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上退下来的习仲勋，对广东这片他洒满了汗水、倾注了精力的土地依旧深情不舍。为此，晚年的习老长期将深圳作为他的休息和居住之地。在这里，他可以继续近距离地关注着南粤大地的发展、崛起，为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出谋划策。作为1990年代深圳特区的主要领导，厉有为曾多次探望习老，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2011年9月2日，在沈阳皇冠假日酒店，面对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访问者，厉有为侃侃而谈，聊起了习老晚年在深圳的点点滴滴。①
“有您坐镇深圳，我们深圳改革开放就有了力量，有了主心骨。”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习老曾长时间在深圳休息，我们与他结下了亲密的关系。我的一个深刻感觉是——习老晚年在深圳，可以说是我们深圳特区改革开放的主心骨，为我们特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当时，习老在深圳的时候，老对我们说：“给深圳增加负担，添了麻烦”。我们就跟他说：“有您坐镇深圳，我们深圳改革开放就有了力量，有了主心骨。”习老听了以后，也开玩笑似地和我们说：“我代表了正义，是以正压邪。”事实也确实如此，习老在深圳期间，不仅非常关心特区的改革开放事业，而且常常亲力亲为，为特区发展出谋划策。
我是深圳的第一届人大主任。记得，我们深圳人大第一次开大会的时候，请了习老和阿沛·阿旺晋美同志出席，他们两位都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两位副委员长同时来深圳参加人大的会议，确实，对我们深圳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支持。当时，全场都起立，欢迎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我当选之后，马上就到习老的住所，去向他请教，问他如何做好人大工作，当好人大主任。他说：“人大是立法机构，要代表民意，人大主任，一定一头要时刻想着群众和老百姓，一头还连着政府和执法部门，你们深圳不是要立法权吗，人大工作一定要做好才行。我相信，你们也一定可以把这项工作做好的。”
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去香港了。回来后，我去向他汇报工作。老人家听了我们的汇报，很高兴。他嘱托我：“一定要把对港工作做好啊，尤其是深圳，它是中国的窗口和试验田，做好对香港的衔接，自然是特别重要的。”还有一次，我去珠海参加了特区工作会议。回来后，我去他那里汇报。听了我的汇报，习老说：“特区之特，关键在敢于改革，敢于试验，敢于牺牲。这个特，不是指在生活上特，不是要脱离群众。敢试，有时候可能会试错，这没有关系，顶多不就是一个乌纱帽嘛，我们那时闹革命，可是提着脑袋啊。”现在想来，习老当时的这些话，确实是定人心，提士气，可以说是支撑我们特区不断前行的动力啊。
还有一次，我去北京参加“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回来以后，我去习老那里汇报。我说：“在班上，大家分歧很大。当时，有人批我们深圳的股份制和温州的私有制，说我们是搞私有化。学习班的简报也刊了出来。对此，我作了辩解，说了一些不同意见。学习班毕业时，我们还去中南海作了汇报。”习老听了以后，说了一段话：“改革开放，是小平同志提倡的，是大势所趋，怎么能往回转呢？怎么能转回到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呢？”说着，他停了下来，沉思了好一阵子。接着，他又说：“我们从阶级斗争中一路走过来，一直都是斗、斗、斗，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究竟又在哪里呢？是不是又要上纲上线了？不要再折腾了，我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你们一定要向中央反映，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后，他还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再折腾的话，我就没地方住了，我在深圳可能就住不下去了。”
“为支持深圳的对口支援工作，我捐出一个月的工资。”
老人家对深圳很有感情，他和我们谈起深圳，谈起宝安时，总是动情不已。在与他的接触中，我们感受最深的，是老人家身上挥之不去的实事求是作风和对人民群众刻骨铭心的感情。
他常跟我们讲起他在宝安调查反偷渡外逃时的情况。他说：“当时，有人说偷渡外逃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犯罪，必须坐牢，这是‘左’的思想。”经过调查研究，他发现，群众之所以要偷渡外逃，根源还是在于生存遇到了危机。为此，他坚决反对把偷渡外逃的群众视为犯罪分子，反对给他们判刑，让他们坐牢。他说：“这是生活所迫啊，人们为什么要跑呢？还不是因为生活不好，吃不饱饭。自己不检讨自己的问题，一味抓人，显然是不对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主要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工作搞好，路线搞对才行。”当时，习老的这种实事求是态度，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对我们触动很大。
