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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何志明把苦心经营5年的制鞋企业关停了，厂房已经转让，此时他“暂时失业”，在家“休养”。
何志明经营的鞋企规模不大，高峰时有员工110多人，一年产值800万元。何志明告诉记者，这两年制鞋所需的几十种原材料都在不断涨价，而成品鞋价格却涨不上去，生产一双鞋的利润只有1元左右，工厂运营只能基本持平，无奈之下只有把企业关停。
在“中国鞋都”温州，制鞋企业无疑正经历着一场“寒冬”。温州鞋革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温州鞋企从2003年的5000多家，如今已锐减至2600余家，短短5年关停数量近一半之巨。
像何志明关停企业的事情，在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温州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波及的行业也不仅仅是制鞋业，服装、打火机、眼镜、锁具等众多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关停现象同样堪忧。
2007年以来，浙江大批制造型中小企业正在遭遇包括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提高、海外市场萎缩、从紧货币政策带来融资困难等“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浙江经济“拐点论”和“危机论”也一时甚嚣尘上。
“倒闭潮”与资金困局
浙江的中小企业似乎笼罩在一片悲歌之中。
此前，媒体一度盛传“浙江民企20％中小企业倒闭”。8月11日，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的“浙江民营经济创业创新之路”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政府对传言专门进行了澄清，“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官方说法企业倒闭并非传言那么严重，但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从2008年初开始，浙江一些知名企业的老总或出走或自杀就是一个佐证。
在温州，永嘉的云光泵阀制造公司创办人朱吉光由于无法承担三角的高利贷债务，已经服毒自尽；在金华兰溪，浙江著名的中成药公司，一新制药公司掌门人郑亚津，同因资金链断裂而自缢身亡；在义乌，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由于无法支付高利贷远遁海外；在杭州，南望集团老总一夜间突然消失；在嘉兴，旭莱服饰公司创始人一家失踪。
2008年以来，浙江知名企业老总出走或自杀的新闻已经令人麻木。这一连串的企业变故也为浙商耀眼的光环蒙上了一层阴影。
单是温州，温州市经贸委7月初曾对该市31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15521家中小企业进行过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当地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达1259家，占调查总数的8.1％，比一季度增加2.1个百分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知名企业的倒闭因素又几无例外——资金链出现危机。
2003年开始的“紧缩政策”，到今年是第6年。特别是2007年底以来，央行加大了货币调控力度，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叠加下，持续的紧缩使得国内银行资金流动性大减。此外，国内中小企业获得信贷的难度加大，众多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的生存出现危机。
融资问题一直是浙江中小企业的老大难问题，今年犹甚。据银监会统计，2008年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贷款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000亿元贷款落实到中小企业，占了全部商业贷款的15％，比去年同期减少300亿元，中小企业融资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位浙江企业家告诉记者，甚至有企业在接到大额订单的情况下，向银行申请贷款也未能如愿，只得放弃订单。
温州一位熟知金融界的人士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来说明贷款难问题：“3年前，银行经理为了把钱贷出去，经常请企业主吃饭。而这两年的情况是，企业主到处请银行信贷经理吃饭，但最终也贷不出钱来。”
在民间借贷盛行的浙江，资金出现紧张的企业，进而转向民间借贷。温州一位企业家告诉记者，因为普遍的资金紧张，抬高了民间借贷的利率。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说，温州确实有6000亿元的财力，但广大中小企业却为缺乏发展资金而苦恼，这是一个市场悖论。据他估计，目前温州民间金融的流动规模已经达到600亿元。但是，由于温州企业众多，资金缺口依然庞大。
在浙江，除了像何志明那样因为市场因素导致无钱可赚关停企业外，一些老总出走或自杀，皆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资金链断裂的很大原因，是因为“拆借高利贷和盲目投资”。
资金的匮乏使不少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不借钱等死，借钱是找死。”不止一位企业主这样对记者说。
