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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全国“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高层论坛在山东理工大学召开。本次论坛由山东省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主办，生态环境部环境教育专项“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课题组协办，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承办，来自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
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近20篇，这些论文主要围绕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和生态思想文化等议题进行研讨，现综述如下。
一
本次论坛是以生态环境部项目“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为契机召开的。课题组成员围绕项目研究提交了相关论文，对蒙古族、回族和贵州、东北等地少数民族，以及广东等地域的传统生态民俗进行了系统论述。
项目负责人、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陈红兵教授的论文《蒙古族传统生态民俗传承方式及现实启迪》，从日常生产生活实践、自然崇拜、禁忌规约、民间文学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蒙古族传统生态民俗传承方式。第一，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民俗形成、传承的母体，父母和社会群体中的长辈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对少年儿童潜移默化的教导，以及少年儿童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耳濡目染，是民俗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传承的重要方面。第二，蒙古族对天地、山川、动植物神灵的自然崇拜，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敖包祭祀仪式，在传统社会有利于民众形成敬畏天地、爱护动植物的情感。第三，蒙古族传统生态禁忌规约主要体现在对草地、野生动物、水资源等重要自然资源的保护中，蒙古族传统禁忌规约有自身一整套形成、宣导、监测及奖惩机制。第四，蒙古族民间文学，如童话、谚语、格言等，蕴含着很多对生态环境、自然万物的认识。其中，蒙古牧歌对草原、动物等的赞美，充满对自然万物的感恩之情;蒙古族战胜自然灾害的英雄故事，有助于激发人们维护生态环境的奋斗精神;动植物报恩的故事，则有助于引导人们形成爱护生命的观念及行为方式。陈教授是从当前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出发进行相关论述的。他认为，蒙古族生态民俗传承方式涉及情感熏陶、行为规范、宣传教育等方方面面，其本身构成民间生态环保宣传教育的完整系统，对今天形成生态文化体系，以及对民众进行生态环保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李德营副教授的论文《广东地区传统生态民俗及其鉴戒》，从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广东地区的传统生态民俗：一是在生态民俗观念方面，广东地区的创世神话体现了民众团结一致与自然灾害抗争的精神，形成了适应当地气候及濒海环境的雷公、“水父水母”、龙母崇拜，以及适应当地农业生产的蛙、牛崇拜;二是在生态生产习俗方面，形成了依赖海洋、山林的多样化农业生计模式，以及靠天田、游耕、桑基鱼塘等生产习俗;三是在生态生活习俗方面，形成了杂食性强的饮食习俗，适应当地生存环境的穿背心龙裤、戴竹笠草帽等服饰习俗，以蚝、蚌外壳为建筑材料和骑楼建筑等民居习俗;四是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注重以乡规民约封山育林、防盗护林;五是在生态民俗鉴戒方面，通过组织一些常态化的活动如“食农教育”等，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传统生态民俗在传承过程中注重潜移默化的影响、注重塑造个体认同等，对当前环保教育同样具有借鉴价值。
马迎雪博士的论文《回族生态文化及应用价值研究》，首先论述了回族的自然观和生态伦理观。回族自然观认为，整个世界得益于真主的造化，自然万物各得其所，生机盎然，和谐有序。回族生态伦理观认为，人类作为大地的代治者，应当保护自然万物，禁止滥伐树木、滥捕动物，主张有节制地利用自然。其次具体阐述了回族生计方式、饮食禁忌、斋戒习俗、丧葬习俗的生态环保意义。如为缓解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稀缺的矛盾，回族传统社会的商业得到充分发展;回族禁食狮、虎、狼、豹等野生动物，倾向于食用食物链中较低等级的蔬果，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回族“斋月”从黎明到日落戒除饮食的习俗，不仅有助于调节自身新陈代谢，而且能节制饮食，实现人与自然资源的平衡;回族适应地域自然生态环境形成的“丧不用棺、葬必从俭”的土葬习俗，则有助于节约和保护树木等自然资源。
