作，我和所有省委家属院的小朋友们和学校的其他同学们一样自已步行上学，放学在学习小组写作业，一起玩耍。家里有父亲的办公室，父亲乘坐苏联吉姆车，我不记得父母是如何告诫的，但我始终认为这些和我们都没关系，那些是父亲的工作需要和待遇。那时母亲黄葳在工厂工作做厂长，工厂很远，母亲每天都是很早出门坐公交车上班，很晚回到家，从未用父亲专车接送过一次。
　　记忆最深的是每年过年的全家联欢，那时我们一个院子里住的有秘书、炊事员的全家，还有警卫班，年底所有人在一起聚餐，小孩子表演唱歌跳舞，父亲讲话。父亲对大家说：“我们职务岗位虽有不同，但都是为了一个革命目标聚到一起的，都是平等的革命同志，虽然每个人都是做平凡的工作，但是都是为了不平凡的事业。”
　　我妈妈常说，湘湘哥哥在哈尔滨六中上学几年，没人知道他是省委书记的儿子。妈妈的话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觉得如果炫耀自己、搞特殊化是可耻的。
　　许多这样的生活小事，不给我们任何特殊化的思想和条件，让我们拥有一个平民心态。
　　前年回哈尔滨和同学聚会，一个同学说，有一次我们放学一起去乘公交回家，正巧父亲的专车司机开车路过，停车招呼我上车，我摆摆手让司机走了，还是和同学一起乘公交车回家。这件事我都不记得了，过了50多年同学还记得这件事。
　　从这一件小事或许可以说，不能特殊化这样的思想已经深深镌刻在我的心里，成为自觉的行为。而一个高级干部子女这样的言行举止会长久被身边群众记住，留下共产党的好口碑。
　　父母对哥哥欧阳湘的教育则是升级版，因为哥哥比我们大11岁，父母会与他谈谈政治。我从哥哥日记中看到，他上大学后，父亲到北京开会，过
　　问了他的入党问题，激励哥哥奋发上进，争取早日入党；哥哥寒暑假回家，爸爸会安排他跟随哪位领导下乡调研，了解农村情况；困难时期，父母给在北京上学的哥哥带去黄豆补充营养，带去棉衣御寒，还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要他不忘过去，克服困难；哥哥大学毕业后，母亲专门给中科院秘书长郁文写了一封信，请求让哥哥下乡劳动锻炼1～2年，生活费由家里负担。后来由组织统一安排，湘湘哥哥在安徽下乡劳动锻炼2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看起来就像农村青年。
　　父亲不仅对自己子女教育，他把教育革命后代看成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上世纪60年代，黑龙江省委开始抓省委干部子女的校外教育工作，由省委机关党委和办公厅行政处主抓，每周组织一次活动，或是自编自演的歌曲和舞蹈，或是请劳模和老红军作报告，有的报告就是父母亲自讲，或是看电影、谈感受，或是去大工厂参观建设成就，或是去郊区拾麦穗、捡黄豆等。寒暑假就组织大家参加社会实践。一次近百名机关子弟到位于小兴安岭脚下的柳河农场。我们第一次住土炕，被蚊子、跳蚤轮番袭击，身上到处是包，奇痒。大家都记得自己是来体验农村生活，是来学习抗联战士的艰苦奋斗精神的，所以都咬牙忍着。
　　这些活动是在父亲的支持下开展的，1963年12月28日《黑龙江日报》刊登报道《占领校外教育阵地培养坚强革命后代》，并发表社论《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父亲和全体省委常委专门接见了省委子弟的优秀学生代表，以示鼓励。据我所知，黑龙江省委这些做法在全国也是首例。
　　这些思想教育活动和吃苦的磨练，都为我们的人生打下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