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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调研组为中央政府带回了怎样的治理之策，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2009年的新疆之乱，将会开启中共治理新疆新纪元，从人事安排、经济发展到文化策略，原有的游戏规则已经运转不灵，需要重新校正。
如果没有2009年的7·5事件，大部分身居内地的中国人不会意识到新疆的民族矛盾已经如此深刻，7·5事件之后，被屏蔽在互联网之外的新疆，似乎也很快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但政治家们总是很清楚哪些事务事关大局，对于中央政权而言，新疆的事务，既涉及边疆，又事关族群，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是重中之重，历朝历代，莫不如此。
所以，60周年国庆大典之后，新疆便迎来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和最高规格的中央调研组。近400人的调研组囊括了中央政府各部委，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就有几十位，其中包括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国务委员马凯以及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
三重新疆
跟其他各省区一样，新疆的很多社会矛盾是中国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新疆的不同之处在于，大部分问题最终往往以民族矛盾的面目呈现出来，不管对于中央政府，还是那些理性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都是不愿意看到的，但这就是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新疆的现实。
中国有5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其中，新疆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比例最为均衡，西藏的汉藏比例约为1比9，藏族人占绝对多数，而内蒙古、宁夏、广西三地少数民族人口都不超过40％，只有新疆是个例外，维族和汉族人口比例接近1比1，杂居程度在5个自治区中为最高，因此，在未来很多年，新疆社会的发展状况都可以视为中国民族事务处理得当与否的晴雨表。
7·5事件所反映的新疆社会，其内外部矛盾事实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最底层有日常的百姓间的民生矛盾为基础，中有负责各种资源分配的各级行政官员间的罅隙，官员间的分歧和斗争往往以民族成分划界，最上层则有流亡在外的热比娅等人，不断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挑起事端，这样一个冲突诞生的基本链条已经隐然成型。
针对这三点，原有的治理模式，其实一直都存在，将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境外“三股势力”定为最大祸首，这几乎是高压线，不能碰，任何人或者机构。只要与“三股势力”沾上关系，都将会遭到残酷打击。似乎斩断了这个层面的问题，民族事务就得到了解决，至少，对于对中央直接负责的汉族干部而言，不至于让新疆事务频繁在国际舞台呈现，给中央政府的外交等重大事务造成干扰。
近年来，几乎每到中国举办重大活动或者重要纪念日等敏感时期，在新疆随之而来的都是对“三股势力”的严打以及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就在7·5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月，《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上还刊登了一篇关于“三股势力”的报道，称仅1990到2003年间。新疆一共打掉近600个暴力团伙。自治区政法委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称：“尽管敌人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但在我不间断的严打攻势下，他们已成不了什么气候，也无法坐大成势，没有能力再制造大规模暴乱和打砸抢骚乱事件，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已越来越多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对于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也是个难题，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应全部由自治区域的自治民族公民担任。虽然《自治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事实上，各级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主任、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绝大多数也是由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
但具体到新疆的实践，不仅自治区政府如此，政府下属的各个厅局基本也拓展了自治法的做法，通常是厅局长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而书记则由汉族干部担任，甚至不少处长、科长也同样如此，民族身份成了干部任用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以民族划界的权力构成格局和运行模式，已经深入各级行政机构。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在表面上维持了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的平衡，但却在相当大程度上损害了权力运行的效率和公平。
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生问题，新疆这么多年来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主要是经济上扶植和補贴，事实上，即使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南疆三地州，其对老百姓在医疗、教育等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补贴标准和优惠政策，相对于内地诸多省区而言，都走在前列，几乎每一次南疆三地州出现较严重的暴力事件，政府在严厉的打击之后，随之而来的总会有大笔拨款等经济上的补助下发，但这样“胡萝卜 大棒”的政策似乎收效甚微。
治疆新政
国庆之后，中央政府派往新疆的3个调研组，分别担当的主题是宣传思想文化教育、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宗教、社会稳定、组织和政权建设。其中，前两项分别由刘云山和马凯领导，后几项则由杜青林负责。可以说，这几乎囊括了新疆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大经验就是将宣传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样的治理逻辑在民族事务处理中同样被沿用。对于新疆而言，多年来，对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宣扬，疆内各种媒体不可谓不多，但过于僵化和统一的宣教模式已经越来越失去效力。