赵慧的论文《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也从五个方面系统论述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的内涵。一是在生态民俗观念方面，贵州少数民族创世神话认为，动植物、金银矿产与人一样有共同的祖先，体现了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观念;又从自身生存环境出发，将水雾、水井、树木等视作万物的起源，形成与树木、水井、山石相关的自然崇拜。二是在生态生产习俗方面，贵州少数民族结合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稻田养鱼、稻田养鸭、梯田稻作、刀耕火种的农业生计方式，以及種树与饲养山羊相结合，根据树木生长季节和规律伐木的林业生产习俗。三是在生态生活习俗方面，贵州少数民族以蓝靛草、枫蜡给衣服染色，使用围裙和绑腿避免蛇虫伤害;热季从事种植业，冷季通过采集、狩猎和养殖获取食物;适应当地生存环境，住吊脚楼，有效避免瘴气、涨水和虫蛇等的侵袭。四是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贵州少数民族不少乡规民约注重树木、动物和水资源的保护。五是在生态民俗传承方面，苗族由鼓社和议榔制定规约，并将相关规约刻于木石上进行宣传;举行招龙谢土仪式，祭祀地龙、山神，惩罚砍伐风水树、开挖龙脉等违反规约行为;举行扫寨活动，避免火灾发生，等等。
冯俊岐的论文《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民俗观念研究》，从自然崇拜、民间文学两方面阐述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民俗观念。一是在自然崇拜中，鄂温克人认为天神主宰着自然生态环境，遇到旱涝灾害会祈求天神保佑;朝鲜族将土地类比为人的身体，认为大地以石为骨，以水为血脉，以湖泊为眼睛，以树木为手指，要求人们爱护自然万物;东北少数民族普遍视熊、鹰为图腾，又普遍存在柳树崇拜，并形成与此相关的禁忌和祭祀仪式。二是在民间文学中，朝鲜族创世神话视熊为本民族的祖先，鄂伦春创世神话讲述恩都力以飞禽的骨头造人，均体现了人与动物同根同源的观念;东北少数民族民歌对自然山水、野生动植物的讴歌，则体现了人们对自然万物的感恩和爱护之情;民间故事记载了丰富的生态环保知识和经验;抗灾英雄的故事体现了人们维护美好生态环境的斗争精神;动植物报恩报仇的故事不仅体现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而且有助于规范人们的动物保护行为。 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研究员的论文《隐山文化与人类文化遗产》，认为隐山文化在中国至少有三千年历史，代表的是一种健康、解脱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文章谈到，中国的隐士有三种类型：伯夷、叔齐属于“轻生重道”型隐士，突出的是气节与尊严;老子以救世安心为务，是“大隐”;还有一种是打着隔绝世间的旗号，反对儒家礼乐与世俗道德，旨在远离世间对人的伤害。作者认为，“隐”的本质是排除世俗尘嚣的干扰，自得其乐，获得心灵的升华;隐山修行是佛教的显著特征之一。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隐士文化相结合，同样突出隐山修行对于解脱生死的重要。在阐述中国传统隐士文化、佛教隐山文化的基础上，文章还比较了佛教与儒家隐山观的不同。罗大经强调不与物累是儒家隐世观的重要特点，儒家隐山观与尽好自身的社会伦理责任并不矛盾。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李向平教授的论文《民间信仰心态与传统民俗生态》，针对学术界将民间自然崇拜与当代敬畏自然观念直接关联的观点，指出自然崇拜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敬畏自然的观念。这是因为：崇拜者对自然的崇拜是建立在崇拜对象是否灵验的前提下，而民俗自然崇拜方式也基本上没有构成相应的崇拜规则及价值规范，传统自然神灵崇拜中的正统与非正统的分野，也难以建构乡村民俗及其社区的生态秩序。因此，传统民俗生态理念能否落实或者转换为乡村社会的生态实践机制，必然涉及乡村民俗社会能否建构一个统一的生态秩序，以及是否拥有一种基于民俗信仰的神圣心态。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崔玉卿研究员的论文《五台山骡马大会的生态民俗考察》，论述了五台山骡马大会所处的自然生态、民族生态、信仰生态环境，特别论述了五台山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为骡马提供了良好的休养场所。文章谈到，五台山骡马大会是佛教圣地五台山地区形成的传统民俗庙会活动，这一活动既包含了依托五台山自然环境形成的北方牲畜贸易，也具备了融合蒙汉民族交往、促进民族团结的民族生态属性，同时促成了与五台山佛教艺术结合的民俗表演和文化交流活动。五台山骡马大会民俗活动，体现了动物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融，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推动了地方特色宗教文化生态的和谐发展，是集自然生态、民族生态、信仰生态为一体的多元民俗活动。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王加华教授的论文《生态与文化：中国传统时间观中的生态性因素探析》，考察了传统时间观中的生态性因素。文章认为，时间只有与人类生活相结合，才能彰显其鲜活生動的现实意义。人们最初的时间观念是在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得出来的，其中包含有丰富的情境、形势与场。中国传统计时方法与时间观的一大特点，就是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把农事的进程作为时间的一种重要尺度，即“以农为本”，而农事进程又是与自然节律紧密相关的，由此使“生态性”成为中国传统时间的基础性所在。这种“生态性”的标度时间体系，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浓厚乡土观、循环时间观、缺乏精确时间观、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等。进入近现代，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渐传播，传统时间观中的生态性、文化性也被渐渐消弭，由此时间变成了纯粹的技术测量，不再与具体的生态环境相联系，不再包含有情境、形势与场。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刘文秀的论文《花神信仰的生态文明探析及当代意义》，在阐述中国民间花神信仰的基础上，论述其中蕴含的生态文化内涵。花神信仰是民间植物崇拜之一种，典型如十二花神信仰。十二月花神信仰将历史名人与十二月花相结合，从而将花木人格化。如二月杏花神杨贵妃，四月牡丹花神李白，六月荷花神西施，九月菊花神陶渊明，等等。与花神信仰相关的还有花神生日花枝挂红、踏春出游和过花朝节等习俗。文章认为，十二月花神的人格化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思维，其中蕴含着人们关于物候、时序节律的认识;而对花神的崇拜，也体现了人们尊重自然、爱护花木的生态伦理观念。