关于习老的群众情怀，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全国人民的特区，深圳的发展与全国人民的支持密不可分，深圳富起来了以后，对贫困地区进行对口支援自然也是责无旁贷的。为了扶持贫困地区发展，中央确定我们深圳对口支援贵州的黔南州和毕节地区。对此，市委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向习老汇报了这一项工作之后，习老当即表示了肯定。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习老很快便把对这项工作的支持转移到了实际参与之中。不久，他就叫秘书打来电话：“为支持深圳的对口支援工作，我捐出一个月的工资。”习老的这一举动，真是让我们想不到，同时，我们也感到很惭愧，对比之下，我们做得确实不够。有了习老的以身示范，我们马上行动起来。我们派出干部去贵州，还让电视台去那里拍摄电视片，回来以后，就向全市人民播放。让深圳市民知道：我们特区发展了，贵州贫困地区却还是那么穷，那么落后。经过动员，深圳的干部群众无不感同身受，深圳市的对口扶贫工作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大家踊跃捐款、捐物，一车车的扶贫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贵州。对于深圳的无私支援，贵州人民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深圳市的对口扶贫工作能搞得这么好，广大党员干部能如此迅速地配合，这一切，都与习老的带动分不开。
欣赏“拓荒牛”精神，用牛雕寄托改革情怀
习老是党内资格很老的革命家，在陕西闹革命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中国革命“拓荒牛”。后来到广东，他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拓荒牛”。所以，他特别欣赏“拓荒牛”的精神，也特别喜欢牛雕。
习老曾有一个牛雕，这是一头低下头去的牛，勤勤恳恳的神态十分逼真。当他听说我也很喜欢收藏牛雕时，就要人把他收藏的这尊牛雕送给了我。收到习老的馈赠以后，我感动万分，也回赠了一个牛雕给他。在习老的感召下，我把我所收藏的，包括自己收集的，还有朋友赠送的，一共1400多件藏品都捐给了政府。深圳市档案馆，专门有一个关于牛雕的展室，李瑞环同志给我题写的“孺子牛”，还有李岚清同志给我刻的“刀下留牛”印章都在里面。这“刀下留牛”是有典故的。当时，深圳办了一个养牛场，专供香港。一次，从国外进了一批种牛。在过关的时候，被检验检疫局给扣下了，怀疑这批牛有“口蹄疫”，要把它们宰杀。眼见辛辛苦苦花外汇在国外买的种牛就要被活生生地宰杀，我们很心疼。所幸，此事报到了李岚清同志处。他作出指示：种牛上岸，但要隔离检查，如果发现有“口蹄疫”，就地宰杀，如果没有，就准予放行。经过隔离一段时间后检查，这批种牛没有问题，得以入关。后来，李岚清同志就为我刻了这枚章。所有这些藏品，我都捐了出来，给了国家。我在这1400多件藏品中，选了400多件，编了一本关于“牛”的书。现在想来，我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习老的精神感召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 习老不只欣赏“拓荒牛”的精神，在他身上，更是鲜明地体现出了为改革事业勇当先锋、兢兢业业的品质和个性。他在政治上非常检点，坚定不移地拥护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和路线。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支持我们特区的改革事业。尤其是在上面提到的“反和平演变学习班”一事中，他在关键时候给予我的支持，令我印象格外深刻。习老听了我的汇报以后，他毫不犹豫地对我的观点表示了赞同。我想，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坚定、鲜明地表达出这种态度，无疑和他长期的革命生涯，他所吃过的苦头，以及他主政广东，领导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经历有关。
勤俭的家风和平易的作风深深感染客人和身边工作人员
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去看望习老。他的要求很严格，我们顶多就送个花篮和果篮。考虑到身体，平常他只坐一会，就去休息了，剩下来就是他的夫人齐心大姐、女儿桥桥和我们了，于是就成了我们的聚会，大家可以说是其乐融融。
在交往中，我们逐渐体会到：习老真是一位有高度事业心和责任心，同时对下属可亲可敬的老领导和老革命家。他对下属和工作人员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他对客人特别热情，我们每次去看他，他都很高兴，每次都要和我们合影留念。齐心大姐也是一位很亲切的老同志，很善于做家庭工作，对我们的家庭和生活都特别关心。她对来访的客人，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般。那时，她的身体不太好，但她每次去深圳，都会和我们唠家常，反复地问，关心我们的家人。家里有陕西家乡的东西，都会拿出来，分给我们一些。这些举动，无不让我们感到热乎乎的。我们不禁感叹：这老革命一家，真是好！习老出的书，会送给我，而我，也把自己出的关于“牛”的专集送给了他。记得，齐大姐还风趣地说：“都不能少啊，我们每个人都要一本的。”习老过生日，从不铺张。齐大姐说：“过生日，不铺张，简简单单就行。”这一点，对我们的教育很大。
