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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9日,朱谌之终于“回家”了。1950年6月,出身浙江名门的中共地下党员朱谌之因“吴石案”被捕并遇害。之后,朱谌之遗骨安置在台北辛亥路第二殡仪馆,60年无人闻问。台湾文史工作者应朱谌之女儿朱晓枫之请,历时八年终于寻获骨灰坛,并在两岸和解的大背景下,移灵北京。目前还有三百多个骨灰坛在台北灵骨塔里等待家属认领。
抓捕
沈之岳,在台湾被称为“调查局之父”的特工领导者,是中共女特工朱谌之(即朱枫)被抓捕的关键人物。1990年代初期,也就是蒋经国去世之后两三年时光,沈之岳也已卸下肩头公务重担,仅挂一个虚有其名的“总统府国策顾问”的闲职。某日,他应当时“调查局长”的邀请,到台北市郊新店的“调查局”“展抱山庄”局本部,向所有“调查局”外勤同仁,作了一次生动精彩的演讲。沈之岳以他浓重的浙江仙居口音,道出了他1950年侦破一桩重大“共谍”案的秘辛。台下年轻的调查员,有的人听不懂沈先生的浙江口音,有的更年轻的同仁无法把那段四十年前的往事,和时下台湾无忧无虑,酒食满仓的富足社会联系起来,因而“有听,没有懂”,如坠云雾中,莫名所以。
这是沈之岳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调查局”里,以一种半公开的形式,讲述“国府”败退台湾初期,基于“退此一步,即无死所”的心情,接连侦破了好几件“共谍”案的首例。
沈之岳在演讲中告诉局内调查员,1950年2月中的一个早上,他忽然接到一通来自台北“保密局”的密电,斯时他的职务是舟山群岛“保密局”苏浙站站长,台北命令他紧急追捕一名刚从台湾逃到舟山群岛的女“共谍”。这个女“共谍”的名字叫朱谌之,身上携有一批国府军方的绝密档案,这批绝密档案包含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及大小金门兵力与火炮配置图、台湾海峡海域洋流数据、空军机种、岛内基地与机场,及台湾适合登陆地点资料分析等信息。由于这批绝密档案牵涉甚广,如果不能设法截住,一旦共军渡海攻台,将对国民党当局极为不利。
沈之岳回忆,“保密局”命令缉拿朱谌之,仅只基本描述了朱谌之的形貌长相,年籍数据,其它细节完全付诸阙如。舟山岛不过是面积四百七十几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可是自从国民党兵败上海,如潮水般涌到岛上的军队和老百姓,估计总有四、五十万人之众。要在茫茫人海之中找一个女人,无异大海捞针。况且,朱谌之应该心里已有警觉,势必运用所有的手段,尽快离开舟山前往大陆,向她隶属的组织报到。显然,时间对沈之岳极其不利,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失败几率很大的任务。但是,心细如发的沈之岳竟然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地毯式全面过滤舟山岛上数十万军民,找出了朱谌之落脚地点,并连夜派人逮捕。
“保密局”苏浙站抓到了朱谌之以后,其间还发生过一段插曲。据沈之岳指出,朱谌之刚被抓,情绪极为波动,她担心自己受不住刑讯,供出她的同志,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总统府资料组”主任蒋经国,办理培养特务干部的石牌训练班,沈之岳自此与蒋经国逐渐接近,并且受到层峰青睐。
旧事
事实上,朱谌之被抓捕,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共谍”案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保密局”首先在1950年1月29日,逮捕了蔡孝乾。化名“老郑”的蔡孝乾,是国民党退据台湾之初,捕获层级最高的“共谍”。“保密局”人员对蔡孝乾进行了密集的审讯。期间,蔡孝乾还曾经演出一幕越狱惊险戏码,不久,他又被“保密局”特工抓捕回笼。经过详实讯问,“保密局”人员赫然发现蔡孝乾职位竟然这么高。
据蔡孝乾日后撰写的回忆录《台湾人的长征纪录》中透露,他是台湾籍的中共党员当中,唯一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人。
由于台湾在二战结束前系日本殖民地,部分青年因不满日本殖民高压统治,遂于1928年4月成立台湾共产党于上海,主要成员以台湾旅沪青年为骨干。初期骨干包括中央委员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孝乾,中央候补委员翁泽生、谢雪红等人,其中林木顺为书记。
蔡孝乾在回忆录《台湾人的长征纪录》中说,1928年8月,日本殖民当局在岛内大肆搜捕台共分子,他和同志们在岛内无容身之地,便与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等人偷渡到福建漳州,在石码中学、龙溪女中以教书掩护身份,俟机而动。