以上论文通过对隐山文化、民间信仰心态、五台山骡马大会、传统时间观、花神信仰等具体民俗现象的分析，阐述其中的生态文化意蕴，拓展了传统生态民俗研究的范围，对进一步推进生态民俗研究深具启发性。
三
长江学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洪修平教授的论文《儒佛道相异互补的生态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论述了中国古代儒佛道相异互补的生态思想。文章认为，儒家生态思想注重从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出发探讨人的问题，表达了人与人、人与环境和谐共生、仁爱万物、保护环境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道家从“道法自然”观念出发，强调效法天道自然无为，表达了对天人一体、顺应自然、尊重万物、生物之间和谐相处的追求和向往。中国道教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天地，是天地的缩影，人通过效法自然的修炼，能够实现“人与天合”，表达了天人一体、和谐共生的理念和追求。中国佛教缘起论中体现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在突出世界存在的整体性、人与世界万物之间整体性关联等方面，具有与当代生态文化世界观相一致的内涵。中国佛教突出并强调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无情有性”等观念，表达了一切生命乃至山川草木的内在一体性及平等性，为当代动物保护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深层理论依据。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陈坚教授的论文《生态佛教》，从中国佛教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出发，提出了与学术界迥然不同的生态佛教思想，即：“生态佛教”不是论证佛教中蕴含着生态思想文化内涵，而是从中国佛教“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无情有性”诸观念出发，提出“生态即佛教”或“生态本身即是佛教”的理念。文章认为，“绿色佛教”是今天佛教发展的重要形式。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盖光教授的论文《中国古代诗文中的渔樵、垂钓意象及生态人格特点》，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诗文中渔樵、垂钓意象所体现的诗性人生和人格追求。其一，古代诗文中描述的渔樵、垂钓所处的自然山水或农家田园，以其自然内在的生命活力和农家田园生活的乡俗性，有助于诗文作者从尘俗中超拔出来，养成生态人格。其二，古代诗文描写栖居于自然山水、农家田园生活中的人，写他们于乡野生活中养成的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这是一种游性人生，是一种诗意栖居的生活。其三，古代诗文通过渔樵、垂钓意象，表达诗文作者融入自然、与天地万物“神交”并于其中歇息身心的坐忘境界。其四，古代诗文中的渔樵、垂钓意象着意于天地之大和，着意于人与自然山水的和谐，其中体现的是超越尘嚣、与自然神交、复归真性的人生、人格追求，体现的是人类对生态人格养成的共通性追求。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白洋副教授的论文《论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与当代环境法治的完善》，在阐述中国古代生态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从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寡欲节用三方面论述古代生态环保法的生态伦理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当前环境法治的完善。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法规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生态世界观的基础上。以“阴阳一体，阳主阴从”的观念引导法律法规建设，挖掘、整理、凝练传统法律法规中的生态思想精华，对于我们今天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依然具有启迪意义;以法治运行的各环节为切入点，对传统生态法律思想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于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法治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奚彦辉博士的论文《技术、社会形态与传统生态思想研究之省思》，在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生态环境问题根源的基础上，强调从技术与社会形态维度研究传统生态思想及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文章指出，前工业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对自然生态规律的无知，以及过度追求物质利欲的满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根植于当代生产生活实践，是工业社会以来技术发展的副产品，有自身深刻的技术根源、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与前工业社会生态环境问题有本质的不同。