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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绕不开的名字，他和余华、格非等人一起
被归纳为“先锋文学五虎将”。时过境迁，作家们做出了
各自不同的选择，马原的经历更加传奇，
在商场、学界兜兜转转之后，他仍然回到了小说创作
作家马原要在小说扉页上写700遍自己的名字。700本新书堆在旁边的桌子上，像是一张硬板单人床。这纯粹是个体力活。出版社的会议室有些热，他脱下外套。一个小时过去了，还剩十几本没有签。他有点累了，不小心写错了一个字，笔停下来，面露难色，不知该如何续上。“写了这么久，没想到自己的东西还有人看，这成了我写作的一个动力。”他跟周围的年轻人感慨。
马原今年65岁了，距离开始写小说，已经过去了40多年，距离发表处女作，也已经过去了35年。他穿着印有堪萨斯大学松鹰篮球队标志的衣服，一米八的大个子，没有了当年浓密的胡须，但仍然像是一位性情温和的强盗。
终于都签完名字，马原舒了一口气。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文坛的小说家曾“化身”为自己作品中的一个角色，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小说里，那是先锋的姿态，对小说的形式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那是一个作家受关注程度堪比明星的年代。马原闯入文坛的时候，绝大多数作家还在想着“写什么”，将镜头对准现实、历史和民族，很少去想“怎么写”，更没有人像马原那样，直接用“虚构”两个字当做小说的标题，并在开篇写道，“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那时候，好友余华刚刚出道，还没有写出《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因为同样在叙述形式层面的革新，他和马原等人一起被称作“先锋文学五虎将”。甚至有人根据金庸小说中的“华山论剑”给五个人排了座次，余华是“东邪”，马原是“西毒”。
但理想的年月很快过去，很多人一时间甚至不知道马原去了哪里。以前，马原当过铁路工人、记者和作家，从90年代初开始，他的身份变成了导演、商人、教授。他曾扛着摄像机跑遍全国，立志要拍摄一部名为《中国作家梦》的伟大纪录片；也曾跟房地产商人合作，开发楼盘，赚取了相当可观的收益；还曾到上海的一所高校教授小说和电影，甚至当上了中文系的系主任。
七年前，一场大病让他游戏人间的脚步暂停了。人们以为这个顽童终于可以消停会儿了，他却从病床上出逃，离开了上海，几经辗转，最终在中缅边境的西双版纳定居下来，并重新拿起了笔。
今年，这个曾经以先锋闻名的小说家写了一本关于荒唐的小说，叫《黄棠一家》，碰瓷、房地产开发，种种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荒唐事儿都被搬进了书里。人们都以为这个曾经的先锋小说家在经历了种种变化之后，已经跟现实和解了。也有很多读者感到失望，觉得这些见怪不怪的新闻如何能写成故事。可是在这部小说的最后，“那个叫马原的汉人”又如约出现了，大家才忽然反应过来，至少，马原还是那个马原。
或许是过去的记忆过于牢固，上了年纪的人，往往对千奇百怪的新闻事件有一种本能的陌生感。三十年过去了，即使是像马原这样曾经以先锋姿态闯入世界的人，也不免给人一种不合时宜的印象。按照以前，大桥是跟日月星辰一样稳固的事物，怎么就说塌能塌了呢，他有点不理解现在的世道，跟年轻的记者这样感慨。
时针似乎被拨快了。十年前，位于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被爆破拆迁，随后被房地产商开发成新楼盘。之前的老体育场用了半个多世纪，五里河体育场却只用了不到二十年，作为东北人和老球迷的马原觉得不太能接受。
在他所生长的地域和时代，家庭关系的组成和社会规范与价值秩序曾经紧密勾连在一起。父亲是铁路系统的通信工程师，母亲是会计，姐姐在党校，妹妹在设计院。因为家庭的原因，马原在上山下乡之后进入铁路中专，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后来一直称自己是“老铁路”。1976年，马原中专毕业，在铁路的火车头部門工作，担任准备车间的技术员，负责阜新和锦州之间的路段。
