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6年3月16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以大篇幅刊登了一则震惊中外的消息：“东北人民爱戴的领袖，著名的共产党员李兆麟同志于本月9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暗杀。”噩耗传开，兴安岭呜咽，松花江咆哮，长城内外、江河上下，一切爱国同胞，包括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对于这种卑鄙无耻的暗杀行为无不义愤填膺，对李兆麟遇难同声哀悼。这是发生在国共和谈时期的一起严重事件，李兆麟遭暗杀，使人们逐步认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真面目。
不当亡国奴，远赴北平千里寻党
李兆麟，1910年11月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铧子乡后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高小毕业后，因家里无力提供学费而辍学务农，在家中放牛、耕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的家乡辽阳也被日军侵占。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李兆麟心中怒火燃烧。就在他焦虑不安的时候，收到了姨夫张一吼从北平写来的信，信中告诉李兆麟，他在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请李兆麟速来北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读完这封信，李兆麟发誓要走上革命道路：绝不当亡国奴，要杀敌救国，到北平去！
李兆麟到北平后，化名李烈生，经张一吼介绍，认识了当时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中担任常委的中共地下党员冯基平和担任执委的夏尚志。李兆麟如同异地逢亲人一样，急切地向他们倾诉目睹日本侵略军践踏我国河山、杀戮和奴役我国同胞的悲惨情景，介绍了辽阳一带群众高涨的反日活动。接着他以辽阳一个爱国青年的身份，请求抗日救国会派人去领导当地群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
为了在北平取得一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组织上帮助李兆麟缴纳了一笔学费，进入私立华北大学，成为该校的注册学生。
李兆麟一踏上革命的征程，就显露出他的智慧和胆识。此间，他经常去西郊门头沟，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1931年12月，东北爱国将领黄显声打电报给“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建议救国会速派得力人员潜回东北三省各地，组织和发动义勇军进行抗日斗争。救国会立即选派一批精干人员出关，被派出的人员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同盟会会员和各界爱国人士。
这时，在共青团北平市委工作的胡乔木找到正在北平弘达中学读书的东北籍共青团员林郁青，通知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东北从事抗日义勇军工作，并具体地向他交代了工作任务。胡乔木对他说：“和你同去的还有两个反帝同盟会的会员，都是东北人。一个叫李烈生，你们首先到他的家乡辽阳，和当地的一些自发的群众武装联络，打进去，领导他们抗日；另一个叫张一吼，他过去是东北讲武堂的，有些军事知识，抗日的热情很高。”两天后，胡乔木约林郁青、李兆麟到张一吼处，又把任务直接作了布置。李兆麟对此十分高兴，他千里迢迢来北平找党组织，要求回东北领导抗日斗争的心愿就要实现了。
参加义勇军，与日、伪军艰苦鏖战
李兆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回到家乡辽阳，运用自己的胆识和才能，打起团结抗日的旗帜，将当地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共有3500多人。
1932年5月，22岁的李兆麟光荣地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建立后，首先在辽阳一带同日本和投靠日军的反动土匪武装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后又参加了各地抗日义勇军袭击沈阳的战斗。二十四路军按照既定分工，于1932年8月28日23时，奔袭位于沈阳城东的日军东塔机场。这次攻打沈阳城的战斗，袭击了东塔机场，烧毁敌机27架，破坏了兵工厂的重要设备，捣毁了沈阳的无线电台，烧掉了汽油库，缴获了大量枪支和军需物资，还争取了伪靖安军一部士兵反正。这次军事行动产生的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它的实际战果。这次战斗后，日军派重兵围剿，虽几经周旋，二十四路军终因寡不敌众，在摩天岭战斗中被敌人打散。
1932年9月末，李兆麟来到沈阳，与中共奉天特委接上了联系。中共奉天特委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派他潜入本溪煤铁公司发动矿工开展抗日斗争。因沉重的劳动，紧张的工作，加上恶劣的生活环境，李兆麟染上了肺病，后竟吐起血来。1933年2月，中共奉天特委调他回沈阳休养治病。同年3月，为了照顾李兆麟，并方便工作，组织决定接李兆麟的母亲和他儿子来到沈阳，他们家成为中共的活动据点。这年5月，李兆麟被任命为中共奉天特委军事委员会干事兼青年士兵委员会负责人，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兵运工作中。6月，中共奉天特委遭到破坏，特委书记杨一辰等24名同志被捕入狱，李兆麟家也被搜查和监视。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中，李兆麟又坚持工作40多天。8月初，他怀着找党组织，迎接新战斗的期望，乘车北上，来到了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哈尔滨，揭开了他斗争经历中新的一页。
化名张玉华的李兆麟，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即同当时在中共满洲省委担任秘书长的冯仲云接上了联系。中共满洲省委在讨论李兆麟的工作时，考虑到他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又搞过农运、工运和兵运工作，于是便留他在省委。开始时，李兆麟负责一部分士兵运动和哈尔滨近郊的一部分义勇军的工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已显露出他抗日救国的献身精神和组织才能。9月，他被正式委任为省委军委的负责人。
根据当时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李兆麟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先后到北满群众斗争比较活跃、工作基础较好的海伦、巴彦、珠河等地巡视指导工作。在李兆麟的帮助指导下，按照中共北满特委的指示，中共海伦县支部于1934年7月改为海伦特支；9月，组建了海伦游击队，在海伦州部地区开展活动。在珠河，李兆麟、赵尚志和中共珠河县委，共同组建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为加强中共对正在发展中的各种武装部队的领导，1934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李兆麟到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工作，任副队长，队长是赵尚志。这时游击队已发展成为百余人的抗日队伍。游击队联合义勇军，攻打宾州城，解围三岙河，扩大了珠河、宾县一带反日游击战争，创造了一大块游击区，壮大了游击队伍，在地方上扩大了反日会及农民武装自卫队，影响越来越大，威信也越来越高。中共满洲省委指出：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同许多义勇军、山林队的联合作战中，显示出它是“目前满洲反日队伍中最坚强和最有战斗力的队伍”。