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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党校所作关于“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提倡优良文风”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言简意赅,切中时弊,发人深省,为益良多。
不良文风所在多有,表现形式五花八门,为害社会深浅不一,其中尤以恶劣文风为甚为烈。本文兹就恶劣文风之要害,略述学习“讲话”的三点心得。
社会风气与文风互为表里,文风不良的要害在于社会风气欠佳
古往今来,东西中外,文风必与官风、民风紧密相连。
历史上,有什么样的官风,定会出现什么样的文风。犹如“楚王好细腰”必致“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有所求,上行下效,流同污合,封建官场的贪腐淫糜、穷奢极侈,颓风所致,不仅官员本身,而且依附官场舞文弄墨的文人,都难免堕入恶劣文风的泥淖。不仅如此,恶劣文风又会反作用于官风,推波助澜,激浊扬腥,使本已腐败的文风更加污朽,直至溃烂于无可救药。
民风当然也会影响文风。新中国历史上也有两个时期文风甚为恶劣。“大跃进”年代全民亢奋的形势下,文风之罹患“七月流火”实属必然;“文革”时期暴民专政遍地横行,文风之充满杀气也无可避免。但是“大跃进”时期的民风并非源自以平和、俭朴著称的中国老百姓的本性,而是由官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煽动起来的。而官场的狂热,则借助文人的笔墨传诸广远,直至神州大地几无净土。至于“文革”时期的暴烈民风,也并非源自以善良、本分著称的中国老百姓的本性,而是由窃取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四人帮”大肆鼓吹“武斗”直接挑动起来的。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法制建设成就辉煌,民间伦理大有移易,这保证了“流火”型狂热与虐杀型恶俗再也难成气候。在这个基础上,求诸中外历史上文风与官风、民风的关系,我认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必须密切关注社会风气与文风的互为表里的关系。
这种关系,主要见诸两个方面:
其一,有什么样的社会风气,就会有什么样的文风。社会上下目标一致、身体力行,孜孜以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孜孜以求先进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孜孜以求全国人民最大利益的日益增进,孜孜以求先进文化的快速提升,孜孜以求民主政治的全面进步,孜孜以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发展,不仅与此背道而驰的恶劣文风不可能大行其道,根本无存身之地,而且与此有所差池的一般不良文风也会闻风敛迹,或者虽然偶有浮现却甚易纠正。执政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在社会风气中,党风的引领尤为重要。“讲话”所指“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所引毛泽东说的“学风和文风都是党的作风”等等,都是这个意思。
其二,有什么样的文风,会影响以至造成什么样的党风。在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抗争的年代里,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号召全党抛弃党八股。今天,如果不克服不良文风,或竟至不摒绝恶劣文风、反而使之到处蔓延,那就将严重阻碍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把“大力纠正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看成“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其由盖在于非如此不足以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足以保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远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前进。
求真务实是文风之本,文风恶劣的要害在于以假作真
一个人不说真话,就会丧失人格;一个国家到处流行假话,就会丧失国格。当然,一篇文章如果不讲真话,就会丧失文格。求真务实,是文风之本,是文格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假充真,是恶劣文风的要害。
“讲话”指出,中共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之重视文风建设,反复强调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并特别提出要“反对弄虚作假”。由此可见,不良文风与优良文风的首要的、根本的区别,在于一假一真。所以,反对不良文风,首要的、根本的着力点,是在反假;至于摒绝恶劣文风,首要的、根本的着力点,更是如此。
如果说“长”也算不良文风的一种表现的话,那么,这里的“长”,实为掩饰“假”。“讲话”正确地指出,“当然,也不是说长文章一概不好”。本人所见,长而又长者莫过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译本厚厚三大本、数千页、洋洋数百万言,有谁能言之有据、论而成理地指斥其“有数量无质量、有长度无力度、有价格无价值、有厚度无深度”?不必怀疑,比诺贝尔奖更诺贝尔的经济学奖,无论是从质量、力度方面衡量,还是从价值、深度方面衡量,得主毫无疑问应属马克思。这不但可以证之于1867年《资本论》陆续发表以来所引起的世界局势的破天荒伟大变动,还可以证之于近年来世界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对《资本论》政治与学术价值的重新评价。该长则长,该短则短,一切以是否务实、是否求真为前提、为标准,这是我们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时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表现为“空”的不良文风,无“真”可言,且直接与“实”相对立。民间嘲笑的“绣花枕头一包草”,从字面意思机械分析,虽然失了“绣花枕头”理应充填丝绵之类上等材料之“真”,却还有“一包草”之“实”,至少不致使人枕在二层薄缎、一团空气之上,也总比枕砖、枕戈舒服一些。空洞无物的文章,因为空洞无物,所以无“实”可言;又因为仍作为“文章”发表出来,所以只能认其为“伪文”,也就是无“真”可讲。广大干部群众深恶痛绝的“文山会海”中,就混有此类“伪文”。这样的“伪文”多了,“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从维护党的威信出发,求真务实,空话不说,浮文必去,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制度建设重于一切,是摒绝恶劣文风的要害性手段