那时候，火车还是依靠蒸汽机驱动，一切都围绕着运行时刻表转，时间以秒计算。马原说，如果火车晚出发了25秒，就必须在行驶的过程中对速度进行微调，火车头和车厢等部门需要协同合作，抢时间。晚点意味着事故，工作奖金和业绩记录都会受到影响。“安全和正点是两个最高的法则，这两个概念特别像是秩序的一种象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像是坚硬的冻土终于被更坚硬的铁器撬动，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转型伴随着价值秩序的打散与重建。此后三十年，马原去了西藏，又去了上海，最终在云南与缅甸交界的西双版纳定居下来。
马原说，自从前几年母亲去世，东北那个家便消亡了。他兜兜转转，好像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仅意味着一种现实的生活环境，也指向一种理想的精神领地。既然那曾经无比稳固的桥已经塌了，他决定建塔。
马原在盖房子方面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自己领着几个民工，打水井，建造钟楼和塔楼。他现在的家坐落在南糯山的一个哈尼族村寨，由两座关联的红砖八角塔楼组成，共三层，每个房间都有八扇窗户。
五年的时间里，马原一共建了九座塔楼，除了八角形，还有六角形和圆形，除了自己居住，剩下的用于建造一个书院。“我喜欢那种生活格局，有书，有山，也有院子。因为我们那里美得不得了，真的是天上人间的地方。”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马原养了一百多只鸡和鹅，也养狗和猫。一些以前的朋友来看望他，惊讶于生活状态的转变，曾经那个勇冠三军的先锋小说猛将，如今成日里围着动物和房子转。三年前，评论家李敬泽曾问他，在这样的地方住，是否会觉得孤独。他想了想，回复说，哪有空。
据说，在写小说、盖房子和做铁路工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秘密的联结。 年轻时，马原在铁路系统工作，常常在下班和休息的时候写小说。转眼便是三十年过去。现在，他在远离城市的边境，将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盖房子，闲暇时才写小说。他熟悉机械和建筑的构造和流程，也迷恋小说的结构和技法，喜欢将故事进行拆卸和重组。
1978年，马原参加高考，进入辽宁大学中文系学习。那时候，大量西方和拉美小说成为文学青年的新大陆，阅读的记忆又慢慢发酵，变成了创作的催化剂。有时候跟同样喜欢文学的朋友们喝点儿小酒，互相拍着胳膊腿，感叹说，原来小说还能这样写，这辈子要是能写出一部这样的作品，就够了。
像是准备打下一片天地的好汉，马原擦掌摩拳，也要占山为王。他打开地图，瞅准了离家乡最远的地方——西藏。那是1982年，马原刚刚大学毕业，但已经到了而立之年。那一年，带有官方色彩的首届茅盾文学奖给了《大墙下的红玉兰》和《芙蓉镇》这样反思文革和历史的长篇作品，它们也是此前流行于文坛的“伤痕文学”在写作上的一种延伸。而在大众群体中广受欢迎的则是路遥刚刚发表的中篇小说《人生》，表现的是特定历史情境下农村青年在城乡之间的选择与困惑。
但马原不一样，他不仅要成为作家，还要成为博尔赫斯那样的“作家中的作家”。在中国，独具一格往往意味着孤军奋战，写作的秘密只有在少数人和少数时刻才会被拆开，也注定了一种边缘的姿态。马原决定徒步进山，开辟崭新的表达方式。后来莫言对马原说，你去西藏真是去对了，正是这片土地成全了你的写作方式。
马原在西藏待了七年，先是在西藏电台做了三年的记者，后来变成了西藏群艺馆的编辑。他对工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一共只写过二十多篇报道。做记者需要对官方会议进行报道，官员的出席顺序需要格外注意，但馬原对此有些马马虎虎，每次，责编都需要帮他改过来。伦理和自然的秩序让他感到着迷，但世俗的秩序只让他觉得痛苦。
他个子很高，心气也高，做了编辑之后，跟群艺馆馆长关系不太好。据好友余华回忆，有一次馆长发火了，让马原别再来上班了。马原听了简直是喜出望外，那时候都是有编制的，不去上班，单位工资照拿，还可以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他就去北京和辽宁等地待了一段时间。