未来的新疆甚至整个国家，在处理民族事务时，应该秉承怎样的文化策略?这是一个相当本质的问题，一直以来，以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断向中央政府谏言，为了面对和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需要逐步淡化目前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以“中华民族”为核心认同，建立一个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国家”。
但这样的文化策略，遭受着双重压力，一是来自于那些具备强烈本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学者的批评，认为这是文化上的灭绝主义，更大的问题则是与执政党经常的宣教策略并不那么一致，一直以来，即使在汉族地区。国家认同和政党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该如何处理，都是一个纠结不清的问题，在民族自治地区，更是如此，很多时候，政党认同的教育往往不足以抵抗民族和宗教认同。
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在新疆的长治久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其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指向明确且行之有效的文化策略。
宣教工作的调整之外，如何促进新疆经济快速发展是此番调研组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国务委员马凯在调研时曾对媒体说，要深入研究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一些含金量高、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新政策和过硬的措施。有消息称，明年3月底左右国务院将召开“新疆经济发展专项会议”，届时新疆区域发展的系列新政将集中出台，疆内国税和地税的合并也很可能被提上日程。
一直以来，经济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大部分社会矛盾，这是30年改革开放带给执政党的一大成功经验，而这一经验也似乎在民族事务中得到了验证。与新疆毗邻的内蒙古自治区一直都被视为新中国60年治理边疆和民族事务的一个成功模式，尤其最近几年，内蒙古GDP增速已经连续七八年位居中国首位，虽与蒙古国交界，却没有强大的独立势力，也没有频繁的暴力活动。
民族矛盾在内蒙古几乎是，一个被消解了的命题。新疆的7·5事件之后，记者在新疆采访时，自治区也很快组织了包括宣传部、社科院等人员在内的代表团前往内蒙古取经。但是，内蒙古的安定多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治理模式对于新疆有多大借鉴价值?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与中国任何一个省区一样，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其最需要解决的不是各种的优惠政策、税收政策。新疆过往的治理经验也早已表明，给钱、给政策的老路解决不了民族问题。
种种有利可图的资源被公权力所汲取，这个公权力本来与维汉没有关系。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如此，但在新疆，最终呈现出来的面且是，少数民族世居地的资源被以汉族面目出现的公权力占有与分配，小到旅游资源，大到土地、矿山、煤炭和石油，这也是境外分裂势力攻击新疆民族事务最大的借口之一。而资源红利、经济发展的好处，在进行分配时，如何超越民族界限，更加公正地分配，才是最应该解决的问题。
如果没有2009年的7·5事件，大部分身居内地的中国人不会意识到新疆的民族矛盾已经如此深刻，7·5事件之后，被屏蔽在互联网之外的新疆，似乎也很快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但政治家们总是很清楚哪些事务事关大局，对于中央政权而言，新疆的事务，既涉及边疆，又事关族群，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是重中之重，历朝历代，莫不如此。
所以，60周年国庆大典之后，新疆便迎来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和最高规格的中央调研组。近400人的调研组囊括了中央政府各部委，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就有几十位，其中包括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国务委员马凯以及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
三重新疆
跟其他各省区一样，新疆的很多社会矛盾是中国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新疆的不同之处在于，大部分问题最终往往以民族矛盾的面目呈现出来，不管对于中央政府，还是那些理性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都是不愿意看到的，但这就是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新疆的现实。
中国有5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其中，新疆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比例最为均衡，西藏的汉藏比例约为1比9，藏族人占绝对多数，而内蒙古、宁夏、广西三地少数民族人口都不超过40％，只有新疆是个例外，维族和汉族人口比例接近1比1，杂居程度在5个自治区中为最高，因此，在未来很多年，新疆社会的发展状况都可以视为中国民族事务处理得当与否的晴雨表。
7·5事件所反映的新疆社会，其内外部矛盾事实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最底层有日常的百姓间的民生矛盾为基础，中有负责各种资源分配的各级行政官员间的罅隙，官员间的分歧和斗争往往以民族成分划界，最上层则有流亡在外的热比娅等人，不断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挑起事端，这样一个冲突诞生的基本链条已经隐然成型。
针对这三点，原有的治理模式，其实一直都存在，将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境外“三股势力”定为最大祸首，这几乎是高压线，不能碰，任何人或者机构。只要与“三股势力”沾上关系，都将会遭到残酷打击。似乎斩断了这个层面的问题，民族事务就得到了解决，至少，对于对中央直接负责的汉族干部而言，不至于让新疆事务频繁在国际舞台呈现，给中央政府的外交等重大事务造成干扰。