文章认为，研究传统生态思想不能局限于思想本身，而应将其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社会形态相结合。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应在考察工业文明时代的技术、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对传统生态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
以上论文注重从宏观角度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内容涵摄中国传统儒佛道生态思想、传统生态美学、传统环境法治、传统生态思想研究方法等方面，体现了生态文化研究的广阔空间及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特点。
四
清华大学卢风教授的论文《如何像山一样思考》，是为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沙乡年鉴》出版70周年而作。文章论述了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体现的土地伦理思想，即：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伦理关系，而所谓“土地”，是指包括人、动植物、土壤、水等在内的“土地共同体”，人只是土地共同體中的普通成员;人应当养成“生态良知”，学会“像山那样思考”。文章指出，利奥波德所说的“像山那样思考”，是与人类中心主义仅根据人自身的好恶去判断自然万物好坏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理解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像山那样思考”要求遵循这样的道德伦理标准：一件事如果有利于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利奥波德不像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和汤姆·雷根（Tom Regan）那样要求人类彻底废除对非人动物的利用，但要求人类尊重每一个物种的生存权利，保护生态系统的健康。文章最后论述了利奥波德土地伦理思想对当代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的深刻影响，及其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启迪。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阿丽、王绍芳副教授的论文《东西方生态观的碰撞与契合》，考察了西方生态观的不同流派及发展脉络，从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强本节用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生态观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文章指出，传统生态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均强调人从属并存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活动应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体天地而仁民爱物”是传统生态伦理的重要观念，儒家思想注重以内在仁性对待自然万物;传统思想文化倡导“强本而节用”，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在反思生态环境问题根源的今天，我们有理由重新认识传统生态观的价值，恢复对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自信。
以上论文虽没有完全结合生态民俗进行论述，但均涉及生态思想文化内涵，能够为我们研究传统生态民俗提供思想资源或启发。
五
论坛结束后，由洪修平、李向平、卢风、陈坚、王加华、崔玉卿、盖光等教授组成的专家组，对生态环境部项目成果初稿《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进行了评议，陈红兵、李德营、陈静等项目组成员参加了成果审议座谈会。与会专家在充分肯定成果选题、前期准备、内容的基础上，对成果体例、章节标题、进一步分析论述等提出了修改建议，期望将来作为书稿出版时能够更深入、更完善。
总体而言，本次论坛响应党中央倡导绿色价值理念、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化体系的号召，围绕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中国各地域传统生态民俗、传统民俗现象的生态环保意义、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等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与会专家达成共识：社会主义生态文化体系建设需要发掘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资源，传统生态民俗是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传统生态民俗内涵及传承方式，对于推进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和生态环境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安 吉
