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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默涵，1913年1月10日出生。少年时就离开家乡福建武平，求学福州、厦门，广泛阅读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品，尤其是鲁迅的作品，接受进步思想。1935年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国后辗转于报界，并开始以“默涵”为笔名发表文章，后经邹韬奋引荐，又到上海生活书店当编辑，与“左联”作家颇有唱和。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钱亦石率领的第十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在武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即何克全）的帮助下，林默涵于1938年来到延安，免试进入马列学院，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艾思奇领导的哲学研究室工作。1942年5月2日，时任延安华北书店总编辑的林默涵，和周扬、丁玲、艾青等100多位延安文艺界人士，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4年10月11日，身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负责人之一的林默涵，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一次会议，研究延安追悼邹韬奋的事宜。林默涵过去虽曾多次聆听周恩来有关政治和战争形势的报告，但从来没有和周恩来实际接触过。这次面对面的接触，使林默涵对先自己留学日本的周恩来产生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感受。
几经修改，由林默涵主持制订的“文艺条例”获得周恩来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林默涵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任副主任。1952年春，林默涵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4年任处长。在工作中，林默涵与周恩来的接触逐渐多起来。
1959年8月下旬，林默涵任文化部副部长。9月，又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
1961年5月，林默涵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初稿）。其主要内容是：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等等。其中强调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注意团结党外作家、艺术家；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反对简单粗暴和行政命令；强调尊重艺术规律，防止片面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强调文艺界批评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克服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可以说，这是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左”的思想和做法而制订的条例。
6月10日至28日，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文艺工作，研究调整文艺的方针政策，并讨论《文艺十条》初稿。
6月19日，周恩来到会讲话。他在事前调阅了大量文字材料，听取了周扬、林默涵等人的汇报，并同部分代表亲切交谈，倾听意见。会上，他开宗明义指明会议的主题，是要解决艺术民主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对别人的话动不动就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搞“五子登科”，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全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这种不好的风气必须加以改变。
周恩来强调要在文艺界树立民主作风，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他说：“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他还讲道：精神产品的生产有自身规律，不能限制时间和数量，强求一致；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达出来，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讲话中特别强调：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那就是要实行调查研究。
周恩来对《文艺十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反“左”倾的文件基本肯定。会后，周扬、林默涵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对《文艺十条》又作了几次修改。
8月1日，中宣部把《文艺十条》印发各省市征求意见。各地文艺界普遍拥护，认为这个条例可以作为改进文艺工作的依据，借此纠正文艺领导中的“左”的毛病。有人甚至激动地提出应该把这个条例刻成碑，世世代代传下去；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它右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拿不准”，担心出现另一个极端，因此迟迟未将条例正式下发，后来又将其压缩为八条。
一次在西花厅，周恩来问林默涵，《文艺十条》为什么还不发出去？林默涵回答说，还有分歧。周恩来对扣发《文艺十条》显得颇为不满。
1962年3月2日至26日，林默涵和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受周恩来的委托，共同主持了以文化部、中国剧协名义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160多名剧作家、导演、理论家和戏剧工作者。这是文艺界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会议。会上，首先让大家“出气”，批评文艺领导工作中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发号施令、粗暴干涉等现象，并将这些问题如实地反映给周恩来和陈毅（他们同时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并请他们作报告。
周恩来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如何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提出要信任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同他们的关系，提出要为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称其为“人民知识分子”，并向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专家学者“承认错误”，表示“现在利用这个机会，我作总的道歉”。