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在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吸收义勇军和山林队，成立了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总队，计450多人。哈东支队胜利地开辟了珠河、宾县、延寿、方正、五常等县反日游击区，创建了以三股流、侯林乡为中心的珠河根据地，生产、支前等各项工作都发展得很快。1934年夏，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 为响应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中关于“成立国防政府”“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号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与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汤原游击队等抗日部队，于1935年1月，在汤原吉星沟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即“汤原会议”），李兆麟被选为会议的执行主席。经过协商，会议通过了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定，并公举赵尚志为总司令、李兆麟为总政治部主任。之后，汤原反日游击总队在赵尚志、李兆麟的帮助之下，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李兆麟兼任第六军代理政治部主任。
为了更好地完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第六军共同建立汤旺河后方根据地的任务，转移敌人的视线，赵尚志率主力进行西征，李兆麟以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和三、六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身份留守汤旺河，着手建立汤旺河后方根据地的工作。他带领部队连续组织了岔巴气、老钱柜战斗，扫除了汤旺河一带残敌，使这一带完全在我抗日部队控制之下。接着，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军事政治学校，李兆麟亲任教育长，分期轮训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地方主要负责干部，前后办了3期，共培训干部100多人，对部队和地方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6年1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后成立的是北满临时省委）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1937年6月，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的再三请求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同意李兆麟回第三军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到了第三军后，立即对部队进行作风、纪律、思想、组织上的整顿。这次整顿对第三军的发展和巩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爆发的七七事变，掀起了东北军民抗日斗争的新浪潮。活动在北满各地的抗联各军和抗日游击队与根据地人民，主动出击，有力地打击敌人，尤其是活动在伪三江省松花江下游两岸广大地区的抗联部队十分活跃。对此，日伪统治当局惊呼：“三江已变成共党乐土！”
这年冬，日军进一步加紧对抗联部队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抗联部队损失较大，游击根据地日益缩小，衣、食、住和枪支弹药均发生困难，斗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为了尽快地突破敌人对松花江下江地区抗日部队的包围，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由李兆麟、冯仲云等领导的，活跃在松花江下游两岸的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按照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决定，以一部坚持原地斗争，主力则分三批远征海伦，开辟新的游击区。经过艰苦工作和多次浴血战斗，远征部队终于胜利完成任务，先后到达海伦的后方基地。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共对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李兆麟召开了西征到达此地的各军师团级干部会议。会上对建立抗日联军西北指挥部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各项细则，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最后形成了《东北抗日联军西北指挥部临时行动纲领及临时规则》。会后，建立了以许亨植为指挥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指挥部。
1939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成立，李兆麟任总指挥，许亨植任总参谋长，下辖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4个军。第三路军的建立，不仅鼓舞了部队的斗志，也使李兆麟激动不已，他亲自编写了按《反日大同盟》歌曲调子填词的《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他还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体现我军性质和宗旨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归纳成10项内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军人十大要义歌》，在部队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唱。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在黑嫩平原地区纵横驰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打了不少胜仗，使日伪震惊。为扑灭龙北地区燃烧的抗日烈火，1939年冬，数千名日伪军在讷河、嫩江一带开始对抗日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对抗日联军进行疯狂“讨伐”，使第三路军的龙北部队减员很多。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1939年11月，在龙北召开包括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突破敌人“讨伐”，开展游击运动的新部署。实行这些新部署，使龙北斗争形势稍有改观。之后，李兆麟根据组织要求，结合第三路军的现状，向全军提出：巩固部队，武装群众，后方建设、山边游击与平原游击相结合和训练干部等4项要求。实现这些要求，对第三路军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进入1941年，抗联第三路军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局面。日本侵略者在汤原、通河、木兰、东兴接连延长到嫩江县北部数千里，包括小兴安岭与嫩江平原的毗连地带，建立了许多“日本开拓团”、“青年义勇队训练所”，并且由木兰关至嫩江建立了27处沿山高地的监视哨兵营，用以控制抗联部队往山林与平原毗连地带的出入，隔断部队与平原地区群众的联系。同时，调动重兵在抗联部队活动地区进行反复“围剿”，战术上采用了在平原上利用快速部队配合空军及机械化部队分进合击；在山林地带则利用分区“扫荡”、追踪、设伏、堵击、奇袭等，企图专门破坏抗联部队后方和指挥机关。进入冬季，在日军所渭“冬季大讨伐”中，采用“铁壁合围”、“篦梳山林”等战术，将抗联第三路军围困在深山老林之中，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空前残酷阶段。