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近20篇，这些论文主要围绕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和生态思想文化等议题进行研讨，现综述如下。
一
本次论坛是以生态环境部项目“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为契机召开的。课题组成员围绕项目研究提交了相关论文，对蒙古族、回族和贵州、东北等地少数民族，以及广东等地域的传统生态民俗进行了系统论述。
项目负责人、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陈红兵教授的论文《蒙古族传统生态民俗传承方式及现实启迪》，从日常生产生活实践、自然崇拜、禁忌规约、民间文学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蒙古族传统生态民俗传承方式。第一，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民俗形成、传承的母体，父母和社会群体中的长辈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对少年儿童潜移默化的教导，以及少年儿童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耳濡目染，是民俗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传承的重要方面。第二，蒙古族对天地、山川、动植物神灵的自然崇拜，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敖包祭祀仪式，在传统社会有利于民众形成敬畏天地、爱护动植物的情感。第三，蒙古族传统生态禁忌规约主要体现在对草地、野生动物、水资源等重要自然资源的保护中，蒙古族传统禁忌规约有自身一整套形成、宣导、监测及奖惩机制。第四，蒙古族民间文学，如童话、谚语、格言等，蕴含着很多对生态环境、自然万物的认识。其中，蒙古牧歌对草原、动物等的赞美，充满对自然万物的感恩之情;蒙古族战胜自然灾害的英雄故事，有助于激发人们维护生态环境的奋斗精神;动植物报恩的故事，则有助于引导人们形成爱护生命的观念及行为方式。陈教授是从当前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出发进行相关论述的。他认为，蒙古族生态民俗传承方式涉及情感熏陶、行为规范、宣传教育等方方面面，其本身构成民间生态环保宣传教育的完整系统，对今天形成生态文化体系，以及对民众进行生态环保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李德营副教授的论文《广东地区传统生态民俗及其鉴戒》，从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广东地区的传统生态民俗：一是在生态民俗观念方面，广东地区的创世神话体现了民众团结一致与自然灾害抗争的精神，形成了适应当地气候及濒海环境的雷公、“水父水母”、龙母崇拜，以及适应当地农业生产的蛙、牛崇拜;二是在生态生产习俗方面，形成了依赖海洋、山林的多样化农业生计模式，以及靠天田、游耕、桑基鱼塘等生产习俗;三是在生态生活习俗方面，形成了杂食性强的饮食习俗，适应当地生存环境的穿背心龙裤、戴竹笠草帽等服饰习俗，以蚝、蚌外壳为建筑材料和骑楼建筑等民居习俗;四是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注重以乡规民约封山育林、防盗护林;五是在生态民俗鉴戒方面，通过组织一些常态化的活动如“食农教育”等，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传统生态民俗在传承过程中注重潜移默化的影响、注重塑造个体认同等，对当前环保教育同样具有借鉴价值。
马迎雪博士的论文《回族生态文化及应用价值研究》，首先论述了回族的自然观和生态伦理观。回族自然观认为，整个世界得益于真主的造化，自然万物各得其所，生机盎然，和谐有序。回族生态伦理观认为，人类作为大地的代治者，应当保护自然万物，禁止滥伐树木、滥捕动物，主张有节制地利用自然。其次具体阐述了回族生计方式、饮食禁忌、斋戒习俗、丧葬习俗的生态环保意义。如为缓解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稀缺的矛盾，回族传统社会的商业得到充分发展;回族禁食狮、虎、狼、豹等野生动物，倾向于食用食物链中较低等级的蔬果，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回族“斋月”从黎明到日落戒除饮食的习俗，不仅有助于调节自身新陈代谢，而且能节制饮食，实现人与自然资源的平衡;回族适应地域自然生态环境形成的“丧不用棺、葬必从俭”的土葬习俗，则有助于节约和保护树木等自然资源。
赵慧的论文《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也从五个方面系统论述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的内涵。一是在生态民俗观念方面，贵州少数民族创世神话认为，动植物、金银矿产与人一样有共同的祖先，体现了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观念;又从自身生存环境出发，将水雾、水井、树木等视作万物的起源，形成与树木、水井、山石相关的自然崇拜。二是在生态生产习俗方面，贵州少数民族结合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稻田养鱼、稻田养鸭、梯田稻作、刀耕火种的农业生计方式，以及種树与饲养山羊相结合，根据树木生长季节和规律伐木的林业生产习俗。三是在生态生活习俗方面，贵州少数民族以蓝靛草、枫蜡给衣服染色，使用围裙和绑腿避免蛇虫伤害;热季从事种植业，冷季通过采集、狩猎和养殖获取食物;适应当地生存环境，住吊脚楼，有效避免瘴气、涨水和虫蛇等的侵袭。四是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贵州少数民族不少乡规民约注重树木、动物和水资源的保护。五是在生态民俗传承方面，苗族由鼓社和议榔制定规约，并将相关规约刻于木石上进行宣传;举行招龙谢土仪式，祭祀地龙、山神，惩罚砍伐风水树、开挖龙脉等违反规约行为;举行扫寨活动，避免火灾发生，等等。