总的来说，广州会议开得是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对于周恩来所主张的为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这件事，中宣部一向是有争论和分歧的。负责这次会议简报的同志，思想偏“左”，在一期简报中写道：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赫鲁晓夫的观点。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张子意发现这个矛头指向周恩来的简报后，当即扣下不发。这次会议的简报还出现了一种错误意见，说什么中宣部有三条线：一条是周恩来、陈毅抓文艺，一条是康生抓理论工作，一条是陆定一没有什么可抓。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在1963年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激动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我首先讲的，列宁早就讲了，少奇同志也讲过，我讲了为什么就不对呢！
广州会议上，许多文艺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文艺条例”。回京后，林默涵根据周扬交代，又对经陆定一修改压缩、显得过于顾忌的“文艺条例”作了小改动，将其送给陈毅。陈毅对此作了肯定，认为这是完全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和健康发展需要的，是成熟的文件，可以报送中央书记处。
几天后，林默涵到西花厅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一个会。周恩来一见到他，就关切地问“文艺条例”是否送给了中央，得知已送，周恩来点头说：送了就好。
4月30日，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文艺条例”以中央名义发至全国各地。广大文艺工作者交口称赞，誉之为“文艺大法”。
携手《红灯记》，周恩来对江青说：这事我叫林默涵来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
1963年2月下旬，在上海养病的江青观看了根据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红灯记》，认为不错，随后就将沪剧剧本带回北京，交给林默涵，建议改编成京剧。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青在中宣部当过半年左右的文艺处长，以后生病了，长期没做事。1963年，江青开始插手文艺工作，到中宣部动辄发号施令，还说，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她召开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同江青打交道，本应是周扬的事，但周扬却怕和这位“尊神”多接触，要林默涵同她联系。
这部抗战题材的作品，以一盏红色的号灯贯穿全剧，生动描写了东北异姓一家祖孙三代为了抗战和革命事业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感人故事，特别是塑造了李玉和勇敢顽强、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剧中以争夺密电码为冲突的焦点和悬念所在，全剧情节丰富，曲折跌宕，其中粥棚脱险、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赴宴智斗鸠山、三代人刑场诀别等情节莫不扣人心弦、感人肺腑。林默涵细读之后，觉得是一部佳作，于是把改编的任务交给了中国京剧院。京剧院决定由翁偶虹执笔、阿甲编剧，阿甲、郑亦秋导演，李金泉、刘吉典、李少春设计音乐和唱腔。
林默涵关心《红灯记》的改编，多次与中国京剧院领导讨论研究，确定以“壮美”为全剧的基调。初稿写出后，又多次修改。1964年2月开始排练，演员阵容强大，李少春、刘长瑜、高玉倩、袁世海都是响当当的名角。
1964年5月，京剧院对先排出的前五场戏进行彩排，在文艺界征求意见，获得一致好评。江青看了演出，很激动，并上台祝贺。演出一炮打响，这使剧组很受鼓舞，一鼓作气拿下了后几场的排演。全戏排演完后，周恩来前来观看，大加赞誉。
天有不测风云，几天后，江青突然把阿甲、李少春（李玉和扮演者）、张东川（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找去，一反常态地指责他们把戏改坏了。接着提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如“李奶奶衣服上的补丁补得不是地方”，“李玉和回家，不能将密电码藏在炭盆里”等。京剧院适当修改后，《红灯记》于1964年6月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江青见有些地方没按照她的意见修改，怒气冲冲地跑到周恩来那里，大发脾气，无中生有地说：文化部领导不尊重我，京剧院也不听我的意见，把一出好戏改坏了！周恩来劝江青先去休息，说：这事我叫林默涵来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
随后，周恩来的文教秘书许明给林默涵打来电话，要求调《红灯记》的有关材料。说明原委后，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只好亲自抓！
林默涵表态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为了精益求精，林默涵还亲率剧组去上海学习，观摩沪剧《红灯记》的演出。事后，又和剧组一起加工修改。他感到沪剧中的铁梅演得好，朴实、纯真，特像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为此，林默涵向饰演铁梅的京剧演员刘长瑜建议，把沪剧中铁梅听奶奶说家史后边唱边拧亮油灯的动作学来。舞台由微暗逐渐变亮，象征这个革命后来人提高觉悟后的心境变化，效果果然不错。
在这期间，周恩来也多次亲临排演场，与编导一起推敲剧中用词，评点表演。
如此反复修改，《红灯记》从思想内容到表演艺术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京剧舞台上一出难得的优秀现代戏。
十年树木，周恩来要求芭蕾舞团要有自己的创作，并委托林默涵落实此事
1963年11月，周恩来观看文化部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演出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后，对编导蒋祖慧等人说：这几年你们演了不少外国名剧，学到了不少东西，但也不能老是跳王子、仙女什么的，外国真正好的舞剧也不多，排完了怎么办呢？你们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搞点革命化、大众化的作品？当然，芭蕾舞是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一开始就完全民族化有困难，你们能不能先在题材上革命化，然后再过渡到民族化，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
新中国的芭蕾舞艺术，从1954年文化部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到周恩来的关爱，先后聘请了六位著名的苏联芭蕾舞专家，成功演出了《天鹅湖》等欧洲经典舞剧。正是依据周恩来“对外来艺术首先学到手、学到家”的指示，北京舞蹈学校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学习和继承欧洲古典芭蕾舞的优秀传统，培养出中国自己的芭蕾舞人才。十年树木，周恩来认为芭蕾舞团已经具备了自己独立创作的条件，这才提出明确的要求，并委托林默涵落实此事。
林默涵对周恩来有关芭蕾舞创作的设想非常重视。这年12月，他邀请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赵飒、北京舞蹈学校校长陈锦清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和舞蹈家协会、芭蕾舞团的专家们在北京开了一个舞蹈创作会议。他在传达周恩来的意见后，提出自己的设想：中国传统京剧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革，并取得很大的成绩。芭蕾舞怎么办？我们也要进行改革，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为芭蕾舞的改革闯出一条新路子。总理要我们创作一些反映外国革命题材的作品，譬如巴黎公社或十月革命题材的，我的想法是我们不熟悉外国的生活，不如大胆一点，创作一个我们中国现代生活题材的剧目。
