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春访问巴黎期间，幸得熊秉明先生所赐《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一书。那时，熊先生独居南郊，看起来身体欠佳，据说不久前曾因车祸受伤，似乎尚未完全恢复。一九九五年夏在巴黎第七大学偶遇熊先生，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我就告诉他：《关于罗丹——日记摘抄》这本书我经常翻看，很想与熊先生谈谈我之所悟……虽然我知道，有熊先生于罗丹之所悟在上，愚钝的我谈领悟实在是冒昧得很。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熊先生曾说过：“我属于在西方生活了四十年的一代……我们在这里几乎无时无刻不感到生活在两个文化的激荡之间……回忆起来，从起居到每天说话，到成家养育，到科学研究，到艺术创作，到哲学思考，到生的信念，都纠缠着这个问题”。(《儿子的婚礼》)可以说，熊先生的作品，无论是他的艺术雕刻还是他的著作与文章，无一不是这种文化激荡的产物。我看到的熊先生的第一篇文章是《看蒙泰丽莎看》，那是一篇极精致耐读的文化散文，文章浸透着中西两种文化的深厚底蕴，既有对“存在主义”的精到理解，又透着老庄道家的超凡脱俗。在多年成功的雕刻艺术实践的基础上，他又从事现代书法的研究和创作。他把中国传统书法与西方结构主义的某些思想和方法结合起来，并且力求在这种实践中创立一种更兼容并蓄的“书技”、“书艺”与“书道”理论 *。而《关于罗丹——日记摘抄》一书则最集中地在艺术这最高的精神境界中展现了这种文化激荡。在熊先生那里，这种文化激荡是在心灵深处发生的，所以它不是冷静、理性的比较，而实在是一种心灵的碰撞，精神的冲击。
　　熊先生是学哲学出身，后转而投身艺术。正如他的多年老友吴冠中先生所说：哲学和雕刻交织在他的生活和感情中，长期在他的整个生命中相搏、相亲、沉淀、发酵，使他永不安宁。所以，他从一个充满激情的哲人角度出发解读罗丹。他是东方人，却是对西方文化有绝对深刻领悟的艺术家；他是在西方生活工作了半个世纪、浸透西方人文精神的学者，但却又是扎根于厚重东方文化、与东方古老文明休戚相关的“儒者”：以这样身份进行的阅读使一切肤浅、自负与虚假的阅读黯然失色。
　　熊先生早在孩提时代就开始欣赏、阅读罗丹。从罗丹的艺术作品中，他读出了人生万象，读出了世间的大悲大喜，更读出了生命的真实与力量。罗丹，这位使西方雕刻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艺术大师，打破了传统的刻意追求外在性的规格，而以雕刻家个人内心深切的感受和认识作为出发点。他把他要塑造的对象放在内在的、心理的、个体的位置上展现，即用纯粹雕刻的语言说出真实，表现出在人的血肉躯体上铭刻的生命历史中的人的精神世界：无论是他创作的“青铜时代”、“塌鼻子的人”，还是与一般纪念碑式的雕刻风格迥然相异的“巴尔扎克”、“雨果”以及“加来市民”、“夏娃”等都不是表现单纯的“人体美”，而是以肉体直接诉说“人的生命的全景”。他去除了一切不必要的外在多余的装饰，使人感受到那些青铜和大理石远远不仅是雕刻，而是生命的起伏波澜，是要撞击人心的生命之力，是“开向生命的窗子”……
　　十六年前，我在法国读书，是个“超龄”学生(我们这代人总是比通常情况要晚一拍——即永远在做本应在十年前做的事情)。我是在那时通过熊先生在斯特拉斯堡的大儿子偶然认识了熊先生。而见到熊先生则在认识之前——记得是在蓬皮杜文化中心的一间报告厅中，熊先生似乎是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我至今对初次拜访熊先生留有鲜明的印象：我总感到这位身体孱弱单薄的哲人艺术家具有一种内在气质，他的智慧与勇气蕴藏在心灵深处，他大喜大悲的强烈情感和剧烈的内心冲突凝结成了震撼人心的作品。我曾先后两次参观熊先生在蒙特利尔小道的工作室，很容易看出他的雕刻作品很受罗丹的影响，比如杨振宁、母亲的头像，都具有极强的震撼力，那粗重的线条，那通过存在的形体表现出来的生命力量及心灵深处的巨大痛苦，那貌似平静的浑重造型下的激情，都使人想到罗丹。而熊先生后来创作的“鹤”、“马”及“牛”等一系列作品，则不但带有罗丹的色彩，而且还在极富西方现代风格的近乎夸张的外形下，表现了东方艺术的内在力量。楚图南老人曾为熊先生的《老牛》题诗一首：“刀雕斧断牛成形，百孔千疮悟此生。历尽人间无量劫，依然默默自耕耘。”真是道尽了熊先生作品中的东方精神内涵。