近年来，几乎每到中国举办重大活动或者重要纪念日等敏感时期，在新疆随之而来的都是对“三股势力”的严打以及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就在7·5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月，《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上还刊登了一篇关于“三股势力”的报道，称仅1990到2003年间。新疆一共打掉近600个暴力团伙。自治区政法委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称：“尽管敌人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但在我不间断的严打攻势下，他们已成不了什么气候，也无法坐大成势，没有能力再制造大规模暴乱和打砸抢骚乱事件，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已越来越多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对于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也是个难题，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应全部由自治区域的自治民族公民担任。虽然《自治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事实上，各级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主任、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绝大多数也是由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
但具体到新疆的实践，不仅自治区政府如此，政府下属的各个厅局基本也拓展了自治法的做法，通常是厅局长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而书记则由汉族干部担任，甚至不少处长、科长也同样如此，民族身份成了干部任用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以民族划界的权力构成格局和运行模式，已经深入各级行政机构。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在表面上维持了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的平衡，但却在相当大程度上损害了权力运行的效率和公平。
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生问题，新疆这么多年来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主要是经济上扶植和補贴，事实上，即使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南疆三地州，其对老百姓在医疗、教育等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补贴标准和优惠政策，相对于内地诸多省区而言，都走在前列，几乎每一次南疆三地州出现较严重的暴力事件，政府在严厉的打击之后，随之而来的总会有大笔拨款等经济上的补助下发，但这样“胡萝卜 大棒”的政策似乎收效甚微。
治疆新政
国庆之后，中央政府派往新疆的3个调研组，分别担当的主题是宣传思想文化教育、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宗教、社会稳定、组织和政权建设。其中，前两项分别由刘云山和马凯领导，后几项则由杜青林负责。可以说，这几乎囊括了新疆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大经验就是将宣传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样的治理逻辑在民族事务处理中同样被沿用。对于新疆而言，多年来，对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宣扬，疆内各种媒体不可谓不多，但过于僵化和统一的宣教模式已经越来越失去效力。
未来的新疆甚至整个国家，在处理民族事务时，应该秉承怎样的文化策略?这是一个相当本质的问题，一直以来，以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断向中央政府谏言，为了面对和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需要逐步淡化目前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以“中华民族”为核心认同，建立一个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国家”。
但这样的文化策略，遭受着双重压力，一是来自于那些具备强烈本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学者的批评，认为这是文化上的灭绝主义，更大的问题则是与执政党经常的宣教策略并不那么一致，一直以来，即使在汉族地区。国家认同和政党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该如何处理，都是一个纠结不清的问题，在民族自治地区，更是如此，很多时候，政党认同的教育往往不足以抵抗民族和宗教认同。
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在新疆的长治久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其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指向明确且行之有效的文化策略。
宣教工作的调整之外，如何促进新疆经济快速发展是此番调研组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国务委员马凯在调研时曾对媒体说，要深入研究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一些含金量高、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新政策和过硬的措施。有消息称，明年3月底左右国务院将召开“新疆经济发展专项会议”，届时新疆区域发展的系列新政将集中出台，疆内国税和地税的合并也很可能被提上日程。
一直以来，经济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大部分社会矛盾，这是30年改革开放带给执政党的一大成功经验，而这一经验也似乎在民族事务中得到了验证。与新疆毗邻的内蒙古自治区一直都被视为新中国60年治理边疆和民族事务的一个成功模式，尤其最近几年，内蒙古GDP增速已经连续七八年位居中国首位，虽与蒙古国交界，却没有强大的独立势力，也没有频繁的暴力活动。
民族矛盾在内蒙古几乎是，一个被消解了的命题。新疆的7·5事件之后，记者在新疆采访时，自治区也很快组织了包括宣传部、社科院等人员在内的代表团前往内蒙古取经。但是，内蒙古的安定多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治理模式对于新疆有多大借鉴价值?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与中国任何一个省区一样，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其最需要解决的不是各种的优惠政策、税收政策。新疆过往的治理经验也早已表明，给钱、给政策的老路解决不了民族问题。
种种有利可图的资源被公权力所汲取，这个公权力本来与维汉没有关系。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如此，但在新疆，最终呈现出来的面且是，少数民族世居地的资源被以汉族面目出现的公权力占有与分配，小到旅游资源，大到土地、矿山、煤炭和石油，这也是境外分裂势力攻击新疆民族事务最大的借口之一。而资源红利、经济发展的好处，在进行分配时，如何超越民族界限，更加公正地分配，才是最应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