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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刘少奇1936年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期间，把中共中央关于抗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华北地区抗日战争的实际相结合，促进华北抗日局面的展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抗战初期 刘少奇 统一战线 贡献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正确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时中国革命处在重要、复杂、紧急的转变关头，华北是全国抗日的前沿阵地，情况异常。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吞华北，在中共领导下爆发了北平“一二·九”运动，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妥协退让政策，残酷镇压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华北的抗日爱国组织大部分被破坏，而党内又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在内外复杂矛盾交错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担任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兼北方局书记。1936年3月，刘少奇到达天津，开始了领导北方局贯彻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最终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任务。
一、清理和纠正“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错误，改善和加强党对白区的工作
白区党组织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极为严重，华北党组织仅在河北保存了一个省委以及某些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寥寥无几的中下级干部。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此时还没有传到华北，这些干部仍是采取“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的做法。
1936年春，刘少奇一到天津，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对华北党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党在华北的工作方针：坚持党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方针，准备发动和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贯彻党的这一方针，首先是要“准备自己”，也就是要全力肃清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整顿和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壮大党员队伍，使华北党内在思想上达到统一。为此，他撰写了大量文章，从理论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其中《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最具代表性。在该文中，他列举了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表现和危害，并分析了“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以及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原因，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要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1]p33他认为，如果不彻底清除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影响，就不可能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革命就不能顺利进行。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党员和进步分子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得到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赞成和拥护。
为了使华北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地完全地了解党中央的新政策，了解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对党的革命事业和前途的影响和危害，1936年秋，中共北方局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发出了《华北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指示信，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要认真深入地学习研究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严格按照统一战线的要求改进工作的不足，完全克服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中共北方局的这个指示，对扭转华北地区党的路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37年5月，刘少奇回到延安主持召开全国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在《关于白区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中总结了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阐释了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这个报告对当时肃清华北地区存在的“左”倾错误思想，加强党中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起到了重大作用，也使全国白区工作发生了根本改变。
二、发动和组织华北群众成立救亡团体，推动全国抗日群众运动向前发展
在北平的一些学生中，当时出现了反对读书，强迫罢课，不关心政治的情况。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偏向，中共中央北方局于1936年1月成立华北学联，纠正“长期罢课”的错误口号，提出“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强调学生会要“帮助与满足多数学生读书的要求。给先进的学生以更多的工作。不强求愿意读书的学生和先进学生一样来工作”[2]p121。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后，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从实际出发，切实把华北各界人民组织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学生组织了各种学术社团、宣传队、文艺队，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与此同时，北方局先后创办了《火线》《华北烽火》《长城》《国防》等刊物。5月，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政府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日本打着“防共”旗号，增兵天津，构筑炮台，图谋一举占领华北地区，这引起了华北军民的愤恨。刘少奇抓住时机，审时度势，组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增兵、反对武装走私。他指出：现在日本增兵华北，平津地区受到直接的威胁，事关生死存亡，所以我们有把握动员各界群众起来反抗。
在平津党组织的领导下，天津、北平的学生和群众分别在5月28日和6月13日成功地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给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野心以有力的回击。这一爱国运动迅速发展到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各地学生纷纷举行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游行示威活动，掀起了继“一二·九”运动之后又一次全国性的抗日救国高潮，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果实，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为了使广大群众成为抗日救国的重要力量，北方局又派董毓华、黄敬等人到上海同各地代表、各界人士共同建立了中华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喊出去。通过救国会、学生会等公开组织，吸引广大群众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
三、争取和联合地方实力派，为华北抗战准备军事力量