习老和齐大姐一家，给我的一个最大印象，就是顾全大局，平易近人。他们住在深圳，老是怕给我们添麻烦。当时，我们为了照顾好习老，特地为他配备了一个保卫组，一个医疗组，一个饮食组。我们想：“习老是著名的老革命，是我国杰出的领导人，因此，一定要做好保障服务工作，照顾好他。”我们的工作也有不足，但是，习老很谅解。他对我们的工作人员爱护有加，同时，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我们去见他，他谆谆教诲我们：“你们要艰苦奋斗啊，现在条件好了，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特别不容易。你看，天都亮了，你们的灯怎么还亮着啊？”
与习老的最后一次谈话，是建国50年大庆前夕。那时，我退下来了。我去见他，他问我：“要不要去参加大庆啊？”我说了我的看法，我说：“您好久不去北京了，一定有好多人要见您，以您的年龄和身体，您应付得来吗？但是，50年大庆，意义重大，也是应该去的。要不，写点东西，写个贺词什么的，通过报纸来表达，怎么样？”后来，习老还是去了。
总之，习老和深圳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我们深圳的各项工作支持也很大。直到现在，我们都深深地怀念和敬重老人家。至今，我都把习老的相片摆放在书房里，时刻怀念他的丰功伟绩。
注释：
①厉有为，辽宁新民人，1938年1月生，大学学历，196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机械系，8月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1967年调任第二汽车制造厂。1979年6月起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化油器厂党委副书记、书记，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一职工医院党委书记。1983年10月后先后任湖北省十堰市委副书记、十堰市市长、市委书记。1989年6月任湖北省副省长。1990年12月调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深圳市委党校校长。1992年6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同年11月任深圳市市长。1993年4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1995年5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3月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5年12月—1997年7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1990年代中前期，厉有为同志是深圳经济特区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任职期间，他积极响应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高举改革大旗，推动深圳各项事业攻坚克难，使其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
“有您坐镇深圳，我们深圳改革开放就有了力量，有了主心骨。”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习老曾长时间在深圳休息，我们与他结下了亲密的关系。我的一个深刻感觉是——习老晚年在深圳，可以说是我们深圳特区改革开放的主心骨，为我们特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当时，习老在深圳的时候，老对我们说：“给深圳增加负担，添了麻烦”。我们就跟他说：“有您坐镇深圳，我们深圳改革开放就有了力量，有了主心骨。”习老听了以后，也开玩笑似地和我们说：“我代表了正义，是以正压邪。”事实也确实如此，习老在深圳期间，不仅非常关心特区的改革开放事业，而且常常亲力亲为，为特区发展出谋划策。
我是深圳的第一届人大主任。记得，我们深圳人大第一次开大会的时候，请了习老和阿沛·阿旺晋美同志出席，他们两位都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两位副委员长同时来深圳参加人大的会议，确实，对我们深圳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支持。当时，全场都起立，欢迎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我当选之后，马上就到习老的住所，去向他请教，问他如何做好人大工作，当好人大主任。他说：“人大是立法机构，要代表民意，人大主任，一定一头要时刻想着群众和老百姓，一头还连着政府和执法部门，你们深圳不是要立法权吗，人大工作一定要做好才行。我相信，你们也一定可以把这项工作做好的。”
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去香港了。回来后，我去向他汇报工作。老人家听了我们的汇报，很高兴。他嘱托我：“一定要把对港工作做好啊，尤其是深圳，它是中国的窗口和试验田，做好对香港的衔接，自然是特别重要的。”还有一次，我去珠海参加了特区工作会议。回来后，我去他那里汇报。听了我的汇报，习老说：“特区之特，关键在敢于改革，敢于试验，敢于牺牲。这个特，不是指在生活上特，不是要脱离群众。敢试，有时候可能会试错，这没有关系，顶多不就是一个乌纱帽嘛，我们那时闹革命，可是提着脑袋啊。”现在想来，习老当时的这些话，确实是定人心，提士气，可以说是支撑我们特区不断前行的动力啊。
