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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在街头，你会看到极简风、森系风、波希米亚风，会看到混搭、撞色、叠穿、内衣外穿，会看到汉服旗袍唐装，也会看到运动嘻哈——奇装异服再也换不来回头率，见惯了大场面的上海人一笑而过，彼此都习以为常。
走在马路上，迎面而来一个和你穿着打扮一模一样的人，这在如今应当算是极小概率事件。然而往回倒退四五十年，你却会看到一个中国人“集体撞衫”的世界——在安东尼奥尼拍摄于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里，不管是南是北，在都市还是在农村，举国上下基本上只有五种颜色：白、灰、黑、蓝、绿。五色里没有一种是鲜艳的：绿是军绿、草绿，蓝是灰蓝、靛蓝，在西方世界眼中，千篇一律的服装，把中国人变成了一群“蓝蚂蚁”。
改革开放40年征程中，服装还见证过“中国工厂”：曾经，中国代工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但是现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胖九”一飞冲天，有媒体起了这样一个标题：“谢谢你C919，中国不需再用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了”。
“蓝蚂蚁”消失的背后，有着中国制造业工人大幅提升的时薪：根据德勤的数据，2005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时薪还低于越南;但到了2015年，中国工人的时薪已经是越南工人的1.5倍以上;而印尼的人力成本甚至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
今时今日，翻开时装的标签，你会发现“Made in China”越来越少。
国人服装意识的觉醒，和许多其他觉醒一样，发生于改革开放肇始的1978年。工业机声的隆隆作响，打破了棉布凭票供应、每人每年的定量配给;逐渐洞开的国门，让国人沉寂已久的审美意识慢慢苏醒。
爱美之心重新在国人心中集体大爆发式地蠢蠢欲动，标志性事件是1980年电影《庐山恋》的公映——这部“文革”后首部以爱情为题材的电影，一上映就引起了轰动，主演张瑜在次年拿齐了金鸡奖、百花奖、文汇奖、政府奖四大奖。
轰动，不只因为电影中出现了“吻戏”，描写的又是华侨女孩的生活;更因为片中的华侨女孩，在短短83分钟的片长里，一口气换了43套衣服——白色西装、白底紫花小洋装、桃红色毛衣加黑色喇叭裤、A字无袖连衣裙，甚至还包括泳装。
据张瑜后来回忆：“有一点别扭，就我和小郭（郭凯敏）穿着泳装，那我就有点儿不好意思，所以我就一直用这个浴巾包着，后来那个摄影师说你这么老包着，我也不知道这个曝光度什么样啊，我这么一闪，赶快一盖，就那么保守，就那么不好意思，直到拍的时候，才把这个浴巾拿下来。”
而43套服装，也是被观众细心数出来的：“有一对男女在恋爱，男生对女生说，我们来打个赌，张瑜在这部戏里到底换了多少套衣服。为了这个事他们看了好多遍电影，总是记不住。后来那个男生进场以后，就准备了一张纸，我换一套衣服就撕一张纸条，后来他知道，我换了大概是43套衣服。”
就在张瑜换43套衣服的前两年，中国服装市场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位外国人：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1978年，皮尔·卡丹身穿毛料大衣，双手插兜，漫步在北京街头，被摄影师抓拍下永恒的定格——当时他的回头率，可以说是百分百。
商业嗅觉灵敏的皮尔·卡丹瞄准了刚刚打开封禁大门的中国市场，决定用“时装秀”来传递品牌的美学概念。于是，次年4月，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接到了外贸部门通知，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一场服装观摩会。“在一个临时搭起的T台上，皮尔·卡丹带来的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在流行音乐的伴奏下扭胯摆臀迈起了猫步。台下，则是一片蓝灰制服。”后来李安定描述了服装秀上的细节，“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
1979年，法国服装品牌“皮尔·卡丹”进入中国。有人如此形容：“当中国人下定决心推开窗看世界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牌子是‘皮尔·卡丹’。”的确，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的城市街头，“皮尔·卡丹”几乎就是唯一的舶来品牌，买一件皮尔·卡丹的西服，配上一条“金利來”领带，几乎就代表了当年的“时尚”顶配。犹记得满街“皮尔·卡丹”的招牌用的都是繁体字，“尔”字写作“爾”，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不明就里的小伙伴念作“甭”。
后来据皮尔本人向《环球》记者透露：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到中国去制造、推销纽扣。按照他的计算，中国人口超过10亿，按一人一年使用30颗纽扣计算，整个国家需要30亿颗纽扣！皮尔在中国授权代理销售的服装，使用的纽扣也都是从自己工厂买的。
这个始于“纽扣”的商业故事，最终在中国大陆创下了许多个第一：第一次举办服装表演，第一次把中国的模特带到巴黎，第一次把法国高档餐厅开到人均月收入只有几十块人民币的北京。
就在皮尔·卡丹举办服装观摩会的次年，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到上海进行表演，在见识了几场外国的时装秀后，上海服装总公司决定成立自己的时装表演队——1980年11月，从事新品种开发工作的徐文渊受领了此项任务。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徐文渊走访了60多家服装工厂，在3万多名服装工人中挑选时装表演队的队员。
“在北京，宋怀桂也做着相同的工作：她是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一系列传奇的参与者和实施者，但在1981年，她面临的首个难题，也是找模特。她是为皮尔·卡丹将于1981年10月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首次面对公众的服装表演做准备。”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选角过程听起来像是‘街头运动’：看到有个漂亮的姑娘或者小伙，就过去，先把自己介绍一番，再把模特行业介绍一番，最后问人家愿不愿来试试。最终挑选出来的一二十人，有卖蔬菜的，织地毯的，卖水果的……1981年10月，经过几个月专业训练，‘文革’后首批中国登台表演的模特，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