林默涵一席话，给了专家们很大的启迪，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讨论中，林默涵建议：改编《达吉和她的父亲》怎么样，这个本子我看不错，故事很感人，反映了民族团结，少数民族舞蹈又丰富，服装也好看。
芭蕾舞团编导李承祥发言时说：这个题材固然不错，但服装上或长裙或短袖，芭蕾舞恐怕不好表演。我和蒋祖慧、王锡贤几个编导正在考虑改编《红色娘子军》，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思。
林默涵听后，一脸的兴奋：那好呀！娘子军的故事片，反映很好，家喻户晓。影片主题歌也很动听，我看可以考虑，大家意见怎么样？
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赵飒接口说：我同意林部长的意见，《红色娘子军》表现的主要是女战士，很适合芭蕾舞的特点。
大家在发言中，纷纷表示赞同。于是，林默涵当即决定：将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搬上舞台，赵飒组织人员创作音乐，李承祥、蒋祖慧、王锡贤等负责编导、选演员，马运洪负责舞台美术设计……
1964年7月底，《红色娘子军》进行第一次钢琴连排时，林默涵特地请来一些戏剧家、军队文艺家及部队首长前来观摩、指导。9月底，《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进行彩排，林默涵亲自坐镇，并请有关领导前来观看。第一场他请了廖承志、周扬，第二场请了江青，他们一致称赞戏编得好，导得精彩，演得动人。第三场请了周恩来。周恩来看时眼睛都湿润了。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鼓掌走上舞台与编导、演员们见面，一一握手祝贺。他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啦！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个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却一步到位，而且演得这样成功！过两天，一位外国元首来我国访问，我看到时就由你们演出招待喽。周恩来还当场决定，将《红色娘子军》的首场演出放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山雨欲来，周恩来点将林默涵担任《东方红》的领导小组副组长
1964年7月下旬，林默涵等人又从周恩来那里领受了一项重要的创作任务。
原来，周恩来看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推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方面根据空军思路编排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两场大歌舞后，受到启发，想在建国15周年之际，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他找来周扬、林默涵及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自己的设想。
大家听后虽感兴奋，却对时间心存顾虑：此时距国庆15周年仅有两个多月时间，要创作一部跨越40多年的鸿篇巨制谈何容易？
周恩来明白大家的心事，爽朗一笑后，胸有成竹地说：时间虽是紧了些，但有空政文工团的革命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大歌舞，以此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决心。
一席话，把大家的积极性给调动了起来。7月24日，即周恩来“透气”后的第三天，周扬以中宣部请示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份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向国庆献礼，还提出了具体的组织领导意见。周恩来仔细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报告，并于7月30日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会上，周恩来就大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自拟定了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总政副主任）、林默涵为副组长。
对这场演出的冠名，大家颇费心思，最后确定以陕北民歌《东方红》为演出总名称。周恩来说：在组织和排演过程中，大家要敢于创造，力争按计划在国庆15周年之际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实际困难，万一10月1日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对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有问题解决不了的，你们直接找我。
8月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中宣部再次呈报的经修改后的专题演出报告，并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了具体批示。在周恩来的亲自策划和领导下，这部定名为《东方红》的大型歌舞作品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进入实际操作了。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文化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作为具体抓创作、排练的“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成立伊始，马上从全国各地调集各文艺门类的创作精英搭建强大班底。至8月11日，“总指挥部”就下设成立了导演组、文学创作组、音乐编导组、舞蹈编导组、舞美设计组等各大专业大组。周恩来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力，其中仅空政文工团舞蹈队就来了60多人。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此时正处在多事之秋，上上下下都紧绷着阶级斗争的弦。在此氛围下，周恩来刻意策划一个有3００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借此带动一些优秀艺术家参与创作与演出，好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毕竟《东方红》是以歌颂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人能将其打倒、推翻。知道周恩来这层用意后，林默涵对抓好此剧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在投身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领导和制作中，林默涵进一步了解到周恩来的文艺匠心和对艺术家的关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方红》需要大量选用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贺绿汀、田汉正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周恩来不同意，他说：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民众认可了的东西，可以采用。