还有一次，我去北京参加“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回来以后，我去习老那里汇报。我说：“在班上，大家分歧很大。当时，有人批我们深圳的股份制和温州的私有制，说我们是搞私有化。学习班的简报也刊了出来。对此，我作了辩解，说了一些不同意见。学习班毕业时，我们还去中南海作了汇报。”习老听了以后，说了一段话：“改革开放，是小平同志提倡的，是大势所趋，怎么能往回转呢？怎么能转回到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呢？”说着，他停了下来，沉思了好一阵子。接着，他又说：“我们从阶级斗争中一路走过来，一直都是斗、斗、斗，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究竟又在哪里呢？是不是又要上纲上线了？不要再折腾了，我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你们一定要向中央反映，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后，他还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再折腾的话，我就没地方住了，我在深圳可能就住不下去了。”
“为支持深圳的对口支援工作，我捐出一个月的工资。”
老人家对深圳很有感情，他和我们谈起深圳，谈起宝安时，总是动情不已。在与他的接触中，我们感受最深的，是老人家身上挥之不去的实事求是作风和对人民群众刻骨铭心的感情。
他常跟我们讲起他在宝安调查反偷渡外逃时的情况。他说：“当时，有人说偷渡外逃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犯罪，必须坐牢，这是‘左’的思想。”经过调查研究，他发现，群众之所以要偷渡外逃，根源还是在于生存遇到了危机。为此，他坚决反对把偷渡外逃的群众视为犯罪分子，反对给他们判刑，让他们坐牢。他说：“这是生活所迫啊，人们为什么要跑呢？还不是因为生活不好，吃不饱饭。自己不检讨自己的问题，一味抓人，显然是不对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主要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工作搞好，路线搞对才行。”当时，习老的这种实事求是态度，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对我们触动很大。
关于习老的群众情怀，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全国人民的特区，深圳的发展与全国人民的支持密不可分，深圳富起来了以后，对贫困地区进行对口支援自然也是责无旁贷的。为了扶持贫困地区发展，中央确定我们深圳对口支援贵州的黔南州和毕节地区。对此，市委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向习老汇报了这一项工作之后，习老当即表示了肯定。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习老很快便把对这项工作的支持转移到了实际参与之中。不久，他就叫秘书打来电话：“为支持深圳的对口支援工作，我捐出一个月的工资。”习老的这一举动，真是让我们想不到，同时，我们也感到很惭愧，对比之下，我们做得确实不够。有了习老的以身示范，我们马上行动起来。我们派出干部去贵州，还让电视台去那里拍摄电视片，回来以后，就向全市人民播放。让深圳市民知道：我们特区发展了，贵州贫困地区却还是那么穷，那么落后。经过动员，深圳的干部群众无不感同身受，深圳市的对口扶贫工作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大家踊跃捐款、捐物，一车车的扶贫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贵州。对于深圳的无私支援，贵州人民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深圳市的对口扶贫工作能搞得这么好，广大党员干部能如此迅速地配合，这一切，都与习老的带动分不开。
欣赏“拓荒牛”精神，用牛雕寄托改革情怀
习老是党内资格很老的革命家，在陕西闹革命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中国革命“拓荒牛”。后来到广东，他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拓荒牛”。所以，他特别欣赏“拓荒牛”的精神，也特别喜欢牛雕。
习老曾有一个牛雕，这是一头低下头去的牛，勤勤恳恳的神态十分逼真。当他听说我也很喜欢收藏牛雕时，就要人把他收藏的这尊牛雕送给了我。收到习老的馈赠以后，我感动万分，也回赠了一个牛雕给他。在习老的感召下，我把我所收藏的，包括自己收集的，还有朋友赠送的，一共1400多件藏品都捐给了政府。深圳市档案馆，专门有一个关于牛雕的展室，李瑞环同志给我题写的“孺子牛”，还有李岚清同志给我刻的“刀下留牛”印章都在里面。这“刀下留牛”是有典故的。当时，深圳办了一个养牛场，专供香港。一次，从国外进了一批种牛。在过关的时候，被检验检疫局给扣下了，怀疑这批牛有“口蹄疫”，要把它们宰杀。眼见辛辛苦苦花外汇在国外买的种牛就要被活生生地宰杀，我们很心疼。所幸，此事报到了李岚清同志处。他作出指示：种牛上岸，但要隔离检查，如果发现有“口蹄疫”，就地宰杀，如果没有，就准予放行。经过隔离一段时间后检查，这批种牛没有问题，得以入关。后来，李岚清同志就为我刻了这枚章。所有这些藏品，我都捐了出来，给了国家。我在这1400多件藏品中，选了400多件，编了一本关于“牛”的书。现在想来，我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习老的精神感召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 习老不只欣赏“拓荒牛”的精神，在他身上，更是鲜明地体现出了为改革事业勇当先锋、兢兢业业的品质和个性。