冯俊岐的论文《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民俗观念研究》，从自然崇拜、民间文学两方面阐述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民俗观念。一是在自然崇拜中，鄂温克人认为天神主宰着自然生态环境，遇到旱涝灾害会祈求天神保佑;朝鲜族将土地类比为人的身体，认为大地以石为骨，以水为血脉，以湖泊为眼睛，以树木为手指，要求人们爱护自然万物;东北少数民族普遍视熊、鹰为图腾，又普遍存在柳树崇拜，并形成与此相关的禁忌和祭祀仪式。二是在民间文学中，朝鲜族创世神话视熊为本民族的祖先，鄂伦春创世神话讲述恩都力以飞禽的骨头造人，均体现了人与动物同根同源的观念;东北少数民族民歌对自然山水、野生动植物的讴歌，则体现了人们对自然万物的感恩和爱护之情;民间故事记载了丰富的生态环保知识和经验;抗灾英雄的故事体现了人们维护美好生态环境的斗争精神;动植物报恩报仇的故事不仅体现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而且有助于规范人们的动物保护行为。 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研究员的论文《隐山文化与人类文化遗产》，认为隐山文化在中国至少有三千年历史，代表的是一种健康、解脱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文章谈到，中国的隐士有三种类型：伯夷、叔齐属于“轻生重道”型隐士，突出的是气节与尊严;老子以救世安心为务，是“大隐”;还有一种是打着隔绝世间的旗号，反对儒家礼乐与世俗道德，旨在远离世间对人的伤害。作者认为，“隐”的本质是排除世俗尘嚣的干扰，自得其乐，获得心灵的升华;隐山修行是佛教的显著特征之一。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隐士文化相结合，同样突出隐山修行对于解脱生死的重要。在阐述中国传统隐士文化、佛教隐山文化的基础上，文章还比较了佛教与儒家隐山观的不同。罗大经强调不与物累是儒家隐世观的重要特点，儒家隐山观与尽好自身的社会伦理责任并不矛盾。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李向平教授的论文《民间信仰心态与传统民俗生态》，针对学术界将民间自然崇拜与当代敬畏自然观念直接关联的观点，指出自然崇拜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敬畏自然的观念。这是因为：崇拜者对自然的崇拜是建立在崇拜对象是否灵验的前提下，而民俗自然崇拜方式也基本上没有构成相应的崇拜规则及价值规范，传统自然神灵崇拜中的正统与非正统的分野，也难以建构乡村民俗及其社区的生态秩序。因此，传统民俗生态理念能否落实或者转换为乡村社会的生态实践机制，必然涉及乡村民俗社会能否建构一个统一的生态秩序，以及是否拥有一种基于民俗信仰的神圣心态。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崔玉卿研究员的论文《五台山骡马大会的生态民俗考察》，论述了五台山骡马大会所处的自然生态、民族生态、信仰生态环境，特别论述了五台山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为骡马提供了良好的休养场所。文章谈到，五台山骡马大会是佛教圣地五台山地区形成的传统民俗庙会活动，这一活动既包含了依托五台山自然环境形成的北方牲畜贸易，也具备了融合蒙汉民族交往、促进民族团结的民族生态属性，同时促成了与五台山佛教艺术结合的民俗表演和文化交流活动。五台山骡马大会民俗活动，体现了动物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融，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推动了地方特色宗教文化生态的和谐发展，是集自然生态、民族生态、信仰生态为一体的多元民俗活动。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王加华教授的论文《生态与文化：中国传统时间观中的生态性因素探析》，考察了传统时间观中的生态性因素。文章认为，时间只有与人类生活相结合，才能彰显其鲜活生動的现实意义。人们最初的时间观念是在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得出来的，其中包含有丰富的情境、形势与场。中国传统计时方法与时间观的一大特点，就是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把农事的进程作为时间的一种重要尺度，即“以农为本”，而农事进程又是与自然节律紧密相关的，由此使“生态性”成为中国传统时间的基础性所在。这种“生态性”的标度时间体系，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浓厚乡土观、循环时间观、缺乏精确时间观、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等。进入近现代，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渐传播，传统时间观中的生态性、文化性也被渐渐消弭，由此时间变成了纯粹的技术测量，不再与具体的生态环境相联系，不再包含有情境、形势与场。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刘文秀的论文《花神信仰的生态文明探析及当代意义》，在阐述中国民间花神信仰的基础上，论述其中蕴含的生态文化内涵。花神信仰是民间植物崇拜之一种，典型如十二花神信仰。十二月花神信仰将历史名人与十二月花相结合，从而将花木人格化。如二月杏花神杨贵妃，四月牡丹花神李白，六月荷花神西施，九月菊花神陶渊明，等等。与花神信仰相关的还有花神生日花枝挂红、踏春出游和过花朝节等习俗。文章认为，十二月花神的人格化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思维，其中蕴含着人们关于物候、时序节律的认识;而对花神的崇拜，也体现了人们尊重自然、爱护花木的生态伦理观念。
