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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办好了,就能给国家纳税,就能帮助解决就业问题。也就是先要把企业内部的文章做好,才能惠及社会。这里面要做的东西太多了,不是企业家们的一句豪言壮语就能概括的。
在企业文化越来越盛行于社会的今天,企业家的“话语权”呈现出强势,一不小心,你就会听到或看到某些企业家们在某些公开场合的“豪言壮语”。企业家们在公开场合的谈话大多不会围绕着“如何赚钱”之类的话题而大发豪情,“社会责任”最近正成为擅长“脱口秀”的企业家们青睐有加的题目。
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的应有之义,不是简单的煽情造势能表达的
社会责任是一个老话题,任何个体和组织都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场运动的兴起却是这几十年的事。尤其对国内的企业家来讲,社会责任确是一个崭新的题目,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还处在“摸索” 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其背景是一再发生的重大安全环境事故。一些行业责任协会随之相继成立,主要是针对重大环境、安全事故。90年代初期,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发动“反血汗工厂运动”,在劳工和人权等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组织和消费者的压力下,许多知名品牌公司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后演变为 “企业生产守则运动”,在此基础上,企业的“内部生产守则”逐步转变为“社会约束” (social regulation)的“外部生产规则”。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在其地域范围内制定了完善的公司行为原则。进入新世纪,全球范围内的关于社会责任的论坛和行为准则的制定也开始兴起。
现在这股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春风吹到了中国,在经过20多年的粗放式增长的今天,其现实意义不言自明。国家提出的“和谐战略”与之不谋而合,现在上上下下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都很重视和关注,甚至在社会上形成了一波学习和讨论的热潮,这当然是好事。好东西,就应该深入务实地搞起来,这没有问题。中国人往往对什么先进概念都消化接受得特别快,一眨眼,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已经遍地开花了,并且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各种论坛、评选活动、颁奖晚会接踵而至,目不暇接。企业家们趁着这种种活动,当然不会坐失良机,纷纷即兴表态,展望未来,每每把自己塑造为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急先锋。更特别的是他们擅长声情并茂,以情动人,引发感叹也引出了质疑声一片。煽情造势虽说是现在整个国家文化上的通病,但企业家们还是绝对要不得的,那样会丢弃自己的职业本色,而且会进一步影响到民族产业的挺立。
在今年两会上,人们听到了一位来自浙江的企业家代表的声音:我不在乎富豪榜,而更在乎慈善榜!”这样的表态在具备健全社会道德的企业家中很是典型,在其他场合也听到不少,企业家做到这个份上,实在难能可贵。但仔细琢磨这句话,还是感觉到话里冲劲有余,韧劲不足。此话怎么讲呢?其实富豪榜也好,慈善榜也好,在企业家的语义里,其实是两个符号。前者象征着企业家财富的增长,后者则指代了企业家对社会的回报。因此,换一种方式来解读“我不在乎富豪榜,而更在乎慈善榜”这句话,不妨可以这样理解:我并不在乎能多挣多少钱,而更在乎为社会做了些什么。
现实吗?企业家不赚钱,又如何能保证对社会的回报呢?其实“赚钱”和“回报”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都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在最为直接的层面,其实就是办好企业。企业办好了,就能给国家纳税,就能帮助解决就业问题。也就是先要把企业内部的文章做好,才能惠及社会。这里面要做的东西太多了,不是企业家们的一句豪言壮语就能概括的。劳动合同、职业健康、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直至到整个企业的运营,都关系到社会责任。曾经看到某房地产老板的一篇关于社会责任的文章,他问一位下属,他们公司的应用软件有没有盗版的?下属毫不犹疑地答,大部分都是!房产老板感叹:如果一个企业连知识产权都不尊重的话,还谈什么社会责任!可见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远不是某些企业家想的那么简单。
企业家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操守对整个社会都有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是个系统工程,目前我国一些企业在这方面的认知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更不用说实际推行的成果了。当然就单个企业来说,确有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慈善事业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绝不是如此简单,它需要从国家层面、法律法规层面不断作用于企业内核,最后再由内而外,作用到整个社会体系的运行。而我们的企业家们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尤其在发表相关的言论时,千万不要随着一时的感情支配而不能理性客观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应该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后再提出自己坚实的看法。企业家是现今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操守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有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他们在有关社会责任问题上的过度滥情的渲染有时只是空头支票,是炒作自己的一种方式。