9月3日，《东方红》在工人体育馆进行初次合乐连排，林默涵和周扬等前往观看审查，14日晚又进行了第二次连排。随后，进入人民大会堂彩排，接受最后的审查验收。周恩来一连审看了三场，几乎每场都有指示。在表现“百年魔怪舞翩跹”时代的上海外滩场面时，长期生活在旧上海，并曾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反帝斗争的周恩来指出，公园这里应竖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以后就照这样演出。此牌一竖，这个反映帝国主义罪恶、中华民族灾难的场面更加形象地展示了出来。
10月2日晚8时整，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15周年庆祝晚会，首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场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宏伟，轰动了整个北京城。10月6日晚，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国庆晚会，毛泽东在周恩来、彭真等陪同下，和驻京部队官兵8００0人一起观看了演出。10月16日下午，在《东方红》连续演出14场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专门接见了参加剧组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
历经“文革”风雨，林默涵对周恩来更有不尽的思念
1965年冬，上海方面突然发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除北京外，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对北京出现的这一情况，江青十分恼火，她从上海打电话给林默涵逼问原因。几天后，彭真找中宣部三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不转载已经不行的情况下，彭真主张加一个按语，说明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随后把按语草稿送给周恩来看。周恩来在按语里加了句毛泽东的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周恩来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但形势的发展却急转直下，令人目瞪口呆。
1966年2月，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一场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砸烂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她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东方红》列为建国以来优秀剧目，说《东方红》的“问题不少”、“劳民伤财”、“不是方向”。在这个座谈会上，江青大肆诬陷周恩来和文艺界的周扬、林默涵、夏衍等负责人，谩骂周扬、林默涵、夏衍不听主席的，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还提出周恩来应作检讨。
4月，这个由陈伯达、张春桥参加写成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出之时，林默涵正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作家创作座谈会上作报告。他认为：对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运动要作具体分析，有革命力量，鲁迅就是代表，不少进步作家、青年后来到了延安；也有犯错误的，但后来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团结。会后，有人给江青打小报告，说林默涵为20世纪30年代文艺工作辩护，抵制《纪要》。
不久，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再次把矛头对准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张春桥对林默涵的仇视是有来由的。在中宣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的“左”的论调曾遭林默涵当众批驳。还有，张春桥秉承江青之意让《智取威虎山》进京演出，一片颂扬声中，林默涵肯定中也讲了一些不足。事后，江青生气地让林默涵和中宣部去向张春桥作出解释，却遭林默涵拒绝，让张春桥扫兴而回，称林默涵为破坏“样板戏”的“罪魁祸首”。
1966年12月2日，周恩来审阅新华社报道11月28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新闻送审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三处文字旁画了双线，随即将阅后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并附信说明：“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第二天，毛泽东在审阅时，将这三处点名批判的人名勾去，并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阅后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速阅转唐平铸同志办，即照毛主席批改件发表。”
但江青置之不理，和戚本禹策动一伙造反派，于12月4日凌晨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周恩来得悉，当即严肃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来，并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向有关红卫兵组织打探被抓人的下落。在情况查明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种绑架行径，勒令他们不要搞游街示众，将被揪走的同志立即放回。随后，他又指示北京卫戍区制订保护方案，保证他们的安全。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林默涵等人被护送到了安全的住地。
对林默涵恨之入骨的江青、张春桥之流是不会轻易罢休的。1967年，林默涵作为所谓的“文艺黑线头目”、“资产阶级‘权威’”惨遭批斗，被剥夺工作，开始了9年的囚禁生活。他主持制定的《文艺十条》被定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
粉碎“四人帮”后，林默涵和文艺界一起迎来了新的春天。1979年新年伊始，《文艺报》和《电影艺术》杂志发表了周恩来1961年《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文艺界从理论上清算《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极左思潮提供了思想武器，也唤起了文艺界人士对周恩来的怀念。
回望3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林默涵深感周恩来讲话中所提倡的遵循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的重要性。
林默涵在《周恩来关心文艺事业纠正“左”的错误》一文中，情真意切地称：“周恩来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重视文艺工作，文艺界的朋友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视他为良师益友。我也是这样。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机会比较多，时常亲聆他的教诲，实际体会就更深。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同文艺工作者接触较多，他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一贯不赞成用简单化的‘左’的眼光和办法来处理文艺界的问题。为了排除‘左’的思潮对文艺界的干扰，为了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带给文艺界的损害，他作了不懈的努力，为文艺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他为发展我国文艺事业所耗费的心血和经历的种种艰辛，已深深印在我们心里，永不能忘；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不断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
