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35岁（公元746年）到了长安，一住就是十年，政治上屡遭挫折，仕途并不顺利。为了维持生活，杜甫不得不依附他人，充当几个贵族豪门的“宾客”。“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从这些诗句中，可知杜甫的生活是很贫困的。杜甫迫于生计，就找了個“副业”——卖药。他在山野里采药或自己种植些药材，随时呈献给贵族们，以换取生活费。这就是杜甫后来所说在长安时的“卖药都市，寄食朋友” 。
　　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关中饥馑，杜甫不得不弃官（华州司功）携全家离开华州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了他“漂泊西南天地间”的流寓生活。
　　杜甫在秦州时，生活仍极困难，除了寻求亲友的资助外，他又重新开始卖药为生。然而，这也不能解决他的生活困难，“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正是此时杜甫的生活写照。不久，杜甫又离开了秦州，到了同谷县（今甘肃成县），在此间停留了一个月左右，采药卖药，维系生计。
　　杜甫于公元759年的岁末，来到了成都。在朋友和亲戚的帮助下，他于次年暮春营建了成都草堂，在这里过了一段相对安定、闲适的生活。他在成都草堂附近又特意耕种了一块药圃，栽培的中药材有栀子、丁香、枸杞等。杜甫种药很在行，药也长得丰茂。他的《宾至》一诗的最后两句是“不嫌野味无供给，乘兴还来自药栏”，这是在对宾客说：“如果您不嫌这里的饭菜不好，以后有兴致还请来看看我种的各种花药吧。”可见，杜甫甚至将他的药圃作为保留节目介绍给他的贵客了。杜甫种药，当然不仅是供人观赏的，也有一些是他自己生病时所需的药材。“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远游》）“多病所需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正可说明此点。
　　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杜甫率家离开了成都草堂，乘舟东下，再度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杜甫在出峡前后，是病得相当厉害的，他本来就有糖尿病、肺病、疟疾（杜甫在长安、秦州和成都草堂，先后患疟疾三次）等，如今更是耳聋眼花，腿脚也不灵了。至于风湿病，因受江水湿气影响就更厉害了。于是杜甫到了夔州（今重庆市奉节）不久，就养了百余只能治风湿病的乌骨鸡，以供自用。但杜甫此时的生活来源仍为朋友接济，“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客夜》）于是杜甫不得不带病重操旧业，又到山中采药去了。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带了一些仆人，如阿段、伯夷、辛秀、女仆阿稽等，这些人大半是夔州本地的彝族同胞。杜甫经常带着他们采撷能医治风痹的苍耳（即卷耳）。
　　杜甫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流落潭州时，也曾靠卖药为生。
　　另据考证，在现今存世的杜诗中，所记述的中草药就有：丹砂、石蜜、栀子、橡栗、黄独、芍药、枸杞、菖蒲、薯蓣、辛荑、苍耳、茱萸、决明子、丹橘、黄柑、甘菊花、黄精、石竹、丁香、枇杷、麝香等二十多种。这在历代诗家的诗中是极为罕见的。
　　杜甫一生曾数次卖药，说明了两点：一是杜甫的药理及医术原非一般，否则他的药材销路一定不会景气;二是杜甫的卖药收入尚能维系自己的一部分衣食所需，否则他不可能一卖再卖，时间跨度达二十多年之久。中草药一直在维系着杜甫的衣食住行，也一直在调养着他的多病之躯。杜甫与中医药的故事给灿烂的中医药文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