景气指数不“景气”
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诸多摊主向记者抱怨，“生意难做”。但一位常年游走在义乌政商两界的人士则告诉记者，“那些小企业主日子更加难过”，义乌除了那些大企业老板，日子过得最滋润的人不是做企业的，也不是在国际商贸城做生意的人，而是拥有商贸城摊位的业主，他们一年仅靠摊位出租就能获利几百万元，“衣食无忧，也没后顾之忧”。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地的《义乌商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企业“解散清算”的公告，甚至一天的报纸上有4家企业的“解散清算公告”。记者根据公布的电话联系上一家解散企业的清算组，对方语气很不耐烦，“生意做不下去就清算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近两年发展最快的行业应该是担保、典当和寄售行业。一位要求匿名的当地政府官员表示：“要知道融资有多困难，只要去大街上看看这两年冒出多少典当行和寄售行就知道了。”
在义乌的大街小巷，随时都可以看到典当行或寄售行醒目的招牌。义乌最繁华的宾王路上，就有近10家大小不一的典當公司和寄售行。这些少则一个门面多则三四个门面的典当、寄售行门上张贴的广告同样醒目，“帮个人排忧解难，为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有媒体报道，目前义乌市在册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公司有300多家，“没有注册的比注册的多”。而在民资更为充沛的温州市，自2001年开办第一家担保公司以来，已发展到270多家。记者在平阳县敖江镇、苍南县龙港镇等地也都能看到担保公司的招牌，可谓遍地可寻。
此外，厂房或生产设备转让的消息也充斥着当地报纸和电视。记者联系上一位工艺品厂转让人，对方表示因为急需资金，厂房折价转让，随时可以去厂里看，诚心要的话价格可以商量。一位当地媒体的记者说，这些厂房转让的人，有很多是因为拆借了高利贷或者银行贷款到期，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
企业经营的不景气已经波及劳务市场。位于温州市区牛山北路的温州劳务市场，大厅内的显示屏上滚动着用工信息，一家企业的用工需求基本在1-4人，而且以技术工和熟练工为主。周围聚集着一大群寻找工作的务工者，门前狭窄的马路边一些工人百无聊赖聚在一起玩起了扑克。一位四川籍务工者告诉记者，他今年已经换过三份工，现在又失业了。浙江省统计局的一份调查也显示，自2005年四季度起浙江连续9个季度持续上升的劳 动力短缺现象，首次出现了缓解的迹象。
近一段时间来，相关政府部门的一些统计数据也说明浙江中小型民营企业正呈现加速下滑趋势。
饶有意味的是，有着“世界小商品价格风向标”之称的义乌小商品城景气指数连续几月呈下滑趋势，指数不再“景气”。无独有偶，被称为“亚洲最大纺织品交易中心”的浙江绍兴中国轻纺城价格指数上半年也呈下滑走势，五大类别包括原料类、坯布类、服装面料类、家纺类和服饰辅料类景气指数都呈现小幅下滑趋势。
阵痛期
在采访中，大多数业内人士都认为，浙江民营经济正处在艰难的转型期、阵痛期，或者称为“成长中的烦恼”。
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事实证明，“用国际需求代替国内市场需求而不做产业结构的路子，已经走到头了。”
史晋川认为，长期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拖累浙江经济的根本原因，而近期银根收紧、劳动力成本上升、以汇率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变化，加上出口退税的变化等原因，加剧了这种情况的恶化。
温州制造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温州生产了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等，这里涌现了“中国鞋都”、“中国锁都”、“中国皮都”等30多个轻工产业集群。据统计，温州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占到企业总产值比重的97％，可提供90％的就业机会。
“在温州国民经济中，无论从经营广度到深度，还是到经济指标的拉动，中小企业都是主力军。”周德文介绍说。温州制造的崛起就是中国制造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正是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撑起了温州制造这块金字招牌。
但浙江的中小企业普遍又因规模小、技术力量弱等，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如今，众多中小企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政府的一些表述中，也相当频繁地出现了“形势严峻”这样的字眼。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出席该省一次企业界的会议上表态说，“政府将与企业齐心共渡难关”。
而周德文则认为，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非常时期，温州企业也开始了“剜疮”自救，有的企业开始收缩投资、压缩成本，准备“猫冬”；有的企业转行或者大举外迁，寻求生存之路。而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还是要深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来突破难关，“有困难才会有转机，有转机才有发展”。
危机还是转机