在瓦窑堡会议召开前，刘少奇在《抗日反蒋与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只是下层的，而且也是上层的。上层统一战线主要是指与国民党军政界地方实力派建立统一战线关系。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主要是指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和山西封建军阀阎锡山。 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存在裂隙，总想在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中保全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在日军进攻面前，宋哲元力求和平共处，避免和日军发生正面冲突，但他又不甘心当汉奸和傀儡，这给中共争取宋哲元转变抗日态度提供了可能。刘少奇派党员干部到第二十九军中进行统战工作，及时地转变了斗争口号，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变为“拥护宋军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并且通过天津学生在5月28日游行和北平学生6月13日示威公开地喊出来。这些口号的转变，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在华北的灵活运用，它不但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策水平，也激发了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促使宋哲元在思想上产生了对学生抗日的同情，逐渐改变由软弱到坚硬的抗日态度。1937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以武力威胁平津地区，蒋介石多次命令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撤退到保定，宋哲元犹豫不决。刘少奇亲自草拟了抗日救国的三项主张，委托第二十九军的参谋长交给宋哲元，劝他“以进为守，号召全国人民抗战”。宋看了之后觉得很好，于是采纳了这一方案，没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撤退。“七七”事变爆发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积极奋起，英勇作战，与刘少奇领导北方局所做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
阎锡山虽然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的主任，但他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封建军阀，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他在山西经营二十多年，经济、军事实力雄厚，想依仗这些实力拥兵自重，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1936年8月，日本加紧向南侵略，蒋介石也有分裂和控制山西的企图，面对两股强势力的威胁，阎感觉到了自己的土皇帝地位岌岌可危。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在平津地区蓬勃兴起的抗日救国运动和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阎打算与共产党合作，老谋深算的他想出了一个新策略：请一些坚决抗战而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来山西组织抗日活动。他要求请来的人以民主人士的名义在山西开展抗日活动，不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出现，但可以效仿共产党的某些措施。他派代表找到刚刚出狱的山西籍人薄一波，邀薄与之“共策保晋大业”[4]p83。刘少奇知道后，觉得这是打开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门的好时机，必须抓住。他立即派人去向薄一波传达自己的意见：一定要看到，现在的形势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又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阎锡山正在犹豫中。他找你去，是个好机会，不去，就失去了这个好机会。因为当前的任务，不仅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还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随后，北方局派薄一波到太原去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为了加强中共在山西的领导力量，刘少奇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和薄一波一起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阎锡山及其山西军政上的统战工作。
薄一波等人到达山西后，接过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并按照刘少奇提出的要抓实权、做实际工作、反对空谈主义的方针，制定了同盟会的行动纲领，迅速开展工作，宣传抗日主张，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同盟会到抗战爆发前夕，发展到七八十万人，这个名义上是阎锡山官办的抗日团体，实际上领导权掌握在中共的手里，中共利用它来培养干部，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骨干力量。在刘少奇提出的正确策略原则指导下，中共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的统一战线，为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主力部队迅速挺进山西和坚持华北抗战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四、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1937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领导权问题成为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当时，北平学生运动中出现了以徐芸书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他们同个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结合，主张取消统一战线中的左派和右派，宣传“无条件统一”。针对这种错误，刘少奇严肃指出：“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当然领导者就等于葬送革命。”他还深谋远虑地指明：“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结果和前途怎样？这就要看统一战线的领导人是谁。是资产阶级，那对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那对日战争必将彻底胜利，并将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这是合作阶段的中心问题。”[1]p77所以，统一战线能否存在、扩大、发展，取决于归谁领导，无产阶级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那么，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呢？刘少奇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思想。首先，无产阶级自己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因为只有自己力量不断加强，才更能团结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到自己的周围来，才能使自己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进而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其次，当同盟者起来向敌人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要给同盟者以必要的援助。当然，无产阶级必须自己也起来向敌人斗争，而且要站到斗争的最前线。同时在向同盟者及群众提出自己在斗争中的独立主张。再次，无产阶级要时刻洞察同盟者的错误、动摇和叛变所引来的危险，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同盟者的批评。虽然这种批评尽可能采取和平诚恳的态度，然而思想上、观念上的明确性不应该有丝毫的含糊，不应该不使用批评的武器。此外，刘少奇还认为，为了争取领导权，在统一战线内部，决不能停止或忽略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决不能限制无产阶级组织与斗争的自由。只有这样，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巩固、持久地发展，抗日战争才能胜利地进行到底。
在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间，刘少奇领导华北党组织积极地贯彻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36年8月5日，党中央给北方局致信指出：自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后，北方党的工作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3]后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肯定刘少奇在北方局的贡献，赞扬他模范地执行了党中央正确的政策。历史公正地记录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为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关于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和光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一二九运动资料（第2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N].人民日报，1980-05-05.
