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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保护新闻工作者协会2009年12月17日公布,2009年全球至少有68名记者在工作中遇难,其中海盗猖獗的索马里成了吞噬记者最多的坟墓,共有9名记者丧生。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一年前的2009年1月,就有两名中国的年轻记者,九死一生踏上了这块极度危险的土地,他们的目标是:寻找索马里海盗!
见闻索马里大选在别国酒店举行
曾玉和张源都是上海《新闻晨报》的首席记者。2008年12月24日,圣诞节,他们接到一项令他们激动的任务——去索马里采访海盗。
遗憾的是,他们在搜集资料中没有看到一篇由中国记者发自索马里本土的报道,而国外媒体的大部分报道仅仅是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的外围采访。
此外,他们还发现,在索马里没有华人商会,甚至没找到在那里做生意的中国人。由于局势混乱,中国驻索马里的外设机构也于多年前撤离到他国办公。这一切令索马里更显神秘。
在办理签证那几天,除了大使、秘书和一个参赞,索马里驻中国大使馆没有其他来申请签证的人。他們最终拿到的签证号是C001和C002。大使还再三叮嘱:“一到索马里,马上打电话给前外交部长、内政部长阿里先生,他会负责你们的安全。”
办签证难,订机票更难。几经周折,他们总算确定了飞行路线:先从北京飞迪拜,然后转机前往索马里的邻国吉布提,再从那里转机到索马里重要的港口城市博萨索。曾玉和张源的行程同一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航空公司联系在了一起,却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卖给他们保险。
1月11日凌晨,曾玉和张源抵达迪拜。遇到的索马里人和吉布提人都再三提醒他们千万注意安全。
当地时间1月12日早晨6点20分,驾机的俄罗斯飞行员,边抽着烟,边喝着伏特加,兴高采烈地把飞机给弄到了吉布提的跑道上。
他们没有吉布提签证,之前有人告诉他们可以落地签,但一下飞机,就来了几个人,收走了他们的护照,然后将他们扣留在了候机大厅里。那里,国际漫游过来的手机没信号,没有电话卡卖,没有公共电话,没有吃的、喝的。除了他们再没其他人,几个通道的门都锁了。
耐心地等待5个多小时后,有人又送来了护照。但取行李时却发现,张源的行李不见了。所幸张源随身携带着证件、电脑以及相机等采访工具。候机时,他们又被告知从吉布提飞往博萨索的航班被无缘由地取消了,而下一班至少要3天以后。
滞留在吉布提的时候,曾玉和张源意外遇见了一家中餐馆,老板胡易平来吉布提已经10年,他热情地为曾玉和张源安排住宿,还介绍说,1月20日至26日,索马里的大选将会在吉布提一家酒店里举行——大选在别的国家举行,真是闻所未闻。
指令必须雇佣5名贴身卫兵
当地时间1月15日上午,曾玉和张源终于坐上了前往博萨索市的飞机。
博萨索市海滨机场非常漂亮,但映入眼帘的除了被铁丝网包围的建筑,便是数十个手持AK-47步枪的大兵,用机警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他们一下飞机,马上被一群大兵带去接受机场区域武装力量首领塞德的询问。塞德和旁边的博萨索市市长都说:“你们认识的阿里部长已离开政府了。这里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地方,如果没有武装力量保护,你们很可能会遭到谋杀、绑架、抢劫,或者其他各种袭击。你们必须找到一个人签字,表示他有足够的力量照顾你们,才能入境。”
打阿里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就在他们被士兵逼着登上飞机舷梯时,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喊着:“我们的国防部长要见你们(事后曾玉和张源才知,要进入邦特兰采访,需要这里的国防部长批准)。”
经过费力的沟通,部长先生最终同意了他们入境到博萨索和邦特兰首府加罗韦进行采访,但前提是必须雇用五名贴身卫兵,每人每天40美金,两辆随行越野车,每辆150美金,所有的活动范围都必须事先经过卫兵的同意。
临行前,国防部长用枪顶着卫兵领队福伊德的脑袋说:“你们要像保护鸡蛋一样,形影不离地保护好两名中国记者,否则要你的脑袋!”