浙江省官员似乎在极力回避“危机”的说法。“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的不是中小企业倒闭危机，而是产业转型的机会。”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尽管浙江官方对“危机说”避而不谈，但中央领导及商务部、银监会、税务总局等国家相关部门负责人率队频繁造访浙江。随后，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帮扶中小企业发展的“补血”政策和措施。
8月的一天，浙江海盐一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在前一天还全额收取的检测费用，突然就接到通知即日起对本地企业的检测费用减半收取。
这源于海盐县出台的一项新政策。该通知说，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海盐县将对工业企业发展过程中涉及的有关服务性收费一律减半收取。
8月29日，浙江一印刷企业的左姓老板打开电子邮件，发现阿里巴巴网站服务专员发给他一封电子邮件。邮件称“浙江省政府为帮助企业渡难关，对从现在起加入诚信通的企业，有现金等一系列补助”。这是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浙江省财政厅发布的一个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万家企业电子商务推进工程”。
在义乌，一银行推出了“商位质押贷款”业务，就是说即使是租来的摊位也可抵押贷款。
最让公众关注的是“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在浙江省全面试水”，这被视为“民间信贷开闸”。
此外，财政部表示，为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35.1亿元，努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据计算，这比去年提高了20.3％。当前小企业的小额担保贷款额度，已由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在减免税赋方面，今年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后，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缴企业所得税，这比标准税率低5个百分点；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于今后的中小企业运行情况，周德文认为，从2009年上半年开始，整个经济会慢慢复苏，但经济发展的运行是有惯性的，完全复苏会有个过程。中国经济中小企业的“紧日子”还会持续好几年，两三年甚至四五年，但会逐步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通过宏观调控已经在重新洗牌和调整，国家会出台一些拉动消费的措施，明年在投資领域也会适当放宽，不再会像现在这样严格地管制。
(作者系《法律与生活》杂志记者)
何志明经营的鞋企规模不大，高峰时有员工110多人，一年产值800万元。何志明告诉记者，这两年制鞋所需的几十种原材料都在不断涨价，而成品鞋价格却涨不上去，生产一双鞋的利润只有1元左右，工厂运营只能基本持平，无奈之下只有把企业关停。
在“中国鞋都”温州，制鞋企业无疑正经历着一场“寒冬”。温州鞋革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温州鞋企从2003年的5000多家，如今已锐减至2600余家，短短5年关停数量近一半之巨。
像何志明关停企业的事情，在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温州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波及的行业也不仅仅是制鞋业，服装、打火机、眼镜、锁具等众多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关停现象同样堪忧。
2007年以来，浙江大批制造型中小企业正在遭遇包括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提高、海外市场萎缩、从紧货币政策带来融资困难等“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浙江经济“拐点论”和“危机论”也一时甚嚣尘上。
“倒闭潮”与资金困局
浙江的中小企业似乎笼罩在一片悲歌之中。
此前，媒体一度盛传“浙江民企20％中小企业倒闭”。8月11日，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的“浙江民营经济创业创新之路”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政府对传言专门进行了澄清，“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官方说法企业倒闭并非传言那么严重，但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从2008年初开始，浙江一些知名企业的老总或出走或自杀就是一个佐证。
在温州，永嘉的云光泵阀制造公司创办人朱吉光由于无法承担三角的高利贷债务，已经服毒自尽；在金华兰溪，浙江著名的中成药公司，一新制药公司掌门人郑亚津，同因资金链断裂而自缢身亡；在义乌，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由于无法支付高利贷远遁海外；在杭州，南望集团老总一夜间突然消失；在嘉兴，旭莱服饰公司创始人一家失踪。
2008年以来，浙江知名企业老总出走或自杀的新闻已经令人麻木。这一连串的企业变故也为浙商耀眼的光环蒙上了一层阴影。