隋文帝、唐太宗,宋、元、明、清的一些政治人物,都谈过文风问题,要求“陈言必去”、“力戒浮言”,甚至痛斥“陈言误国”、“浮文祸国”。但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那些倡言及训诫,成效或仅见于一时,或竟毫无作用,甚至伪文虚饰越演越烈。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矛盾与不足,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掌握自己命运的强大力量,是不可抵挡的;社会现代化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中国人民既有能力改造客观世界,也有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包括改造不良文风、摒绝恶劣文风。
“讲话”指出,“克服不良文风、提倡优良文风……需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这是完全正确的。世界上的每一个后果,都由多种前因综合作用逐渐造成,因此,“多管齐下,标本兼治”,领导带头、改进干部作风以及改进党风与会风等等,确为改进文风尤其是摒绝恶劣文风之必须。
那么,用什么来规范领导干部的作风,保证党风的切实改进以及会风的“大力改进”呢?我以为,教育、学习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但是道德可以育人而不足以治国,教、学可以助人而不足以兴邦。
改进干部作风、领导作风可说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改进文风问题,如果从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开始算起,迄今也近70年了。今天,重提克服不良文风,倡导优良文风,不是在文风已经有所改善的前提下,作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要求予以重申,而是不良文风甚嚣尘上,恶劣文风为害四方,已到了非狠抓不可的时候了。值此之时,不仅必须对不良文风尤其是恶劣文风“击一猛掌,使其出一身冷汗”,而且必须探究前此之工作效果不佳的原因,明确后此之工作欲求实效必得的根本性措施。
这个“根本性措施”,我以为必须是刚性的,而不是柔性的;不是一般的要求,而是硬性的规定;不仅仅是理论的说服教育,而且是“言出法随”,一句话,必须有刚性的、具体的、明确的、可操作的制度规定加以保障。总之,在克服不良文风、倡导优良作风的工作中,应将制度建设放在重于一切的地位上;制度建设是摒绝恶劣文风的要害性手段。因为既是制度性规定,就有文风良莠的衡量标准,就有文风优劣的检验尺度,就可依循、可落实、可监督、可检查、可考核、可奖惩。
毫无疑问,尽可确切地断言:一旦建立起相关的制度,必可将恶劣文风荡涤,必可顺藤牵瓜般将不良文风连类扫除,必可为优良文风开拓宽广道路,必可为优良民风、优良党风的进一步升华开辟坦途!
不良文风所在多有,表现形式五花八门,为害社会深浅不一,其中尤以恶劣文风为甚为烈。本文兹就恶劣文风之要害,略述学习“讲话”的三点心得。
社会风气与文风互为表里,文风不良的要害在于社会风气欠佳
古往今来,东西中外,文风必与官风、民风紧密相连。
历史上,有什么样的官风,定会出现什么样的文风。犹如“楚王好细腰”必致“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有所求,上行下效,流同污合,封建官场的贪腐淫糜、穷奢极侈,颓风所致,不仅官员本身,而且依附官场舞文弄墨的文人,都难免堕入恶劣文风的泥淖。不仅如此,恶劣文风又会反作用于官风,推波助澜,激浊扬腥,使本已腐败的文风更加污朽,直至溃烂于无可救药。
民风当然也会影响文风。新中国历史上也有两个时期文风甚为恶劣。“大跃进”年代全民亢奋的形势下,文风之罹患“七月流火”实属必然;“文革”时期暴民专政遍地横行,文风之充满杀气也无可避免。但是“大跃进”时期的民风并非源自以平和、俭朴著称的中国老百姓的本性,而是由官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煽动起来的。而官场的狂热,则借助文人的笔墨传诸广远,直至神州大地几无净土。至于“文革”时期的暴烈民风,也并非源自以善良、本分著称的中国老百姓的本性,而是由窃取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四人帮”大肆鼓吹“武斗”直接挑动起来的。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法制建设成就辉煌,民间伦理大有移易,这保证了“流火”型狂热与虐杀型恶俗再也难成气候。在这个基础上,求诸中外历史上文风与官风、民风的关系,我认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必须密切关注社会风气与文风的互为表里的关系。
这种关系,主要见诸两个方面:
其一,有什么样的社会风气,就会有什么样的文风。社会上下目标一致、身体力行,孜孜以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孜孜以求先进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孜孜以求全国人民最大利益的日益增进,孜孜以求先进文化的快速提升,孜孜以求民主政治的全面进步,孜孜以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发展,不仅与此背道而驰的恶劣文风不可能大行其道,根本无存身之地,而且与此有所差池的一般不良文风也会闻风敛迹,或者虽然偶有浮现却甚易纠正。执政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在社会风气中,党风的引领尤为重要。“讲话”所指“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所引毛泽东说的“学风和文风都是党的作风”等等,都是这个意思。