这时，抗联的第一、二路军的主力部队，已于1940年12月相继进入苏联境内进行整顿训练。留在东北继续战斗的第三路军，人员虽已锐减，但队伍更加精悍，斗志更加坚定。1941年夏季，部队曾接连出击，打了几次胜仗，但损失也很严重，不少干部壮烈牺牲。特别是这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伪满洲国傀儡政府颁布了战时法令，宣布“满洲处于战争状态”。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兵力由40万激增到76万，为对苏联发动战争作准备，也对我抗联部队活动进一步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此形势下，李兆麟当机立断，决定按1940年1月24日在苏联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召开的会议确定的方针，除留下两支小分队继续坚持斗争外，第三路军由李兆麟率领，分别从萝北、乌云、黑河等地过界进入苏联境内休整。
抗联一、二、三路军进入苏联境地集中整训，这是东北抗联为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在斗争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整训工作是在“东北党领导干部临时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的，李兆麟是这个临时支部3位核心领导人之一。这个组织实际上起了中共东北领导机关的作用：对内，领导野营整训的基层党委和仍在东北艰难环境里坚持游击战的抗联小部队党的组织；对外，则代表中共东北的领导机关，负责进行与苏联远东军的联络、协商等事宜。这个党组织一直延续到1942年9月抗联步兵教导旅党组织正式成立，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1942年6月，苏联远东军司令部邀请李兆麟、周保中到伯力，转达苏方同意他们关于进一步集中整训的建议。随后，周、李将整训部队以及被派回东北执行任务和在东北坚持抗日活动的人员编成抗联步兵教导旅。周保中被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委任为中国特别旅（亦称苏联红军远东红旗军第88旅）旅长，李兆麟被委任为政治委员（后改称政治副旅长）。9月，传来共产国际正式批准周、李提出的关于建立新的中共东北临时委员会的请求，随即选出中共东北特别支部：执行委员11人、候补执行委员2人，李兆麟被选为执行委员。自此，中共东北临时委员会正式成立。
在苏联整训的东北抗联人员，在中共东北临时委员会和教导旅周保中、李兆麟的直接领导下，正式展开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等紧张的整训活动。通过这一段整训，不仅使全体指战员学到了军事知识和技术，增强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而且提高了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加强了团结，激发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热情，坚定了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而献身的决心。所有这些都为返回东北战场，夺取抗日斗争的胜利，在军事上和政治思想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赴会水道街，惨遭军统特务暗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垮台，沦陷了14年的东北大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根据组织上的决定，东北抗联将领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率330多名抗联干部，随苏军首先进入东北。李兆麟带领百余名抗联干部，分别进入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
苏军进驻哈市后，实行全面军事管制，李兆麟担任哈尔滨市卫戍司令部副司令。他根据上级的指示，迅速展开建立中共党组织、建立人民军队和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
首先建立了中共松江地区委员会，统一领导哈尔滨地区的工作。地委书记为李兆麟。地委以下又相继组成中共哈尔滨市委及珠河、阿城、方正等13个县委。原在哈市活动的中共地下组织——中共哈尔滨工委和一些同志自发组织起来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先后在李兆麟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同时，李兆麟直接抓人民武装的建设工作，他派马克正、单立志等到阿城、一面坡、巴彦等地发展人民武装，他本人在哈尔滨也很快地建立起一支有几百人参加的3个保安大队。10月1日，在哈尔滨成立了苏军管制时期的滨江省政府，李兆麟出任副省长。在任职期间，他为社会秩序的恢复、民众团体的组建、贸易的振兴和民生的安定，披肝沥胆，昼夜操劳，政绩卓著，深受哈市各界的赞扬。
1945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东北局派王建中等10多人到哈市，同李兆麟取得联系，随后成立了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钟子云为书记，李兆麟等为委员。同时，由李兆麟出面，以原滨江省政府名义，在3个保安大队的基础上，组建了哈尔滨市保安总队，并很快扩充为3000多人。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出的干部陆续到达哈尔滨，随着部队的发展，干部的增多，中共滨江省工委派干部和武装人员到滨江省的14个县发展武装，建立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随后，又成立了4个专区和地委。11月16日，陈云等同志抵哈尔滨，中共北满分局组成，陈云任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李兆麟为中共北满分局委员、中共松江省委委员、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务委员。李兆麟的工作当时是十分繁忙的，除完成中共北满分局和松江省、哈尔滨市的工作任务外，还要亲自抓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有关需要请苏军协助解决的一些问题，也由他出面办理。
由于苏联红军迫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于11月17日通知中共的领导机关和武装部队退出哈尔滨，准备按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将城市的政权移交给国民党政府。20日，苏军下令限中共领导机关和部队3日内退出，违者武力解决。中共北满分局决定，除中共哈尔滨市委仍留市内，转入地下进行工作外，其余在22日夜有秩序地退出。
李兆麟作为苏联军事管制下省政府的副省长，仍在哈市继续进行工作，并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名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在哈市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顾全大局，根据组织的决定，李兆麟在12月26日辞去滨江省副省长职务，专做中苏友协工作。
1946年1月，哈尔滨已进入寒风凛冽、白雪皑皑的冬季，政治空气也日趋紧张。国民党委派的哈市市长杨绰庵已于1945年12月26日抵哈，1月就任哈尔滨市市长；国民党松江省省长关吉玉也于1月12日上任，随之，汉奸、伪军、叛徒、地主纷纷麋集市内，一时间把哈尔滨搅得乌烟瘴气。