单是温州，温州市经贸委7月初曾对该市31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15521家中小企业进行过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当地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达1259家，占调查总数的8.1％，比一季度增加2.1个百分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知名企业的倒闭因素又几无例外——资金链出现危机。
2003年开始的“紧缩政策”，到今年是第6年。特别是2007年底以来，央行加大了货币调控力度，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叠加下，持续的紧缩使得国内银行资金流动性大减。此外，国内中小企业获得信贷的难度加大，众多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的生存出现危机。
融资问题一直是浙江中小企业的老大难问题，今年犹甚。据银监会统计，2008年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贷款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000亿元贷款落实到中小企业，占了全部商业贷款的15％，比去年同期减少300亿元，中小企业融资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位浙江企业家告诉记者，甚至有企业在接到大额订单的情况下，向银行申请贷款也未能如愿，只得放弃订单。
温州一位熟知金融界的人士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来说明贷款难问题：“3年前，银行经理为了把钱贷出去，经常请企业主吃饭。而这两年的情况是，企业主到处请银行信贷经理吃饭，但最终也贷不出钱来。”
在民间借贷盛行的浙江，资金出现紧张的企业，进而转向民间借贷。温州一位企业家告诉记者，因为普遍的资金紧张，抬高了民间借贷的利率。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说，温州确实有6000亿元的财力，但广大中小企业却为缺乏发展资金而苦恼，这是一个市场悖论。据他估计，目前温州民间金融的流动规模已经达到600亿元。但是，由于温州企业众多，资金缺口依然庞大。
在浙江，除了像何志明那样因为市场因素导致无钱可赚关停企业外，一些老总出走或自杀，皆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资金链断裂的很大原因，是因为“拆借高利贷和盲目投资”。
资金的匮乏使不少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不借钱等死，借钱是找死。”不止一位企业主这样对记者说。
景气指数不“景气”
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诸多摊主向记者抱怨，“生意难做”。但一位常年游走在义乌政商两界的人士则告诉记者，“那些小企业主日子更加难过”，义乌除了那些大企业老板，日子过得最滋润的人不是做企业的，也不是在国际商贸城做生意的人，而是拥有商贸城摊位的业主，他们一年仅靠摊位出租就能获利几百万元，“衣食无忧，也没后顾之忧”。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地的《义乌商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企业“解散清算”的公告，甚至一天的报纸上有4家企业的“解散清算公告”。记者根据公布的电话联系上一家解散企业的清算组，对方语气很不耐烦，“生意做不下去就清算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近两年发展最快的行业应该是担保、典当和寄售行业。一位要求匿名的当地政府官员表示：“要知道融资有多困难，只要去大街上看看这两年冒出多少典当行和寄售行就知道了。”
在义乌的大街小巷，随时都可以看到典当行或寄售行醒目的招牌。义乌最繁华的宾王路上，就有近10家大小不一的典當公司和寄售行。这些少则一个门面多则三四个门面的典当、寄售行门上张贴的广告同样醒目，“帮个人排忧解难，为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有媒体报道，目前义乌市在册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公司有300多家，“没有注册的比注册的多”。而在民资更为充沛的温州市，自2001年开办第一家担保公司以来，已发展到270多家。记者在平阳县敖江镇、苍南县龙港镇等地也都能看到担保公司的招牌，可谓遍地可寻。
此外，厂房或生产设备转让的消息也充斥着当地报纸和电视。记者联系上一位工艺品厂转让人，对方表示因为急需资金，厂房折价转让，随时可以去厂里看，诚心要的话价格可以商量。一位当地媒体的记者说，这些厂房转让的人，有很多是因为拆借了高利贷或者银行贷款到期，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
企业经营的不景气已经波及劳务市场。位于温州市区牛山北路的温州劳务市场，大厅内的显示屏上滚动着用工信息，一家企业的用工需求基本在1-4人，而且以技术工和熟练工为主。周围聚集着一大群寻找工作的务工者，门前狭窄的马路边一些工人百无聊赖聚在一起玩起了扑克。一位四川籍务工者告诉记者，他今年已经换过三份工，现在又失业了。浙江省统计局的一份调查也显示，自2005年四季度起浙江连续9个季度持续上升的劳 动力短缺现象，首次出现了缓解的迹象。
近一段时间来，相关政府部门的一些统计数据也说明浙江中小型民营企业正呈现加速下滑趋势。
饶有意味的是，有着“世界小商品价格风向标”之称的义乌小商品城景气指数连续几月呈下滑趋势，指数不再“景气”。无独有偶，被称为“亚洲最大纺织品交易中心”的浙江绍兴中国轻纺城价格指数上半年也呈下滑走势，五大类别包括原料类、坯布类、服装面料类、家纺类和服饰辅料类景气指数都呈现小幅下滑趋势。
阵痛期
在采访中，大多数业内人士都认为，浙江民营经济正处在艰难的转型期、阵痛期，或者称为“成长中的烦恼”。