不上班的时候，马原留着大胡子，皮肤晒成了黑红色，穿着及膝的马靴，在拉萨的八角街溜达。八角街也叫八廓街，是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三教九流都有，比如商人、摊贩和朝佛的康巴女人。
有时，马原也会走出拉萨，到更高的地方去。他见识过藏民的天葬仪式，盘旋的秃鹰落下来，又飞上高空，生死的疆界被拓宽了，马原尤其迷恋那种仪式背后的想象力。因为西藏，马原成了一个有神论者，那个神意味着秩序，或许跟中国哲学的“道”有些相似。马原说，西藏这个地方很奇特，常常让他感到陌生，陌生感调动着他的神经和想象力，让他用技巧和笔法对这种陌生感进行复原和再造。
从1984年开始，马原接连发表了《拉萨河的女神》《冈底斯的诱惑》和《虚构》等作品，《虚构》开篇那句话几乎成为了马原的文学宣言。“我实在只是个写小说的拉萨居民，时而有一点超出常规的浪漫想法。”他在小说里继续这样介绍自己的身份，甚至直接坦承自己的叙事动机，让读者不要当真，故意扰乱虚构与真实的关系。他喜欢假设和直觉，迷恋“天马行空”，对假象和错觉的兴趣大过对于事物与意义的描述。
当时的妻子读了之后，说怎么写出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很多同代的作家对社会生活有浓厚的观察热情和把握能力，但马原不一样，他有意地追求一种外在的形式，对这种“表层”的关注几乎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如同一个原本封闭的塔楼，马原打开了许多扇窗户。很快，余华、格非和残雪等作家纷纷以先锋的姿态登上文坛，他们的写作与前一辈作家有着明显的分野，而马原被认为是第一个先锋派。读到马原的小说，很多写作者也发出了马原当年阅读外国小说时的感叹，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先锋让马原得到了很多业内同行和部分文学青年的推崇，高校中文系的当代文学史教材绕不过他，但先锋也让他在大众和官方体系中无法得到充分的认可，文学奖总是跟他无关。
许多年后，马原的名字慢慢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但在回想起当年的文学版图时，总有人感叹，那是最好的时候，对许多小说写作者是这样，对马原也是如此。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甚至担负起了时代临时交付的任务，从地下和酒桌走向前台，进入到大众视野。
但好时候总会过去。从1991年开始，马原也停笔了。“做了一个梦，梦醒了就不写了。”他这样写道。后来，他也尝试过重新写，但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那种感觉。小说曾经是他的拿手好戏，但再次拿起笔时，他却觉得无比吃力。与此同时，许多原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人或是同样停止写作，转了行，或是转变风格，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马原感受到了这种转变。他曾满怀信心，花了两年时间，走了两万多公里，走访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翻译家以及杂志社和出版社等，希望可以将这些作家的状态与想法借助影像保存下来。在走访的过程中，马原感受到了那些写作同行们在时代洪流中的兴奋、彷徨、浮躁与茫然。当时，余华还在计划着写出一部可以媲美文学经典《红字》的小说，一年之后便写出了他的代表作品《活着》。作家刘心武开始思考文学的商业前景和影视改编，后来转入《红楼梦》研究。
马原的纪录片拍成了，却没有电视台同意播放这部名为《中国作家梦——许多种声音》的作品，只好买了个冰柜，把这些录像带封存了起来。后来，因为设备和格式问题，这些录像带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废品。
就在马原拍摄完成的当年，作家贾平凹的小说《废都》出版，因为大胆的情色描写引发争议，虽然销量很大，盗版也屡禁不止，但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马原却觉得这本小说是部杰出的作品。“它写尽了文人的无良、无德和无聊，所有荒诞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个时代。”马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那也是他当时作为一名文坛局内人的切身感受。 《中国作家梦》的计划失败之后，他写过剧本，拍过电影，甚至他与出版人朋友合作，策划过畅销一时的“布老虎”丛书，也曾与房地产商人朋友合作，担任执行董事，成功地开发了多个楼盘项目。他还曾建议一位经商的朋友开辟矿泉水市场。