随行的卫兵说,海盗们每次只是在博萨索附近抢劫,然后把劫持的船只带到别处去,而加罗韦区域才是海盗的老巢。在那里,他们经常看到海盗成群结队地开着丰田、三菱、奔驰、宝马和陆地巡洋舰,到加罗韦采购、补给。
一路上,五名卫兵如临大敌,就连停车在沙漠中方便,五个大兵总是围成标准的战术队形把他们护在中间。
他们在茶馆里遇见了原索马里大学(GTC)的退休教授默罕默德·胡昆先生,他是当地有名的学者。聊起海盗时他激动地说:“这些海盗原来就是海盗吗?不是!他们本来是生活在海边的渔夫。”
依托丰富的渔业资源,起初索马里渔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1991年政府被推翻以后,各路势力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对国内军权、政权的争夺上,无力对外。很多外国渔业公司派来了更大的渔船、更先进的捕捞设备,甚至禁止索马里渔民在自己的海域捕鱼。这些渔民迫于生计,凑钱买了一些武器攻击渔船,渐渐地,海盗这个“职业”诞生了!
正当他们发愁怎么联系海盗时,邦特兰前国防部长阿里打来电话邀请他们去做客。阿里家的高墙上架着电网,院子里24小时都有很多卫兵,平日出行都开着陆地巡洋舰,跟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在阿里家里,曾玉和张源看到了动荡、赤贫的索马里的另一面:宽敞而凉爽的房子,艳丽豪华的装修,松软的靠垫、空调、电视、笔记本电脑、网络……
阿里拥有当地最大的电视台SBC,这是索马里最大的移动通信公司。
阿里介绍说,与加罗韦相距约120公里的海滨城市埃勒,是海盗的老巢。这个地方离亚丁湾遥远,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而且背靠印度洋,打不过还可以乘快艇从海上逃走。由于海盗拥有超出政府军的大炮、火箭发射筒、快艇等精良装备,加上军阀派系疲于争斗,才导致了今天索马里海盗“大名鼎鼎”的局面。此外,由于关押海盗的监狱爆满,也是海盗屡抓屡放的原因。
离开阿里家后,夜空中骤然响起密集的枪声。卫兵个个拉开枪栓、手指扣上扳机,异常警惕地望向前方……想起阿里说的,他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几年前在街上被流弹击中,曾玉和张源顿时头皮发热。
零距离接触资深海盗
曾玉和张源向加罗韦政府部门申请去海盗的老巢埃勒采访,因为安全原因没被批准,他们只好返回博萨索市。在跟当地人交谈时,他们听说博萨索的监狱中关着真正的海盗,便申请采访,得到了阿里和邦特兰地方自治政权现任国防部长萨满特的支持。
然而,索马里政局相当复杂。博索监狱所在州的主席,并不买阿里和萨满特的账,采访计划就这样夭折了。
幸运的是,最终他们在当地买通了一位和海盗联系紧密的线人,联系上了当地一个叫纳吉彼的资深海盗。
按照纳吉彼要求,当地时间21日早晨,曾玉和张源在五名卫兵守护下,来到他的家。透过院门可以看到屋内站了好几个持枪的护卫。卫兵于是说:“他们人比我们多几倍,我们无法确保你的安全。如果你想采访他,只有让他们跟我们回酒店。”
经过线人艰难交涉,纳吉彼终于答应了,但采访费提高了一倍。他出来没有带保镖和枪,因此显得很紧张。在记者所住的酒店里,他讲述了自己从渔民到海盗的整个过程――
在成为海盗前,纳吉彼是埃勒的一个渔民,他经常能够捕捉到鲨鱼,每公斤鲨鱼鱼翅在当地卖150美元,他每月平均收入有1万美元。但当大量外国渔轮涌入索马里海域捕捞时,他能捕到的鱼越来越少。一年多前,在朋友的邀请下,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土地,用这笔钱购买了火箭筒、重机枪等武器,拉上20多个和自己情况类似的朋友,又寻找到了“软件”――中间人,他们多半是翻译,往往会说两种乃至更多的语言,可以和多个国家进行沟通。中间人基本上不参与海盗分赃,只收取高额佣金。