这时，李兆麟在哈市是惟一的以公开身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中共北满分局的领导下，利用他在哈市人民中的威望和影响，利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这个职务，采取各种形式和方法，公开地同国民党人员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运用中共创办的《哈尔滨日报》和中苏友协的《北光日报》，公开宣传中共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和主张；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他发动哈尔滨各界人士捐献钱款，支援已来北满担负作战任务的我第三五九旅和新建起来的部队。他还通过各种社交活动，接触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反映给中共党组织。对国民党的官员，既要杯觥交错，又要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他还直接到学校里去做青年们的工作，许多青年都把李兆麟看作知心朋友。他利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启发群众觉悟，教育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新的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把李兆麟看作眼中钉、肉中刺，起初是给李兆麟写来一封又一封的恐吓信，李兆麟对此只是一笑置之，丝毫没有动摇他在新的岗位上战斗的意志和决心。于是，敌人策划的一场政治暗杀开始了。
在哈尔滨的一伙国民党军统特务躲在阴暗角落里，谋划杀害李兆麟的行动方案。1945年12月8日，体态和相貌与李兆麟相似的共产党员、《哈尔滨日报》社总务部长李钧，在中苏友协机关右侧拐角处被特务错认作李兆麟而遭枪杀。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毛诚一再提醒李兆麟，注意安全。同时，在决定给他配警卫员的同时，要他外出一定乘车。李兆麟坦诚地对毛诚说：“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只能前进，不能退缩求安。如果我的鲜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他早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1945年底，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经过慎重周密地思考，决定再次接受美国政府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处”，马歇尔来华。这是中国共产党继重庆谈判之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所做的又一次重大努力。
1946年2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开始为解决东北问题与国民党、美国举行谈判。马歇尔在东北问题上从一开始就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他不顾东北内战正在扩大，以履行“有帮助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条约义务”为借口，运用美军运输工具，不断向东北运送国民党部队。这时，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东北问题将成为斗争的焦点！”他指示东北中共组织，要与国民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李兆麟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思想更加坚定，利用掌握的事实，向公众不断揭露蒋介石真内战的阴谋。
1946年3月5日，哈尔滨市各界妇女1500多人隆重集会，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李兆麟参加大会，并遵约为“三八”节写下了“女同胞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的题词。就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党哈市市长杨绰庵的女秘书孙格龄（已被军统收买）约李兆麟当天下午到水道街9号会面，说有关于推选“国大”代表的重要情况要向他汇报。李兆麟因事先已有别的安排，未答应。午后，孙在电话中说，因事情紧急，请他务于3月9日下午3点到水道街9号。李兆麟当即应诺。
3月9日中午1点，李兆麟到南岗车站街（现红军街）1号参加市委会议。下午3点多，他向钟子云说，事先安排了一个会议，要去一下。途中车出故障，李兆麟转乘路经此地的《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唐景阳的大马车，回到中苏友协。这时，车子和警卫员还没回来，李兆麟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只身前往。他匆匆在台历上写下：下午3时应邀去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并让秘书于凯转告警卫员，回来后去找他。
水道街9号是一幢小楼，距中苏友协不过百米左右，李兆麟经常从这幢楼房门前路过。
这次，李兆麟刚一走进这幢楼，孙格龄就迎了出来，把他引进二层楼上一个房间。李兆麟坐下后喝了孙格龄拿来的一杯已放了毒药氰酸钾锂的红茶水，立刻发觉“茶”的味道不对。孙格龄忙说再换一杯，即走到房间门口，用事先约定的暗语，向着厨房高声说：“再换一杯吧！”说完便急忙溜走了。事先潜伏在厨房的杀手阎钟璋、高庆三、孟庆云一齐闯入房间。凶残的敌人朝李兆麟的头部和胸部连刺7刀，其中一刀贯通胸背。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就这样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暴徒杀害，时年36岁。
当天，李兆麟的警卫员李桂林回到中苏友协后，立即快步赶到水道街9号，大门紧闭；后他又和中苏友协的几位女同志再一次去，亦未有结果。钟子云获知此情况后，一面向苏军司令部报告，一面派人多方查找。
当天23时，苏军包围了水道街9号，实施戒严搜查，仍无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杀害李兆麟的凶手十分慌乱，他们本预谋将尸体支解，装入麻袋，投入松花江冰窟以毁尸灭迹，但这一阴谋在当天未能得逞。
在第2天的搜查中，终于从9号楼内的一个锁着房门的房间里，发现了李兆麟的遗体。
李兆麟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后，《解放日报》于3月16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震惊中外的消息。原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冯仲云等在同一天联名通电，要求“缉惩暗杀李兆麟将军的凶犯，追究主谋者……”
李兆麟这位“救国救民”、“除敌除寇”的民族英雄的被害，使人们猛醒，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真面目，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
国民党反动派惟恐中共的宣传工作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会使群众进一步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一方面无耻地制造流言蜚语，一方面扬言要派出暴徒爆炸安放李兆麟遗体的灵堂和追悼大会的会场。
得此情报后，中共有关方面经与苏军协商，由城外调进100名苏军武装部队人员，保卫灵堂和追悼大会现场。3月24日，追悼大会当天，苏军沿灵车行走的路线每隔20米就安排臂戴黑纱的双岗，追悼大会会场周围的一些楼房屋顶安排有轻重机枪，防范敌人破坏。
1946年4月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与各界代表l万多人，隆重举行追悼李兆麟同志大会。东北局书记彭真在会上号召“继承烈士遗志，为争取东北和平民主奋斗到底”。