他在政治上非常检点，坚定不移地拥护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和路线。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支持我们特区的改革事业。尤其是在上面提到的“反和平演变学习班”一事中，他在关键时候给予我的支持，令我印象格外深刻。习老听了我的汇报以后，他毫不犹豫地对我的观点表示了赞同。我想，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坚定、鲜明地表达出这种态度，无疑和他长期的革命生涯，他所吃过的苦头，以及他主政广东，领导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经历有关。
勤俭的家风和平易的作风深深感染客人和身边工作人员
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去看望习老。他的要求很严格，我们顶多就送个花篮和果篮。考虑到身体，平常他只坐一会，就去休息了，剩下来就是他的夫人齐心大姐、女儿桥桥和我们了，于是就成了我们的聚会，大家可以说是其乐融融。
在交往中，我们逐渐体会到：习老真是一位有高度事业心和责任心，同时对下属可亲可敬的老领导和老革命家。他对下属和工作人员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他对客人特别热情，我们每次去看他，他都很高兴，每次都要和我们合影留念。齐心大姐也是一位很亲切的老同志，很善于做家庭工作，对我们的家庭和生活都特别关心。她对来访的客人，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般。那时，她的身体不太好，但她每次去深圳，都会和我们唠家常，反复地问，关心我们的家人。家里有陕西家乡的东西，都会拿出来，分给我们一些。这些举动，无不让我们感到热乎乎的。我们不禁感叹：这老革命一家，真是好！习老出的书，会送给我，而我，也把自己出的关于“牛”的专集送给了他。记得，齐大姐还风趣地说：“都不能少啊，我们每个人都要一本的。”习老过生日，从不铺张。齐大姐说：“过生日，不铺张，简简单单就行。”这一点，对我们的教育很大。
习老和齐大姐一家，给我的一个最大印象，就是顾全大局，平易近人。他们住在深圳，老是怕给我们添麻烦。当时，我们为了照顾好习老，特地为他配备了一个保卫组，一个医疗组，一个饮食组。我们想：“习老是著名的老革命，是我国杰出的领导人，因此，一定要做好保障服务工作，照顾好他。”我们的工作也有不足，但是，习老很谅解。他对我们的工作人员爱护有加，同时，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我们去见他，他谆谆教诲我们：“你们要艰苦奋斗啊，现在条件好了，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特别不容易。你看，天都亮了，你们的灯怎么还亮着啊？”
与习老的最后一次谈话，是建国50年大庆前夕。那时，我退下来了。我去见他，他问我：“要不要去参加大庆啊？”我说了我的看法，我说：“您好久不去北京了，一定有好多人要见您，以您的年龄和身体，您应付得来吗？但是，50年大庆，意义重大，也是应该去的。要不，写点东西，写个贺词什么的，通过报纸来表达，怎么样？”后来，习老还是去了。
总之，习老和深圳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我们深圳的各项工作支持也很大。直到现在，我们都深深地怀念和敬重老人家。至今，我都把习老的相片摆放在书房里，时刻怀念他的丰功伟绩。
注释：
①厉有为，辽宁新民人，1938年1月生，大学学历，196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机械系，8月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1967年调任第二汽车制造厂。1979年6月起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化油器厂党委副书记、书记，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一职工医院党委书记。1983年10月后先后任湖北省十堰市委副书记、十堰市市长、市委书记。1989年6月任湖北省副省长。1990年12月调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深圳市委党校校长。1992年6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同年11月任深圳市市长。1993年4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1995年5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3月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5年12月—1997年7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1990年代中前期，厉有为同志是深圳经济特区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任职期间，他积极响应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高举改革大旗，推动深圳各项事业攻坚克难，使其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