2007年11月的一天晚上,纳吉彼和伙伴带着GPS和卫星电话,开着两艘小艇,边抽烟、喝酒,边在近海找寻着落单的渔船。在哈丰角附近海域,他们找到了一个目标,开着船靠了上去。众人持枪对天一阵狂扫后,再没人敢轻举妄动了。他们就到船上劫持了3个人,索要200万美元赎金,经过讨价还价,几天后,纳吉彼等人得到150万美金,到加罗韦开了一场盛大的派对……
一年多后,纳吉彼成了富人,买了房子,投资办了几家公司。
对于职业带来的危险,纳吉彼说:“我家里和埃勒的武器,足够武装一支小的军队,而且我手下有不少人以前都是出色的战士。在海上,我们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不管是外国的军舰还是我们政府的,他们都没有我们快。”
在完成对纳吉彼的采访后,曾玉和张源备感自豪、快慰——他们成了世界上第二拨在自由的环境下,亲密接触到海盗的记者。回国前,他们想再到当地走走,感受一下异国风情。这次,五名卫兵破例答应了。
曾玉和张源发现,手机对当地人来说,是一个生活必需品。只要没有执行任务,士兵们基本上都在用手机聊天。当问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打手机时,他们反问道:“不打电话我们干什么呢?”的确,那里大多数人的家里没有电视,长达十多年的战乱让这个国家的文化娱乐几乎完全毁灭了。
索马里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索马里先令和美元的比价为1比2.9万,花钱都是成捆成捆的。一顿饭竟要200多万索马里先令,付账时光数钱就花了半个小时。
十天的采访,让曾玉和张源从各个片段中,了解到了较为真实的索马里。接受本刊特约记者采访时,他们忧虑重重地说:“目前国际社会为维护亚丁湾地区的航行安全,有数十个国家派遣了护航舰队,其实帮助索马里建设一个高效有力的政府,不仅是解决索马里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海盗问题的根本所在。”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一年前的2009年1月,就有两名中国的年轻记者,九死一生踏上了这块极度危险的土地,他们的目标是:寻找索马里海盗!
见闻索马里大选在别国酒店举行
曾玉和张源都是上海《新闻晨报》的首席记者。2008年12月24日,圣诞节,他们接到一项令他们激动的任务——去索马里采访海盗。
遗憾的是,他们在搜集资料中没有看到一篇由中国记者发自索马里本土的报道,而国外媒体的大部分报道仅仅是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的外围采访。
此外,他们还发现,在索马里没有华人商会,甚至没找到在那里做生意的中国人。由于局势混乱,中国驻索马里的外设机构也于多年前撤离到他国办公。这一切令索马里更显神秘。
在办理签证那几天,除了大使、秘书和一个参赞,索马里驻中国大使馆没有其他来申请签证的人。他們最终拿到的签证号是C001和C002。大使还再三叮嘱:“一到索马里,马上打电话给前外交部长、内政部长阿里先生,他会负责你们的安全。”
办签证难,订机票更难。几经周折,他们总算确定了飞行路线:先从北京飞迪拜,然后转机前往索马里的邻国吉布提,再从那里转机到索马里重要的港口城市博萨索。曾玉和张源的行程同一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航空公司联系在了一起,却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卖给他们保险。