　　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熊先生陪郁风先生参观罗丹美术馆，我也跟去了。郁风先生风度翩翩，大度可亲。她在罗丹的每一作品前驻足，而且在本子上细细记下作品简介和熊先生的评论。记得二位先生在《行走的人》、《手》、《老娼妓》等作品前都讨论了很长时间，可惜具体谈话内容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熊先生特别问过我从《手》中看到了什么，郁风先生似乎谈到“手”的力的象征意义，熊先生好象谈到“手”所显示的欲望的力量、生命创造的冲力……。事后，熊先生曾若有所思地对我说，郁风先生是他所陪同的国内客人中看罗丹看得最仔细、最认真、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个。今天，再看《关于罗丹——日记摘抄》中的有关文字，我感到熊先生当年的话分明表达的是一种落寞之情。他在一九四九年的一篇日记中曾评论过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雕刻，由于中国人对西方人借人体表现意境的陌生感，以至一位朋友在罗丹的雕塑前称赞“肌肉表现得很好”，令已渐入创作佳境的熊先生沮丧之至，他要告诉自己的同胞：“雕刻并不只是仿照人体，复制肌肉，雕刻家要通过人体表现感情、思想，表现诗、哲学。”遗憾的是，那位朋友对西方艺术的这种疏离、陌生在熊先生遥远的故土上延续了很久很久……无怪乎郁风先生认真的理解与探寻令他那样欣慰与感动。
　　熊先生在异国他乡长期艰苦的艺术探索取得了成功，但这成功之始就伴随着碰撞：当他的学习告一段落，感到从纪蒙那里可学的已经得到……他突然感到查德金、摩尔离他已很远，“甚至罗丹，在我也非里尔克所说的‘是一切’……”。因为他是一个东方人，东方情结挥之难去……他仍要走“自己的路去”。他想起故园昆明凤翥街茶店里的马锅头的紫铜色面孔，想起母亲的面孔，想起那土地上的各种各样的面孔……。在异国他乡面对这魂牵梦绕的世界，他将会如何地恐惧与欢喜？就像那时他面对心爱的棕发蓝眼的瑞士姑娘，由于感到她是“异族的女子”而不安、恐惧，“好象面对瑞士明媚旖旎的湖水，动人是动人极了，然而我只能以流人游客的心去歌赞。”这比喻确含一段辛酸与无奈：不同文化之间是难以互补与融通的，对两种文化有同样深切感受的人，他心灵深处遭遇的碰撞与冲突是难以言述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关于罗丹——日记摘抄》一书讲述的是罗丹，而读者却深切感到作者记的是罗丹，诉的却是自己和那一代留学生当年的心态与情感，讲的是那一代人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内心感受，真可谓“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熊先生放弃“说不清楚的”哲学投身于雕塑艺术，也是为着这心中的艺术他留在了巴黎。他曾与几位好友为回不回国争论了一整夜，直至翌晨七点才回到大学城荷兰楼的房间，倒头就睡。熊先生在这篇日记后作了今注：“醒来已是一九八二年。这三十年来的生活就仿佛是这一夜谈话的延续，好像从那一夜起，我们的命运已经判定，无论是回去的人，是逗留在国外的人，都从此依了各人的才能、气质、机遇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艰辛，取得不同的收获。”而当时不同的选择却造成了以后的完全不同的结果。熊先生在讲述这一切时，语气是沉重的，沉重来自过去，唯因现在与过去相联系过去才显得更加深重。当年最真诚地追求光明的年轻画家在后来的年代中竟每天到街上拣马粪，声称要去造纸；精通拉丁、希腊等数国外语的哲学家最终未能实现在塞纳河边立下的宏志，郁郁而终(我在八十年代初曾为熊先生转交送给这位前辈的原版《居礼夫人传》。我永远忘不了在那阴暗、破旧的房间里，G先生如何对艺术、哲学发表评论，那黯然凝重的目光至今令我神伤)；而当年兄长般呵护学弟们的优秀翻译家竟在数十年中销声匿迹，与海外好友重逢竟以匆匆礼节似的套话结束……正如熊先生在今注中所云：“……当时不可知的、预感着的、期冀着的，都或已实现、或已幻灭，或者已成定局，有了揭晓。醒来了，此刻，抚今追昔，感到悚然与肃然。”这历史变迁中的个人命运任谁能够说得清？
　　记得当年我们几个大陆学生随熊先生一起参观卢浮宫，他深入浅出的解说、透彻明白的点拨给我们留下难忘的教益。参观之后，熊先生请我们喝咖啡，他曾问过我们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们生活的支柱是什么？”我已记不清我们这些人作何回答，但熊先生的生活支柱是艺术，这是不言而明的：为了艺术他背井离乡，在异国一留半个世纪之多……但今天，在看到他与毅然回归的同窗好友们的不同选择已产生了不同结果的时候，他并没有获得“正确选择”的轻松，相反却又在心上加深了一份沉重。如若他像那些隔山隔海旁观指点祖国文化的同胞们一样以平常心比较两种文化，如若他像那些认真以为：惟有站在遥远的西方土地上才能真正研究中国文化的可敬的西方朋友们一样对国中诸事泰然处之，那他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沉重。因为熊先生是用心去感受东西文化，他的心灵中激荡的是文化的碰撞。正因为熊先生真正意识到现实中两种文化的冲突难以避免，所以他心中的碰撞才发生得如此经常与激烈……
　　一九九七年一月于巴黎
　　*熊先生曾说过：五十岁时讲书技，六十岁时讲书艺，七十过后讲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