[4]薄一波.缅怀刘少奇[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彭月才
[关键词] 抗战初期 刘少奇 统一战线 贡献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正确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时中国革命处在重要、复杂、紧急的转变关头，华北是全国抗日的前沿阵地，情况异常。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吞华北，在中共领导下爆发了北平“一二·九”运动，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妥协退让政策，残酷镇压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华北的抗日爱国组织大部分被破坏，而党内又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在内外复杂矛盾交错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担任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兼北方局书记。1936年3月，刘少奇到达天津，开始了领导北方局贯彻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最终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任务。
一、清理和纠正“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错误，改善和加强党对白区的工作
白区党组织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极为严重，华北党组织仅在河北保存了一个省委以及某些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寥寥无几的中下级干部。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此时还没有传到华北，这些干部仍是采取“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的做法。
1936年春，刘少奇一到天津，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对华北党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党在华北的工作方针：坚持党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方针，准备发动和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贯彻党的这一方针，首先是要“准备自己”，也就是要全力肃清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整顿和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壮大党员队伍，使华北党内在思想上达到统一。为此，他撰写了大量文章，从理论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其中《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最具代表性。在该文中，他列举了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表现和危害，并分析了“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以及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原因，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要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1]p33他认为，如果不彻底清除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影响，就不可能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革命就不能顺利进行。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党员和进步分子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得到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赞成和拥护。
为了使华北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地完全地了解党中央的新政策，了解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对党的革命事业和前途的影响和危害，1936年秋，中共北方局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发出了《华北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指示信，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要认真深入地学习研究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严格按照统一战线的要求改进工作的不足，完全克服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中共北方局的这个指示，对扭转华北地区党的路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37年5月，刘少奇回到延安主持召开全国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在《关于白区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中总结了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阐释了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这个报告对当时肃清华北地区存在的“左”倾错误思想，加强党中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起到了重大作用，也使全国白区工作发生了根本改变。
二、发动和组织华北群众成立救亡团体，推动全国抗日群众运动向前发展
在北平的一些学生中，当时出现了反对读书，强迫罢课，不关心政治的情况。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偏向，中共中央北方局于1936年1月成立华北学联，纠正“长期罢课”的错误口号，提出“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强调学生会要“帮助与满足多数学生读书的要求。给先进的学生以更多的工作。不强求愿意读书的学生和先进学生一样来工作”[2]p121。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后，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从实际出发，切实把华北各界人民组织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学生组织了各种学术社团、宣传队、文艺队，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与此同时，北方局先后创办了《火线》《华北烽火》《长城》《国防》等刊物。5月，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政府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日本打着“防共”旗号，增兵天津，构筑炮台，图谋一举占领华北地区，这引起了华北军民的愤恨。刘少奇抓住时机，审时度势，组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增兵、反对武装走私。他指出：现在日本增兵华北，平津地区受到直接的威胁，事关生死存亡，所以我们有把握动员各界群众起来反抗。
在平津党组织的领导下，天津、北平的学生和群众分别在5月28日和6月13日成功地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给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野心以有力的回击。这一爱国运动迅速发展到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各地学生纷纷举行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游行示威活动，掀起了继“一二·九”运动之后又一次全国性的抗日救国高潮，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果实，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为了使广大群众成为抗日救国的重要力量，北方局又派董毓华、黄敬等人到上海同各地代表、各界人士共同建立了中华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喊出去。通过救国会、学生会等公开组织，吸引广大群众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
三、争取和联合地方实力派，为华北抗战准备军事力量