相比那些富有道德自觉性的企业家,有些企业家只是借“社会责任”来装点门面,沽名钓誉,他们信奉着“无商不奸”的古老信条,人前做秀,人后忘光,而自己浑然不觉,他们真正算是“脱口秀”的高手。他们一想到社会责任就两个概念:“不能死人”和“捐钱做好事”,这两点都没有错,但仔细一想这两点还是逃脱不了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老套路,怕死人是因为怕承担企业自身的损失和舆论压力,做好事则为了让企业有个好形象。他们没有想过企业作为社会有机组成的一分子,其存在价值便是对于社会的责任,这些本都该是企业存在的应有之义,而不是额外的善举。正因为这些企业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样的意识和理念,他们喜欢在众人面前大力地宣扬自己做过的“善举”,甚至是一时冲动的“善举规划”。明眼人大概都可以想象得出来,“善举规划”也是分两种的:一种是真的想准备做点好事,装装自己的门面;另一种只是抱着说话不要钱的态度,先说了再说,沽名钓誉要紧,在人前慷慨激昂,极尽煽情之能事,至于以后做不做,他还没想过呢。
6月15日,《福布斯》排名世界首富、微软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比尔·盖茨宣布,他将从2008年起,不再打理公司日常运营事务,转而全力投入盖茨夫妇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盖茨是个生意人,现在慈善事业成了他全部的“生意”。可以预料,看到这一新闻,国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国的企业家什么时候能像盖茨这样慷慨,承担起社会责任?然后,人们很可能马上就会开始对中国企业家无心慈善事业进行愤怒的谴责。无端的谴责是没必要的,盖茨的事业基础和所处的社会福利环境是国内企业家们没办法比的。最近发现一些网友质疑的文章,内容是弹劾杨澜怎么可能捐款5.5亿元,无聊至极,也可隐约窥探国内的慈善环境的不健全。而恰恰是这些刻薄的批评与猜疑,成为过去20多年涌现出来的企业家群体和富裕阶层从事慈善事业的一大社会障碍。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会对富人的一举一动变得这么敏感多疑,什么事都愿意往坏处想?这对致力于推动社会责任的中国企业家们提出了极具现实意义的思考。如果还是只想以情动人,靠一时冲动的豪言壮语打动人心,那么还是很难改变目前慈善事业的大环境,也无益于整个社会责任概念的推行。
出现这种局面,是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的。由于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权力始终没有受到有效限制,企业从事正常经营活动也得寻求政府官员明里暗里的支持,这导致企业与权力之间关系过于密切,这本身就腐蚀了企业家的心灵,令其圆滑世故,“混”感十足;而他们获得的财产也缺乏充分的正当性。没有人会怀疑盖茨的资产来路不明,这让他可以坦坦荡荡。而在中国,新富的企业家们一般对自己的资产数额和发家历程讳莫如深。一些企业家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养成必要的公民伦理和社会责任意识,甚至有一些暴发户为富不仁,作威作福,民众对之印象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在改革开放形成的社会资源再配置中获利较少,在教育、交通、信息、就业环境等方面处在先天不足的不利局面,因而其收入提高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脱节了。贫富差距的拉大,进一步加深了普通民众对富裕阶层的不信任甚至是“仇富”心理。正是这种心理状态,影响了民众对富有阶层一些社会举措的正确判断。
企业家把企业做好并符合社会法律法规要求比做慈善事业更重要
要改变这种局面,依赖的是国家整体运行机制的不断改革、健全和发展。对企业家来讲,最主要的还是拿出个人的财富投资创办企业,创造就业岗位,并按照公平原则对待员工,在安全和环保方面能做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本身就是在服务社会,在此之外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从理论上说,企业家把企业做好并符合社会法律法规要求比做慈善事业更重要。在慈善事业上,社会无须给企业家施加太大压力,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他们如何把社会责任落实到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
在武汉有一幢由洋人设计建造的大楼,人们猜测,该楼大概建于20世纪初期。1998年,突然有一封奇怪的信寄到这幢大楼的用户手里。信中说:该大楼建于1917年,工程保质期80年,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再出什么问题,本公司概不负责。落款是英国一家建筑公司。让人震撼的是“权责分明”。估计如果这幢大楼在80年内坏了或是倒掉,里面的用户是无论怎么也想不起来去找英国人算账的,但英国的这家建筑公司却是一直有着这样的准备,如果因为大楼的质量问题而被这些用户找上门的话,他们不会有多奇怪的。中国的企业家们喜欢在责任面前讲感情,在责任面前谈抱负,也并没有错,但我们这个国家现在确实不缺少感情的恣意喷发,更不需要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脱口秀,而更应该让理性的光芒来引导我们,Just do your business!做你该做的,一切才会行动起来。