可是，对文学的热爱并没有散去，只不过，文学王国的领地慢慢被侵占，从街头巷尾退回到酒桌和课堂。他去同济大学教小说。仍然跟以前一样，他在课堂上分享自己阅读西方小说的体会，虽然面对的听众不再是写作同行，而是年轻的大学生。他读那些经典小说的精彩片段，一边读一边做出相应的动作。有些学生在课堂上忙着与课程不相干的事情，没注意到台上那个据说写小说很厉害的老师读着读着，竟然自己哭了。
他说，小说已死。小说的出现与流行与它的物质载体密不可分，但读屏时代的到来已经让大众的阅读方式发生了转变，他也无力给出答案。有学生对文学创作感兴趣，但他并不建议对方去从事专业写作。
在这个时代，作家如果不想被体制和市场眷顾，很难成为一种职业。作家洪峰近年来隐居云南，曾被当地的村支书带人围殴，导致肋骨骨折。当年他与马原等人齐名，是“先锋五虎將”之一。马原去看望他，对这位老朋友的境遇感到震惊。
忙着教书和赚钱的时候，马原心里仍然不肯接受现状，还是想要写小说。虽然住在城市，但他几乎每年都会回一次西藏。等闲下来了，他要把该写的书都写出来，比如拉萨的八角街。然而一场大病让他忙碌的脚步停了下来。
那是2008年。本来，他结束了17年的单身生活，与现任妻子结婚，装修好房子，准备开始新生活。但就在一个月后，他的身体出现问题，前胸后背出现红疹，伴有持续的刺痛。这种症状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叫带状疱疹，用东北老家的话叫蛇盘疮。
马原做肺穿手术，肺部查出了肿块，开始住院，卧床休养，身子一动也不动。医生让马原和他的妻子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但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马原和妻子做了一个看起来有些任性的决定，中断了治疗。医生和学校领导感到惊讶，但也无法阻止马原的选择。
离开了上海，马原去了妻子的家乡海南，泡温泉，骑自行车，在一个有新鲜水源和空气的地方安心休养。他有自己的想法，尽管这被他的朋友看作是谬论。出乎意料的是，马原的身体开始好转。后来，马原离开了海南，和作家洪峰一样，选择在云南落脚，修建属于他的“伊甸”。
“马原贪生，但不怕死。”他的学生吴尧这样说自己的老师。现在，马原有自己的家庭，也过上了想要的生活。他整日里跟孩子和禽畜打交道。余华说马原“幼稚”，他指的或许是马原身上的那种纯真。
马原又开始写东西了，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感到欣喜，尽管时代已经变了，是否在写本身甚至被赋予了某种象征的意味。现在，马原写两种小说，一种是童话，那最初是给他自己的儿子读的。另一种小说则关乎现实，写人世的纠缠，写现世的荒唐。
青年作家蒋方舟在看过根据《中国作家梦》底稿修订而成的书后，曾经写道，中国作家梦，从与欧美大师齐名的梦，变成了畅销赚钱的梦，到最后，退守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梦”。
马原在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园世界后，却开始走上了一条反思的路。
很多事情都让马原感到不可思议。老人摔倒了没有人扶，官二代敢跟公安执法部门公然叫嚣。但他并不直接批判，只是用他的方式呈现。和三十年前一样，马原说，他只想写出“表层”，并不过问意义和理想。
但观众似乎并不买账。一部分读者感到失望，仍然期待着那个勇冠三军的先锋作家对现实进行“有力”的回应，重新带领人们进入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奇特世界。还有人直言不讳，认为新作《黄棠一家》是“新闻串烧”。
马原本人不这么认为。“我写的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横剖面，这个剖面荒唐透顶。”马原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他觉得，我们都在这个灵光消逝的时代里停留太久，误以为发生的一切就是现实的本来面目。