此后，苏军按照中苏既定条约，由哈尔滨市撤出。我军应哈尔滨市各界代表之请，于1946年4月28日进入哈市。从这一天起，北满地区的交通枢纽、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哈尔滨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解放后，哈尔滨市各界在命名为“兆麟公园”的李兆麟同志的墓前建造了一座墓碑，墓碑上携刻着“民族英雄李兆麟之墓”9个金色大字，光彩熠熠。
不当亡国奴，远赴北平千里寻党
李兆麟，1910年11月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铧子乡后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高小毕业后，因家里无力提供学费而辍学务农，在家中放牛、耕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的家乡辽阳也被日军侵占。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李兆麟心中怒火燃烧。就在他焦虑不安的时候，收到了姨夫张一吼从北平写来的信，信中告诉李兆麟，他在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请李兆麟速来北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读完这封信，李兆麟发誓要走上革命道路：绝不当亡国奴，要杀敌救国，到北平去！
李兆麟到北平后，化名李烈生，经张一吼介绍，认识了当时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中担任常委的中共地下党员冯基平和担任执委的夏尚志。李兆麟如同异地逢亲人一样，急切地向他们倾诉目睹日本侵略军践踏我国河山、杀戮和奴役我国同胞的悲惨情景，介绍了辽阳一带群众高涨的反日活动。接着他以辽阳一个爱国青年的身份，请求抗日救国会派人去领导当地群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
为了在北平取得一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组织上帮助李兆麟缴纳了一笔学费，进入私立华北大学，成为该校的注册学生。
李兆麟一踏上革命的征程，就显露出他的智慧和胆识。此间，他经常去西郊门头沟，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1931年12月，东北爱国将领黄显声打电报给“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建议救国会速派得力人员潜回东北三省各地，组织和发动义勇军进行抗日斗争。救国会立即选派一批精干人员出关，被派出的人员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同盟会会员和各界爱国人士。
这时，在共青团北平市委工作的胡乔木找到正在北平弘达中学读书的东北籍共青团员林郁青，通知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东北从事抗日义勇军工作，并具体地向他交代了工作任务。胡乔木对他说：“和你同去的还有两个反帝同盟会的会员，都是东北人。一个叫李烈生，你们首先到他的家乡辽阳，和当地的一些自发的群众武装联络，打进去，领导他们抗日；另一个叫张一吼，他过去是东北讲武堂的，有些军事知识，抗日的热情很高。”两天后，胡乔木约林郁青、李兆麟到张一吼处，又把任务直接作了布置。李兆麟对此十分高兴，他千里迢迢来北平找党组织，要求回东北领导抗日斗争的心愿就要实现了。
参加义勇军，与日、伪军艰苦鏖战
李兆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回到家乡辽阳，运用自己的胆识和才能，打起团结抗日的旗帜，将当地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共有3500多人。
1932年5月，22岁的李兆麟光荣地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建立后，首先在辽阳一带同日本和投靠日军的反动土匪武装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后又参加了各地抗日义勇军袭击沈阳的战斗。二十四路军按照既定分工，于1932年8月28日23时，奔袭位于沈阳城东的日军东塔机场。这次攻打沈阳城的战斗，袭击了东塔机场，烧毁敌机27架，破坏了兵工厂的重要设备，捣毁了沈阳的无线电台，烧掉了汽油库，缴获了大量枪支和军需物资，还争取了伪靖安军一部士兵反正。这次军事行动产生的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它的实际战果。这次战斗后，日军派重兵围剿，虽几经周旋，二十四路军终因寡不敌众，在摩天岭战斗中被敌人打散。
1932年9月末，李兆麟来到沈阳，与中共奉天特委接上了联系。中共奉天特委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派他潜入本溪煤铁公司发动矿工开展抗日斗争。因沉重的劳动，紧张的工作，加上恶劣的生活环境，李兆麟染上了肺病，后竟吐起血来。1933年2月，中共奉天特委调他回沈阳休养治病。同年3月，为了照顾李兆麟，并方便工作，组织决定接李兆麟的母亲和他儿子来到沈阳，他们家成为中共的活动据点。这年5月，李兆麟被任命为中共奉天特委军事委员会干事兼青年士兵委员会负责人，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兵运工作中。6月，中共奉天特委遭到破坏，特委书记杨一辰等24名同志被捕入狱，李兆麟家也被搜查和监视。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中，李兆麟又坚持工作40多天。8月初，他怀着找党组织，迎接新战斗的期望，乘车北上，来到了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哈尔滨，揭开了他斗争经历中新的一页。
化名张玉华的李兆麟，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即同当时在中共满洲省委担任秘书长的冯仲云接上了联系。中共满洲省委在讨论李兆麟的工作时，考虑到他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又搞过农运、工运和兵运工作，于是便留他在省委。开始时，李兆麟负责一部分士兵运动和哈尔滨近郊的一部分义勇军的工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已显露出他抗日救国的献身精神和组织才能。9月，他被正式委任为省委军委的负责人。
根据当时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李兆麟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先后到北满群众斗争比较活跃、工作基础较好的海伦、巴彦、珠河等地巡视指导工作。在李兆麟的帮助指导下，按照中共北满特委的指示，中共海伦县支部于1934年7月改为海伦特支；9月，组建了海伦游击队，在海伦州部地区开展活动。在珠河，李兆麟、赵尚志和中共珠河县委，共同组建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为加强中共对正在发展中的各种武装部队的领导，1934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李兆麟到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工作，任副队长，队长是赵尚志。这时游击队已发展成为百余人的抗日队伍。游击队联合义勇军，攻打宾州城，解围三岙河，扩大了珠河、宾县一带反日游击战争，创造了一大块游击区，壮大了游击队伍，在地方上扩大了反日会及农民武装自卫队，影响越来越大，威信也越来越高。中共满洲省委指出：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同许多义勇军、山林队的联合作战中，显示出它是“目前满洲反日队伍中最坚强和最有战斗力的队伍”。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在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吸收义勇军和山林队，成立了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总队，计450多人。哈东支队胜利地开辟了珠河、宾县、延寿、方正、五常等县反日游击区，创建了以三股流、侯林乡为中心的珠河根据地，生产、支前等各项工作都发展得很快。1934年夏，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 为响应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中关于“成立国防政府”“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号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与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汤原游击队等抗日部队，于1935年1月，在汤原吉星沟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即“汤原会议”），李兆麟被选为会议的执行主席。经过协商，会议通过了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定，并公举赵尚志为总司令、李兆麟为总政治部主任。之后，汤原反日游击总队在赵尚志、李兆麟的帮助之下，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李兆麟兼任第六军代理政治部主任。