早年,台湾共产党并不直接隶属中共组织。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台湾同胞的敌忾同仇、血浓于水的爱国精神,趁着林彪率领红军“东路军”进占漳州的机会,中共地下党李文堂在漳州与蔡孝乾联系上,并邀请蔡孝乾前往江西苏区。李文堂把蔡孝乾引介给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蔡孝乾遂进入红军政治部工作。
在江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于1932年6月中接见了蔡孝乾这位来自台湾的同志。周恩来得知蔡孝乾是任弼时在上海大学教俄文时的学生,分外照顾他。周恩来交付蔡孝乾一项任务:翻译两本书──《国家论》,以及另外一本日文版的列宁原著《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936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变,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大潮风起云涌。此时,蔡孝乾被上级调任为中共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北线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军高桂滋、高双城。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就是周恩来。
一天下午,蔡孝乾和他的台湾同志们在前往江西瑞金的路上,巧遇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东大弟毛泽民。毛氏见蔡孝乾一群台湾来的同志走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就跳下马来,坚持要蔡孝乾和台湾朋友们轮流骑马,蔡孝乾客气推辞,毛泽民坚持非要蔡孝乾和朋友们轮流骑马。从此,蔡孝乾便与毛氏兄弟成为好友。毛泽东爱吃辣椒,时常差遣爱人贺子珍的妹妹贺懿送炒辣椒、鸡蛋给毛泽潭,毛泽潭好交朋友,有好吃的东西总与蔡孝乾、胡耀邦等人分而食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共中央鉴于台湾地位重要性,任命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地下党在台工作。1946年3月,蔡孝乾率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装部部长张志忠等人,正式成立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下辖单位有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高雄工委等组织。
蔡氏于1950年1月29日被捕后,台湾的特工机构展开一场大逮捕行动。由于蔡孝乾狱中供承“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是重要情报来源,吴石便成为当局首要缉拿的人犯。
1949年11月间,中共华东局指派地下党女党员朱谌之,专程从香港到台湾,担任“交通”,负责传递吴石取得的情报,俾便中共进攻舟山、金门。十一月底,朱谌之抵达台北以后,即陆续与蔡孝乾、吴石两人取得联系。吴石交给朱谌之本文前述之绝密情报之微缩胶卷,命朱谌之透过香港关系,送往大陆。1950年2月2日,风声鹤唳之际,吴石派遣他的副官找到朱谌之,要她立刻离开住处,躲进阿里山大饭店。2月4日,吴石又以“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开给朱谌之一份台湾到舟山的特别通行证,安排朱谌之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直接飞往舟山,再俟机搭船返回上海。
无奈,“保密局”特工在朱谌之离开台湾前往舟山岛后,冲进了吴石寓所,堂堂中将“次长”被“保密局”人员以“为奸匪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缉捕归案。吴石被抓之后,2月18日,供出朱谌之行踪,致使朱谌之在距离大陆仅一步之遥的舟山岛,被保密局特工押解回台。
1950年6月10日下午四点钟,朱谌之被押解到台湾近郊马场町刑场枪决,死时年仅45岁。朱谌之被杀之后,遗体被安置在台北辛亥路第二殡仪馆,六十年来无人闻问。2010年12月19日,由专人将朱谌之的骨灰坛,从台北送往北京机场,由朱晓枫女士的女儿徐云初和丈夫李扬,在机场迎候。
这桩1950年代层次甚高的“共谍”案,直到台湾解除戒严后,才在近年公诸于众。朱女士遗骨更在流落异乡达一甲子后,总算落叶归根,魂归故里。抚今追昔,值此两岸全面和解的现今,回顾朱谌之案,焉能不让人兴起无限感怀?