被归纳为“先锋文学五虎将”。时过境迁，作家们做出了
各自不同的选择，马原的经历更加传奇，
在商场、学界兜兜转转之后，他仍然回到了小说创作
作家马原要在小说扉页上写700遍自己的名字。700本新书堆在旁边的桌子上，像是一张硬板单人床。这纯粹是个体力活。出版社的会议室有些热，他脱下外套。一个小时过去了，还剩十几本没有签。他有点累了，不小心写错了一个字，笔停下来，面露难色，不知该如何续上。“写了这么久，没想到自己的东西还有人看，这成了我写作的一个动力。”他跟周围的年轻人感慨。
马原今年65岁了，距离开始写小说，已经过去了40多年，距离发表处女作，也已经过去了35年。他穿着印有堪萨斯大学松鹰篮球队标志的衣服，一米八的大个子，没有了当年浓密的胡须，但仍然像是一位性情温和的强盗。
终于都签完名字，马原舒了一口气。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文坛的小说家曾“化身”为自己作品中的一个角色，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小说里，那是先锋的姿态，对小说的形式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那是一个作家受关注程度堪比明星的年代。马原闯入文坛的时候，绝大多数作家还在想着“写什么”，将镜头对准现实、历史和民族，很少去想“怎么写”，更没有人像马原那样，直接用“虚构”两个字当做小说的标题，并在开篇写道，“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那时候，好友余华刚刚出道，还没有写出《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因为同样在叙述形式层面的革新，他和马原等人一起被称作“先锋文学五虎将”。甚至有人根据金庸小说中的“华山论剑”给五个人排了座次，余华是“东邪”，马原是“西毒”。
但理想的年月很快过去，很多人一时间甚至不知道马原去了哪里。以前，马原当过铁路工人、记者和作家，从90年代初开始，他的身份变成了导演、商人、教授。他曾扛着摄像机跑遍全国，立志要拍摄一部名为《中国作家梦》的伟大纪录片；也曾跟房地产商人合作，开发楼盘，赚取了相当可观的收益；还曾到上海的一所高校教授小说和电影，甚至当上了中文系的系主任。
七年前，一场大病让他游戏人间的脚步暂停了。人们以为这个顽童终于可以消停会儿了，他却从病床上出逃，离开了上海，几经辗转，最终在中缅边境的西双版纳定居下来，并重新拿起了笔。
今年，这个曾经以先锋闻名的小说家写了一本关于荒唐的小说，叫《黄棠一家》，碰瓷、房地产开发，种种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荒唐事儿都被搬进了书里。人们都以为这个曾经的先锋小说家在经历了种种变化之后，已经跟现实和解了。也有很多读者感到失望，觉得这些见怪不怪的新闻如何能写成故事。可是在这部小说的最后，“那个叫马原的汉人”又如约出现了，大家才忽然反应过来，至少，马原还是那个马原。
桥与塔
或许是过去的记忆过于牢固，上了年纪的人，往往对千奇百怪的新闻事件有一种本能的陌生感。三十年过去了，即使是像马原这样曾经以先锋姿态闯入世界的人，也不免给人一种不合时宜的印象。按照以前，大桥是跟日月星辰一样稳固的事物，怎么就说塌能塌了呢，他有点不理解现在的世道，跟年轻的记者这样感慨。
时针似乎被拨快了。十年前，位于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被爆破拆迁，随后被房地产商开发成新楼盘。之前的老体育场用了半个多世纪，五里河体育场却只用了不到二十年，作为东北人和老球迷的马原觉得不太能接受。
在他所生长的地域和时代，家庭关系的组成和社会规范与价值秩序曾经紧密勾连在一起。父亲是铁路系统的通信工程师，母亲是会计，姐姐在党校，妹妹在设计院。因为家庭的原因，马原在上山下乡之后进入铁路中专，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后来一直称自己是“老铁路”。1976年，马原中专毕业，在铁路的火车头部門工作，担任准备车间的技术员，负责阜新和锦州之间的路段。