在企业文化越来越盛行于社会的今天,企业家的“话语权”呈现出强势,一不小心,你就会听到或看到某些企业家们在某些公开场合的“豪言壮语”。企业家们在公开场合的谈话大多不会围绕着“如何赚钱”之类的话题而大发豪情,“社会责任”最近正成为擅长“脱口秀”的企业家们青睐有加的题目。
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的应有之义,不是简单的煽情造势能表达的
社会责任是一个老话题,任何个体和组织都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场运动的兴起却是这几十年的事。尤其对国内的企业家来讲,社会责任确是一个崭新的题目,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还处在“摸索” 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其背景是一再发生的重大安全环境事故。一些行业责任协会随之相继成立,主要是针对重大环境、安全事故。90年代初期,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发动“反血汗工厂运动”,在劳工和人权等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组织和消费者的压力下,许多知名品牌公司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后演变为 “企业生产守则运动”,在此基础上,企业的“内部生产守则”逐步转变为“社会约束” (social regulation)的“外部生产规则”。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在其地域范围内制定了完善的公司行为原则。进入新世纪,全球范围内的关于社会责任的论坛和行为准则的制定也开始兴起。
现在这股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春风吹到了中国,在经过20多年的粗放式增长的今天,其现实意义不言自明。国家提出的“和谐战略”与之不谋而合,现在上上下下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都很重视和关注,甚至在社会上形成了一波学习和讨论的热潮,这当然是好事。好东西,就应该深入务实地搞起来,这没有问题。中国人往往对什么先进概念都消化接受得特别快,一眨眼,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已经遍地开花了,并且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各种论坛、评选活动、颁奖晚会接踵而至,目不暇接。企业家们趁着这种种活动,当然不会坐失良机,纷纷即兴表态,展望未来,每每把自己塑造为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急先锋。更特别的是他们擅长声情并茂,以情动人,引发感叹也引出了质疑声一片。煽情造势虽说是现在整个国家文化上的通病,但企业家们还是绝对要不得的,那样会丢弃自己的职业本色,而且会进一步影响到民族产业的挺立。
在今年两会上,人们听到了一位来自浙江的企业家代表的声音:我不在乎富豪榜,而更在乎慈善榜!”这样的表态在具备健全社会道德的企业家中很是典型,在其他场合也听到不少,企业家做到这个份上,实在难能可贵。但仔细琢磨这句话,还是感觉到话里冲劲有余,韧劲不足。此话怎么讲呢?其实富豪榜也好,慈善榜也好,在企业家的语义里,其实是两个符号。前者象征着企业家财富的增长,后者则指代了企业家对社会的回报。因此,换一种方式来解读“我不在乎富豪榜,而更在乎慈善榜”这句话,不妨可以这样理解:我并不在乎能多挣多少钱,而更在乎为社会做了些什么。
现实吗?企业家不赚钱,又如何能保证对社会的回报呢?其实“赚钱”和“回报”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都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在最为直接的层面,其实就是办好企业。企业办好了,就能给国家纳税,就能帮助解决就业问题。也就是先要把企业内部的文章做好,才能惠及社会。这里面要做的东西太多了,不是企业家们的一句豪言壮语就能概括的。劳动合同、职业健康、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直至到整个企业的运营,都关系到社会责任。曾经看到某房地产老板的一篇关于社会责任的文章,他问一位下属,他们公司的应用软件有没有盗版的?下属毫不犹疑地答,大部分都是!房产老板感叹:如果一个企业连知识产权都不尊重的话,还谈什么社会责任!可见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远不是某些企业家想的那么简单。
企业家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操守对整个社会都有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是个系统工程,目前我国一些企业在这方面的认知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更不用说实际推行的成果了。当然就单个企业来说,确有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慈善事业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绝不是如此简单,它需要从国家层面、法律法规层面不断作用于企业内核,最后再由内而外,作用到整个社会体系的运行。而我们的企业家们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尤其在发表相关的言论时,千万不要随着一时的感情支配而不能理性客观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应该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后再提出自己坚实的看法。企业家是现今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操守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有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他们在有关社会责任问题上的过度滥情的渲染有时只是空头支票,是炒作自己的一种方式。