为了更好地完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第六军共同建立汤旺河后方根据地的任务，转移敌人的视线，赵尚志率主力进行西征，李兆麟以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和三、六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身份留守汤旺河，着手建立汤旺河后方根据地的工作。他带领部队连续组织了岔巴气、老钱柜战斗，扫除了汤旺河一带残敌，使这一带完全在我抗日部队控制之下。接着，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军事政治学校，李兆麟亲任教育长，分期轮训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地方主要负责干部，前后办了3期，共培训干部100多人，对部队和地方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6年1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后成立的是北满临时省委）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1937年6月，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的再三请求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同意李兆麟回第三军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到了第三军后，立即对部队进行作风、纪律、思想、组织上的整顿。这次整顿对第三军的发展和巩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爆发的七七事变，掀起了东北军民抗日斗争的新浪潮。活动在北满各地的抗联各军和抗日游击队与根据地人民，主动出击，有力地打击敌人，尤其是活动在伪三江省松花江下游两岸广大地区的抗联部队十分活跃。对此，日伪统治当局惊呼：“三江已变成共党乐土！”
这年冬，日军进一步加紧对抗联部队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抗联部队损失较大，游击根据地日益缩小，衣、食、住和枪支弹药均发生困难，斗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为了尽快地突破敌人对松花江下江地区抗日部队的包围，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由李兆麟、冯仲云等领导的，活跃在松花江下游两岸的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按照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决定，以一部坚持原地斗争，主力则分三批远征海伦，开辟新的游击区。经过艰苦工作和多次浴血战斗，远征部队终于胜利完成任务，先后到达海伦的后方基地。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共对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李兆麟召开了西征到达此地的各军师团级干部会议。会上对建立抗日联军西北指挥部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各项细则，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最后形成了《东北抗日联军西北指挥部临时行动纲领及临时规则》。会后，建立了以许亨植为指挥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指挥部。
1939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成立，李兆麟任总指挥，许亨植任总参谋长，下辖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4个军。第三路军的建立，不仅鼓舞了部队的斗志，也使李兆麟激动不已，他亲自编写了按《反日大同盟》歌曲调子填词的《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他还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体现我军性质和宗旨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归纳成10项内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军人十大要义歌》，在部队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唱。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在黑嫩平原地区纵横驰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打了不少胜仗，使日伪震惊。为扑灭龙北地区燃烧的抗日烈火，1939年冬，数千名日伪军在讷河、嫩江一带开始对抗日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对抗日联军进行疯狂“讨伐”，使第三路军的龙北部队减员很多。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1939年11月，在龙北召开包括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突破敌人“讨伐”，开展游击运动的新部署。实行这些新部署，使龙北斗争形势稍有改观。之后，李兆麟根据组织要求，结合第三路军的现状，向全军提出：巩固部队，武装群众，后方建设、山边游击与平原游击相结合和训练干部等4项要求。实现这些要求，对第三路军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进入1941年，抗联第三路军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局面。日本侵略者在汤原、通河、木兰、东兴接连延长到嫩江县北部数千里，包括小兴安岭与嫩江平原的毗连地带，建立了许多“日本开拓团”、“青年义勇队训练所”，并且由木兰关至嫩江建立了27处沿山高地的监视哨兵营，用以控制抗联部队往山林与平原毗连地带的出入，隔断部队与平原地区群众的联系。同时，调动重兵在抗联部队活动地区进行反复“围剿”，战术上采用了在平原上利用快速部队配合空军及机械化部队分进合击；在山林地带则利用分区“扫荡”、追踪、设伏、堵击、奇袭等，企图专门破坏抗联部队后方和指挥机关。进入冬季，在日军所渭“冬季大讨伐”中，采用“铁壁合围”、“篦梳山林”等战术，将抗联第三路军围困在深山老林之中，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空前残酷阶段。