那时候，火车还是依靠蒸汽机驱动，一切都围绕着运行时刻表转，时间以秒计算。马原说，如果火车晚出发了25秒，就必须在行驶的过程中对速度进行微调，火车头和车厢等部门需要协同合作，抢时间。晚点意味着事故，工作奖金和业绩记录都会受到影响。“安全和正点是两个最高的法则，这两个概念特别像是秩序的一种象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像是坚硬的冻土终于被更坚硬的铁器撬动，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转型伴随着价值秩序的打散与重建。此后三十年，马原去了西藏，又去了上海，最终在云南与缅甸交界的西双版纳定居下来。
马原说，自从前几年母亲去世，东北那个家便消亡了。他兜兜转转，好像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仅意味着一种现实的生活环境，也指向一种理想的精神领地。既然那曾经无比稳固的桥已经塌了，他决定建塔。
马原在盖房子方面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自己领着几个民工，打水井，建造钟楼和塔楼。他现在的家坐落在南糯山的一个哈尼族村寨，由两座关联的红砖八角塔楼组成，共三层，每个房间都有八扇窗户。
五年的时间里，马原一共建了九座塔楼，除了八角形，还有六角形和圆形，除了自己居住，剩下的用于建造一个书院。“我喜欢那种生活格局，有书，有山，也有院子。因为我们那里美得不得了，真的是天上人间的地方。”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马原养了一百多只鸡和鹅，也养狗和猫。一些以前的朋友来看望他，惊讶于生活状态的转变，曾经那个勇冠三军的先锋小说猛将，如今成日里围着动物和房子转。三年前，评论家李敬泽曾问他，在这样的地方住，是否会觉得孤独。他想了想，回复说，哪有空。
徒步进山
据说，在写小说、盖房子和做铁路工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秘密的联结。 年轻时，马原在铁路系统工作，常常在下班和休息的时候写小说。转眼便是三十年过去。现在，他在远离城市的边境，将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盖房子，闲暇时才写小说。他熟悉机械和建筑的构造和流程，也迷恋小说的结构和技法，喜欢将故事进行拆卸和重组。
1978年，马原参加高考，进入辽宁大学中文系学习。那时候，大量西方和拉美小说成为文学青年的新大陆，阅读的记忆又慢慢发酵，变成了创作的催化剂。有时候跟同样喜欢文学的朋友们喝点儿小酒，互相拍着胳膊腿，感叹说，原来小说还能这样写，这辈子要是能写出一部这样的作品，就够了。
像是准备打下一片天地的好汉，马原擦掌摩拳，也要占山为王。他打开地图，瞅准了离家乡最远的地方——西藏。那是1982年，马原刚刚大学毕业，但已经到了而立之年。那一年，带有官方色彩的首届茅盾文学奖给了《大墙下的红玉兰》和《芙蓉镇》这样反思文革和历史的长篇作品，它们也是此前流行于文坛的“伤痕文学”在写作上的一种延伸。而在大众群体中广受欢迎的则是路遥刚刚发表的中篇小说《人生》，表现的是特定历史情境下农村青年在城乡之间的选择与困惑。
但马原不一样，他不仅要成为作家，还要成为博尔赫斯那样的“作家中的作家”。在中国，独具一格往往意味着孤军奋战，写作的秘密只有在少数人和少数时刻才会被拆开，也注定了一种边缘的姿态。马原决定徒步进山，开辟崭新的表达方式。后来莫言对马原说，你去西藏真是去对了，正是这片土地成全了你的写作方式。
马原在西藏待了七年，先是在西藏电台做了三年的记者，后来变成了西藏群艺馆的编辑。他对工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一共只写过二十多篇报道。做记者需要对官方会议进行报道，官员的出席顺序需要格外注意，但馬原对此有些马马虎虎，每次，责编都需要帮他改过来。伦理和自然的秩序让他感到着迷，但世俗的秩序只让他觉得痛苦。
他个子很高，心气也高，做了编辑之后，跟群艺馆馆长关系不太好。据好友余华回忆，有一次馆长发火了，让马原别再来上班了。马原听了简直是喜出望外，那时候都是有编制的，不去上班，单位工资照拿，还可以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他就去北京和辽宁等地待了一段时间。
不上班的时候，马原留着大胡子，皮肤晒成了黑红色，穿着及膝的马靴，在拉萨的八角街溜达。八角街也叫八廓街，是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三教九流都有，比如商人、摊贩和朝佛的康巴女人。