累及地下党的组织,曾经趁着“保密局”人员不注意时,意图把藏在身上的一副金首饰吞下肚内,吞金自杀。她寻短的想法马上被“保密局”特工看穿,连忙制止,才保住朱谌之活口,将她解送到台湾,作进一步的侦讯。
在将朱谌之送往台湾之前,沈之岳对朱谌之作了初步的侦讯。沈之岳过去曾经是共产党员,他以中共老党员的身份劝说朱女,委婉开导之后,她终于供出了和吴石一块窃取情报的全盘经过,吴石“共谍”案,全案随之水落石出。既逮捕了朱谌之,又截获了重要军事情报,沈之岳立了大功一件。吴石、朱谌之“共谍”案的顺利侦破,使得蒋介石父子对沈之岳印象深刻,沈之岳的仕途行情为之看涨。
是时,正值蒋经国亟欲大力整顿特务系统的节骨眼上。1950年5月,国民党当局从舟山撤退,蒋介石任命沈之岳为“总统府资料组”石牌训练班副主任。
抓捕
沈之岳,在台湾被称为“调查局之父”的特工领导者,是中共女特工朱谌之(即朱枫)被抓捕的关键人物。1990年代初期,也就是蒋经国去世之后两三年时光,沈之岳也已卸下肩头公务重担,仅挂一个虚有其名的“总统府国策顾问”的闲职。某日,他应当时“调查局长”的邀请,到台北市郊新店的“调查局”“展抱山庄”局本部,向所有“调查局”外勤同仁,作了一次生动精彩的演讲。沈之岳以他浓重的浙江仙居口音,道出了他1950年侦破一桩重大“共谍”案的秘辛。台下年轻的调查员,有的人听不懂沈先生的浙江口音,有的更年轻的同仁无法把那段四十年前的往事,和时下台湾无忧无虑,酒食满仓的富足社会联系起来,因而“有听,没有懂”,如坠云雾中,莫名所以。
这是沈之岳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调查局”里,以一种半公开的形式,讲述“国府”败退台湾初期,基于“退此一步,即无死所”的心情,接连侦破了好几件“共谍”案的首例。
沈之岳在演讲中告诉局内调查员,1950年2月中的一个早上,他忽然接到一通来自台北“保密局”的密电,斯时他的职务是舟山群岛“保密局”苏浙站站长,台北命令他紧急追捕一名刚从台湾逃到舟山群岛的女“共谍”。这个女“共谍”的名字叫朱谌之,身上携有一批国府军方的绝密档案,这批绝密档案包含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及大小金门兵力与火炮配置图、台湾海峡海域洋流数据、空军机种、岛内基地与机场,及台湾适合登陆地点资料分析等信息。由于这批绝密档案牵涉甚广,如果不能设法截住,一旦共军渡海攻台,将对国民党当局极为不利。
沈之岳回忆,“保密局”命令缉拿朱谌之,仅只基本描述了朱谌之的形貌长相,年籍数据,其它细节完全付诸阙如。舟山岛不过是面积四百七十几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可是自从国民党兵败上海,如潮水般涌到岛上的军队和老百姓,估计总有四、五十万人之众。要在茫茫人海之中找一个女人,无异大海捞针。况且,朱谌之应该心里已有警觉,势必运用所有的手段,尽快离开舟山前往大陆,向她隶属的组织报到。显然,时间对沈之岳极其不利,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失败几率很大的任务。但是,心细如发的沈之岳竟然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地毯式全面过滤舟山岛上数十万军民,找出了朱谌之落脚地点,并连夜派人逮捕。
“保密局”苏浙站抓到了朱谌之以后,其间还发生过一段插曲。据沈之岳指出,朱谌之刚被抓,情绪极为波动,她担心自己受不住刑讯,供出她的同志,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总统府资料组”主任蒋经国,办理培养特务干部的石牌训练班,沈之岳自此与蒋经国逐渐接近,并且受到层峰青睐。
旧事
事实上,朱谌之被抓捕,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共谍”案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保密局”首先在1950年1月29日,逮捕了蔡孝乾。化名“老郑”的蔡孝乾,是国民党退据台湾之初,捕获层级最高的“共谍”。“保密局”人员对蔡孝乾进行了密集的审讯。期间,蔡孝乾还曾经演出一幕越狱惊险戏码,不久,他又被“保密局”特工抓捕回笼。经过详实讯问,“保密局”人员赫然发现蔡孝乾职位竟然这么高。
据蔡孝乾日后撰写的回忆录《台湾人的长征纪录》中透露,他是台湾籍的中共党员当中,唯一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人。
由于台湾在二战结束前系日本殖民地,部分青年因不满日本殖民高压统治,遂于1928年4月成立台湾共产党于上海,主要成员以台湾旅沪青年为骨干。初期骨干包括中央委员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孝乾,中央候补委员翁泽生、谢雪红等人,其中林木顺为书记。
蔡孝乾在回忆录《台湾人的长征纪录》中说,1928年8月,日本殖民当局在岛内大肆搜捕台共分子,他和同志们在岛内无容身之地,便与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等人偷渡到福建漳州,在石码中学、龙溪女中以教书掩护身份,俟机而动。
早年,台湾共产党并不直接隶属中共组织。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台湾同胞的敌忾同仇、血浓于水的爱国精神,趁着林彪率领红军“东路军”进占漳州的机会,中共地下党李文堂在漳州与蔡孝乾联系上,并邀请蔡孝乾前往江西苏区。李文堂把蔡孝乾引介给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蔡孝乾遂进入红军政治部工作。