相比那些富有道德自觉性的企业家,有些企业家只是借“社会责任”来装点门面,沽名钓誉,他们信奉着“无商不奸”的古老信条,人前做秀,人后忘光,而自己浑然不觉,他们真正算是“脱口秀”的高手。他们一想到社会责任就两个概念:“不能死人”和“捐钱做好事”,这两点都没有错,但仔细一想这两点还是逃脱不了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老套路,怕死人是因为怕承担企业自身的损失和舆论压力,做好事则为了让企业有个好形象。他们没有想过企业作为社会有机组成的一分子,其存在价值便是对于社会的责任,这些本都该是企业存在的应有之义,而不是额外的善举。正因为这些企业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样的意识和理念,他们喜欢在众人面前大力地宣扬自己做过的“善举”,甚至是一时冲动的“善举规划”。明眼人大概都可以想象得出来,“善举规划”也是分两种的:一种是真的想准备做点好事,装装自己的门面;另一种只是抱着说话不要钱的态度,先说了再说,沽名钓誉要紧,在人前慷慨激昂,极尽煽情之能事,至于以后做不做,他还没想过呢。
6月15日,《福布斯》排名世界首富、微软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比尔·盖茨宣布,他将从2008年起,不再打理公司日常运营事务,转而全力投入盖茨夫妇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盖茨是个生意人,现在慈善事业成了他全部的“生意”。可以预料,看到这一新闻,国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国的企业家什么时候能像盖茨这样慷慨,承担起社会责任?然后,人们很可能马上就会开始对中国企业家无心慈善事业进行愤怒的谴责。无端的谴责是没必要的,盖茨的事业基础和所处的社会福利环境是国内企业家们没办法比的。最近发现一些网友质疑的文章,内容是弹劾杨澜怎么可能捐款5.5亿元,无聊至极,也可隐约窥探国内的慈善环境的不健全。而恰恰是这些刻薄的批评与猜疑,成为过去20多年涌现出来的企业家群体和富裕阶层从事慈善事业的一大社会障碍。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会对富人的一举一动变得这么敏感多疑,什么事都愿意往坏处想?这对致力于推动社会责任的中国企业家们提出了极具现实意义的思考。如果还是只想以情动人,靠一时冲动的豪言壮语打动人心,那么还是很难改变目前慈善事业的大环境,也无益于整个社会责任概念的推行。
出现这种局面,是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的。由于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权力始终没有受到有效限制,企业从事正常经营活动也得寻求政府官员明里暗里的支持,这导致企业与权力之间关系过于密切,这本身就腐蚀了企业家的心灵,令其圆滑世故,“混”感十足;而他们获得的财产也缺乏充分的正当性。没有人会怀疑盖茨的资产来路不明,这让他可以坦坦荡荡。而在中国,新富的企业家们一般对自己的资产数额和发家历程讳莫如深。一些企业家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养成必要的公民伦理和社会责任意识,甚至有一些暴发户为富不仁,作威作福,民众对之印象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在改革开放形成的社会资源再配置中获利较少,在教育、交通、信息、就业环境等方面处在先天不足的不利局面,因而其收入提高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脱节了。贫富差距的拉大,进一步加深了普通民众对富裕阶层的不信任甚至是“仇富”心理。正是这种心理状态,影响了民众对富有阶层一些社会举措的正确判断。
企业家把企业做好并符合社会法律法规要求比做慈善事业更重要
要改变这种局面,依赖的是国家整体运行机制的不断改革、健全和发展。对企业家来讲,最主要的还是拿出个人的财富投资创办企业,创造就业岗位,并按照公平原则对待员工,在安全和环保方面能做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本身就是在服务社会,在此之外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从理论上说,企业家把企业做好并符合社会法律法规要求比做慈善事业更重要。在慈善事业上,社会无须给企业家施加太大压力,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他们如何把社会责任落实到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
在武汉有一幢由洋人设计建造的大楼,人们猜测,该楼大概建于20世纪初期。1998年,突然有一封奇怪的信寄到这幢大楼的用户手里。信中说:该大楼建于1917年,工程保质期80年,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再出什么问题,本公司概不负责。落款是英国一家建筑公司。让人震撼的是“权责分明”。估计如果这幢大楼在80年内坏了或是倒掉,里面的用户是无论怎么也想不起来去找英国人算账的,但英国的这家建筑公司却是一直有着这样的准备,如果因为大楼的质量问题而被这些用户找上门的话,他们不会有多奇怪的。中国的企业家们喜欢在责任面前讲感情,在责任面前谈抱负,也并没有错,但我们这个国家现在确实不缺少感情的恣意喷发,更不需要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脱口秀,而更应该让理性的光芒来引导我们,Just do your business!做你该做的,一切才会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