有时，马原也会走出拉萨，到更高的地方去。他见识过藏民的天葬仪式，盘旋的秃鹰落下来，又飞上高空，生死的疆界被拓宽了，马原尤其迷恋那种仪式背后的想象力。因为西藏，马原成了一个有神论者，那个神意味着秩序，或许跟中国哲学的“道”有些相似。马原说，西藏这个地方很奇特，常常让他感到陌生，陌生感调动着他的神经和想象力，让他用技巧和笔法对这种陌生感进行复原和再造。
从1984年开始，马原接连发表了《拉萨河的女神》《冈底斯的诱惑》和《虚构》等作品，《虚构》开篇那句话几乎成为了马原的文学宣言。“我实在只是个写小说的拉萨居民，时而有一点超出常规的浪漫想法。”他在小说里继续这样介绍自己的身份，甚至直接坦承自己的叙事动机，让读者不要当真，故意扰乱虚构与真实的关系。他喜欢假设和直觉，迷恋“天马行空”，对假象和错觉的兴趣大过对于事物与意义的描述。
当时的妻子读了之后，说怎么写出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很多同代的作家对社会生活有浓厚的观察热情和把握能力，但马原不一样，他有意地追求一种外在的形式，对这种“表层”的关注几乎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如同一个原本封闭的塔楼，马原打开了许多扇窗户。很快，余华、格非和残雪等作家纷纷以先锋的姿态登上文坛，他们的写作与前一辈作家有着明显的分野，而马原被认为是第一个先锋派。读到马原的小说，很多写作者也发出了马原当年阅读外国小说时的感叹，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梦
先锋让马原得到了很多业内同行和部分文学青年的推崇，高校中文系的当代文学史教材绕不过他，但先锋也让他在大众和官方体系中无法得到充分的认可，文学奖总是跟他无关。
许多年后，马原的名字慢慢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但在回想起当年的文学版图时，总有人感叹，那是最好的时候，对许多小说写作者是这样，对马原也是如此。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甚至担负起了时代临时交付的任务，从地下和酒桌走向前台，进入到大众视野。
但好时候总会过去。从1991年开始，马原也停笔了。“做了一个梦，梦醒了就不写了。”他这样写道。后来，他也尝试过重新写，但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那种感觉。小说曾经是他的拿手好戏，但再次拿起笔时，他却觉得无比吃力。与此同时，许多原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人或是同样停止写作，转了行，或是转变风格，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马原感受到了这种转变。他曾满怀信心，花了两年时间，走了两万多公里，走访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翻译家以及杂志社和出版社等，希望可以将这些作家的状态与想法借助影像保存下来。在走访的过程中，马原感受到了那些写作同行们在时代洪流中的兴奋、彷徨、浮躁与茫然。当时，余华还在计划着写出一部可以媲美文学经典《红字》的小说，一年之后便写出了他的代表作品《活着》。作家刘心武开始思考文学的商业前景和影视改编，后来转入《红楼梦》研究。
马原的纪录片拍成了，却没有电视台同意播放这部名为《中国作家梦——许多种声音》的作品，只好买了个冰柜，把这些录像带封存了起来。后来，因为设备和格式问题，这些录像带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废品。
就在马原拍摄完成的当年，作家贾平凹的小说《废都》出版，因为大胆的情色描写引发争议，虽然销量很大，盗版也屡禁不止，但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马原却觉得这本小说是部杰出的作品。“它写尽了文人的无良、无德和无聊，所有荒诞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个时代。”马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那也是他当时作为一名文坛局内人的切身感受。 《中国作家梦》的计划失败之后，他写过剧本，拍过电影，甚至他与出版人朋友合作，策划过畅销一时的“布老虎”丛书，也曾与房地产商人朋友合作，担任执行董事，成功地开发了多个楼盘项目。他还曾建议一位经商的朋友开辟矿泉水市场。