在瓦窑堡会议召开前，刘少奇在《抗日反蒋与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只是下层的，而且也是上层的。上层统一战线主要是指与国民党军政界地方实力派建立统一战线关系。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主要是指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和山西封建军阀阎锡山。 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存在裂隙，总想在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中保全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在日军进攻面前，宋哲元力求和平共处，避免和日军发生正面冲突，但他又不甘心当汉奸和傀儡，这给中共争取宋哲元转变抗日态度提供了可能。刘少奇派党员干部到第二十九军中进行统战工作，及时地转变了斗争口号，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变为“拥护宋军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并且通过天津学生在5月28日游行和北平学生6月13日示威公开地喊出来。这些口号的转变，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在华北的灵活运用，它不但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策水平，也激发了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促使宋哲元在思想上产生了对学生抗日的同情，逐渐改变由软弱到坚硬的抗日态度。1937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以武力威胁平津地区，蒋介石多次命令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撤退到保定，宋哲元犹豫不决。刘少奇亲自草拟了抗日救国的三项主张，委托第二十九军的参谋长交给宋哲元，劝他“以进为守，号召全国人民抗战”。宋看了之后觉得很好，于是采纳了这一方案，没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撤退。“七七”事变爆发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积极奋起，英勇作战，与刘少奇领导北方局所做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
阎锡山虽然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的主任，但他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封建军阀，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他在山西经营二十多年，经济、军事实力雄厚，想依仗这些实力拥兵自重，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1936年8月，日本加紧向南侵略，蒋介石也有分裂和控制山西的企图，面对两股强势力的威胁，阎感觉到了自己的土皇帝地位岌岌可危。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在平津地区蓬勃兴起的抗日救国运动和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阎打算与共产党合作，老谋深算的他想出了一个新策略：请一些坚决抗战而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来山西组织抗日活动。他要求请来的人以民主人士的名义在山西开展抗日活动，不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出现，但可以效仿共产党的某些措施。他派代表找到刚刚出狱的山西籍人薄一波，邀薄与之“共策保晋大业”[4]p83。刘少奇知道后，觉得这是打开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门的好时机，必须抓住。他立即派人去向薄一波传达自己的意见：一定要看到，现在的形势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又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阎锡山正在犹豫中。他找你去，是个好机会，不去，就失去了这个好机会。因为当前的任务，不仅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还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随后，北方局派薄一波到太原去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为了加强中共在山西的领导力量，刘少奇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和薄一波一起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阎锡山及其山西军政上的统战工作。
薄一波等人到达山西后，接过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并按照刘少奇提出的要抓实权、做实际工作、反对空谈主义的方针，制定了同盟会的行动纲领，迅速开展工作，宣传抗日主张，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同盟会到抗战爆发前夕，发展到七八十万人，这个名义上是阎锡山官办的抗日团体，实际上领导权掌握在中共的手里，中共利用它来培养干部，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骨干力量。在刘少奇提出的正确策略原则指导下，中共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的统一战线，为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主力部队迅速挺进山西和坚持华北抗战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四、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1937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领导权问题成为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当时，北平学生运动中出现了以徐芸书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他们同个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结合，主张取消统一战线中的左派和右派，宣传“无条件统一”。针对这种错误，刘少奇严肃指出：“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当然领导者就等于葬送革命。”他还深谋远虑地指明：“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结果和前途怎样？这就要看统一战线的领导人是谁。是资产阶级，那对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那对日战争必将彻底胜利，并将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这是合作阶段的中心问题。”[1]p77所以，统一战线能否存在、扩大、发展，取决于归谁领导，无产阶级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那么，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呢？刘少奇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思想。首先，无产阶级自己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因为只有自己力量不断加强，才更能团结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到自己的周围来，才能使自己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进而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其次，当同盟者起来向敌人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要给同盟者以必要的援助。当然，无产阶级必须自己也起来向敌人斗争，而且要站到斗争的最前线。同时在向同盟者及群众提出自己在斗争中的独立主张。再次，无产阶级要时刻洞察同盟者的错误、动摇和叛变所引来的危险，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同盟者的批评。虽然这种批评尽可能采取和平诚恳的态度，然而思想上、观念上的明确性不应该有丝毫的含糊，不应该不使用批评的武器。此外，刘少奇还认为，为了争取领导权，在统一战线内部，决不能停止或忽略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决不能限制无产阶级组织与斗争的自由。只有这样，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巩固、持久地发展，抗日战争才能胜利地进行到底。
在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间，刘少奇领导华北党组织积极地贯彻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36年8月5日，党中央给北方局致信指出：自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后，北方党的工作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3]后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肯定刘少奇在北方局的贡献，赞扬他模范地执行了党中央正确的政策。历史公正地记录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为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关于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和光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一二九运动资料（第2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N].人民日报，1980-05-05.
[4]薄一波.缅怀刘少奇[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