这时，抗联的第一、二路军的主力部队，已于1940年12月相继进入苏联境内进行整顿训练。留在东北继续战斗的第三路军，人员虽已锐减，但队伍更加精悍，斗志更加坚定。1941年夏季，部队曾接连出击，打了几次胜仗，但损失也很严重，不少干部壮烈牺牲。特别是这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伪满洲国傀儡政府颁布了战时法令，宣布“满洲处于战争状态”。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兵力由40万激增到76万，为对苏联发动战争作准备，也对我抗联部队活动进一步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此形势下，李兆麟当机立断，决定按1940年1月24日在苏联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召开的会议确定的方针，除留下两支小分队继续坚持斗争外，第三路军由李兆麟率领，分别从萝北、乌云、黑河等地过界进入苏联境内休整。
抗联一、二、三路军进入苏联境地集中整训，这是东北抗联为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在斗争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整训工作是在“东北党领导干部临时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的，李兆麟是这个临时支部3位核心领导人之一。这个组织实际上起了中共东北领导机关的作用：对内，领导野营整训的基层党委和仍在东北艰难环境里坚持游击战的抗联小部队党的组织；对外，则代表中共东北的领导机关，负责进行与苏联远东军的联络、协商等事宜。这个党组织一直延续到1942年9月抗联步兵教导旅党组织正式成立，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1942年6月，苏联远东军司令部邀请李兆麟、周保中到伯力，转达苏方同意他们关于进一步集中整训的建议。随后，周、李将整训部队以及被派回东北执行任务和在东北坚持抗日活动的人员编成抗联步兵教导旅。周保中被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委任为中国特别旅（亦称苏联红军远东红旗军第88旅）旅长，李兆麟被委任为政治委员（后改称政治副旅长）。9月，传来共产国际正式批准周、李提出的关于建立新的中共东北临时委员会的请求，随即选出中共东北特别支部：执行委员11人、候补执行委员2人，李兆麟被选为执行委员。自此，中共东北临时委员会正式成立。
在苏联整训的东北抗联人员，在中共东北临时委员会和教导旅周保中、李兆麟的直接领导下，正式展开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等紧张的整训活动。通过这一段整训，不仅使全体指战员学到了军事知识和技术，增强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而且提高了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加强了团结，激发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热情，坚定了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而献身的决心。所有这些都为返回东北战场，夺取抗日斗争的胜利，在军事上和政治思想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赴会水道街，惨遭军统特务暗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垮台，沦陷了14年的东北大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根据组织上的决定，东北抗联将领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率330多名抗联干部，随苏军首先进入东北。李兆麟带领百余名抗联干部，分别进入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
苏军进驻哈市后，实行全面军事管制，李兆麟担任哈尔滨市卫戍司令部副司令。他根据上级的指示，迅速展开建立中共党组织、建立人民军队和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
首先建立了中共松江地区委员会，统一领导哈尔滨地区的工作。地委书记为李兆麟。地委以下又相继组成中共哈尔滨市委及珠河、阿城、方正等13个县委。原在哈市活动的中共地下组织——中共哈尔滨工委和一些同志自发组织起来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先后在李兆麟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同时，李兆麟直接抓人民武装的建设工作，他派马克正、单立志等到阿城、一面坡、巴彦等地发展人民武装，他本人在哈尔滨也很快地建立起一支有几百人参加的3个保安大队。10月1日，在哈尔滨成立了苏军管制时期的滨江省政府，李兆麟出任副省长。在任职期间，他为社会秩序的恢复、民众团体的组建、贸易的振兴和民生的安定，披肝沥胆，昼夜操劳，政绩卓著，深受哈市各界的赞扬。
1945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东北局派王建中等10多人到哈市，同李兆麟取得联系，随后成立了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钟子云为书记，李兆麟等为委员。同时，由李兆麟出面，以原滨江省政府名义，在3个保安大队的基础上，组建了哈尔滨市保安总队，并很快扩充为3000多人。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出的干部陆续到达哈尔滨，随着部队的发展，干部的增多，中共滨江省工委派干部和武装人员到滨江省的14个县发展武装，建立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随后，又成立了4个专区和地委。11月16日，陈云等同志抵哈尔滨，中共北满分局组成，陈云任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李兆麟为中共北满分局委员、中共松江省委委员、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务委员。李兆麟的工作当时是十分繁忙的，除完成中共北满分局和松江省、哈尔滨市的工作任务外，还要亲自抓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有关需要请苏军协助解决的一些问题，也由他出面办理。
由于苏联红军迫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于11月17日通知中共的领导机关和武装部队退出哈尔滨，准备按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将城市的政权移交给国民党政府。20日，苏军下令限中共领导机关和部队3日内退出，违者武力解决。中共北满分局决定，除中共哈尔滨市委仍留市内，转入地下进行工作外，其余在22日夜有秩序地退出。
李兆麟作为苏联军事管制下省政府的副省长，仍在哈市继续进行工作，并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名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在哈市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顾全大局，根据组织的决定，李兆麟在12月26日辞去滨江省副省长职务，专做中苏友协工作。
1946年1月，哈尔滨已进入寒风凛冽、白雪皑皑的冬季，政治空气也日趋紧张。国民党委派的哈市市长杨绰庵已于1945年12月26日抵哈，1月就任哈尔滨市市长；国民党松江省省长关吉玉也于1月12日上任，随之，汉奸、伪军、叛徒、地主纷纷麋集市内，一时间把哈尔滨搅得乌烟瘴气。