可是，对文学的热爱并没有散去，只不过，文学王国的领地慢慢被侵占，从街头巷尾退回到酒桌和课堂。他去同济大学教小说。仍然跟以前一样，他在课堂上分享自己阅读西方小说的体会，虽然面对的听众不再是写作同行，而是年轻的大学生。他读那些经典小说的精彩片段，一边读一边做出相应的动作。有些学生在课堂上忙着与课程不相干的事情，没注意到台上那个据说写小说很厉害的老师读着读着，竟然自己哭了。
他说，小说已死。小说的出现与流行与它的物质载体密不可分，但读屏时代的到来已经让大众的阅读方式发生了转变，他也无力给出答案。有学生对文学创作感兴趣，但他并不建议对方去从事专业写作。
在这个时代，作家如果不想被体制和市场眷顾，很难成为一种职业。作家洪峰近年来隐居云南，曾被当地的村支书带人围殴，导致肋骨骨折。当年他与马原等人齐名，是“先锋五虎將”之一。马原去看望他，对这位老朋友的境遇感到震惊。
贪生
忙着教书和赚钱的时候，马原心里仍然不肯接受现状，还是想要写小说。虽然住在城市，但他几乎每年都会回一次西藏。等闲下来了，他要把该写的书都写出来，比如拉萨的八角街。然而一场大病让他忙碌的脚步停了下来。
那是2008年。本来，他结束了17年的单身生活，与现任妻子结婚，装修好房子，准备开始新生活。但就在一个月后，他的身体出现问题，前胸后背出现红疹，伴有持续的刺痛。这种症状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叫带状疱疹，用东北老家的话叫蛇盘疮。
马原做肺穿手术，肺部查出了肿块，开始住院，卧床休养，身子一动也不动。医生让马原和他的妻子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但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马原和妻子做了一个看起来有些任性的决定，中断了治疗。医生和学校领导感到惊讶，但也无法阻止马原的选择。
离开了上海，马原去了妻子的家乡海南，泡温泉，骑自行车，在一个有新鲜水源和空气的地方安心休养。他有自己的想法，尽管这被他的朋友看作是谬论。出乎意料的是，马原的身体开始好转。后来，马原离开了海南，和作家洪峰一样，选择在云南落脚，修建属于他的“伊甸”。
“马原贪生，但不怕死。”他的学生吴尧这样说自己的老师。现在，马原有自己的家庭，也过上了想要的生活。他整日里跟孩子和禽畜打交道。余华说马原“幼稚”，他指的或许是马原身上的那种纯真。
马原又开始写东西了，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感到欣喜，尽管时代已经变了，是否在写本身甚至被赋予了某种象征的意味。现在，马原写两种小说，一种是童话，那最初是给他自己的儿子读的。另一种小说则关乎现实，写人世的纠缠，写现世的荒唐。
青年作家蒋方舟在看过根据《中国作家梦》底稿修订而成的书后，曾经写道，中国作家梦，从与欧美大师齐名的梦，变成了畅销赚钱的梦，到最后，退守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梦”。
马原在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园世界后，却开始走上了一条反思的路。
很多事情都让马原感到不可思议。老人摔倒了没有人扶，官二代敢跟公安执法部门公然叫嚣。但他并不直接批判，只是用他的方式呈现。和三十年前一样，马原说，他只想写出“表层”，并不过问意义和理想。
但观众似乎并不买账。一部分读者感到失望，仍然期待着那个勇冠三军的先锋作家对现实进行“有力”的回应，重新带领人们进入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奇特世界。还有人直言不讳，认为新作《黄棠一家》是“新闻串烧”。
马原本人不这么认为。“我写的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横剖面，这个剖面荒唐透顶。”马原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他觉得，我们都在这个灵光消逝的时代里停留太久，误以为发生的一切就是现实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