在江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于1932年6月中接见了蔡孝乾这位来自台湾的同志。周恩来得知蔡孝乾是任弼时在上海大学教俄文时的学生,分外照顾他。周恩来交付蔡孝乾一项任务:翻译两本书──《国家论》,以及另外一本日文版的列宁原著《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936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变,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大潮风起云涌。此时,蔡孝乾被上级调任为中共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北线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军高桂滋、高双城。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就是周恩来。
一天下午,蔡孝乾和他的台湾同志们在前往江西瑞金的路上,巧遇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东大弟毛泽民。毛氏见蔡孝乾一群台湾来的同志走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就跳下马来,坚持要蔡孝乾和台湾朋友们轮流骑马,蔡孝乾客气推辞,毛泽民坚持非要蔡孝乾和朋友们轮流骑马。从此,蔡孝乾便与毛氏兄弟成为好友。毛泽东爱吃辣椒,时常差遣爱人贺子珍的妹妹贺懿送炒辣椒、鸡蛋给毛泽潭,毛泽潭好交朋友,有好吃的东西总与蔡孝乾、胡耀邦等人分而食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共中央鉴于台湾地位重要性,任命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地下党在台工作。1946年3月,蔡孝乾率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装部部长张志忠等人,正式成立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下辖单位有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高雄工委等组织。
蔡氏于1950年1月29日被捕后,台湾的特工机构展开一场大逮捕行动。由于蔡孝乾狱中供承“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是重要情报来源,吴石便成为当局首要缉拿的人犯。
1949年11月间,中共华东局指派地下党女党员朱谌之,专程从香港到台湾,担任“交通”,负责传递吴石取得的情报,俾便中共进攻舟山、金门。十一月底,朱谌之抵达台北以后,即陆续与蔡孝乾、吴石两人取得联系。吴石交给朱谌之本文前述之绝密情报之微缩胶卷,命朱谌之透过香港关系,送往大陆。1950年2月2日,风声鹤唳之际,吴石派遣他的副官找到朱谌之,要她立刻离开住处,躲进阿里山大饭店。2月4日,吴石又以“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开给朱谌之一份台湾到舟山的特别通行证,安排朱谌之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直接飞往舟山,再俟机搭船返回上海。
无奈,“保密局”特工在朱谌之离开台湾前往舟山岛后,冲进了吴石寓所,堂堂中将“次长”被“保密局”人员以“为奸匪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缉捕归案。吴石被抓之后,2月18日,供出朱谌之行踪,致使朱谌之在距离大陆仅一步之遥的舟山岛,被保密局特工押解回台。
1950年6月10日下午四点钟,朱谌之被押解到台湾近郊马场町刑场枪决,死时年仅45岁。朱谌之被杀之后,遗体被安置在台北辛亥路第二殡仪馆,六十年来无人闻问。2010年12月19日,由专人将朱谌之的骨灰坛,从台北送往北京机场,由朱晓枫女士的女儿徐云初和丈夫李扬,在机场迎候。
这桩1950年代层次甚高的“共谍”案,直到台湾解除戒严后,才在近年公诸于众。朱女士遗骨更在流落异乡达一甲子后,总算落叶归根,魂归故里。抚今追昔,值此两岸全面和解的现今,回顾朱谌之案,焉能不让人兴起无限感怀?
累及地下党的组织,曾经趁着“保密局”人员不注意时,意图把藏在身上的一副金首饰吞下肚内,吞金自杀。她寻短的想法马上被“保密局”特工看穿,连忙制止,才保住朱谌之活口,将她解送到台湾,作进一步的侦讯。
在将朱谌之送往台湾之前,沈之岳对朱谌之作了初步的侦讯。沈之岳过去曾经是共产党员,他以中共老党员的身份劝说朱女,委婉开导之后,她终于供出了和吴石一块窃取情报的全盘经过,吴石“共谍”案,全案随之水落石出。既逮捕了朱谌之,又截获了重要军事情报,沈之岳立了大功一件。吴石、朱谌之“共谍”案的顺利侦破,使得蒋介石父子对沈之岳印象深刻,沈之岳的仕途行情为之看涨。
是时,正值蒋经国亟欲大力整顿特务系统的节骨眼上。1950年5月,国民党当局从舟山撤退,蒋介石任命沈之岳为“总统府资料组”石牌训练班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