以上论文通过对隐山文化、民间信仰心态、五台山骡马大会、传统时间观、花神信仰等具体民俗现象的分析，阐述其中的生态文化意蕴，拓展了传统生态民俗研究的范围，对进一步推进生态民俗研究深具启发性。
三
长江学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洪修平教授的论文《儒佛道相异互补的生态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论述了中国古代儒佛道相异互补的生态思想。文章认为，儒家生态思想注重从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出发探讨人的问题，表达了人与人、人与环境和谐共生、仁爱万物、保护环境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道家从“道法自然”观念出发，强调效法天道自然无为，表达了对天人一体、顺应自然、尊重万物、生物之间和谐相处的追求和向往。中国道教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天地，是天地的缩影，人通过效法自然的修炼，能够实现“人与天合”，表达了天人一体、和谐共生的理念和追求。中国佛教缘起论中体现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在突出世界存在的整体性、人与世界万物之间整体性关联等方面，具有与当代生态文化世界观相一致的内涵。中国佛教突出并强调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无情有性”等观念，表达了一切生命乃至山川草木的内在一体性及平等性，为当代动物保护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深层理论依据。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陈坚教授的论文《生态佛教》，从中国佛教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出发，提出了与学术界迥然不同的生态佛教思想，即：“生态佛教”不是论证佛教中蕴含着生态思想文化内涵，而是从中国佛教“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无情有性”诸观念出发，提出“生态即佛教”或“生态本身即是佛教”的理念。文章认为，“绿色佛教”是今天佛教发展的重要形式。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盖光教授的论文《中国古代诗文中的渔樵、垂钓意象及生态人格特点》，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诗文中渔樵、垂钓意象所体现的诗性人生和人格追求。其一，古代诗文中描述的渔樵、垂钓所处的自然山水或农家田园，以其自然内在的生命活力和农家田园生活的乡俗性，有助于诗文作者从尘俗中超拔出来，养成生态人格。其二，古代诗文描写栖居于自然山水、农家田园生活中的人，写他们于乡野生活中养成的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这是一种游性人生，是一种诗意栖居的生活。其三，古代诗文通过渔樵、垂钓意象，表达诗文作者融入自然、与天地万物“神交”并于其中歇息身心的坐忘境界。其四，古代诗文中的渔樵、垂钓意象着意于天地之大和，着意于人与自然山水的和谐，其中体现的是超越尘嚣、与自然神交、复归真性的人生、人格追求，体现的是人类对生态人格养成的共通性追求。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白洋副教授的论文《论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与当代环境法治的完善》，在阐述中国古代生态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从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寡欲节用三方面论述古代生态环保法的生态伦理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当前环境法治的完善。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法规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生态世界观的基础上。以“阴阳一体，阳主阴从”的观念引导法律法规建设，挖掘、整理、凝练传统法律法规中的生态思想精华，对于我们今天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依然具有启迪意义;以法治运行的各环节为切入点，对传统生态法律思想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于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法治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奚彦辉博士的论文《技术、社会形态与传统生态思想研究之省思》，在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生态环境问题根源的基础上，强调从技术与社会形态维度研究传统生态思想及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文章指出，前工业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对自然生态规律的无知，以及过度追求物质利欲的满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根植于当代生产生活实践，是工业社会以来技术发展的副产品，有自身深刻的技术根源、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与前工业社会生态环境问题有本质的不同。文章认为，研究传统生态思想不能局限于思想本身，而应将其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社会形态相结合。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应在考察工业文明时代的技术、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对传统生态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