这时，李兆麟在哈市是惟一的以公开身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中共北满分局的领导下，利用他在哈市人民中的威望和影响，利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这个职务，采取各种形式和方法，公开地同国民党人员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运用中共创办的《哈尔滨日报》和中苏友协的《北光日报》，公开宣传中共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和主张；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他发动哈尔滨各界人士捐献钱款，支援已来北满担负作战任务的我第三五九旅和新建起来的部队。他还通过各种社交活动，接触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反映给中共党组织。对国民党的官员，既要杯觥交错，又要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他还直接到学校里去做青年们的工作，许多青年都把李兆麟看作知心朋友。他利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启发群众觉悟，教育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新的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把李兆麟看作眼中钉、肉中刺，起初是给李兆麟写来一封又一封的恐吓信，李兆麟对此只是一笑置之，丝毫没有动摇他在新的岗位上战斗的意志和决心。于是，敌人策划的一场政治暗杀开始了。
在哈尔滨的一伙国民党军统特务躲在阴暗角落里，谋划杀害李兆麟的行动方案。1945年12月8日，体态和相貌与李兆麟相似的共产党员、《哈尔滨日报》社总务部长李钧，在中苏友协机关右侧拐角处被特务错认作李兆麟而遭枪杀。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毛诚一再提醒李兆麟，注意安全。同时，在决定给他配警卫员的同时，要他外出一定乘车。李兆麟坦诚地对毛诚说：“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只能前进，不能退缩求安。如果我的鲜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他早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1945年底，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经过慎重周密地思考，决定再次接受美国政府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处”，马歇尔来华。这是中国共产党继重庆谈判之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所做的又一次重大努力。
1946年2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开始为解决东北问题与国民党、美国举行谈判。马歇尔在东北问题上从一开始就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他不顾东北内战正在扩大，以履行“有帮助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条约义务”为借口，运用美军运输工具，不断向东北运送国民党部队。这时，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东北问题将成为斗争的焦点！”他指示东北中共组织，要与国民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李兆麟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思想更加坚定，利用掌握的事实，向公众不断揭露蒋介石真内战的阴谋。
1946年3月5日，哈尔滨市各界妇女1500多人隆重集会，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李兆麟参加大会，并遵约为“三八”节写下了“女同胞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的题词。就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党哈市市长杨绰庵的女秘书孙格龄（已被军统收买）约李兆麟当天下午到水道街9号会面，说有关于推选“国大”代表的重要情况要向他汇报。李兆麟因事先已有别的安排，未答应。午后，孙在电话中说，因事情紧急，请他务于3月9日下午3点到水道街9号。李兆麟当即应诺。
3月9日中午1点，李兆麟到南岗车站街（现红军街）1号参加市委会议。下午3点多，他向钟子云说，事先安排了一个会议，要去一下。途中车出故障，李兆麟转乘路经此地的《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唐景阳的大马车，回到中苏友协。这时，车子和警卫员还没回来，李兆麟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只身前往。他匆匆在台历上写下：下午3时应邀去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并让秘书于凯转告警卫员，回来后去找他。
水道街9号是一幢小楼，距中苏友协不过百米左右，李兆麟经常从这幢楼房门前路过。
这次，李兆麟刚一走进这幢楼，孙格龄就迎了出来，把他引进二层楼上一个房间。李兆麟坐下后喝了孙格龄拿来的一杯已放了毒药氰酸钾锂的红茶水，立刻发觉“茶”的味道不对。孙格龄忙说再换一杯，即走到房间门口，用事先约定的暗语，向着厨房高声说：“再换一杯吧！”说完便急忙溜走了。事先潜伏在厨房的杀手阎钟璋、高庆三、孟庆云一齐闯入房间。凶残的敌人朝李兆麟的头部和胸部连刺7刀，其中一刀贯通胸背。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就这样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暴徒杀害，时年36岁。
当天，李兆麟的警卫员李桂林回到中苏友协后，立即快步赶到水道街9号，大门紧闭；后他又和中苏友协的几位女同志再一次去，亦未有结果。钟子云获知此情况后，一面向苏军司令部报告，一面派人多方查找。
当天23时，苏军包围了水道街9号，实施戒严搜查，仍无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杀害李兆麟的凶手十分慌乱，他们本预谋将尸体支解，装入麻袋，投入松花江冰窟以毁尸灭迹，但这一阴谋在当天未能得逞。
在第2天的搜查中，终于从9号楼内的一个锁着房门的房间里，发现了李兆麟的遗体。
李兆麟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后，《解放日报》于3月16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震惊中外的消息。原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冯仲云等在同一天联名通电，要求“缉惩暗杀李兆麟将军的凶犯，追究主谋者……”
李兆麟这位“救国救民”、“除敌除寇”的民族英雄的被害，使人们猛醒，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真面目，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
国民党反动派惟恐中共的宣传工作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会使群众进一步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一方面无耻地制造流言蜚语，一方面扬言要派出暴徒爆炸安放李兆麟遗体的灵堂和追悼大会的会场。
得此情报后，中共有关方面经与苏军协商，由城外调进100名苏军武装部队人员，保卫灵堂和追悼大会现场。3月24日，追悼大会当天，苏军沿灵车行走的路线每隔20米就安排臂戴黑纱的双岗，追悼大会会场周围的一些楼房屋顶安排有轻重机枪，防范敌人破坏。
1946年4月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与各界代表l万多人，隆重举行追悼李兆麟同志大会。东北局书记彭真在会上号召“继承烈士遗志，为争取东北和平民主奋斗到底”。
此后，苏军按照中苏既定条约，由哈尔滨市撤出。我军应哈尔滨市各界代表之请，于1946年4月28日进入哈市。从这一天起，北满地区的交通枢纽、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哈尔滨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解放后，哈尔滨市各界在命名为“兆麟公园”的李兆麟同志的墓前建造了一座墓碑，墓碑上携刻着“民族英雄李兆麟之墓”9个金色大字，光彩熠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