2008年1月3日，林默涵在北京辞世。
1944年10月11日，身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负责人之一的林默涵，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一次会议，研究延安追悼邹韬奋的事宜。林默涵过去虽曾多次聆听周恩来有关政治和战争形势的报告，但从来没有和周恩来实际接触过。这次面对面的接触，使林默涵对先自己留学日本的周恩来产生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感受。
几经修改，由林默涵主持制订的“文艺条例”获得周恩来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林默涵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任副主任。1952年春，林默涵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4年任处长。在工作中，林默涵与周恩来的接触逐渐多起来。
1959年8月下旬，林默涵任文化部副部长。9月，又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
1961年5月，林默涵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初稿）。其主要内容是：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等等。其中强调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注意团结党外作家、艺术家；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反对简单粗暴和行政命令；强调尊重艺术规律，防止片面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强调文艺界批评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克服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可以说，这是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左”的思想和做法而制订的条例。
6月10日至28日，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文艺工作，研究调整文艺的方针政策，并讨论《文艺十条》初稿。
6月19日，周恩来到会讲话。他在事前调阅了大量文字材料，听取了周扬、林默涵等人的汇报，并同部分代表亲切交谈，倾听意见。会上，他开宗明义指明会议的主题，是要解决艺术民主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对别人的话动不动就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搞“五子登科”，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全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这种不好的风气必须加以改变。
周恩来强调要在文艺界树立民主作风，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他说：“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他还讲道：精神产品的生产有自身规律，不能限制时间和数量，强求一致；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达出来，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讲话中特别强调：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那就是要实行调查研究。
周恩来对《文艺十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反“左”倾的文件基本肯定。会后，周扬、林默涵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对《文艺十条》又作了几次修改。
8月1日，中宣部把《文艺十条》印发各省市征求意见。各地文艺界普遍拥护，认为这个条例可以作为改进文艺工作的依据，借此纠正文艺领导中的“左”的毛病。有人甚至激动地提出应该把这个条例刻成碑，世世代代传下去；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它右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拿不准”，担心出现另一个极端，因此迟迟未将条例正式下发，后来又将其压缩为八条。
一次在西花厅，周恩来问林默涵，《文艺十条》为什么还不发出去？林默涵回答说，还有分歧。周恩来对扣发《文艺十条》显得颇为不满。
1962年3月2日至26日，林默涵和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受周恩来的委托，共同主持了以文化部、中国剧协名义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160多名剧作家、导演、理论家和戏剧工作者。这是文艺界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会议。会上，首先让大家“出气”，批评文艺领导工作中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发号施令、粗暴干涉等现象，并将这些问题如实地反映给周恩来和陈毅（他们同时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并请他们作报告。
周恩来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如何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提出要信任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同他们的关系，提出要为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称其为“人民知识分子”，并向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专家学者“承认错误”，表示“现在利用这个机会，我作总的道歉”。
总的来说，广州会议开得是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对于周恩来所主张的为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这件事，中宣部一向是有争论和分歧的。负责这次会议简报的同志，思想偏“左”，在一期简报中写道：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赫鲁晓夫的观点。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张子意发现这个矛头指向周恩来的简报后，当即扣下不发。这次会议的简报还出现了一种错误意见，说什么中宣部有三条线：一条是周恩来、陈毅抓文艺，一条是康生抓理论工作，一条是陆定一没有什么可抓。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在1963年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激动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我首先讲的，列宁早就讲了，少奇同志也讲过，我讲了为什么就不对呢！