以上论文注重从宏观角度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内容涵摄中国传统儒佛道生态思想、传统生态美学、传统环境法治、传统生态思想研究方法等方面，体现了生态文化研究的广阔空间及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特点。
四
清华大学卢风教授的论文《如何像山一样思考》，是为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沙乡年鉴》出版70周年而作。文章论述了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体现的土地伦理思想，即：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伦理关系，而所谓“土地”，是指包括人、动植物、土壤、水等在内的“土地共同体”，人只是土地共同體中的普通成员;人应当养成“生态良知”，学会“像山那样思考”。文章指出，利奥波德所说的“像山那样思考”，是与人类中心主义仅根据人自身的好恶去判断自然万物好坏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理解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像山那样思考”要求遵循这样的道德伦理标准：一件事如果有利于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利奥波德不像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和汤姆·雷根（Tom Regan）那样要求人类彻底废除对非人动物的利用，但要求人类尊重每一个物种的生存权利，保护生态系统的健康。文章最后论述了利奥波德土地伦理思想对当代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的深刻影响，及其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启迪。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阿丽、王绍芳副教授的论文《东西方生态观的碰撞与契合》，考察了西方生态观的不同流派及发展脉络，从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强本节用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生态观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文章指出，传统生态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均强调人从属并存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活动应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体天地而仁民爱物”是传统生态伦理的重要观念，儒家思想注重以内在仁性对待自然万物;传统思想文化倡导“强本而节用”，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在反思生态环境问题根源的今天，我们有理由重新认识传统生态观的价值，恢复对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自信。
以上论文虽没有完全结合生态民俗进行论述，但均涉及生态思想文化内涵，能够为我们研究传统生态民俗提供思想资源或启发。
五
论坛结束后，由洪修平、李向平、卢风、陈坚、王加华、崔玉卿、盖光等教授组成的专家组，对生态环境部项目成果初稿《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研究》进行了评议，陈红兵、李德营、陈静等项目组成员参加了成果审议座谈会。与会专家在充分肯定成果选题、前期准备、内容的基础上，对成果体例、章节标题、进一步分析论述等提出了修改建议，期望将来作为书稿出版时能够更深入、更完善。
总体而言，本次论坛响应党中央倡导绿色价值理念、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化体系的号召，围绕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民俗、中国各地域传统生态民俗、传统民俗现象的生态环保意义、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等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与会专家达成共识：社会主义生态文化体系建设需要发掘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资源，传统生态民俗是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传统生态民俗内涵及传承方式，对于推进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和生态环境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安 吉