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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春晚，青年歌手王铮亮的一首《时间都去哪了》唱红了很多人的眼眶，就连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感叹：“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受这首歌的影响，很多人开始计算自己过去一年的时间都花在哪了。“2012年，我每周有20个小时用来开会，处理各种文字工作需要15小时；而2013年，每周开会的时间缩短到了12小时，处理文字的时间降到了10小时以内。”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仲梁这样介绍自己过去两年的时间分配使用情况。
前后两年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在张仲梁看来，这全是托了八项规定的福。“是八项规定把公务员们从文山会海中，从酒桌上解放了出来。”2014年4月9日，在中国传媒大学MBA学院的讲座上，他幽默的语言引起台下一片笑声。
新规管住全国干部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下文称八项规定）。“八项规定没有任何说教，只提要求，概括起来就是：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张仲梁说。
八项规定刚出台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各级官员和民众太大的重视。据统计，我国先后出台了300多个整治大吃大喝的文件，但直到2012年，我国各级官员出席饭局的次数依然高得惊人。
张仲梁介绍说，2012年，我国中央政府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有1.1次饭局，省政府的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有1.3次饭局。到了基层，花在吃饭上的时间则更长：市长平均每周15.1次、县长则达到了每周18.2次。然而，八项规定面世后的2013年，这一数字却急剧下降：中央政府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饭局只有0.2次、省政府司局级0.5次、市长10.2次、县长12.2次。
官场上因此流行起这么一种说法：“没想到八项规定的力度这么大，范围这么广，影响这么深，效果这么好。”而据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调查，91%的被调查对象对八项规定充满好感，82%充满新期待，80%的人认为身边的党员干部有了作风上的改变。
八项规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张仲梁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传教士”效应和“组合拳”效应。
八项规定出台后第三天，习近平视察深圳，全程轻车简从，既没有封路，也没有任何欢迎横幅和迎送车队。在深圳期间，习近平没有入住专门接待领导人的迎宾馆1号楼，而是选择了位于市中心福田区深南大道上的五洲宾馆普通商务套间，吃的也是该宾馆六菜一汤的自助餐。
之后的12月29日，李克强冒着细雨前往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看望居住在那里的村民，了解民情。李克强一行两辆中巴车，多次在路口停车让群众车辆通行，一度传为佳话。领导人以身作则的“传教士”效应无疑是八项规定最好的宣传。
张仲梁更将此后中央出台的一系列辅助规定，视作配合八项规定的“组合拳”。2013年1月，中纪委出台严禁用公款搞拜年活动，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等六项禁令。3月，李克强郑重承诺，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5月，中央纪委下发通知，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职工在规定日期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6月，反“四风”（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还有8月禁办豪华晚会，9月禁送月饼，10月禁印贺年卡，11月禁止采购烟花爆竹，12月禁止丧葬礼金……“如此高密度的限禁措施，前所未有。”
政治：实现了对权力的约束
有学者研究指出，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它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它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它就铤而走险；当权力失去80%的监督时，它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当权力失去100%的监督时，它就不怕上断头台。
在张仲梁看来，八项规定对中国政治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对权力的约束上。“去年全年，我国共查出违反八项规定人员2.4921万人，处分7000多人。”
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事情，现在却视同违规，这也让不少人小心谨慎，不敢逾越红线。张仲梁说，统计局下属调查队的工作人员任务非常重，活儿干不完，经常牺牲午休时间深入社区调查。社区工作人员心里过意不去，请调查队的人吃顿饭是常有的事情。“但八项规定实施后，再没人敢请、没人敢吃了。”
对权力的约束，还体现在反对奢侈浪费上。有一个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2013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对党政机关占有、使用办公用房的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各级领导干部的办公室面积如果超过《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规定的标准，都需要腾退。远在三线城市做装修工人的湖北小伙张建也感受到了这股强风的凛冽。“那阵子，天天有人来找人装修，周围的建材市场都涨价了。”让张建感到困惑的是，找到他做装修的基本都是些办公室，而且是把大空间往小改。后来他才知道，是中央有规定“不许超标”。
行政成本的降低还大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张仲梁介绍，根据《中国会议蓝皮书》的数据，政府主导的会议大概占全部会议的14%，社团和事业单位的会议占30%，企业类会议占56%，也就是说，全国有一半的会议花的是财政的钱。若以2012年全国会议总花费1万亿元计算，则至少有5000亿元是政府支出的。
八项规定之后，跟财政打交道的张仲梁明显感觉到了数字的变化。“2013年，中央部门本地公务接待、公务出国、公车费用分别比2012年节省了43%、38%和11%，会议减少45%。”他还透露，公车方面，中央将继续压缩开支：“今年起，中央机关除部级以上领导，一般性公务用车将全部取消，3年内到位。”
最让张仲梁感兴趣的，是政治语系的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官场形成了一种发言的‘行规’，如何开头、如何结尾，都有规矩，打破这个规矩就是另类。”这种语言体系长期将官员与外界隔离，“官员发言不是说给群众听的，是给领导听的”，空话套话连篇，实质内容没有。去年9月，张仲梁被抽调参与起草习近平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开始研究习近平的语言风格。“他讲了很多有意思的话，比如‘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话形式直白，内容却很有高度，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官僚语言的风格。”张仲梁认为，语言风格的转变与施政者的权力观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基层，“这种转变，直接关系着对待老百姓的态度”。