广州会议上，许多文艺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文艺条例”。回京后，林默涵根据周扬交代，又对经陆定一修改压缩、显得过于顾忌的“文艺条例”作了小改动，将其送给陈毅。陈毅对此作了肯定，认为这是完全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和健康发展需要的，是成熟的文件，可以报送中央书记处。
几天后，林默涵到西花厅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一个会。周恩来一见到他，就关切地问“文艺条例”是否送给了中央，得知已送，周恩来点头说：送了就好。
4月30日，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文艺条例”以中央名义发至全国各地。广大文艺工作者交口称赞，誉之为“文艺大法”。
携手《红灯记》，周恩来对江青说：这事我叫林默涵来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
1963年2月下旬，在上海养病的江青观看了根据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红灯记》，认为不错，随后就将沪剧剧本带回北京，交给林默涵，建议改编成京剧。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青在中宣部当过半年左右的文艺处长，以后生病了，长期没做事。1963年，江青开始插手文艺工作，到中宣部动辄发号施令，还说，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她召开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同江青打交道，本应是周扬的事，但周扬却怕和这位“尊神”多接触，要林默涵同她联系。
这部抗战题材的作品，以一盏红色的号灯贯穿全剧，生动描写了东北异姓一家祖孙三代为了抗战和革命事业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感人故事，特别是塑造了李玉和勇敢顽强、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剧中以争夺密电码为冲突的焦点和悬念所在，全剧情节丰富，曲折跌宕，其中粥棚脱险、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赴宴智斗鸠山、三代人刑场诀别等情节莫不扣人心弦、感人肺腑。林默涵细读之后，觉得是一部佳作，于是把改编的任务交给了中国京剧院。京剧院决定由翁偶虹执笔、阿甲编剧，阿甲、郑亦秋导演，李金泉、刘吉典、李少春设计音乐和唱腔。
林默涵关心《红灯记》的改编，多次与中国京剧院领导讨论研究，确定以“壮美”为全剧的基调。初稿写出后，又多次修改。1964年2月开始排练，演员阵容强大，李少春、刘长瑜、高玉倩、袁世海都是响当当的名角。
1964年5月，京剧院对先排出的前五场戏进行彩排，在文艺界征求意见，获得一致好评。江青看了演出，很激动，并上台祝贺。演出一炮打响，这使剧组很受鼓舞，一鼓作气拿下了后几场的排演。全戏排演完后，周恩来前来观看，大加赞誉。
天有不测风云，几天后，江青突然把阿甲、李少春（李玉和扮演者）、张东川（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找去，一反常态地指责他们把戏改坏了。接着提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如“李奶奶衣服上的补丁补得不是地方”，“李玉和回家，不能将密电码藏在炭盆里”等。京剧院适当修改后，《红灯记》于1964年6月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江青见有些地方没按照她的意见修改，怒气冲冲地跑到周恩来那里，大发脾气，无中生有地说：文化部领导不尊重我，京剧院也不听我的意见，把一出好戏改坏了！周恩来劝江青先去休息，说：这事我叫林默涵来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
随后，周恩来的文教秘书许明给林默涵打来电话，要求调《红灯记》的有关材料。说明原委后，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只好亲自抓！
林默涵表态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为了精益求精，林默涵还亲率剧组去上海学习，观摩沪剧《红灯记》的演出。事后，又和剧组一起加工修改。他感到沪剧中的铁梅演得好，朴实、纯真，特像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为此，林默涵向饰演铁梅的京剧演员刘长瑜建议，把沪剧中铁梅听奶奶说家史后边唱边拧亮油灯的动作学来。舞台由微暗逐渐变亮，象征这个革命后来人提高觉悟后的心境变化，效果果然不错。
在这期间，周恩来也多次亲临排演场，与编导一起推敲剧中用词，评点表演。
如此反复修改，《红灯记》从思想内容到表演艺术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京剧舞台上一出难得的优秀现代戏。
十年树木，周恩来要求芭蕾舞团要有自己的创作，并委托林默涵落实此事
1963年11月，周恩来观看文化部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演出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后，对编导蒋祖慧等人说：这几年你们演了不少外国名剧，学到了不少东西，但也不能老是跳王子、仙女什么的，外国真正好的舞剧也不多，排完了怎么办呢？你们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搞点革命化、大众化的作品？当然，芭蕾舞是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一开始就完全民族化有困难，你们能不能先在题材上革命化，然后再过渡到民族化，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
新中国的芭蕾舞艺术，从1954年文化部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到周恩来的关爱，先后聘请了六位著名的苏联芭蕾舞专家，成功演出了《天鹅湖》等欧洲经典舞剧。正是依据周恩来“对外来艺术首先学到手、学到家”的指示，北京舞蹈学校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学习和继承欧洲古典芭蕾舞的优秀传统，培养出中国自己的芭蕾舞人才。十年树木，周恩来认为芭蕾舞团已经具备了自己独立创作的条件，这才提出明确的要求，并委托林默涵落实此事。
林默涵对周恩来有关芭蕾舞创作的设想非常重视。这年12月，他邀请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赵飒、北京舞蹈学校校长陈锦清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和舞蹈家协会、芭蕾舞团的专家们在北京开了一个舞蹈创作会议。他在传达周恩来的意见后，提出自己的设想：中国传统京剧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革，并取得很大的成绩。芭蕾舞怎么办？我们也要进行改革，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为芭蕾舞的改革闯出一条新路子。总理要我们创作一些反映外国革命题材的作品，譬如巴黎公社或十月革命题材的，我的想法是我们不熟悉外国的生活，不如大胆一点，创作一个我们中国现代生活题材的剧目。
林默涵一席话，给了专家们很大的启迪，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讨论中，林默涵建议：改编《达吉和她的父亲》怎么样，这个本子我看不错，故事很感人，反映了民族团结，少数民族舞蹈又丰富，服装也好看。
芭蕾舞团编导李承祥发言时说：这个题材固然不错，但服装上或长裙或短袖，芭蕾舞恐怕不好表演。我和蒋祖慧、王锡贤几个编导正在考虑改编《红色娘子军》，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思。