其二,有什么样的文风,会影响以至造成什么样的党风。在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抗争的年代里,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号召全党抛弃党八股。今天,如果不克服不良文风,或竟至不摒绝恶劣文风、反而使之到处蔓延,那就将严重阻碍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把“大力纠正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看成“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其由盖在于非如此不足以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足以保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远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前进。
求真务实是文风之本,文风恶劣的要害在于以假作真
一个人不说真话,就会丧失人格;一个国家到处流行假话,就会丧失国格。当然,一篇文章如果不讲真话,就会丧失文格。求真务实,是文风之本,是文格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假充真,是恶劣文风的要害。
“讲话”指出,中共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之重视文风建设,反复强调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并特别提出要“反对弄虚作假”。由此可见,不良文风与优良文风的首要的、根本的区别,在于一假一真。所以,反对不良文风,首要的、根本的着力点,是在反假;至于摒绝恶劣文风,首要的、根本的着力点,更是如此。
如果说“长”也算不良文风的一种表现的话,那么,这里的“长”,实为掩饰“假”。“讲话”正确地指出,“当然,也不是说长文章一概不好”。本人所见,长而又长者莫过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译本厚厚三大本、数千页、洋洋数百万言,有谁能言之有据、论而成理地指斥其“有数量无质量、有长度无力度、有价格无价值、有厚度无深度”?不必怀疑,比诺贝尔奖更诺贝尔的经济学奖,无论是从质量、力度方面衡量,还是从价值、深度方面衡量,得主毫无疑问应属马克思。这不但可以证之于1867年《资本论》陆续发表以来所引起的世界局势的破天荒伟大变动,还可以证之于近年来世界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对《资本论》政治与学术价值的重新评价。该长则长,该短则短,一切以是否务实、是否求真为前提、为标准,这是我们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时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表现为“空”的不良文风,无“真”可言,且直接与“实”相对立。民间嘲笑的“绣花枕头一包草”,从字面意思机械分析,虽然失了“绣花枕头”理应充填丝绵之类上等材料之“真”,却还有“一包草”之“实”,至少不致使人枕在二层薄缎、一团空气之上,也总比枕砖、枕戈舒服一些。空洞无物的文章,因为空洞无物,所以无“实”可言;又因为仍作为“文章”发表出来,所以只能认其为“伪文”,也就是无“真”可讲。广大干部群众深恶痛绝的“文山会海”中,就混有此类“伪文”。这样的“伪文”多了,“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从维护党的威信出发,求真务实,空话不说,浮文必去,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制度建设重于一切,是摒绝恶劣文风的要害性手段
隋文帝、唐太宗,宋、元、明、清的一些政治人物,都谈过文风问题,要求“陈言必去”、“力戒浮言”,甚至痛斥“陈言误国”、“浮文祸国”。但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那些倡言及训诫,成效或仅见于一时,或竟毫无作用,甚至伪文虚饰越演越烈。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矛盾与不足,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掌握自己命运的强大力量,是不可抵挡的;社会现代化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中国人民既有能力改造客观世界,也有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包括改造不良文风、摒绝恶劣文风。
“讲话”指出,“克服不良文风、提倡优良文风……需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这是完全正确的。世界上的每一个后果,都由多种前因综合作用逐渐造成,因此,“多管齐下,标本兼治”,领导带头、改进干部作风以及改进党风与会风等等,确为改进文风尤其是摒绝恶劣文风之必须。
那么,用什么来规范领导干部的作风,保证党风的切实改进以及会风的“大力改进”呢?我以为,教育、学习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但是道德可以育人而不足以治国,教、学可以助人而不足以兴邦。
改进干部作风、领导作风可说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改进文风问题,如果从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开始算起,迄今也近70年了。今天,重提克服不良文风,倡导优良文风,不是在文风已经有所改善的前提下,作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要求予以重申,而是不良文风甚嚣尘上,恶劣文风为害四方,已到了非狠抓不可的时候了。值此之时,不仅必须对不良文风尤其是恶劣文风“击一猛掌,使其出一身冷汗”,而且必须探究前此之工作效果不佳的原因,明确后此之工作欲求实效必得的根本性措施。
这个“根本性措施”,我以为必须是刚性的,而不是柔性的;不是一般的要求,而是硬性的规定;不仅仅是理论的说服教育,而且是“言出法随”,一句话,必须有刚性的、具体的、明确的、可操作的制度规定加以保障。总之,在克服不良文风、倡导优良作风的工作中,应将制度建设放在重于一切的地位上;制度建设是摒绝恶劣文风的要害性手段。因为既是制度性规定,就有文风良莠的衡量标准,就有文风优劣的检验尺度,就可依循、可落实、可监督、可检查、可考核、可奖惩。
毫无疑问,尽可确切地断言:一旦建立起相关的制度,必可将恶劣文风荡涤,必可顺藤牵瓜般将不良文风连类扫除,必可为优良文风开拓宽广道路,必可为优良民风、优良党风的进一步升华开辟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