前后两年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在张仲梁看来，这全是托了八项规定的福。“是八项规定把公务员们从文山会海中，从酒桌上解放了出来。”2014年4月9日，在中国传媒大学MBA学院的讲座上，他幽默的语言引起台下一片笑声。
新规管住全国干部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下文称八项规定）。“八项规定没有任何说教，只提要求，概括起来就是：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张仲梁说。
八项规定刚出台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各级官员和民众太大的重视。据统计，我国先后出台了300多个整治大吃大喝的文件，但直到2012年，我国各级官员出席饭局的次数依然高得惊人。
张仲梁介绍说，2012年，我国中央政府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有1.1次饭局，省政府的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有1.3次饭局。到了基层，花在吃饭上的时间则更长：市长平均每周15.1次、县长则达到了每周18.2次。然而，八项规定面世后的2013年，这一数字却急剧下降：中央政府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饭局只有0.2次、省政府司局级0.5次、市长10.2次、县长12.2次。
官场上因此流行起这么一种说法：“没想到八项规定的力度这么大，范围这么广，影响这么深，效果这么好。”而据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调查，91%的被调查对象对八项规定充满好感，82%充满新期待，80%的人认为身边的党员干部有了作风上的改变。
八项规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张仲梁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传教士”效应和“组合拳”效应。
八项规定出台后第三天，习近平视察深圳，全程轻车简从，既没有封路，也没有任何欢迎横幅和迎送车队。在深圳期间，习近平没有入住专门接待领导人的迎宾馆1号楼，而是选择了位于市中心福田区深南大道上的五洲宾馆普通商务套间，吃的也是该宾馆六菜一汤的自助餐。
之后的12月29日，李克强冒着细雨前往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看望居住在那里的村民，了解民情。李克强一行两辆中巴车，多次在路口停车让群众车辆通行，一度传为佳话。领导人以身作则的“传教士”效应无疑是八项规定最好的宣传。
张仲梁更将此后中央出台的一系列辅助规定，视作配合八项规定的“组合拳”。2013年1月，中纪委出台严禁用公款搞拜年活动，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等六项禁令。3月，李克强郑重承诺，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5月，中央纪委下发通知，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职工在规定日期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6月，反“四风”（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还有8月禁办豪华晚会，9月禁送月饼，10月禁印贺年卡，11月禁止采购烟花爆竹，12月禁止丧葬礼金……“如此高密度的限禁措施，前所未有。”
政治：实现了对权力的约束
有学者研究指出，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它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它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它就铤而走险；当权力失去80%的监督时，它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当权力失去100%的监督时，它就不怕上断头台。
在张仲梁看来，八项规定对中国政治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对权力的约束上。“去年全年，我国共查出违反八项规定人员2.4921万人，处分7000多人。”
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事情，现在却视同违规，这也让不少人小心谨慎，不敢逾越红线。张仲梁说，统计局下属调查队的工作人员任务非常重，活儿干不完，经常牺牲午休时间深入社区调查。社区工作人员心里过意不去，请调查队的人吃顿饭是常有的事情。“但八项规定实施后，再没人敢请、没人敢吃了。”
对权力的约束，还体现在反对奢侈浪费上。有一个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2013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对党政机关占有、使用办公用房的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各级领导干部的办公室面积如果超过《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规定的标准，都需要腾退。远在三线城市做装修工人的湖北小伙张建也感受到了这股强风的凛冽。“那阵子，天天有人来找人装修，周围的建材市场都涨价了。”让张建感到困惑的是，找到他做装修的基本都是些办公室，而且是把大空间往小改。后来他才知道，是中央有规定“不许超标”。
行政成本的降低还大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张仲梁介绍，根据《中国会议蓝皮书》的数据，政府主导的会议大概占全部会议的14%，社团和事业单位的会议占30%，企业类会议占56%，也就是说，全国有一半的会议花的是财政的钱。若以2012年全国会议总花费1万亿元计算，则至少有5000亿元是政府支出的。
八项规定之后，跟财政打交道的张仲梁明显感觉到了数字的变化。“2013年，中央部门本地公务接待、公务出国、公车费用分别比2012年节省了43%、38%和11%，会议减少45%。”他还透露，公车方面，中央将继续压缩开支：“今年起，中央机关除部级以上领导，一般性公务用车将全部取消，3年内到位。”
最让张仲梁感兴趣的，是政治语系的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官场形成了一种发言的‘行规’，如何开头、如何结尾，都有规矩，打破这个规矩就是另类。”这种语言体系长期将官员与外界隔离，“官员发言不是说给群众听的，是给领导听的”，空话套话连篇，实质内容没有。去年9月，张仲梁被抽调参与起草习近平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开始研究习近平的语言风格。“他讲了很多有意思的话，比如‘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话形式直白，内容却很有高度，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官僚语言的风格。”张仲梁认为，语言风格的转变与施政者的权力观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基层，“这种转变，直接关系着对待老百姓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