1月11日凌晨,曾玉和张源抵达迪拜。遇到的索马里人和吉布提人都再三提醒他们千万注意安全。
当地时间1月12日早晨6点20分,驾机的俄罗斯飞行员,边抽着烟,边喝着伏特加,兴高采烈地把飞机给弄到了吉布提的跑道上。
他们没有吉布提签证,之前有人告诉他们可以落地签,但一下飞机,就来了几个人,收走了他们的护照,然后将他们扣留在了候机大厅里。那里,国际漫游过来的手机没信号,没有电话卡卖,没有公共电话,没有吃的、喝的。除了他们再没其他人,几个通道的门都锁了。
耐心地等待5个多小时后,有人又送来了护照。但取行李时却发现,张源的行李不见了。所幸张源随身携带着证件、电脑以及相机等采访工具。候机时,他们又被告知从吉布提飞往博萨索的航班被无缘由地取消了,而下一班至少要3天以后。
滞留在吉布提的时候,曾玉和张源意外遇见了一家中餐馆,老板胡易平来吉布提已经10年,他热情地为曾玉和张源安排住宿,还介绍说,1月20日至26日,索马里的大选将会在吉布提一家酒店里举行——大选在别的国家举行,真是闻所未闻。
指令必须雇佣5名贴身卫兵
当地时间1月15日上午,曾玉和张源终于坐上了前往博萨索市的飞机。
博萨索市海滨机场非常漂亮,但映入眼帘的除了被铁丝网包围的建筑,便是数十个手持AK-47步枪的大兵,用机警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他们一下飞机,马上被一群大兵带去接受机场区域武装力量首领塞德的询问。塞德和旁边的博萨索市市长都说:“你们认识的阿里部长已离开政府了。这里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地方,如果没有武装力量保护,你们很可能会遭到谋杀、绑架、抢劫,或者其他各种袭击。你们必须找到一个人签字,表示他有足够的力量照顾你们,才能入境。”
打阿里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就在他们被士兵逼着登上飞机舷梯时,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喊着:“我们的国防部长要见你们(事后曾玉和张源才知,要进入邦特兰采访,需要这里的国防部长批准)。”
经过费力的沟通,部长先生最终同意了他们入境到博萨索和邦特兰首府加罗韦进行采访,但前提是必须雇用五名贴身卫兵,每人每天40美金,两辆随行越野车,每辆150美金,所有的活动范围都必须事先经过卫兵的同意。
临行前,国防部长用枪顶着卫兵领队福伊德的脑袋说:“你们要像保护鸡蛋一样,形影不离地保护好两名中国记者,否则要你的脑袋!”
随行的卫兵说,海盗们每次只是在博萨索附近抢劫,然后把劫持的船只带到别处去,而加罗韦区域才是海盗的老巢。在那里,他们经常看到海盗成群结队地开着丰田、三菱、奔驰、宝马和陆地巡洋舰,到加罗韦采购、补给。
一路上,五名卫兵如临大敌,就连停车在沙漠中方便,五个大兵总是围成标准的战术队形把他们护在中间。
他们在茶馆里遇见了原索马里大学(GTC)的退休教授默罕默德·胡昆先生,他是当地有名的学者。聊起海盗时他激动地说:“这些海盗原来就是海盗吗?不是!他们本来是生活在海边的渔夫。”
依托丰富的渔业资源,起初索马里渔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1991年政府被推翻以后,各路势力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对国内军权、政权的争夺上,无力对外。很多外国渔业公司派来了更大的渔船、更先进的捕捞设备,甚至禁止索马里渔民在自己的海域捕鱼。这些渔民迫于生计,凑钱买了一些武器攻击渔船,渐渐地,海盗这个“职业”诞生了!