林默涵听后，一脸的兴奋：那好呀！娘子军的故事片，反映很好，家喻户晓。影片主题歌也很动听，我看可以考虑，大家意见怎么样？
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赵飒接口说：我同意林部长的意见，《红色娘子军》表现的主要是女战士，很适合芭蕾舞的特点。
大家在发言中，纷纷表示赞同。于是，林默涵当即决定：将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搬上舞台，赵飒组织人员创作音乐，李承祥、蒋祖慧、王锡贤等负责编导、选演员，马运洪负责舞台美术设计……
1964年7月底，《红色娘子军》进行第一次钢琴连排时，林默涵特地请来一些戏剧家、军队文艺家及部队首长前来观摩、指导。9月底，《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进行彩排，林默涵亲自坐镇，并请有关领导前来观看。第一场他请了廖承志、周扬，第二场请了江青，他们一致称赞戏编得好，导得精彩，演得动人。第三场请了周恩来。周恩来看时眼睛都湿润了。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鼓掌走上舞台与编导、演员们见面，一一握手祝贺。他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啦！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个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却一步到位，而且演得这样成功！过两天，一位外国元首来我国访问，我看到时就由你们演出招待喽。周恩来还当场决定，将《红色娘子军》的首场演出放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山雨欲来，周恩来点将林默涵担任《东方红》的领导小组副组长
1964年7月下旬，林默涵等人又从周恩来那里领受了一项重要的创作任务。
原来，周恩来看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推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方面根据空军思路编排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两场大歌舞后，受到启发，想在建国15周年之际，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他找来周扬、林默涵及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自己的设想。
大家听后虽感兴奋，却对时间心存顾虑：此时距国庆15周年仅有两个多月时间，要创作一部跨越40多年的鸿篇巨制谈何容易？
周恩来明白大家的心事，爽朗一笑后，胸有成竹地说：时间虽是紧了些，但有空政文工团的革命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大歌舞，以此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决心。
一席话，把大家的积极性给调动了起来。7月24日，即周恩来“透气”后的第三天，周扬以中宣部请示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份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向国庆献礼，还提出了具体的组织领导意见。周恩来仔细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报告，并于7月30日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会上，周恩来就大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自拟定了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总政副主任）、林默涵为副组长。
对这场演出的冠名，大家颇费心思，最后确定以陕北民歌《东方红》为演出总名称。周恩来说：在组织和排演过程中，大家要敢于创造，力争按计划在国庆15周年之际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实际困难，万一10月1日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对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有问题解决不了的，你们直接找我。
8月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中宣部再次呈报的经修改后的专题演出报告，并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了具体批示。在周恩来的亲自策划和领导下，这部定名为《东方红》的大型歌舞作品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进入实际操作了。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文化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作为具体抓创作、排练的“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成立伊始，马上从全国各地调集各文艺门类的创作精英搭建强大班底。至8月11日，“总指挥部”就下设成立了导演组、文学创作组、音乐编导组、舞蹈编导组、舞美设计组等各大专业大组。周恩来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力，其中仅空政文工团舞蹈队就来了60多人。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此时正处在多事之秋，上上下下都紧绷着阶级斗争的弦。在此氛围下，周恩来刻意策划一个有3００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借此带动一些优秀艺术家参与创作与演出，好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毕竟《东方红》是以歌颂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人能将其打倒、推翻。知道周恩来这层用意后，林默涵对抓好此剧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在投身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领导和制作中，林默涵进一步了解到周恩来的文艺匠心和对艺术家的关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方红》需要大量选用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贺绿汀、田汉正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周恩来不同意，他说：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民众认可了的东西，可以采用。
9月3日，《东方红》在工人体育馆进行初次合乐连排，林默涵和周扬等前往观看审查，14日晚又进行了第二次连排。随后，进入人民大会堂彩排，接受最后的审查验收。周恩来一连审看了三场，几乎每场都有指示。在表现“百年魔怪舞翩跹”时代的上海外滩场面时，长期生活在旧上海，并曾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反帝斗争的周恩来指出，公园这里应竖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以后就照这样演出。此牌一竖，这个反映帝国主义罪恶、中华民族灾难的场面更加形象地展示了出来。