《庐山恋》中张瑜换了足足43套衣服。
走在马路上，迎面而来一个和你穿着打扮一模一样的人，这在如今应当算是极小概率事件。然而往回倒退四五十年，你却会看到一个中国人“集体撞衫”的世界——在安东尼奥尼拍摄于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里，不管是南是北，在都市还是在农村，举国上下基本上只有五种颜色：白、灰、黑、蓝、绿。五色里没有一种是鲜艳的：绿是军绿、草绿，蓝是灰蓝、靛蓝，在西方世界眼中，千篇一律的服装，把中国人变成了一群“蓝蚂蚁”。
改革开放40年征程中，服装还见证过“中国工厂”：曾经，中国代工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但是现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胖九”一飞冲天，有媒体起了这样一个标题：“谢谢你C919，中国不需再用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了”。
“蓝蚂蚁”消失的背后，有着中国制造业工人大幅提升的时薪：根据德勤的数据，2005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时薪还低于越南;但到了2015年，中国工人的时薪已经是越南工人的1.5倍以上;而印尼的人力成本甚至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
今时今日，翻开时装的标签，你会发现“Made in China”越来越少。
83分钟里换了43套衣服
国人服装意识的觉醒，和许多其他觉醒一样，发生于改革开放肇始的1978年。工业机声的隆隆作响，打破了棉布凭票供应、每人每年的定量配给;逐渐洞开的国门，让国人沉寂已久的审美意识慢慢苏醒。
爱美之心重新在国人心中集体大爆发式地蠢蠢欲动，标志性事件是1980年电影《庐山恋》的公映——这部“文革”后首部以爱情为题材的电影，一上映就引起了轰动，主演张瑜在次年拿齐了金鸡奖、百花奖、文汇奖、政府奖四大奖。
轰动，不只因为电影中出现了“吻戏”，描写的又是华侨女孩的生活;更因为片中的华侨女孩，在短短83分钟的片长里，一口气换了43套衣服——白色西装、白底紫花小洋装、桃红色毛衣加黑色喇叭裤、A字无袖连衣裙，甚至还包括泳装。
据张瑜后来回忆：“有一点别扭，就我和小郭（郭凯敏）穿着泳装，那我就有点儿不好意思，所以我就一直用这个浴巾包着，后来那个摄影师说你这么老包着，我也不知道这个曝光度什么样啊，我这么一闪，赶快一盖，就那么保守，就那么不好意思，直到拍的时候，才把这个浴巾拿下来。”
而43套服装，也是被观众细心数出来的：“有一对男女在恋爱，男生对女生说，我们来打个赌，张瑜在这部戏里到底换了多少套衣服。为了这个事他们看了好多遍电影，总是记不住。后来那个男生进场以后，就准备了一张纸，我换一套衣服就撕一张纸条，后来他知道，我换了大概是43套衣服。”
推开时尚之窗看世界
就在张瑜换43套衣服的前两年，中国服装市场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位外国人：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1978年，皮尔·卡丹身穿毛料大衣，双手插兜，漫步在北京街头，被摄影师抓拍下永恒的定格——当时他的回头率，可以说是百分百。
商业嗅觉灵敏的皮尔·卡丹瞄准了刚刚打开封禁大门的中国市场，决定用“时装秀”来传递品牌的美学概念。于是，次年4月，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接到了外贸部门通知，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一场服装观摩会。“在一个临时搭起的T台上，皮尔·卡丹带来的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在流行音乐的伴奏下扭胯摆臀迈起了猫步。台下，则是一片蓝灰制服。”后来李安定描述了服装秀上的细节，“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
1979年，法国服装品牌“皮尔·卡丹”进入中国。有人如此形容：“当中国人下定决心推开窗看世界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牌子是‘皮尔·卡丹’。”的确，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的城市街头，“皮尔·卡丹”几乎就是唯一的舶来品牌，买一件皮尔·卡丹的西服，配上一条“金利來”领带，几乎就代表了当年的“时尚”顶配。犹记得满街“皮尔·卡丹”的招牌用的都是繁体字，“尔”字写作“爾”，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不明就里的小伙伴念作“甭”。
后来据皮尔本人向《环球》记者透露：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到中国去制造、推销纽扣。按照他的计算，中国人口超过10亿，按一人一年使用30颗纽扣计算，整个国家需要30亿颗纽扣！皮尔在中国授权代理销售的服装，使用的纽扣也都是从自己工厂买的。
这个始于“纽扣”的商业故事，最终在中国大陆创下了许多个第一：第一次举办服装表演，第一次把中国的模特带到巴黎，第一次把法国高档餐厅开到人均月收入只有几十块人民币的北京。
就在皮尔·卡丹举办服装观摩会的次年，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到上海进行表演，在见识了几场外国的时装秀后，上海服装总公司决定成立自己的时装表演队——1980年11月，从事新品种开发工作的徐文渊受领了此项任务。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徐文渊走访了60多家服装工厂，在3万多名服装工人中挑选时装表演队的队员。
“在北京，宋怀桂也做着相同的工作：她是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一系列传奇的参与者和实施者，但在1981年，她面临的首个难题，也是找模特。她是为皮尔·卡丹将于1981年10月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首次面对公众的服装表演做准备。”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选角过程听起来像是‘街头运动’：看到有个漂亮的姑娘或者小伙，就过去，先把自己介绍一番，再把模特行业介绍一番，最后问人家愿不愿来试试。最终挑选出来的一二十人，有卖蔬菜的，织地毯的，卖水果的……1981年10月，经过几个月专业训练，‘文革’后首批中国登台表演的模特，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