正当他们发愁怎么联系海盗时,邦特兰前国防部长阿里打来电话邀请他们去做客。阿里家的高墙上架着电网,院子里24小时都有很多卫兵,平日出行都开着陆地巡洋舰,跟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在阿里家里,曾玉和张源看到了动荡、赤贫的索马里的另一面:宽敞而凉爽的房子,艳丽豪华的装修,松软的靠垫、空调、电视、笔记本电脑、网络……
阿里拥有当地最大的电视台SBC,这是索马里最大的移动通信公司。
阿里介绍说,与加罗韦相距约120公里的海滨城市埃勒,是海盗的老巢。这个地方离亚丁湾遥远,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而且背靠印度洋,打不过还可以乘快艇从海上逃走。由于海盗拥有超出政府军的大炮、火箭发射筒、快艇等精良装备,加上军阀派系疲于争斗,才导致了今天索马里海盗“大名鼎鼎”的局面。此外,由于关押海盗的监狱爆满,也是海盗屡抓屡放的原因。
离开阿里家后,夜空中骤然响起密集的枪声。卫兵个个拉开枪栓、手指扣上扳机,异常警惕地望向前方……想起阿里说的,他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几年前在街上被流弹击中,曾玉和张源顿时头皮发热。
零距离接触资深海盗
曾玉和张源向加罗韦政府部门申请去海盗的老巢埃勒采访,因为安全原因没被批准,他们只好返回博萨索市。在跟当地人交谈时,他们听说博萨索的监狱中关着真正的海盗,便申请采访,得到了阿里和邦特兰地方自治政权现任国防部长萨满特的支持。
然而,索马里政局相当复杂。博索监狱所在州的主席,并不买阿里和萨满特的账,采访计划就这样夭折了。
幸运的是,最终他们在当地买通了一位和海盗联系紧密的线人,联系上了当地一个叫纳吉彼的资深海盗。
按照纳吉彼要求,当地时间21日早晨,曾玉和张源在五名卫兵守护下,来到他的家。透过院门可以看到屋内站了好几个持枪的护卫。卫兵于是说:“他们人比我们多几倍,我们无法确保你的安全。如果你想采访他,只有让他们跟我们回酒店。”
经过线人艰难交涉,纳吉彼终于答应了,但采访费提高了一倍。他出来没有带保镖和枪,因此显得很紧张。在记者所住的酒店里,他讲述了自己从渔民到海盗的整个过程――
在成为海盗前,纳吉彼是埃勒的一个渔民,他经常能够捕捉到鲨鱼,每公斤鲨鱼鱼翅在当地卖150美元,他每月平均收入有1万美元。但当大量外国渔轮涌入索马里海域捕捞时,他能捕到的鱼越来越少。一年多前,在朋友的邀请下,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土地,用这笔钱购买了火箭筒、重机枪等武器,拉上20多个和自己情况类似的朋友,又寻找到了“软件”――中间人,他们多半是翻译,往往会说两种乃至更多的语言,可以和多个国家进行沟通。中间人基本上不参与海盗分赃,只收取高额佣金。
2007年11月的一天晚上,纳吉彼和伙伴带着GPS和卫星电话,开着两艘小艇,边抽烟、喝酒,边在近海找寻着落单的渔船。在哈丰角附近海域,他们找到了一个目标,开着船靠了上去。众人持枪对天一阵狂扫后,再没人敢轻举妄动了。他们就到船上劫持了3个人,索要200万美元赎金,经过讨价还价,几天后,纳吉彼等人得到150万美金,到加罗韦开了一场盛大的派对……
一年多后,纳吉彼成了富人,买了房子,投资办了几家公司。
对于职业带来的危险,纳吉彼说:“我家里和埃勒的武器,足够武装一支小的军队,而且我手下有不少人以前都是出色的战士。在海上,我们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不管是外国的军舰还是我们政府的,他们都没有我们快。”
在完成对纳吉彼的采访后,曾玉和张源备感自豪、快慰——他们成了世界上第二拨在自由的环境下,亲密接触到海盗的记者。回国前,他们想再到当地走走,感受一下异国风情。这次,五名卫兵破例答应了。
曾玉和张源发现,手机对当地人来说,是一个生活必需品。只要没有执行任务,士兵们基本上都在用手机聊天。当问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打手机时,他们反问道:“不打电话我们干什么呢?”的确,那里大多数人的家里没有电视,长达十多年的战乱让这个国家的文化娱乐几乎完全毁灭了。
索马里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索马里先令和美元的比价为1比2.9万,花钱都是成捆成捆的。一顿饭竟要200多万索马里先令,付账时光数钱就花了半个小时。
十天的采访,让曾玉和张源从各个片段中,了解到了较为真实的索马里。接受本刊特约记者采访时,他们忧虑重重地说:“目前国际社会为维护亚丁湾地区的航行安全,有数十个国家派遣了护航舰队,其实帮助索马里建设一个高效有力的政府,不仅是解决索马里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海盗问题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