10月2日晚8时整，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15周年庆祝晚会，首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场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宏伟，轰动了整个北京城。10月6日晚，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国庆晚会，毛泽东在周恩来、彭真等陪同下，和驻京部队官兵8００0人一起观看了演出。10月16日下午，在《东方红》连续演出14场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专门接见了参加剧组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
历经“文革”风雨，林默涵对周恩来更有不尽的思念
1965年冬，上海方面突然发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除北京外，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对北京出现的这一情况，江青十分恼火，她从上海打电话给林默涵逼问原因。几天后，彭真找中宣部三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不转载已经不行的情况下，彭真主张加一个按语，说明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随后把按语草稿送给周恩来看。周恩来在按语里加了句毛泽东的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周恩来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但形势的发展却急转直下，令人目瞪口呆。
1966年2月，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一场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砸烂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她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东方红》列为建国以来优秀剧目，说《东方红》的“问题不少”、“劳民伤财”、“不是方向”。在这个座谈会上，江青大肆诬陷周恩来和文艺界的周扬、林默涵、夏衍等负责人，谩骂周扬、林默涵、夏衍不听主席的，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还提出周恩来应作检讨。
4月，这个由陈伯达、张春桥参加写成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出之时，林默涵正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作家创作座谈会上作报告。他认为：对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运动要作具体分析，有革命力量，鲁迅就是代表，不少进步作家、青年后来到了延安；也有犯错误的，但后来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团结。会后，有人给江青打小报告，说林默涵为20世纪30年代文艺工作辩护，抵制《纪要》。
不久，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再次把矛头对准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张春桥对林默涵的仇视是有来由的。在中宣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的“左”的论调曾遭林默涵当众批驳。还有，张春桥秉承江青之意让《智取威虎山》进京演出，一片颂扬声中，林默涵肯定中也讲了一些不足。事后，江青生气地让林默涵和中宣部去向张春桥作出解释，却遭林默涵拒绝，让张春桥扫兴而回，称林默涵为破坏“样板戏”的“罪魁祸首”。
1966年12月2日，周恩来审阅新华社报道11月28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新闻送审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三处文字旁画了双线，随即将阅后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并附信说明：“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第二天，毛泽东在审阅时，将这三处点名批判的人名勾去，并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阅后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速阅转唐平铸同志办，即照毛主席批改件发表。”
但江青置之不理，和戚本禹策动一伙造反派，于12月4日凌晨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周恩来得悉，当即严肃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来，并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向有关红卫兵组织打探被抓人的下落。在情况查明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种绑架行径，勒令他们不要搞游街示众，将被揪走的同志立即放回。随后，他又指示北京卫戍区制订保护方案，保证他们的安全。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林默涵等人被护送到了安全的住地。
对林默涵恨之入骨的江青、张春桥之流是不会轻易罢休的。1967年，林默涵作为所谓的“文艺黑线头目”、“资产阶级‘权威’”惨遭批斗，被剥夺工作，开始了9年的囚禁生活。他主持制定的《文艺十条》被定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
粉碎“四人帮”后，林默涵和文艺界一起迎来了新的春天。1979年新年伊始，《文艺报》和《电影艺术》杂志发表了周恩来1961年《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文艺界从理论上清算《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极左思潮提供了思想武器，也唤起了文艺界人士对周恩来的怀念。
回望3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林默涵深感周恩来讲话中所提倡的遵循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的重要性。
林默涵在《周恩来关心文艺事业纠正“左”的错误》一文中，情真意切地称：“周恩来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重视文艺工作，文艺界的朋友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视他为良师益友。我也是这样。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机会比较多，时常亲聆他的教诲，实际体会就更深。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同文艺工作者接触较多，他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一贯不赞成用简单化的‘左’的眼光和办法来处理文艺界的问题。为了排除‘左’的思潮对文艺界的干扰，为了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带给文艺界的损害，他作了不懈的努力，为文艺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他为发展我国文艺事业所耗费的心血和经历的种种艰辛，已深深印在我们心里，永不能忘；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不断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
2008年1月3日，林默涵在北京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