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事实证明，“用国际需求代替国内市场需求而不做产业结构的路子，已经走到头了。”
史晋川认为，长期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拖累浙江经济的根本原因，而近期银根收紧、劳动力成本上升、以汇率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变化，加上出口退税的变化等原因，加剧了这种情况的恶化。
温州制造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温州生产了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等，这里涌现了“中国鞋都”、“中国锁都”、“中国皮都”等30多个轻工产业集群。据统计，温州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占到企业总产值比重的97％，可提供90％的就业机会。
“在温州国民经济中，无论从经营广度到深度，还是到经济指标的拉动，中小企业都是主力军。”周德文介绍说。温州制造的崛起就是中国制造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正是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撑起了温州制造这块金字招牌。
但浙江的中小企业普遍又因规模小、技术力量弱等，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如今，众多中小企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政府的一些表述中，也相当频繁地出现了“形势严峻”这样的字眼。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出席该省一次企业界的会议上表态说，“政府将与企业齐心共渡难关”。
而周德文则认为，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非常时期，温州企业也开始了“剜疮”自救，有的企业开始收缩投资、压缩成本，准备“猫冬”；有的企业转行或者大举外迁，寻求生存之路。而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还是要深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来突破难关，“有困难才会有转机，有转机才有发展”。
危机还是转机
浙江省官员似乎在极力回避“危机”的说法。“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的不是中小企业倒闭危机，而是产业转型的机会。”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尽管浙江官方对“危机说”避而不谈，但中央领导及商务部、银监会、税务总局等国家相关部门负责人率队频繁造访浙江。随后，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帮扶中小企业发展的“补血”政策和措施。
8月的一天，浙江海盐一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在前一天还全额收取的检测费用，突然就接到通知即日起对本地企业的检测费用减半收取。
这源于海盐县出台的一项新政策。该通知说，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海盐县将对工业企业发展过程中涉及的有关服务性收费一律减半收取。
8月29日，浙江一印刷企业的左姓老板打开电子邮件，发现阿里巴巴网站服务专员发给他一封电子邮件。邮件称“浙江省政府为帮助企业渡难关，对从现在起加入诚信通的企业，有现金等一系列补助”。这是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浙江省财政厅发布的一个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万家企业电子商务推进工程”。
在义乌，一银行推出了“商位质押贷款”业务，就是说即使是租来的摊位也可抵押贷款。
最让公众关注的是“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在浙江省全面试水”，这被视为“民间信贷开闸”。
此外，财政部表示，为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35.1亿元，努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据计算，这比去年提高了20.3％。当前小企业的小额担保贷款额度，已由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在减免税赋方面，今年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后，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缴企业所得税，这比标准税率低5个百分点；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于今后的中小企业运行情况，周德文认为，从2009年上半年开始，整个经济会慢慢复苏，但经济发展的运行是有惯性的，完全复苏会有个过程。中国经济中小企业的“紧日子”还会持续好几年，两三年甚至四五年，但会逐步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通过宏观调控已经在重新洗牌和调整，国家会出台一些拉动消费的措施，明年在投資领域也会适当放宽，不再会像现在这样严格地管制。
(作者系《法律与生活》杂志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